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税收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税收决策的重要性使它一直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民营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私有经济主体，有相当一部分是裙带关系突出的家族企业，缺乏成熟的企业管理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很多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铤而走险进行税收激进行为。税收激进行为是指管理者为了追求高利润将节税、避税转变为“黑箱”操作，不仅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及税收资源的有效配置，更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1] 。“高阶梯队理论”指出高管的性别、年龄等不同特征会反映认知结构、价值观等差异，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 [2] [3] 。现有文献基于高管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切入进行分析，却忽视了高管所处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对塑造其价值观及行为差异的重要影响 [4] [5] [6] 。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下，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随着基层党组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为了更好地与党政部门建立双向互动机制，开始在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据统计，近年来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逐步提高，约占比50%左右。当红色文化逐步融入中国民营企业，是否会对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印记视角切入，手工搜集2008~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数据，研究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框架，对如何进一步通过加强民营企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完善公司治理也具有重要启示。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追求单一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这种理论强调经济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企业管理专注于提高生产力和降低成本，以创造更高的利润率和股东回报率 [7] 。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 [8] 。该理论强调企业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社会和环境等，而不仅仅是企业股东的利益。企业应该将关注点扩展到所有与企业有关的方面，并在决策时平衡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一般而言，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从收益成本的角度出发，在决策时会首先考虑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然而，共产党员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一特殊的身份印记赋予了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在认知和决策过程中与非党员董事长的差异性，使其在决策时会更多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对企业税收行为产生影响。
首先，红色文化的价值观对民营企业董事长的行为决策形成约束。党组织要求党员具备“舍己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党员定期参加党组织活动，长期接受思想洗礼，更可能遵照这种价值观规范自身行为，约束自利之心，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戴亦一等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身份特征能够显著影响企业财务违规行为 [9] 。其次，红色文化会通过塑造民营企业董事长的认知，从而改变其决策。从知识和能力角度来看，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往往拥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更强的专业技能。《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先进”不仅要体现在政治信仰、道德修养层面上，也体现在知识和能力上。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组织纪律，《党章》中强调“遵纪守法”和“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所有党员都是以此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评价自己的党性，而且积极动员周围其他人遵纪守法，做好榜样，做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行为。最后，红色文化赋予了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更严格的声誉约束机制。《党纪》中明确规定了中共党员要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党员董事长的违规成本更高 [10] 。民营上市公司的党员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者，获得了更高的认可度与关注度，自然而然地会成为社会舆论监督与媒体追踪的焦点。一旦企业做出不当行为，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会被迅速扩散和传播。因此，当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为党员时，监督机制和声誉机制能够更加显著地发挥效用，降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假设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会计准则有效税率，降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3.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8~2018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数据为手工收集和整理，主要来源于民营上市公司年报和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东方财富网等财经网站的披露信息。公司特征及财务数据等相关信息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获得。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 删除金融类、保险类等行业的样本；2) 剔除所有ST、*ST公司；3) 剔除当年有多个适用税率的样本；4) 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的Winsorize处理。最终，本文获取样本观测值9288个。
3.1.2. 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其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11] 。这个指标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Shevlin,1987)，反向衡量了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即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越高，说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越低。
我们关注的解释变量是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是否是中共党员的哑变量(CCP)。首先，本文通过手工搜索民营上市公司年报所披露的董事长简历，若出现“中共党员”、“党委书记”、“人大代表”等相关字眼，则认为该董事长拥有党员身份，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然后利用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东方财富网等财经网站的信息进行核对和补充。
3.2. 模型设计
借鉴Henry等 [12] ，本文采用的回归模型如(1)式所示。其中，被解释变量是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我们关注的解释变量是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是否是中共党员的哑变量(CCP)。本文的控制变量采用广泛被使用的两类变量，一是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二是反映董事长个人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年龄(CAGE)、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报酬率(ROA)、资产负债率(LEV)、固定资产比例(PPE)、无形资产比例(INTANG)、股权集中度(TOP1)、投资收益率(INVINC)、公司成长性(Growth)以及董事长年龄(Age)、董事长性别(Gender)、董事长学历(Degree)和董事长有无政治关联(PC)。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并对所有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
