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早在2004年，党中央就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从人民需要出发，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宗旨。” [1] 如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然没有离开这一目标。党的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不仅体现了政府履职能力的强弱，更作为评估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对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能、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十四五开局之年党就对民生福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为更好满足公民的需求，政府不断加大对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甚至将一些自己难以兼顾的部分，交由社会或者市场来承担，以期提高更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探讨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于政府提供更符合公民需求的公共服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此，为进一步探究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布迪厄的资本禀赋理论为基础，对公民的资本禀赋状况对其公共服务满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尝试提出提高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2. 文献回顾
2.1. 公共服务满意度
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将企业管理中的“顾客满意度”这一概念引入公共管理领域并用于衡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质量的高低。“公共服务满意度就是指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绩效效果的感知与他们的期望值相比较后形成的一种失望或愉快的感觉程度的大小。” [2] 新公共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为缓解政府财政危机而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通过将企业的管理理论引进公共部门，以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引入，契合新公共管理理论追求公共行政管理绩效化和结果的可计量化的目的 [3] ；同时，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呼吁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思考公共管理问题，以公民的需求为导向，主张引入竞争机制，促进政府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这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存在部分耦合。在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既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又有顶层设计和体制改革的保障。“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把服务作为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的一种政府模式 [4] ，”引入公共服务满意度正是以公民为核心，推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体现。
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从公民个人拥有的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进行探究，“个体的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均与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相较于政府信任，社会信任转化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效率更高” [5] ；其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的研究，分为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与政府本身的权力配置两类影响因素。何精华提出政府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服务可靠性以及服务便利性三个因素直接影响着公众满意度 [6] 。最后是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冷品逸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公众参与显著正向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且公众参与对与居民自身基本生活水平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更为显著 [7] 。
2.2. 资本禀赋
布迪厄认为资本禀赋是指个人拥有的，且可以运用的一切资源。关于资本禀赋的分类，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将“资本禀赋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且认为不同类别的资本禀赋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关系” [8] 。
在国内现有的研究中，经济学和社会学较多使用资本禀赋这个概念。资本禀赋多与政策感知相结合，分析资本禀赋对农户的行为意愿或对流动人口活动的影响 [9] 。
国外关于资本禀赋的议题则主要集中在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用于探讨资本禀赋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资本禀赋的多少会对环境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且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资本充裕的国家比资本匮乏的国家征收更低的税率的结论 [10] ；
总的来看，现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多以某个地区或社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较少以宏观的整体性数据展开研究；另外，既有研究大多从个体拥有的某种资本入手，如社会资本，研究其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而较少全面研究资本禀赋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CSS2021的全国性数据，探讨资本禀赋对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3. 研究假设
本研究按照布迪厄的划分方式，将资本禀赋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3.1. 经济资本与公共服务满意度
经济资本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经济资本的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换为收入的高低，收入越高，经济资本也就越多。“个人月收入越高，公众对于政府服务质量的总体满意度越高。” [11] 拥有不同经济资本的公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生不同的满意程度，基于已有研究，我们认为个人的经济资本显著影响着公共服务满意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经济资本对公共服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2. 文化资本与公共服务满意度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金钱以外的个人性质的资本。文化资本的多少与受教育程度有紧密的关系，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文化资本越多。“受教育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受教育程度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影响稳定。” [12] 文化资本越多，个体越可能进入更高阶层，意味着拥有更多表达需求的机会，进而对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假设：
H2：文化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3. 社会资本与公共服务满意度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他从工具主义角度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 [13] 农户的社会资本越多，参与公共物品提供的程度也可能越高 [14] ，而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缩小公共服务提供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最终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因此，提出假设：
H3：社会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21)的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调查区域覆盖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保证调查的科学性，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10,136份。为契合本研究，在进行数据的筛选和剔除后，得到6763个研究样本。
4.2. 变量选择与变量描述
4.2.1. 因变量
公共服务满意度。本文研究的是公民个人的资本禀赋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效果的感知与他们的期望对比之后形成的满意或不满意的感觉程度的大小，这是一种公民的主观感受。公共服务满意度测量的8道问题，对应4个选项答案是“很不好，不太好，比较好，非常好，不好说”，分别赋值为1~4，但是由于“不好说”，这个选项具有较大的模糊性，所以本文将这个选项进行了缺失值处理。
本研究通过KMO系数检测回答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这一组问题是否可以构成一个公共服务态满意度的测量指数，当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强时，KMO值接近1，一般来说，KMO > 0.9非常适合因子分析。这一组问题的KMO值为0.904，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共因子对公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测量，其得分越高，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该因子对总体方差的累计解释程度为59.83%，主成分的特征根为4.78，说明提取的这个主成分可以解释原始变量中约60%的信息，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发现政府在维护治安这项服务上的满意度最高，均值为3.26；公共服务满意度最低的是政府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的服务，均值是2.96分。从公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打分状况可以看出，平均分为 3.06，距离最大值4还有不小的差距，说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还有进步的空间。
Table 1. Factor analysis of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表1. 公共服务满意度因子分析
4.2.2. 自变量
根据上文的梳理，本文的自变量是公民个人的资本禀赋，将资本禀赋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首先，对于经济资本的操作化，将个人总收入作为衡量经济资本多少的指标，对应问卷问题“B11a.请您告诉我，各项收入有多少？”表格的第一个问题“01.总收入”。为使得收入符合正态分布，本研究在处理缺失值的基础上，将总收入取对数，按收入的自然对数赋值。
