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调查赣州市精神专科医院就诊青少年的自杀风险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选取2022年4月至2023年5月在赣州市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的248例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一般资料问卷、家庭关怀指数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护士用自杀风险评估量表，并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自杀风险的危险因素。结果：248例青少年心理障碍患者中有107例(43%)为高自杀风险；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与父母关系、年级、家庭功能、生活负性事件对自杀风险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庭功能由严重障碍变化为良好，自杀风险降低(OR = e^(−1.665) = 0.189)，人际关系、其他因素评分每增加1分，自杀风险升高(OR分别为e^0.206 = 1.229、e^0.136 = 1.146)。结论：精神专科医院就诊青少年的自杀风险较高，家庭功能障碍、女生、负性生活事件、人际关系紧张是青少年自杀的危险因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uicide risk status of adolescents in Ganzhou Psychiatric Hospital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248 adolesc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Ganzhou Psychiatric Hospital from April 2022 to May 2023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Self-designed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Family Care Index scale,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nd Nurses’ Global Assessment of Suicide Risk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then used to examine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risk. Results: Among 248 adolesc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107 (43%) had high suicide risk.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grade, family function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uicide risk (P < 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amily function changed from severe disorder to good condition, suicide risk decreased (OR = e^(−1.665) = 0.189), and suicide risk increased with each increase of one poin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other factors score (OR = e^0.206 = 1.229, e^0.136 = 1.146). Conclusion: The risk of suicide is high among adolescents treated in psychiatric hospitals. Family dysfunction, girls,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interpersonal tension are risk factors for adolescent suicide.
1. 引言
“自杀”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是忌讳的，充满希望和朝气的青少年，却是自杀的高发人群，已成为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2019)，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徐小明，孔裔婷，刘川，2022)。全球每年有自杀企图的孩子近92万，我国每年死于自杀的青少年约有10万名，是青少年自杀的第一大国(Cerel et al., 2019)。国外对青少年自杀问题的研究尤为重视，如美国、英国、意大利等28个国家已经建立起青少年的自杀预警系统，而我国目前对青少年自杀人群的关注不足，未从国家层面制订过自杀防控战略(徐小明，孔裔婷，刘川，2022)。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关注该类人群的身心健康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对精神专科医院就诊青少年，展开自杀风险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的调查，为赣南苏区广大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政府制定青少年政策提供数据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2022年4月至2023年5月在赣州市精神专科医院就诊，且符合纳排标准的248例患者，其中女性156人(62.9%)，男性92人(37.1%)。研究符合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标准，在获得家属及患者知情同意后进行资料收集。
纳入标准：① 年龄在13~18岁；② 智能正常，理解能力足以配合完成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的患者；③ 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 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相关障碍等；② 伴有精神病性症状者；③ 神经系统病变或脑器质性损伤；④ 乙醇及毒品使用；⑤ 器质性病变者。
2.2. 调查工具
2.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由研究者自制，包括性别、年级、居住地和父母文化程度等内容。
2.2.2. 护士用自杀风险评估量表
共有15个条目，每个条目回答是/否计分，如果答“是”，则按照条目的权重赋分，其中有5个条目(绝望感、计划采取自杀行动、情绪低落/兴趣丧失愉悦感丧失、近亲人死亡或重要关系丧失、自杀未遂史)赋值3分，其余赋值1分；如果答“否”则记O分。分数越高代表自杀的风险越高，≤5分为低自杀风险，6~11分为中自杀风险，≥12分为高自杀风险。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5，重测信度为0.91，信度和效度良好(陈月新等，2011)。
2.2.3. 家庭关怀指数量表
家庭关怀指数量表，共有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5个条目，每个条目按0~2级评分，“经常这样”得2分，“有时这样”得1分，“几乎很少”得0分。将5个条目得分之和为量表总分，总分7~10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4~6分表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0~3分表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该问卷汉化后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0.83，效度良好(景璐石等，2011)。
