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我国，彩礼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古代封建传统社会，其更多的代表一种“礼文化”在民间世俗社会的规范教化作用，以维护传统的纲常伦纪。而在当今农村社会，彩礼却摇身一变成为了男女婚姻关系确认的重要砝码，某些程度上甚至能够左右婚姻关系的建立。在这种彩礼文化的变迁以及现阶段社会环境的共同催化下，才出现了普遍的高额彩礼要价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多数农民家庭在负担高额彩礼时存在困难，其收入的增长幅度已经大大落后于彩礼的增幅额，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并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为此，2023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对农村高额彩礼治理问题作出了明确表述，文件指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1] 从中央一号文件传递出的信号不难看出农村高额彩礼已从社会不良风气演变为制约乡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探究高额彩礼形成的具体机制问题，串联其背后的原因要素与演化路径，从而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精准有效的治理依据。
本文的主要实证资料来源于政府信息公开和田野调查。主要涉及的访谈对象为已婚青年及其父母，通过宗族关键守门人的介绍，参与如社火会、过年大集、婚嫁等集体活动，认识和选取30个访谈对象，以入户深度访谈、焦点座谈等方式获得调研资料。
2. H村的彩礼现状和发展变迁以及本地婚姻市场
2.1. H村基本情况介绍
H村位于关中平原最西部地区，隶属于L县，北部与甘肃省接壤。调查得知H村2015年以前的行政级别是镇级，人口8000人左右，其下设有7个行政村，但2015年当地行政区划发生变动，其镇级建制被撤销且被并入邻镇。目前H村含有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688人。村民80%以上都依靠外出务工维持生计，工资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高，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0元，村子中目前常住人口大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空心村”现象较为严重。
2.2. H村的彩礼数额及种类
首先，根据问卷调查回收数据可得，H村青年娶媳或出嫁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30岁之间，而又依据访谈录音可知5~10年前H村的青年结婚年龄大多集中在23岁左右，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近些年青年结婚年龄有了较小幅度的推迟(见图1)。从关于彩礼数额方面的可以看出，H村地区的彩礼平均金额总体较高，其主体分部在10~20万之间，甚至有少部分已经涨到了30万以上(见图2)。但参考对比来看，2023年由L县统计局发布的《L县二Ｏ二二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 [2] ，彩礼数额的增幅量已大大超出了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量，也足可见其彩礼数额之高。至于彩礼种类方面，主要以现金存款、房产、汽车、家电等为主，其中现金存款的所占比达到最高，而且男方家庭为了以表诚意，银行卡在开户时都会以女方名义办理。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添置家具或产生一些房产装修费用，这些费用往往都是男方家庭额外承担，与男方家庭支付给女方家庭的现金彩礼数无关，这一特点与其他地区的婚姻风俗习惯较为不同。
Figure 1. Age distribution of children marrying in village H area (unit: %)
图1. H村地区子女娶媳/出嫁年龄分布图(单位：百分比)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he amount of bride price demanded for marriage in H village area (unit: %)
图2. H村地区婚事彩礼要价数额分布图(单位：百分比)
2.3. H村的彩礼来源与归属
