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在大经济、大文化的发展格局下，流域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长江、黄河流域为域而形成的江河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江河文化已不自觉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其它文化以及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粮液文化作为酒文化代表，围绕五粮液身处的江河地理空间、五粮液发展史，研究江河文化特征对五粮液企业发展的影响，对于增强五粮液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五粮液的文化自信，促进江河文化与五粮液文化之间的文化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2. 江河文化的概念
要想探析江河文化的内涵与蕴涵，首先要理清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所谓“文化”，引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自然规律，人文指社会规律，二者看似独立不统一，但在历史长河中，二者却因人的活动建立起了联系，而文化就是指人通过利用自然规律来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具有传承意义的精神财产与物质财产。文化的由来使文化同时兼具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因此，在探寻或定义某一文化时，必然要探析该文化身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于江河文化而言，自然属性源于其江与河的特殊地理与流域环境，社会属性源于依赖江与河而衍生的人的活动，江河文化就是在流域民众与江河互动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遗留和发展，且人们普遍趋于认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江河文化的流域文化体系中，具有流域文化特色并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当属长江流域的大江文化以及黄河流域的大河文化，二者合则形成了扩大包容的江河文化。
3. 文献脉络梳理
(一) 江河文化文献脉络梳理
围绕“江河文化”主题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网站对有关江河文化的文献进行检索，共检索出11篇文献，其中2011年1篇，2013年1篇，2012年1篇，2017年3篇，2018、2019年分别1篇，2022年2篇。在研究内容上，关于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特征，何一民在探析长江江源岷江文化的特征时，认为岷江文化同时承载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具有双源性和多元一体性 [1] 。邓先瑞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论述了长江文化所具有的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人地相关性特征 [2] 。张冬宁认为黄河文化具有起源性与延续性、开放性与包容性、正统性与典型性等特征 [3] 。关于长江、黄河文化的价值研究，陈华文在分析长江下游流域文化特点的基础上，从走向世界的大门、文化交流的桥梁等视角解读了江河流域文化所具有的舟桥价值 [4] 。朱丹丹在研究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实现路径时，认为黄河文化对于坚定我国文化自信、凝聚中国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5] 。关于长江、黄河文化的其他研究，谢忠凤从历史层面探析了长江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以及吴越文化三大文化与民族精神形态之间的关系 [6] 。王英华则从水利遗产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依托黄河流域水利遗产促进黄河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建议 [7] 。可见，目前学者们围绕长江、黄河的江河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特征的探析、文化价值的追寻、文化间的交流互动等方面，且多将长江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单独进行研究，将长江、黄河文化纳为整体，对江河文化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较少。
(二) 五粮液文献脉络梳理
