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顾颉刚是从苏州走出的现代中国著名史学家，曾在古史研究、文学研究和民俗研究等领域做出过开创性的学术贡献。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顾颉刚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已有相当多的讨论，《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等资料的整理出版更为这些传统学术史议题的纵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但是对顾颉刚日常生活方面(所谓其“私领域”)问题的探讨还相对缺乏。作为一个经历从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人转型的学院精英，和众多同时代知识精英一样，顾颉刚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京沪等大城市中度过的，但是他与故乡苏州之间却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他的地方体验如何？目前学界对于这些问题还缺乏必要的关注。探究顾颉刚的日常生活，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清末民初学者的生活状态与存在方式，还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知识人群体。
有鉴于此，笔者主要借助《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读书笔记》等个人性的史料，以顾颉刚1920~1924年在苏州居住期间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关系、阅读生活和交游网络为切入点，探讨其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建构问题，发掘顾颉刚“私领域”的另一面相。
2. 史学学人身份的确立
作为新知识群体中的“学人”，顾颉刚何时树立起以史学研究为其毕生志愿的呢？其心路历程值得探讨。
同众多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学人一样，顾颉刚的童年正值地方知识转型时期，教育转型是此次转型的重要内容。因此，他在故乡苏州同时接受了私塾和新式学堂教育。从六岁一直到十三岁，顾颉刚均在私塾研读旧式经典，不过其间他最喜读的却是梁启超的《中国魂》及《饮冰室自由书》( [1] , pp. 437-438)。1906年，顾颉刚进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在此期间他“颇留心科学常识”。两年后，顾颉刚转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读书，与叶圣陶、王伯祥等人同学。据叶圣陶的日记记载，苏州公立第一学堂当时设置了经学、历史、作文、国文、英文、算学、几何、物理、化学、图画、体操、修身等课程 [2] 。不过在此期间，顾颉刚明显叛逆起来，这些形式课程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1919年4月14日，顾颉刚在致友人叶圣陶的信中，这样回忆他的中学生活：
一到中学，只顾看重国文，胡诌诗词，骂学外国语的都是洋奴；放学出来，只顾游玩，功课全不留心。而吾们的同学，都觉得沾到浮夸、胡闹、小见薄识等恶德；除了运动外，没有成绩可以表见。可见那时既不像小学里的听人说话，也没有自觉心，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人生的真义；所以只有盲动了。( [3] , p. 57)
由此可见，顾颉刚在中学时期的兴趣主要还是承私塾教育而来的国文、诗词之类，对自己的人生目标缺乏清晰的认识。在整个中学时代，除了去观前街一带书肆看书外，顾颉刚钟情的是山水、文学和政治活动( [4] , pp. 30-31)。中学前半段，顾颉刚的本生祖父顾廉军在课下仍然让他注重对《五经》的研读，顾氏为经学史上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亦产生不少兴趣。可本生祖父谢世后，顾颉刚的兴趣由经学转向文学，在校园内与王伯祥等一班好友成立诗社，由此得以纵情于文学之中。后来武昌起义爆发，顾颉刚受革命潮流湧荡，便立志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参加中国社会党，很快成为党的“中坚分子”。年底到北京参与了陈翼龙筹备组织的社会党北京、天津支部的工作。顾颉刚的父亲顾柏年亲赴北京，苦劝一番后，顾氏为父子亲情所感动，结束了热情参与一年多的政党活动，与其父一同南归，备考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从顾颉刚多次转变自身兴趣来看，在入北大读书之前，他对于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还不清楚。