(1)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的最大值为0.871，最小值为0，平均值为0.154，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会计准则有效税率存在较大差异。但从整体上来看，与25%这一最高法定税率相比，民营上市公司会计准则有效税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解释变量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是否具有中共党员身份(CCP)的平均值为0.403，说明样本中有40.3%的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为党员，说明党建工作在民营企业中逐渐取得成效，也可以看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党员身份是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重要背景特征之一。
4.2. 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1)的实证回归结果报告在表3中。其中，从列(3)可以看出，当加入了所有表1所示的控制变量，并且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之后，我们关心的解释变量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CCP)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当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为中共党员时，相比董事长为非党员的民营上市公司，显著提高了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对降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SIZE)与企业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公司规模越大，企业税收激进行为越少。总资产收益率(ROA)与企业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当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时，越容易引起税务部门的关注，从事税收激进行为的难度明显增加，企业税收激进行为显著降低。结果初步证明了假设1成立。
4.3. 内生性处理
为了尽可能减轻遗漏变量、模型设定等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采用了工具变量(IV-2SLS)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估计。在进行工具变量法估计时，借鉴权小锋等的方法 [13] ，采用同一年度同一行业其他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比例(CCP_IV)作为工具变量。该指标与解释变量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党员身份(CCP)高度相关，但与被解释变量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并不直接相关，经过统计检验，
Table 3. Chairman membership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and corporate tax activism
表3. 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党员身份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注：*p < 0.1；** p < 0.05；*** p < 0.01，括号中为相应系数的t值；所有标准误均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下同。
其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4的列(1)和列(2)中。
在进行PSM法估计时，首先采用表1中的控制变量进行Logit回归，然后采用最近邻匹配的可重复的匹配方法，按照1:1进行匹配得到控制组样本。处理组和控制组协变量均值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显著减少，匹配效果较好。回归结果报告在表4的列(3)中。
从表4列(2)和列(3)的结果来看，我们所关心的解释变量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CCP)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和表3保持一致，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
Table 4.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表4. 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
5. 进一步分析
上述结果支持和验证了假设1，说明当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具有党员身份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探究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董事长是否有政治关联以及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的异质性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影响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差异性。
首先，本文按照王小鲁和樊钢发布的《中国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版)》中的各省份及直辖市市场化进程总体得分作为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Mk)，按照年度和行业计算出中位数，中位数以上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Mk = 1)，中位数以下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Mk = 0)，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报告在表5的列(1)和列(2)中。其次，本文以民营公司董事长是否有政治关联(PC)作为分组依据，将样本分为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具有政治关联(PC = 1)和不具有政治关联(PC = 0)两组，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报告在表5的列(3)和列(4)中。最后，本文构建了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的虚拟变量，两职合一(Duality)。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赋值为1 (Duality = 1)，不兼任的情况下赋值为0 (Duality = 0)，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报告在表5的列(5)和列(6)中。结果显示，在市场化程度高、董事长没有政治关联以及董事长未兼任总经理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才能够显著降低税收激进行为。反之说明在市场化程度低、董事长有政治关联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董事长党员身份带来的监督作用和声誉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共产主义红色文化视角切入，研究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对民营上市公司减少企业税收激进行为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以及董事长无政治关联、董事长未兼任总经理时能够更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发挥，有效抑制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共产主义红色文化不仅属于国家意识形态，还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思维决策产生积极影响，能够一定程度上规范企业经营活动，促进企业的发展。要鼓励企业在文化建设上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通过文化建设规范企业内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从而促进公司治理，提升企业形象和竞争力。
第二，在民营企业中继续加强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党组织的引导和培育，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和沟通，推动企业治理向着健康、规范、可持续方向发展。
第三，加快推进正式制度建设，提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民营企业要积极融入市场，参与良性公平竞争，尽早摆脱依赖政治关联、社会关系等非公平竞争渠道获得企业发展资源的做法，让市场而非“关系”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
基金项目
红色财经文化研究中心“红色文化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研究”(HSCJ202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