围绕“五粮液”主题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网站对近十年有关五粮液的文献进行检索，并且查阅与五粮液相关的专业著作，发现随着五粮液企业不断发展，有关五粮液的相关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在作者分布情况上，发现在篇名(含副标题)含五粮液的学术期刊论文中，四川省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赵东以15篇居于第一，四川轻化工大学郭五林以9篇居于第二，四川省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郑佳、彭志云和四川省宜宾广播电视大学黄均文以7篇并列第三，四川省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乔宗伟、李曙光、王戎、陈亮、彭智辅、葛隐、唐圣云、张建敏、刘芳等人发文在4篇以上。人民日报社侯隽发文也是4篇。由以上检索结果，不难发现，有关五粮液研究的大部分的文献都来自于五粮液集团内部人员，在五粮液公司之外，仅郭五林和候隽发文较多，由此可见，五粮液集团对于品牌宣传和企业文化研究较为重视，拥有一批属于自己的科研和宣传队伍。
在期刊分布情况上，对篇名(含副标题)含五粮液的文献的期刊进行分析，中国酒以64篇居第一，酿酒科技以59篇居第二，廉政瞭望(上半月)以34篇居第三，中国酿造、食品与发酵工业则以发表4篇并列第四，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财经科学、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改革等期刊上发表的篇名(含副标题)含五粮液的学术期刊论文均为2篇，其中，属于学术期刊论文的仅1篇。通过分析以上文献，发现各界在五粮液的研究角度上较为集中，研究角度聚集于酒、企业管理、财经等方面。在图书分布情况上，随着社会各界对五粮液相关研究的关注和重视，五粮液研究团队的不断壮大，五粮液的研究已有专门的著作，如罗培红编写的《宜宾酒文献集成》，杨振东编写《五粮液图志》，郭五林编写的《五粮液酒文化研究》、孟宝所著的《中国白酒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李幼民的《五粮液酒文化》等图书著作。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可将有关五粮液的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关于五粮液发展史的研究。早在1987年，在鲁戍中等人主编的《五粮液史话》中就详细记载了五粮液从明代初的两家槽坊，到清朝末年的4家老号的发展史以及从杂粮酒到1929年正式取名为五粮液的改名史 [8] 。1992年，范用余在其编著的《中国五粮液》一书中，全面系统的论述了五粮液酒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研究内容上，相较于1987年《五粮液史话》，该书除了对五粮液的发展史进行了追溯，还增加五粮液酒厂的变迁、扩建、改建以及五粮液的现代化管理、科研以及人物事迹等研究内容 [9] 。2015年，由龚平、左孝本合著的《虎变百年五粮液》出版，全书从千年传承、企业发展、品牌重塑、技艺质量、诗酒文化五个章节，重现了五粮液的百年商业发展史，在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叙述之上，记录了世世代代五粮液从1915年至2015年来的百年奋斗历程 [10] 。2021年，由杨振东、李明强编纂的《五粮液图志》，借助图片和文字相互穿插的形式对五粮液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相较于《五粮液史话》，在时间上，该书更加侧重于介绍五粮液酒厂成立后的相关足迹，内容涵盖五粮液的生产环境、工艺技术、建筑雕塑等多个方面，且该书图片较多，更形象具体 [11] 。
二是关于五粮液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研究。2010年，由中国企业成功之道五粮液案例研究组编写的《五粮液成功之道》正式出版，该书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从企业管理背景、成功企业的管理案例等方面论述了五粮液成功之道 [12] 。2013年，赵晨从投资者角度出发，在其编写的《五粮液收藏投资指南》一书中对五粮液从清朝至新世纪的产品系列进行了细致介绍，为收藏家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收藏攻略 [13] 。2015年，王岚在五粮液案例研究组和赵晨的研究之上，深刻剖析五粮液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在《五粮液企业文化》一书中将五粮液企业文化分为了历史文化、企业发展战略文化、建筑文化、责任文化以及五粮液人的精神文化五大企业文化，并对五大企业文化进行分章论述，与《五粮液成功之道》的“以案促管”不同，该书着力把握五粮液在新时代发展的新特征，重点挖掘并诠释五粮液企业文化的底蕴和特质，全面、系统的展示了五粮液独特的企业文化 [14] 。