1913年，顾颉刚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农科班，不久即发现学农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因此在学习上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反倒成了一个戏迷，看戏的过程中，顾颉刚开始思考戏剧故事的演变。1913年冬，章太炎在北京共和党本部讲学，顾颉刚与同学毛子水等人一道前去听讲。当时复古思潮盛行，章太炎指出孔教会乃是别有用心，恰是“通经致用”的一个最新的表现形式。章太炎对今文家“通经致用”的抨击解答了顾颉刚关于经今古文之争的疑惑，因此摄住了顾氏的心神，他由此产生“何者为学？何以当有学？何以有今日之学？今日之学当如何？”的追问，这四个追问在其个体生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经过1914~1917四年的思考，顾颉刚明白了“学问的范围比人生的范围广阔得多，追求真知便不能不冲破人生的种种束缚而前进”( [4] , p. 39)。1914年秋开学后，顾颉刚看戏的时间少了，逐渐将精力置于学业，先是将《史记》《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中国历史教科书》《国故论衡》《大乘起信论》《新旧约圣经》等八种书按日圈点诵读，后又开始自立读书笔记，整理《清代著述考》。
在章太炎的启发下，顾颉刚开始形成以学术研究为志业的想法，而他真正走上史学研究道路，却离不开胡适等人的帮助。1917年顾颉刚转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后，他同北大学人群体的互动日益频繁。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上，顾颉刚服膺其治学理念，他的“疑古”的观念较阅读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后进一步增强，并开始学写白话文。课余，顾颉刚曾数次上书蔡元培改革中国哲学系和图书馆，并关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的歌谣，以及在《新潮》上发表抨击旧家庭的文章。1920年，顾颉刚面临毕业谋职，曾因谋职地点与家庭的关系而困扰。但此时的顾颉刚已深知他所求的职业，必须是于学问上可以进步的职业，否则就如“行尸走肉”一般( [6] , p. 180)。在胡适的安排下，顾颉刚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之后，又参加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工作。
在时代潮流的因缘际会下，顾颉刚在同北京大学学人群体的互动中潜移默化地经受了新文化的洗礼。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顾颉刚不仅拥有了学术型的职业工作，还具备了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人的生活理念。
3. 家庭事务与阅读生活
192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顾颉刚因祖母生病和生计问题，不得不在京–苏–沪三地不断徘徊，直到1924年顾氏祖母灵柩撤除，他才带着妻子及二女赴北京。1920~1924年间，顾颉刚同传统家庭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且约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苏州。顾颉刚从1921年起开始不间断地记日记，在苏州居住期间的日常生活在日记中亦有记录。顾颉刚虽对自己新文化人的身份有较为明晰的认同，但苏州地方社会仍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顾颉刚面临着新文化与旧传统的冲突，在日常生活中，他是怎样抉择的呢？笔者首先就顾颉刚的家庭生活进行探讨。
3.1. 家庭生活
新文化运动前后，家庭革命为新青年所推崇，在他们看来，应该改变传统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教育观念。当然具体做法有激进与保守之分，顾颉刚显然属于后者。在顾氏看来，他的家庭只是不和，并不是待他坏，他不能采取激进者提倡的“无家庭及儿童公育”等家庭改造方法( [3] , pp. 240-241)。
