1. 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幸福感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民关心的不再是怎样才能吃饱穿暖,而是如何提高自身的幸福感,对幸福感的认识与追求也愈发深刻 [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当前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反映出民众对于物质的追求逐步转变为对精神层次的追求,具体体现为对于幸福感和安全感等的追求 [2] 。党中央提出:“为人民谋福祉,要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从社会治理场域来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努力的方向 [3] 。“社会信任”与“社区治安”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场域,其治理效果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我国城乡地区的人民福祉与主观幸福感的改变。因而,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社会信任与社会安全都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议题,并对提高我国居民的幸福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借助对CGSS 2015年数据的分析,深入探究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上,是否社会信任感和社会治安安全感也存在其中,且是否满足线性回归关系等。据此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社会治理方向的把控给予可靠的建议。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当前,有着许多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如在政治科学,经济科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中等。这些学者尝试着运用他们的理论范式,去探索与人的幸福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关于幸福的研究自1950年代开始于美国,经过近70多年的发展,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在人口统计学的关注上,对不同群体的幸福状况进行了描述、比较和分析 [4] ;在第二个时期,学者们的关注重点有了显著的改变,开始尝试建立、运行和检验“实验”模式,并从“人格理论”、“乐观主义”、“适应性理论”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5] ;第三个时期则着重于对幸福指数的开发与改进,以期加深对人的复杂心理活动过程的理解 [6] 。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是研究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领域,很多学者在这些方面花费大量精力,以下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内容:首先,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首当其冲,许多学者根据相关数据证明,居民的经济状况与其幸福感呈正相关,往往一个人经济收入越丰厚,其幸福感就越饱满。如Di-ener E等学者发现了经济的关键作用,大量数据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好的地区,人民的幸福感普遍很强烈,相对地,在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人民的幸福感通常较弱。而且,对于主体而言也是类似,收入较低的群体在幸福感的表现上与高收入的群体相比往往差强人意 [7] 。其次,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也紧随其后。方黎明等人认为社会支持的非正式化在对幸福指数的影响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效果。自古以来靠子女来养老的旧模式已经日渐式微,为提升社会整体老人的幸福质量,对相当精准的社会支持体系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 [8] 。最后、家庭环境的正向影响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杨剑、严丽萍等人对家庭环境与青少年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对青少年的幸福感起到了推动作用,井然有序的家庭生活以及良性的互帮互助,都能极大地提高青少年的幸福感 [9] 。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对幸福感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大多数是从宏观的层面来进行思考,而且与社会治理模块相结合的研究是少之又少。为此,本文拟在已有的文献基础上,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即CGSS 2015年度的数据资料,以问卷中涉及社会信任水平和社区治安安全相关题目为出发点,系统地探讨社会信任感和治安安全感对居民幸福的作用机制,为提高居民幸福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首先,社会信任感与居民幸福感存在线性回归关系,提高信任水平越高,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其次,社区安全感与居民幸福感也存在线性回归,加强对社区治安的维护,也会增加居民幸福水平。
3. 数据选择和变量测定
(一) 数据选择
本文的数据样本来自于CGSS 2015年的统计数据,采用10,968份数据。样本中男性为5134人,占比46.8%,女性5834人,占比53.2%;在学历上只有16.8%的人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剩下83.2%的为高中及以下学历;在宗教信仰上,只有12.1%的人信仰宗教;在政治面貌上,大多为非党员,占比89.5%,党员仅为10.5%;在身体健康状况上,身体不健康的人较少,仅占比18.0%。(详情请参照表1)
Table 1. Overall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1. 总体样本特征
(二) 变量界定
本文将居民的幸福感设置为因变量,在CGSS 2015的调查问卷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是A板块的第36题;将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设置为自变量,社会信任感在CGSS 2015的调查问卷中囊括的具体问题为A板块的第33题,社区安全感在CGSS 2015的调查问卷中囊括的具体问题为F板块的第27题;将研究主题的性别、学历、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健康状况等5项人口学变量设置为此次研究的控制变量。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CGSS 2015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通过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单因素ANOVA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及线性回归分析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深入探究社会信任感、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4. 实证研究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本文通对CGSS 2015年的统计数据中的居民幸福感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总体而言,认为自己幸福的人有8519人,占比77.7%,认为自己不幸福的人有2449人,占比22.3%,可以看出有近八成的居民认为自己幸福(详情请参照图1)。相对于2021年CGSS数据中居民幸福感的变化,2015年中居民幸福感指数普遍偏高。且结果表明:2021年的居民幸福感中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比例上升了23.2%,比较幸福的比例下降了21.7%,其余三项变化均不明显(详情请参照图2)。
Figure 1. Histogram of residents’ happiness in 2015
图1. 2015居民幸福感直方图
Figure 2. Histogram of residents’ happiness in 2021
图2. 2021居民幸福感直方图