三是关于五粮液酒文化的研究。酒文化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在与酒的联系中因酒而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总和，包括技艺的、心理的、行为的，包括酒的起源、历史、习俗以及围绕酒而形成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属于酒文化的研究范畴 [15] 。五粮液文化是指围绕五粮液发展而形成的以酒为元素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的集聚，针对五粮液酒文化，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幼民在追溯酒以及五粮液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时，从酒与人、酒与社会、川南民风民俗与酒礼酒俗、五粮液酒的酿造工艺等多角度对五粮液所蕴涵的酒文化进行提炼，认为五粮液酒具有香醇美酒、生命美酒、极阳美酒、尚礼美酒、智慧美酒五大文化特征 [16] 。郭五林在《五粮液酒文化研究》中，从五粮液酿造文化、五粮液制度文化、五粮液精神文化、五粮液文化产业等方面对五粮液酒文化进行了论述，充实了五粮液酒文化的内涵 [17] 。赵永桂在探析五粮液酒文化的内涵时，认为五粮液酒文化传承了中华“和合”文化的精髓，其中蕴涵的哲学思想推动了五粮液的发展 [18] 。黄均红从五粮液酒文化特征出发，认为五粮液酒文化具有唯一性、多源性、独特性等特征 [19] 。
总体来看，有关五粮液话题的研究涵盖了社会、文化、经济等多个层面。在研究学科上，五粮液的研究涉及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上，近30年有关五粮液的研究主题聚集于五粮液发展史、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五粮液酒文化等方面。五粮液酒文化作为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之一，学者们研究五粮液文化研究时，侧重于从文化学角度追溯五粮液文化历史、解读五粮液文化特征与精神内涵、探析五粮液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从五粮液身处的江河流域出发，探析五粮液文化与江河的关系的相关研究少有。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在整理分析五粮液和江河文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江河文化的特征，结合特征探寻江河文化于五粮液企业发展的影响。
4. 江河文化的特征
(一) 江河文化的开放性
江河文化在整体功能上，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文化系统。首先，从自然属性上来看，无论是长江还是黄河、在物质组成上，都由水元素组成，水的流动使长江和黄河形成了内部和外部自然系统，以河岸为界，河岸之内水流经区域属于内部系统，河岸之外属于外部系统。在外部系统中，江河的开放性体现在长江、黄河水在顺流而下的过程中与沿江沿河的自然环境进行的物质转换，该种物质转换，不仅孕育和塑造了长江、黄河流域两岸的生态，也促进了长河和黄河上、中、下游的生态信息的交流；于内部系统而言，由长江、黄河水塑造的水环境满足了生物的生长和繁衍需求，一方面，江河水的长年稳定使河流成为了生物绝佳的栖息地，另一方面，江河水在流动的过程中，因流迹而形成的自然通道也满足了生物向各个方向繁衍和迁徙的开放通道。其次，从社会属性上看，围绕长江、黄河的开放性特征的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从舟楫文明的角度来看，由长江、黄河水系衍生出的舟楫文明是江河开放性特征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古代交通不便，无论是《淮南子》中关于“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论述，还是《慎子》说：“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的论述 [20] ，都表明舟楫早在吴越文化时代就已成为了人出行的代步方式，而吴越文化又与长江密不可分，此外，考古学者早在2001年就曾在长江流域发现拥有8000多年历史、作舟楫文明典型器物的独木舟，可见，江河两岸的人们，早在古代就利用舟楫，沿江河东迁西移，加深了与外界的交流。从航运的角度来看，长河、黄河由水形成的天然航道使江河从古至今都肩负着通商的使命，成为了开放的先锋。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势力侵入长江，为冲破外国势力对我国航运业的垄断，中国第一个由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正式在上海成立，在当时重农轻商，对开放口岸持谨慎态度的封建文化传统中，招商局的成立，是我国航运业在长江的踏出的第一步，而后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长江流域更是利用自身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不断加深与外来文化、技术、科技的交流合作，促进了沿江经济的发展。可见，江河文化的开放发展对于推动人类文明具有持续性作用。
(二) 江河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包容的文化体系，江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江河文化也极具包容性。江河文化的包容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民族包容，根据数据统计，在长江流域的常住人口中，除了汉族外，流域内还有侗、回、布依、瑶、白、纳西、哈尼、傣、傈僳、羌等50多个少数民族 [21] ，在黄河流域常住人口中，除汉族外，还有藏、满、东乡、蒙等8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之间沿长江、黄河流域生活，其习俗、饮食、服饰虽有别于其它民族，却能互不排斥，和谐共存，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从该种意义上看，江河文化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文化。