在《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文中，顾颉刚虽然敏锐地察觉出旧家庭的恶，并条分缕析地将其书写成文。但久为父亲“积威所压服”的顾颉刚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敢就这些旧伦理同长辈直接争论，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日常相处中努力同妻子殷履安践行新伦理。
顾颉刚一直在充当妻子的启蒙导师，并在日常生活的相濡以沫中巩固与妻子的感情。从顾颉刚与妻子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顾氏自二人始通信时便一直在向妻子输送他自己作为新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让殷履安用白话文写作。新文化人的“文学革命”追求“言文一致”，而当时殷履安仍然认为文言是正统的书信语言，顾颉刚便在信中告知妻子自己用白话写信在于语言只是达意的器具，而白话表达出来的意思比文言“来得畅快些，真实些，又清楚些”( [5] , p. 34)。殷履安也很快响应顾氏的倡导，不到12天即改用白话写信，他便“极为欢喜”( [5] , p. 52)。接着又建议殷履安“不妨用句读”，认为她“用的多了，自然也会了”( [5] , p. 220)。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自始至终在同父亲通信时均用文言，可见顾氏并没有试图改变其父。
第二，让殷履安养成读书思考的习惯。顾颉刚在外时，往往会给殷履安寄送大量的时新书刊，也会在信中开列一大串书单，让其抄书、阅读，并强调读书时要“须要放出自己的眼光来，敢想，敢疑”( [5] , p. 51)。不过书单中所列的书目往往内容艰深，殷履安曾表示“《老》《庄》书看不懂”( [5] , p. 220)。
第三，让殷履安尤其注意养成卫生观念和具备卫生常识，并通过她关心祖母和二女。1919年12月5日，顾颉刚在给殷履安的信中交代，让她关注自己所寄的《医事月刊》中生理卫生的常识，亦希望她能将这些常识讲给自己的祖母听( [5] , p. 150)此外，顾颉刚在信中时常关注自己的女儿康媛、艮男的种痘事宜，几乎每次来信都会询问进度如何，以近乎催逼的形式来让妻子落实自己的建议。
顾颉刚对殷履安的文明输入意在改变其人生观、审美情趣，这些均是符合时代女子解放的主题的。在苏州居住期间，顾颉刚亦实践了这些生活理念，他会在家里陪同妻子殷履安一同读书，所读的书包括《万国演义》《文选》《儒林外史》《普通天文学》《苏州歌谣》等。在日记中顾颉刚也时刻关注殷履安的身体情况，详细记录了妻子殷履安的身体状况，但妻子生病不愿去就医时，顾氏也会抱怨“所娶之妇乃均讳疾忌医”( [1] , p. 270)。
3.2. 在旧学与新知之间：顾颉刚的阅读生活
除了睡觉休息，顾颉刚在家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读书了，他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阅读取向、阅读偏好以及阅读反应等，均值得我们探讨。作为转型时期的知识人，顾颉刚的读书是否符合他新知识人的特点呢？
为分析顾颉刚这些书籍的内容，笔者将顾颉刚阅读的书刊分为三大类，即旧学经典、新学和报刊，其中旧学经典包括四部之学、旧小说戏曲等小类；新学包括西学书、新式小说等。依据这种分类标准，《顾颉刚日记》所记各类书籍情况可概述如下：
Table 1. Gu Jiegang’s reading situation in Suzhou from 1920 to 1924
表1. 顾颉刚1920年~1924年在苏州阅读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就顾颉刚的阅读内容来说，不论是传统经典还是新学，均以史学类书籍为多。顾氏一方面阅读了大量的史学典籍，另一方面又能关注当时的史学前沿。1922年梁启超的《五千年史势鸟瞰》《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出版不久，顾颉刚就开始了阅读。此外，他也关注了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利用出土甲骨文字等新材料的历史研究。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亦在顾颉刚的阅读范围之内，足见顾颉刚密切关注着中国史学界的最新变化。