在访谈中了解到，大多数村民把为儿子娶媳视为本方家庭内的头等大事，像彩礼这种固定的婚姻成本费用自然应该由亲代承担，而另一方面由于子代多在外地务工或是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其都没有支付这种高额婚姻成本费用的经济实力，这样一来，主客观原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当前支付彩礼的任务毫无疑问的落在了父母身上(见图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女缔结婚姻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宗族血脉传承是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多数父母都把此看为是养育责任与义务的履行，也是人生任务清单里的重要一项。再看彩礼的归属问题，从当前学界对其的研究来看，主要由婚姻偿付型和婚姻资助型两种模式，前者女方父母会把彩礼视为男方家庭对自己养育女儿的物质补偿，因而全部吸纳接受彩礼；而后者女方父母则会把收到彩礼的一部分直接或通过嫁妆的形式转移资助给新婚家庭，其从本质上看已发生了财产的代际转移。当前全国部分地区已由婚姻偿付型逐步过渡到了婚姻资助型，但从调查数据来看，H村的彩礼归属情况仍然属于传统的婚姻偿付型，大部分女方家庭会把彩礼悉数收纳，而当作一种财产性收入(见图4)。
Figure 3. Source of bride price amount in H village area (unit: %)
图3. H村地区彩礼金额来源图(单位：百分比)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bride price attribution in village H (unit: %)
图4. H村地区彩礼归属分布图(单位：百分比)
2.4. H村的彩礼发展变迁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H村彩礼的快速涨幅大致开始于本世纪初，从最初的1~2万到现在的10~20万甚至20万以上只用了十多年时间，每年基本上以1万的速度进行同比增长(见图5)，同时，彩礼种类却一直是以现金存款为主，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在占比较少的房产种类中，由过去的农村自建房逐步发展过度到城镇商品房的形式。更进一步来说，在彩礼数额变化的同时，彩礼的性质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过去，彩礼被视为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确立的礼节性象征，也更像是双方家庭都能够接受的婚姻习俗程序，缺少了这一步，往往会被视为不符合传统规矩。而彩礼发展到如今，数量巨大的金额显然已经突破了人们对婚姻礼节性程序这一传统概念认知，况且H村经济发展水平较弱，村民们大多外出务工，这种与高额彩礼呈现出的巨大反差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彩礼的发展走势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显然就是一种病态的发展趋势，而对这种发展变化体悟最深的莫过于广大村民，访谈中也曾遇到村民对此的无奈与感叹，但更多的却还是抱怨，从过去“大包干”时代微乎其微的婚姻成本到现在的天价彩礼，彩礼的飞速上涨在不断驱使着村民们被动适应，而不是主动发问。
Figure 5. Evolution of the bride price in village H (unit: Yuan)
图5. H村地区彩礼数额演变图(单位：元)
3. 女方与男方共同造就的高额彩礼联动定价机制
3.1. 女方家庭高额彩礼要价的形成基础
借助先前的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可以得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其认为宏观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了女性资源的稀缺，从而形成了其单方面的彩礼定价行为。这一理论虽然有些忽视了男方家庭在整个彩礼定价中的作用，但还是肯定了女方在彩礼要价时的主动地位。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传统的通婚圈逐渐被打破，婚姻中的妇女资源实现了跨区域的流动，农村婚姻市场由此形成 [3] 。在农村婚姻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女方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男方则越来越被动，从而使得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越来越高，男方及其家庭则要承受巨大的婚姻压力和负担。大体来看，也可以运用人口学相关维度的婚姻挤压现象来做进一步的解释。由于国家宏观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导致适龄结婚男青年难以找到与自己年龄结构相仿的婚配女青年，从而要么导致晚婚晚育，要么就得承担高额度的婚姻成本费用，包括彩礼在内。