二是语言包容，语言文字符号是解读文化的关键字符，由古彝文编写的《仓颉书》、古彝文和汉甲骨文混合编写的《夏禹书》、贵州石壁的《红岩天书》、四川的“巴蜀符号”、云南的“东巴文字”等尚未被解读的语言文字皆出土于长江流域。到了现代，随着长江两岸经济的发展，长江两岸的方言开始自成体系，在汉语的七大方言中，就有吴语、赣语、湘语等6种方言分布在长江流域。可见，长江流域对于语言的大包容使得语言在长江流域呈现多姿多彩的态势。三是对其它文化的包容与吸纳，长江由岷江和金沙江汇流而成，岷江代表着蜀文化和中原文化，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飞泻而来的金沙江，则是边地文化的写照，吴楚文化扎根长江下游，凭借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长江使自身作为结合部，将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楚文化与边地文化联络起来，用其开放包容的气度使得长江流域成为各类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聚集地。相较于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强大的包容性不仅兼收了周边文化，更是吸纳了海外各国的文化，早在商周时期，黄河地区就已经有同北方草原文化、东南海洋文化交流的痕迹；到了汉朝，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是促进了黄河周边文化与西域文化、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文化的交流；隋唐时期，在经济的高度繁荣下，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则更盛，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皆在该时期传入我国，此外，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宋元明清时期北方游牧族涉足中原更是为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文化体系的融合创造了历史条件，两大文化的相互碰撞最终完成了中华文化一体化的过程。黄河、长江流域文化输出和吸收的背后蕴涵的是江河的兼容并济，包容开放。
(三) 江河文化的创新性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文化能够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继承和发展，得益于其拥有一个以和谐创新、兼容创新、整合创新为范式的自主创新体系。以长江、黄河为域的江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分支，之所以能在时代的步伐中不被摒弃，在于其能够跟随时代的发展，取精华、弃糟粕，在继承之上扬弃和更新，从而使自身在时代的潮流中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并得以延续和发展。和谐创新是指人在进行社会劳动创造的同时，能够在“顺自然之道，载自然之物”的人与自然的活动中，形成属于自身的文化体系。长江、黄河作为我国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母亲河，以长江、黄河为根而生的稻作、农耕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流域民众主动适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从众多文化中择优保留和更新的结果。兼容创新、整合创新是指不同种文化通过交流与互鉴，相互吸收、竞争、调和最终整合为一体的过程。兼容和整合创新的最大特征在于“去一求合”，单一的文化易因无比较、无发展而处于被动停滞的状态，文化“合”才能形成比较，并在比较中保留和更新真正能适应时代的文化系统。以长江、黄河流域被广为人知的文化为例，在空间向度上，无论是留存于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还是发源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三秦文化、中原文化以及齐鲁文化，这些文化最终能被延续并整合为一体，必然经历了一次次与其它文化碰撞、竞争、吸收、更新甚至取代的过程。可见，江河文化创新属性在于兼容于中的文化在时时刻刻的发展和创新。
5. 江河文化对五粮液企业发展的影响
张志强在研究中华文化时，指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要把握中华文化的体系性特征 [22] 。所谓体系性，一是要强调文化联系，文化联系是指不同文化之间因存在某种关联或共有特质，依靠该种关联或共有特质将涵盖不同内容的文化凝铸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体系；二是要强调文化实践，文化实践是指中华文化在人类生活中不是无躯体、游魂般的存在，而是潜移默化的在历史世界、人类社会生活世界以百姓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的方式进行着一次次实践。江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探究江河文化与五粮液之间的关系时，可从文化的体系性特征出发，把握二者之间存在的文化联系与文化实践。在文化联系上，江河文化与五粮液之间的联系在于二者之间所拥有的空间同源、开放包容、多元融合以及创新创造等共有特质；在文化实践上，五粮液的存在，使得江河文化不再是游魂，而是依赖共同特质使无形的文化转变为有形的种子，于社会生活中落地生根，繁荣生长，五粮液便是这粒有形的种子；简单来说，五粮液与江河文化是存在联系的，五粮液和江河文化所拥有的共有特质即是二者之间的联系，而江河文化对五粮液的影响正式由于这些联系而产生；亦可说，五粮液文化是在继承江河文化与五粮液文化共有特质之上，结合自身不断更新和塑造，最终落地于社会生活的一次文化实践。