在阅读习惯上，顾颉刚对这些史学类书籍的阅读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具体表现在他的阅读是服务于正在做的整理国故与编辑历史教科书这两项工作的。顾颉刚整理国故的工作是从标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明人宋濂的《诸子辨》以及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开始的，之后又特意制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将20世纪以前学人的古籍辨伪成果几乎都翻阅了一遍。他在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光制订教科书内容的计划，就“连作连钞，共计七天半。可算很努力了”( [1] , p. 221)依着此计划，顾颉刚对史部经典下了很大的功夫，正是其扎实的史料辑选工作，为教科书的成功编写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由于读书太过勉力，不肯稍留余地，顾颉刚经常失眠。
在阅读方式上，顾颉刚读书往往采取严肃阅读的方式。对于自己的书，顾颉刚“要圈点就圈点，要批评就批评，往往涂得满纸”。借来的书则不能如此随意地点读，为了不放过书中许多可取的材料，顾颉刚只得尽量抄于笔记册上，以便“对于要着眼的地方记忆得更牢”( [6] , p. 93)。
1921年，顾颉刚在致好友王伯祥的《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中，特别强调了自我身份的转化与认同。他说：“我自知于哲学文学都是不近情的，我也不想做社会改造运动家，我只愿一生读书，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 [3] , p. 118)。整理《辨伪丛刊》的工作使得顾颉刚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变得清晰，认同辨伪是一种科学的治史方法，发自内心地想成为一名科学的史学工作者。顾颉刚的阅读，除了循着胡适的学术路径上下求索外，顾氏也其周围进行了一番探索。晚清民国的史学流派众多，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上，都同顾颉刚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顾氏并没有轻视他们，而是细心阅读他们的著述以丰富自己的知识仓库，在同学人的辨难中强化自己史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同。
4. 在苏生活期间的交游网络
顾颉刚在苏州生活期间同哪些人交往？交往的方式如何？他们主要在哪些地方活动？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有趣问题。从顾颉刚的日记、日常通信来看，顾颉刚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包括以下两层：
4.1. 亲缘关系网络
在顾颉刚的交游网络中，亲属关系、姻亲关系以及由此交叉建构的文化世家等传统因素，仍然占据着相当一部分内容。顾颉刚属唯亭顾氏一族，日记中也多有族内亲属来顾颉刚处走动的记录。但顾颉刚对大家族并有多少好感，他希冀的只是与妻子殷履安二人“手创一个愉快的新家庭，永永与这肮脏的旧社会脱离关系”( [5] , p. 103)。顾颉刚为何会对旧家族抱有如此深的成见？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旧家族中的文债令顾颉刚感到苦恼。在族内亲属看来，顾颉刚是个“会读会写的”人，因而他们常找其写寿序、祭文、传文、挽联等应酬文。对于这些传统士人的文债，顾颉刚则会产生“余不会写联，乃偏有人教我写”“作祭文不得不说自己好，只是一阵阵肉麻，真难过！”等等无奈之言( [1] , p. 152)。究其原因，乃是作为新文化人的顾颉刚将“真”视为文学的价值，而这些旧文学中的内核不过一“假”字，“本无此情，却必得说词话”，令他实在不能接受( [5] , p. 55)。
其次，旧家族的应酬令顾颉刚无所适从。顾颉刚认为正常的交际须得“有事”，所谓“有事”即此事对于交际双方都有关，而族内日常频繁且竞相攀比的婚丧喜庆只能算得上“没事交际”，“没事交际，只是捣鬼”。顾颉刚在参与此类事情过后往往会失眠，影响次日的工作效率，打乱其理想的有秩序生活。
最后，旧家族的经济纠纷等矛盾甚多。顾颉刚的叔父未经其夫妻二人的允许，就把自己的孙子过继给侄子当继子，有侵占侄子家产之嫌。这让新婚的顾颉刚夫妇感到愤怒。
4.2. 学缘关系网络