过去，在本地婚姻市场上，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以及人口流动较小等因素，社会阶层显得较为固化，男方只需要在本地通婚圈中寻找合适的女方青年，虽然此情况下也存在一定的男女适龄婚配比的失衡，但总体上其失衡比较低，绝大多数男性同胞还是能找到婚配对象。但在近些年来本地通婚圈不断扩大，以及人口的大批量流动，这一比例几乎降到了“冰点”。以H村为例，H村的青年们大多外出务工，少部分在外求学或从事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由于在外务工的适龄女青年大部分都能找到较为合适的婚配对象，所以就一定程度上对同村男青年造成了轻微程度上的婚姻挤压，而那些在外务工的男性青年，只有在本地通婚圈和在外地婚姻市场这两种简单的选择，但本地男青年在外地婚姻市场上由于主客观因素限制，其比较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因而大多数在外男青年都选择回乡选择婚配对象，而一旦选择回乡，便不得不承受本地婚姻市场所带来的更大的婚姻挤压，也要承受由上述原因所导致的女性彩礼要价的主动发起。
3.2. 男方家庭高额彩礼支付的动力成因
首先，男方彩礼支付行为发生在以村庄为单位的一定社会阶层范围内，那么就势必受到村庄内部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的冲击影响。目前农村婚姻消费市场上存在一种从众攀比文化，这种非理性的价值观和消费模式大大抬高了彩礼的额度，乡村城镇化建设是彩礼变迁的市场化因素，在这个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青年流向城镇地区，城市的消费价值理念植入了打工者的脑中，但乡村经济的发展却无法跟上超前的观念，这种发展的不同步导致了畸形的高额彩礼 [4] 。
在关中西部农村，代际关系有着严重的失衡发展趋势，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和代际支持很强，而子代对父代的回馈力度却非常有限。因此，在子代婚姻问题上，父代对子代具有较强的婚姻责任，为儿子娶媳妇成为父代最为重要的“人生任务”。北方农村的父母对于“人生任务”都深有体会，那些已经为儿子顺利娶上媳妇的父母都说自己“可算是完成任务了”；而那些没能为儿子娶上媳妇的父母则是没有完成任务的人，他们不仅焦虑不安，而且在村庄里“没脸见人”，成为村民眼中没有面子的人。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农村内的亲代父母都把为儿子娶媳视为人生的重要任务，如果未及时完成或者未完成，就会受到本村内部其他村民们“异样”的眼光，觉得自己未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同时也不能让家族血脉及时或更好的延续下去，从这一角度来讲，其已经上升到了宗族血脉关系的层面，也属于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一部分。
由此可以说明，村民们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人生任务的动力大部分来源于亲族内部血脉传递的压力，与此同时，随着岁月的流逝，压力逐渐变为了动力，一种为亲族内部所有成员所认可的动力。从价值意义等方面来看，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大多是在亲族内部得到完美呈现的，“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构成了中国农民的终极价值，成为中国农民的真正宗教”作为父母，在将子代抚养长大之后，首要的责任就是要让子代顺利地完成婚嫁，保证家庭的延续。如果不能完成这一“硬性指标任务”，就会产生对先人以及子孙后代的愧疚感。此外，亲代只有在完成为子代婚姻嫁娶的人生任务之后，才会觉得如释重负，并且会发觉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孙辈身上得到了一种有效的延续。于是一旦当亲代形成这种完成人生主要任务的主观意愿后，接下来便是父母为子代支付高额彩礼的积极性大小的研究讨论了。通常来说，在当今农村婚姻市场男女比例失衡的背景下，对农村男性青年的婚姻挤压现象愈发严重，亲代对子代在婚姻成本费用等方面的物质支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代婚姻质量的优劣，甚至成败。况且当今农村青年大多外出务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拥有较大数额的积蓄，客观上还是要依赖于父母的支付帮助，因此，父母承担子代婚姻成本费用的积极性也在影响着男方家庭的支付动力。结合上文的女方家庭的彩礼要价，可以分析出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有两个组成部分，即女方家庭要价和男方家庭支付两大主体，也可称之为一种简单的二元结构，但是在此也是只探寻出了主体构成，具体的机制主体之间的联系，甚至具体的传导路径以及中间的因素作用都还不得而知。
3.3. 乡村媒人在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中的信息传送及资源配置作用