(一) 以江河水为源，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五粮琼浆
好水产好酒，佳酿的问世离不开得天独厚的水源条件。以时间为轴，纵观五粮液的发展史，从先秦时期蒟酱、唐朝时期的重碧春和荔枝绿、宋元时期的姚子雪曲、明清时期的杂粮酒直至今天的五粮液，在酿酒原料的筛选上，五粮液的酿酒原料经历多次的更迭，但“水”却始终未被取代。宜宾作为岷江、金沙江、长江在三大水源的汇集地，宜宾独特的江河水源对五粮液的塑造彰显了水乃万物之源、水育万物的属性：首先水育沃土，三江水的浸润使宜宾拥有水稻土、新积土、紫色土等优质土壤，优质土壤的存在不仅为酿酒作物提供了肥沃的生长环境，更为酒窖提供了绝佳的筑窖材料；其次，水育微生物群落，白酒的发酵工艺对生态环境、气候和地域微生物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只有当三者和谐共存时才能打造适宜的发酵环境，宜宾的山水交错，使宜宾包裹于山水中央，形成了依山旁水且相对封闭的生态圈，促进了酿酒微生物群落的生长，根据数据记载，在宜宾可以找到五粮液酿造过程中所需的150多种空气和微生物。最后，水作为酿酒的主要成分，五粮液的酿造用水保留了岷江、金沙江、长江的水质特点，岷江、金沙江皆发源于西部雪山，雪山水流至宜宾时，既保持了雪山水质的清澈透明，又在三江汇流时吸取了宜宾地域水系的微量元素，形成了酿造五粮液最独特的水源条件。承上所述，五粮液之所以能成为佳酿，在于它拥有独一无二的江河血脉。
(二) 开放包容、多元融合，兼容各类文化精髓
从江河的整体特征来看，五粮液深受江河文化包容性、开放性的影响。所谓开放包容，是指五粮液具有江河所蕴涵的兼收并蓄的气度，勇于融合异质文化的有益之处；而多元融合是指五粮液对于异质文化的吸收，并非机械的搬套，而是在吸收异质文化的同时，形塑属于自身的文化样态。
五粮液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对不同种类文化汲取并整合输出的过程。从文人墨客留下的关于酒的诗词来看，五粮液可能吸收了诗酒文化。在中国，有酒必有诗，无诗酒不雅，诗酒文化早在文人墨客关于酒的诗词中生根发芽。纵观五粮液的发展史，诗酒文化自唐朝就与五粮液结下了不解之缘。唐朝杜甫的“重碧拈春酒，轻红擎荔枝”、宋朝黄庭坚的“姚子雪曲，杯色争玉”、清朝杨惠泉的“如此佳酿，名为杂粮，似嫌凡俗”皆是五粮液中的诗酒元素。五粮液的酒文化博览馆、宜宾的安乐泉、流杯池还留存了上百篇各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政治家、军事家、文艺家、名人赞五粮液的诗词。诗酒元素的存在使得五粮液不再是仅具物质文化属性的琼浆玉液，更从高雅文学层面赋予了五粮液新的文化内涵。
五粮液文化的开放和包容表现在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庸文化的交流。“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庸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文化主张致中和，天人合一。五粮液是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美酒，天生之、地养之是指五粮液的产地宜宾所拥有的气候、水源、五谷为五粮液生产提供了绝佳的天时与地利，人成之是指酿酒过程中宜宾人民所付出的劳动。五粮液的生产过程传承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庸文化精髓，实现了自然与人工的折中和平衡。不偏不倚谓之中，五粮液以高粱、小麦、大米、糯米和玉米为原料，追求“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甜，入喉净爽，各味谐调，恰到好处”的酒品质，饮酒者可以从味觉感受上五谷杂粮相互中和之美，五粮液重视酒味的和谐，而和谐正是中庸文化在中国酒文化中的写照。可见，中庸文化从诸多层面完善了五粮液文化的思想内涵。
其次，五粮液文化还表现在吸纳中华民族以五谷为中心的饮食文化。五谷历来都是极具营养价值的养生食物，以五谷为原料酿酒，不仅可使酒汲取五谷的精华，更可以增加酒的养生价值，马王堆汉墓的竹简就曾以“酒者，五谷之精气也，其入中散流，其入理也彻而周”阐述了五谷对于酒的重要性。在原料选取上，从南北朝的“小麦、青稞、黍米”、宋元时期的“高粱、大米、糯米、荞麦、蜀黍”到现代“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五粮配方，五粮液始终秉承以五谷酿酒的饮食文化。此外，中华饮食文化亦重食物的“性”与人机体的协调，从养生学的角度来看，食物可依其性分为热、温、平、凉、寒五类 [23] ，其中，温性、平性食物于机体有益，宜多食，热性、凉性、寒性食物虽不可或缺，但宜少食。五粮液深谙食物之性，在原料中以性温的高粱、糯米，性平的大米、玉米为主，使酒之性贴合人机体的需要。五粮液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潜藏了中华民族最正统的饮食文化。