所谓学缘关系，指的是社会成员由于共同的教育经历而产生的近距离人际关系，包括其包含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同门关系等。在学缘关系网中，顾颉刚交往的对象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中小学时期的师友，主要是孙伯南、叶圣陶、王伯祥、蒋仲川、赵孟轺等人。第二类是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就读时认识的苏州籍读书人和教员，主要有潘家洵、郭绍虞、俞平伯和陈万里等人。第三类则是以上两类人的亲友，如叶圣陶的三姑夫、王伯祥的好友计硕民等人。这三类人几乎都接受过中等教育，对新文化抱有热情，顾颉刚同这些新文化人的交往方式多是一块相聚茗谈和逛书肆。
日记中经常有顾颉刚与友人一同品茗的记录。顾氏在苏州同友人一起喝过茶的地方，有吴苑、青年春、胥苑、桂芳阁、青云阁等地，他去过最多的茶馆是吴苑。对于苏州茶馆的顾客群体，顾颉刚有一番观察，且在读书笔记中记了下来：
吴苑吃茶的有几种人：(一) 绅士，(二) 纨绔少年，(三) 教员。伯祥谓云露阁吃茶的为“业、蚂、催、数”四种人：业是业主，蚂是白蚂蚁(专做买卖房产之中人者)，催是催子(催租人)，数是知数(账房师爷)，盖专为房产社会之茶会。三万昌则为米业茶会，桂芳阁与吴苑差同，惟较为守旧之辈，如教员一类。在吴苑者多为少年新进，在桂芳阁者多为前辈老先生。( [6] , p. 181)
由此可以看出，吴苑的顾客多为新派人士。顾颉刚喜欢去吴苑喝茶，也是缘于他不喜同那些有着“老伯面孔”、“官僚习气”的人交往，而希望在新文化人中获得群体认同。
此外，书籍消费亦是近代知识群体最具代表性的活动。苏州的书肆密集，当时多集中在观前和阊门一带。顾颉刚在《王伯祥先生〈书巢图卷〉后记》中详细记述了他与王伯祥、叶圣陶青少年时一起淘书的经历：“其时新书肆皆设观前街，而观内木棚数家，东廊下有华氏，西廊下有朱氏，皆售旧刻本。是时吴中学风已变，群视旧籍为无所用之，问津者寡，价因日贱，一册仅售铜元数枚。我辈以茗谈之便，日必趋之，视囊中钱多少，选购一二，挟至茶座，交互览之，兼施评判，以为人间至乐萃于是矣” [7] 。顾颉刚和友人一同逛书肆的爱好并没有随年龄增长而消退，仍旧节衣缩食来买书。友人之间也经常相互交流书讯，他很清楚友人所需何种书，日记中也多有代友人购书的记录。有意思的是，吴中本就是藏书之一大胜地，但顾颉刚和吴中藏书家群体很少有来往。只因在顾颉刚看来，苏州老派藏书家群体的这种所谓藏书行为乃是“以学术之公物而私为己产”，他们大多将藏品视为个人品位和财富的象征小心保存( [6] , pp. 125-126)。若非遭遇变故或家道中落，这些书籍永远只能藏于一家一姓，不能为学人研究学问提供方便。而顾颉刚已将书籍当作求学问的工具，不同于旧式文人士大夫将书籍视为文人雅士的秘玩。
简言之，作为近代学人的顾颉刚，在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上已同苏州传统士人产生歧异。
5. 结语
对个体生命而言，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它不仅需要个体的自我反思，还需要在与他人或社会的互动中确认自我身份、建构身份认同。顾颉刚这一生命个体在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中，实现了从传统文人士大夫到现代知识人的转型，这种转型也引发了他对自身角色的再认识。
知识转型仅仅是社会上层的一个面向，日常生活的旧传统仍然在持续着。新文化人应该如何面对旧传统？面对日常生活中同自己新文化人身份相抵牾的事情，顾颉刚的实际做法是在理念上以新文化批判旧传统，但在情感上对旧传统做出让步，但最终总是要想方设法离开旧传统，拥抱新文化的。毕竟在同新知识群体互动时，顾颉刚才能明白“我”是谁。
顾颉刚在苏州生活的种种感受，反映了身处“过渡时代”的知识人既努力宣扬新文化却又不得的复杂心态，是转型时代现代学人群体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一个缩影。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集体记忆与城市公众历史——以苏州金阊街道为个案的研究”(编号：202110332014Z)资助。
NOTES
1相关的主要成果有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黄海烈：《顾颉刚“层累说”与20世纪中国古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林庆彰：《顾颉刚的学术渊源》，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李政君：《变与常：顾颉刚古史观念演进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杨国荣、乔治忠、王学典、李帆、周文玖、张越、李长银、彭春凌等亦有专题论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