前文的现状分析已经分析出当前在农村本地通婚圈内的主要婚姻模式还是通过媒人的介绍，现在此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充说明，除了占比最大的媒人介绍模式，还有一部分农村青年的婚姻模式是通过其亲代父母积攒的人脉关系，或是两家较早定亲等方式，此外，与城市差别较大的地方是，在农村只有极少部分的农村青年采用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的婚姻模式。而存在大量传统职业媒人介绍的本地婚姻市场，媒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在配置本地婚姻资源，特别是对婚姻成本费用诸如彩礼等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由于媒人是职业的而不是兼职的，其本身的职业素质水平还是较高的，通常媒人们为了提高做媒的成功率，彼此之间经常互通信息，逐渐形成了婚姻介绍的紧密协作机制。本地婚姻市场中的媒人对本地通婚圈内适龄婚配的男女家庭状况，男女自身条件可谓是一清二楚，充分掌握婚姻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市场，并将掌握到了男女双方信息各自归类以方便更好的匹配，同时，媒人以盈利为目的，掌握的婚姻信息是其获取利润的资源，信息协作机制是婚姻市场化的一个必备要素 [5] 。除此之外，媒人还会充分经营这些信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还是由于女性稀缺所带来的信息价值攀升。简单来说，职业媒人在本地婚姻市场中发挥着配置信息资源的中介作用，女方家庭和男方家庭分别充当着“卖方”、“买方”的角色，由于市场中人口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女性资源稀缺，媒人可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来进行高额媒钱的索取，而这种现实状况又反过来促进“卖方”高额彩礼要价的形成，并充满着一股讨价还价的现实气息。
4. 微观视角下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中的具体传导过程
4.1. 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女方彩礼要价的主动发起
上文已经基本分析出了农村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中的主体构成，接下来就要对形成机制中的主体关系，传导机制等做出具体的分析研究。首先来看二元结构中的女方家庭，前文提到，农村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所造成的严重婚姻挤压，以及媒人在婚姻市场中利用不对等的适龄青年信息对婚姻资源进行配置共同导致了婚姻成本的居高不下。但同时，农村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是女性在彩礼定价过程中主导发起的原因之一，首先，在宏观层面上，一些学者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得出，贵州、福建、广东等华南地区和陕西、河南、甘肃等中西部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偏大，这主要源于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男孩偏好”观念。“二孩政策”开放之前，在华北等“男孩偏好”较强的农村，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农民在第一胎没有生育男孩时，在二胎或下一胎次倾向于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并对女婴进行人工流产，或是在女婴出生之后将其主动遗弃，找人领养等。这导致北方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整体严重偏高。由先前的访谈调查可知，H村内的男女人口比例有着非常严重的失衡，由于传统观念的限制，具体其通常认为男孩承担着传宗接代的责任，并且可以及时有效的充当家庭劳动力。另外虽然村民中普遍存在“重男”观念，但人为主观故意地遗弃，流产等现象却是鲜有发生。
其次本村内大量青年的外出务工，打破了原有的本地婚姻圈，打工经济带来婚姻资源尤其是女性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婚姻市场。虽然关中地区农村当前仍然以本地婚姻为主，但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无疑对本地婚姻市场带来挤压。这种挤压表现在婚姻资源的非对称性流动上，即一方面本地女性外流多于男性，另一方面流出本地的女性多于流入本地的女性，由此一来大大加快了本地村庄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也同时导致了适龄婚配女性资源的稀缺，在婚姻市场理论的辅助下，我们可以得知男方的支付行为与女方的要价行为同等构成了彩礼形成的基础条件，因此在男性之间要通过竞争的形式去寻找适龄婚配对象时，就自然导致了女方掌握有充分的婚配信息与选择权，其也有资格发起彩礼具体数额的定价，可将其形象的理解为经济学中的 “卖方市场”，这里即为婚姻市场中的“卖方市场”。虽然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着重强调女方在整个婚姻市场的主导作用，但就本文分析以及婚姻市场理论来看，一味地强调女性在整个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重要主导作用，未免显得有些独木难支，也同时忽略了男方在整个机制中的作用效果。因此，我们要强调的不是主导地位，而是主发起点，即整个形成机制流程的起点、开端。