最后，五粮液文化还深受宜宾地域文化的影响。五粮液发源于万里长江之源的江河首城——四川宜宾，宜宾以长江、岷江、金沙江三江汇合之隘口而建，借水文之利，而沿水筑城。该段江水以金沙江为主流，汇集大大小小河流上百条，积少成多，以成江河；此段河流总长约6380多公里，绵延盘长，而溯源于此江河中的五粮精品，也亦如三江汇合一般，以包容吸收五谷精粮之核而沉淀为五粮液。亦如江河绵延，滋润万物，五粮液以五谷为基，互相吸收，互相交融，交相以为资，借以时间之手，形成精品佳酿。五粮液中所体现的兼容并包、交流融合也和所处三江汇合之处的宜宾一样，在积累中沉淀出精品并不断发展。同时，新时代和新经济形势的大背景之下，不论是绿色长江治理的新局面，还是宜宾城市发展的新机遇、新变化，亦或是五粮液集团所面临的新挑战，都如长江一般，滚滚向前而行。生态治理的新局面，要求对长江的水资源，需在多加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利用，而宜宾城市当前所处的高速发展新时期，也要遵循在合理产业结构下的良性向前；落脚到五粮液自身，在生产线的产品规划上、在产品价格体系的设置上、在销售网络的铺设上、在经销层级的安排上，自然也需遵循高低有序、合理安排的要求。
概而言之，五粮液文化的形成并非仅受一家文化的影响，而是似江河汇万千支流般，以开放、包容的气度，在与各类文化的交流中，取各类文化中与自身同质的部份，融各类文化精髓，最终形成层次、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五粮液文化。
(三) 以创新创造为旨归，与时俱进，创设不同视觉的五粮液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根与魂，文化的形成、发展、表现都与社会经济、时代背景有关。五粮液文化作为五粮液的根与魂，五粮液文化不仅拥有内在的精神文化底蕴，更有外在形态的文学表达。拥有近千年历史的五粮液，在五粮液外在形态的文学表达上，五粮液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背景以及五粮液自身的繁荣和兴盛，在酒瓶、建筑等方面创新创造，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首先，此种创新创造在酒瓶上表现为五粮液在包装风格上的更迭。从1932年至今，五粮液历经了八代更迭，从受酒瓶生产工艺限制的一代“陶瓶”、颇具民国风格的二代“玻璃瓶”、到新中国成立后带有历史厚重感的三代“手榴弹瓶”、红旗牌商标的四代“萝卜瓶”、改革开放后的五代“长城”、带三防盖高级防盗功能的六代“多棱天地盖”、以及七代“水晶盒”直至今天的第八代五粮液，五粮液始终紧随时代发展，在材质上，追随交通发展的脚步，以便于运输且不漏酒的玻璃瓶替换陶罐容器所制的陶瓶，在瓶型设计上，不断创新创造，追求更精、更细生产工艺，形成了独具匠心的五粮液风格。此外，五粮液在商标设计的背后是企业发展形象的具体展示，从以具象的五种粮食展现品牌的一代、二代五粮液商标，到四代红旗牌以及改革开放后印有长城图案的五代“长城”，五粮液在商标上经历了从具体形象到宏伟大气的转变，而与之对应的是五粮液集团的由弱到强百年发展史。初创期的五粮液因不具规模，名气尚弱，因而以五种粮食为商标打造品牌形成，随着五次大规模扩建，名气的提升，五粮液在跻身中国一流白酒行列后，商标设计逐渐转向大胆宏伟。可见，五粮液商标创新更迭的背后非简单的整合替换，而是企业发展兴盛的写照。
其次，五粮液文化的创新创造特质还表现在以五粮液文化为主题的打造建筑艺术方面。历史是过去的今天，今天是明天的历史，以建筑为载体，修建带有五粮液文化色彩的建筑是记录和传承五粮液文化的关键一步。以奋进塔、酒圣山、世纪广场等九大景区组成的十里酒城，将五粮液分为了初创期、高速攀登期、多元发展期三个时代 [24] 。初创期的五粮液，人员少、规模小、尚未在白酒行业崭露头角，该时期的五粮液在建筑上以奋进塔、酒史博物馆呈现了五粮液在初创期的拼搏和奋进文化。五粮液奋进塔由五根长短不一的多面立柱以及塔尖上的奔腾骏马构成，五根多面立柱按照五粮液5种粮食配比参差排布，直指蓝天，象征了五粮液人在初创期的豪情满怀、拼搏与奋进；塔尖上的奔腾骏马时刻与时间赛跑，代表了五粮液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企业精神。高速攀登期的五粮液随着规模的扩大，名气与业绩的提升，五粮液开始走向辉煌。该时期的五粮液建筑尽显恢弘之势，酒圣山作为“九五”时期五粮液建筑的最佳代表，酒圣山由“日月宫”建筑、酒圣、奋进等雕塑、“芝麻开花”、“参天大树”等景点和艺术园林组成。山素有登高望远，俯瞰天地之意，酒圣山相对高度超40米，圣山天梯200多梯，天梯的背后蕴涵的是五粮液在攀登成功后难掩的喜悦与自信，展示了五粮液白酒王国的决心与雄心。多元发展期的五粮液随着自身的不断壮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商业视角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从一元转向多元，同时占据国内和国际市场；在酒味风格上，也不再以单一的白酒风格为主，而是系统开发了五粮春、五粮醇、金六福、京酒等几十种等不同档次、不同口味的酒系列，从而满足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 [25] 。该时期的五粮液建筑以宽广雄伟、气势磅礴的世纪广场、东大门广场为主要代表。世纪广场、东大门广场占地共3万多平方米，其中不乏各种雕塑和园林艺术。可见，在腾飞的五粮液之下，是其对自身企业文化的高度重视和不懈追求。
基金项目
五粮液产学研合作项目(CXY2021R004)：江河文化对五粮液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