2.2.4.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由(刘贤臣，刘连启，1997)编制，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每个条目采用六点计分，未发生(0)、无影响(1)、轻度(2)、中度(3)、重度(4)和极重度(5)，得分越高，表明该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的影响越严重。量表包含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含厌学，与异性相处、打架、父母打骂)共6个因子，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0.87。
2.3. 测评方法
本研究由心理科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者，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对患者先进行评估(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2001)，符合纳入标准的青少年就诊者，在获得家属及患者知情同意后，在安静舒适的环境独自填写问卷，每个被试青少年单独进行测试，平均耗时10分钟，调查现场要求父母回避。由已接受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现场调查，严格做好问卷核查及数据核查工作，保证调查问卷质量。调查对象填写完毕后由调查者亲自收回。共计发放问卷250份，回收问卷250份，获得有效问卷248份，有效回收率为99.2%。
2.4. 统计方法
使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有统计学意义再行SNK法多重比较；有序资料以频数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非参数检验，H检验有统计学意义再多重比较(Kruskal-Wallis 1-way ANOVA (k samples), Multiple comparisons: All pairwise)；危险因素分析采用有序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人口特征与自杀风险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男生的自杀风险低于女生；大专学生的自杀风险小于初中、高中、中专学生；与父母是朋友关系的青少年自杀风险小于传统长幼尊卑型和最熟悉的陌生人类型，P < 0.05。见表1。
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suicide risk
表1. 人口特征与自杀风险的单因素分析
3.2. 家庭功能、生活事件和自杀风险间关系分析
家庭功能和生活事件均为自杀的危险因素。家庭功能差的青少年，心理极易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增加自杀的风险，P < 0.05。负性生活事件的六大因子对自杀风险均有影响，其中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其他四因子得分越高，自杀风险也在逐步增加。丧失和健康适应两因子，在中高自杀风险中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表3。
Table 2. Relationship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 life events and suicide risk
表2. 家庭功能、生活事件和自杀风险的关系分析
#：与低风险比较P < 0.05；*与中风险比较P < 0.05。
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表3. 家庭功能与负性生活事件的关系
3.3. 多因素有序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自杀风险为因变量，行有序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功能由严重障碍变化为良好，自杀风险降低(OR = e^(−1.665) = 0.189)，人际关系、其他因素评分每增加1分，自杀风险升高(OR分别为e^0.206 = 1.229、e^0.136 = 1.146)。见表4。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ulti-factor ordered classification
表4. 多因素有序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平行线检验χ2 = 9.670，P = 0.917，平行性假设成立；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结果χ2 = 142.994，P < 0.001，拟合模型有意义。
4. 讨论
4.1.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的自杀风险起着主导作用
结果显示，家庭功能是青少年自杀的危险因素，与林红等研究一致(林红，黄乾坤，佟圣丽，2022)。本研究中41%的精神专科就诊青少年有着极高的自杀风险，其中就有62.6%的孩子家庭功能严重障碍。此外，家庭功能障碍的孩子，心理健康极易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遇到问题时，得不到家庭有效的沟通和支持，社交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差(叶铭惠等，2021)，只能将自伤、自杀行为作为处理情绪的优先方式(张小梅等，2022；Kuramoto-Crawford et al., 2017)，失去了外界干预自杀的可能。
有研究表明(沈晓玲等，2020)，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并不是想要结束生命，而是想要结束痛苦。与父母是朋友关系的青少年，更愿意向父母倾诉痛苦，得到家庭的帮助，正确的处理和应对消极情绪(沈晓玲等，2020；叶铭惠等，2021)。所以相比于传统长幼尊卑型和熟悉的陌生人型关系，朋友型父母能有效的降低青少年的自杀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反的是，生活事件中其他因子里的被父母打骂是自杀的风险因素，提示父母应注意家庭教育方式，塑造平等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沈晓玲等，2020)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青少年父母的文化程度、家庭结构与自杀风险无关系。青少年与谁共同生活，家庭居住地，与自杀风险无关系，这也提示我们青少年心理健康可能受父母和家庭功能的影响大，受其他家庭条件的影响较小，此结论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证实。
4.2. 青少年自杀风险与学校相关因素相关
不同(张丽丽等，2021)，报道性别对自杀风险无影响，本研究中女生的自杀风险更高，与既往报道结果一致(林红，黄乾坤，佟圣丽，2022；杨春娟等，2021)，研究分析可能与(张丽丽等，2021)的回顾性研究存在信息偏倚有关，此外13~18岁的女生具有感情细腻、情感较脆弱且依赖性强等心理特征，更容易出现消极情绪调节障碍(黄颖等，2020)，增加自杀的风险。
结果显示，大专的学生自杀风险小于读初中、高中、和中专生，P < 0.05。虽然本研究中73.4%的青少年不同程度的遭受学习压力影响，但近3/4的大专生无家庭、学校施加的学习与升学压力，加之大专生年龄、心理和生理较初高中和中专生成熟，情绪认知较稳定(彭小凡等，2021)，自杀风险也随之降低。
数据显示，青少年被人误会、考试失败、与同学产生纠纷和学习压力等负性事件的发生率高达81%以上。生活事件分值越高，说明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越重，自杀风险越高，与既往研究一致(黄颖等，2020；唐杰，徐高阳，郑毅，2023)。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对人际关系尤其敏感，这与(张小梅等，2022)质性研究中青少年的倾诉一致，可能与青少年有归属感和社会的需要，注重他人对自己的认知有关。反之，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可以有效地减低青少年被误会、与同学产生纠纷和厌学等其他因子的负性事件的发生，降低自杀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