(二) 居民幸福感与各人口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居民幸福感与各人口变量之间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ANOVA分析得出:不同性别的差异在居民幸福感方面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论男女都会感到幸福与否;不同学历的差异在居民幸福感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学历越高的居民在幸福感上表现越好;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在居民幸福感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政治面貌的差异在居民幸福感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共产党员的幸福感最强烈;不同身体健康状态的差异在居民幸福感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身体健康状态越好的居民往往幸福感越强烈。(详情请参照表2)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single factor ANOVA analysis
表2. 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ANOVA分析
(三) 居民幸福感、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CGSS 2015年的统计数据中的居民幸福感、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得出:社会信任感和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P < 0.01且相关性系数小于1),即社会信任感越高,居民幸福感也越高,反之亦然;社区安全感和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P < 0.01且相关性系数小于1),即社区安全感越高,居民幸福感也越高,反之亦然;同时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也呈正相关(P < 0.01且相关性系数小于1),即社会信任感越高,社区安全感也越高,反之亦然。(详情请参照表3)
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3. Pearson相关性分析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四) 居民幸福感、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CGSS 2015年的统计数据,以居民幸福感为因变量,以社区安全感和社会信任感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171,P < 0.01),社会信任感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051,P < 0.01),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详情请参照表4)
Table 4.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4. 线性回归分析
a因变量:居民幸福感。
5. 研究总结
本文基于上述对于CGSS 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可以得出:认为自己幸福的人占比77.7%,有近八成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且相对于2021年CGSS数据中居民幸福感的变化,2015年中居民幸福感指数普遍偏高,2021年的居民幸福感中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比例上升了23.2%,比较幸福的比例下降了21.7%,表明近些年来居民的幸福感有所下降。对居民幸福感与各人口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ANOVA分析得出:虽然性别在居民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不管男女都有可能会感到幸福或者不幸福。但是居民幸福感在学历、宗教信仰、政治面貌以及健康状况方面都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学历越高,有宗教信仰,政治面貌为党员和身体非常健康的居民普遍幸福感偏高,结果也基本符合大多数公民对幸福感追求的主要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得出:社会信任感和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社区安全感和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也呈正相关关系,可以说明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有着正向影响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关系,又以居民幸福感为因变量,以社区安全感和社会信任感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社会信任感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综上所述,提高居民对社会的信任以及增加对社区治安的保障,可以从微观层面上改善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而这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6. 对策和建议
基于上述对于CGSS 2015的相关数据的讨论结果,证实了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因此就如何提升社会信任感以及强化社区安全感,以此来改善居民的主观幸福,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弘扬诚信美德,关注社会民生。信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变得简单,没有后顾之忧,一往无前直到成功。提升社会信任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这就要求在道德层面上加强诚信建设,无论是职业方面、社会公共方面,还是家庭维护方面,都应大力弘扬诚信美德,使诚信固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内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民生工作不应局限在满足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需要,更要关注社会心态,重视群体、个人彼此互相尊重、认同、接纳等的社会性需求。此外,要关注社会阶层意识,关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心态和处境,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监管诚信危机,重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社会稳定、国家繁荣的基础,在中国,增强社会信任感不仅有利于居民幸福感,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提高社会信任度的关键在于强化政府信用,而政府信用又起到一种标杆作用,它的影响是通过放大标杆作用来实现的。而让民众对公务员的诚信服务程度进行评分,并以此作为公务员评价、提拔的重要参考,是我国公务员诚信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在政治制度阶段性变革的模块,应从“小政府、大社会”的角度来进行改进,一步步减少政府的介入,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与透明度。在社会需求场景良性维护的前提下,用法律保护相关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司法体系将会更加独立,这种现象将有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进一步提升居民的信任水平 [10] 。
构建社会治理防御网,维护社区治安。社区治安状况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地发展,同时也关系到人们的幸福程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人们对现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并且人们也对社会的安全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各级政府要牢牢把握政府工作报告的主旨,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对涉黑、涉恶、盗窃、抢劫、偷窃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一些治安较差的区域,要不断加强安全维护,增强公众对社会安全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