其次，文化资本的指标选取的问题是“d.教育程度”，在处理数据后对教育程度进行重新编码：将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未上过学 = 0、小学 = 6、初中 = 9、高中/中/职高 = 12、专科 = 15、本科 = 16、研究生 = 19)。
最后，本文借鉴杨慧青 [15] 的操作方式，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社会信任，对应问题“F1b.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分表示非常信任”。
4.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别是：性别，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和婚姻状况。其中，将性别进行重新编码(男 = 0，女 = 1)，政治面貌(党员 = 1，非党员 = 0)，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 = 1，无 = 0)，婚姻状况(已婚 = 1，未婚 = 0)。
4.2.4.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控制变量来看，样本中的男女的占比较均衡，而党员与非党员的人数差距比较明显，党员仅占所有样本中的12.63%，样本中有宗教信仰的仅占13.62%，都是少数。
从资本禀赋的角度来看，公民拥有的经济资本有较大的差异，说明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文化资本的均值为9.98，转化为受教育程度是初中以上，标准差较大，说明文化资本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社会资本的信任度均值为6.85，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较高(表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N = 6763)
表2. 变量描述统计(N = 6763)
5. 分析结果
5.1. 回归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取值是按照满意程度排列的，取值为1~4，这4个选项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且具有可比性，符合普通线性回归方法的前提条件，且OLS模型可用来研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与本文的研究目的相契合。因此，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资本禀赋对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其中，Z为公共服务满意度；lnincome为经济资本；educ_y为文化资本；soc为社会资本。以上模型控制性别、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和婚姻状况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本文依次构建5个模型，模型1考察控制变量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经济资本这一核心自变量；模型3~4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些核心自变量；模型5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资本禀赋的全模型。
鉴于本文的因变量是公共服务满意度是连续变量，本文采取OLS多元回归线性模型，通过stata17.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均值为1.18，且自变量中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为1.57，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3)。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citizen capital endowment and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表3. 公民资本禀赋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regression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参照变量；***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表示p < 0.05。
5.2. 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CSS2021数据，经过数据处理之后，探究公民的资本禀赋对其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1是考察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首先，性别在1%的水平上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正向显著影响，男性的公共服务满意度高于女性。其次，政治面貌始终在0.1%的水平上对于公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显著影响，相比于非党员群体，党员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高21.3%。最后，婚姻状况和宗教信仰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模型2中，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资本这个核心自变量变量，经济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524，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经济资本的多少与公民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经济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公共服务满意度就会降低5.24%。这可能是因为拥有较高经济资本的公民不需要一些基础民生的公共服务，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更多样化的要求，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保障型公共服务需求递减，发展型公共服务需求递增。” [16] ；然而在模型5中，当加入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之后，经济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就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了，故而拒绝了假设H1。
模型3加入了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在0.1%的水平上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负向显著影响，为更好地验证这一线性关系，模型5的全模型中加入三个核心自变量，发现文化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依旧是负向的，且仍在0.1%的水平上显著：文化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就会降低3.19%，故拒绝假设H2。这个结果与现有的研究结论相反，这可能是因为文化资本多的公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更高的要求，受教育程度越高，公民文化资本越多，虽然有更多的渠道反映自己的需求，但并不能保证政府会提供让这些公民满意的公共服务。
模型4是控制变量和社会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回归结果。社会资本则是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正向相关关系，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H3；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公民拥有越多的社会资本，意味着更高的信任度，对政府的行为展示出支持的态度，进而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产生正向的影响。
模型5是包括所有变量在内的全模型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依然显著，而经济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则不再显著。可能是因为经济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还不够大，公共服务满意度更易受到公民个人的文化资本状况、社会资本状况的影响。此外，公民拥有的社会资本会对其对政府的态度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不局限于单一的群体，“不管是建立在普遍主义基础上的熟人信任，还是建立在特殊主义之上的亲友信任，都对提升政府信任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17] ，更高的政府信任意味着更高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文化资本越多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公民对于自身的发展有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提供符合自身需求的公共服务；因此，社会资本会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文化资本则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负向的影响。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CSS2021数据，运用OLS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公民的资本禀赋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文化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现有的部分研究结果相反，这可能是因为文化资本越多的公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越多样化的需求，且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与高受教育程度公民配套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第二，从模型回归的系数可以看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最强，解释力最大，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这与已有的研究一致。公民社会信任度的提高对于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假设得到了验证。这是因为公民对他人越信任，越容易对政府也产生信任感，这有利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高。同时，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资本禀赋存在差异，地区之间的资本禀赋也会存在差异，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储量等，这些要素都会对地区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产生影响，最终作用到公共服务满意度上。第三，不同于以往多以地区或特殊群体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的情况，本文使用包含了城市与农村在内的全国性数据，使研究更具有代表性，并且从资本禀赋的三个维度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丰富了实证研究。
6.2. 对策建议
首先，应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好履行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职能，因为“服务型政府就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 [17] ，同时要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高质量的发展型公共服务，这对于提高公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有促进作用；其次，拓宽民意表达途径，拓展公民的社会网络，增加公民的社会信任，有利于公民社会资本的积累，促进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最后应重视文化资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加强对教育事业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力度，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技术和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