4.2. 高额彩礼定价机制中女方要价与男方家庭支付的博弈过程
彩礼定价在由女性家庭主导发起后，其接下来便进入了与男方家庭的定价博弈之中，要价与支付之间的循环博弈共同构成了整个彩礼定价过程。简单大体说来，就是女方家庭先发起提出一个其认为合理的彩礼要价，价格转给到了男方家庭后，男方在充分考虑其合理性后决定是否有支付的意愿，如果没有，是否有必要单方面降低女方最初的要价，种种思虑过后，男方家庭会给出另外一个自己的支付价格再“返还”给女方家庭，这便构成了一轮完整的彩礼定价行为，之后如果双方不能对彩礼定价达成一致，那么议价行为就会一轮接着一轮的持续下去，直至双方达成一致。同时，在彩礼价格的来回传导过程中，除了上文已论证分析过的女方家庭主起要价和男方家庭支付的内部原因外，还存在着较多的外部因素，其中两个最为主要的原因便是村落职业媒人的信息资源配置因素和下文要着重分析的宗族村落间的竞争因素 [6] 。综合看来，两大主体间充斥着各种内外部因素，在这些因素的交重影响下，首先会出现女方最初彩礼要价普遍较高的现象，其次就会在此基础上出现一个通常较小的浮动，并最终形成最后的彩礼价格。
案例1：我侄女前年刚结的婚，彩礼起初要了15万，男娃家里也没啥意见，但最后女娃他爸看他哥家的女娃彩礼要了16万5，就改了主意，最后硬是问男娃家里要了17万，估计就是嫌他女子先开始要的太低，心里不畅快才往高里要的。(H村1队便民商店店主刘女士，40多岁)
因此看来，内部因素主要起到奠定彩礼的高额基础，而外部因素则导致彩礼价格进一步在先前基础上浮动。分析至此，基本上可以得出高额彩礼形成机制的主体构成和联动传导路径，以及中间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综合看来这是一个颇具复杂性的二元联动传导机制(见图6)，并在本地婚姻市场和通婚圈内着重发挥其作用。
4.3. 亲族村落竞争在高额彩礼传导机制中的催化作用
农村本地通婚圈内，存在着大量的宗亲血缘关系，陕西关中方言中，常把此称为“门子”，如果与
Figure 6. The diagram of the direction to guide high bride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图6. 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传导图
对方同属一个“门子”，那么也就同属一个小亲族。当然亲族内部还存在着许多远近血缘关系，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与复杂性。具体来看亲族势力在婚姻关系的形成中具有很强的控制力量，并且通常都极有可能左右最终的彩礼价格，我们仍然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来看。
案例2：我女子16年结婚，当时刚开始我跟她妈商量的14万彩礼钱，她大伯和她姑就坚决不同意，说“现在咱镇谁家嫁女子要14万，都是15万起步，咱女子又不缺啥少啥，不比别的女子差啥么，要14万嫁过去肯定在男娃屋里不值钱”，最后家里人坐在一起商量了好长时间，才定下了16万的彩礼。(H村1队村民张先生，40多岁)
案例3：去年过年时邻庄有个姑娘，好像就是她屋里要了28万彩礼，男娃家里就一直不同意，然后直接就给推了，还让自己娃不准和那姑娘再处，但那姑娘和男娃感情好得很，就是两个屋里一直僵持不下。最后姑娘可能想不开，直接跳到一口深井里，哎，年纪轻轻的，可惜了，可惜了。(H村1队村民姬女士，50多岁)
可以明显的看出在家庭亲族势力的干涉下，彩礼数额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其亲族成员通常会做出通婚圈半径内的彩礼价格对比。仔细看来这其中也充满着一种竞争攀比文化，亲族成员会对照亲族内其他成员或附近村镇的彩礼价格，一般情况下，做出的最终要价要只会高于这个参照值，而不会变低。但他们不会考虑参照值的合理性与否，也就是说，其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跟风或攀比行为 [7] ，而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地只会对彩礼价格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女性在传统宗族内的地位面临着种种束缚，不仅是其自身，她们的家庭往往也难以脱离这种束缚，即使女方与男方两情相悦，但还是无法抗拒亲族内部的压力，只能默声遵从，而成为农村婚姻市场中一种“被物化的牺牲品”。
5. 高额彩礼要价对农村社会及家庭的作用影响
5.1. 高额彩礼衍生下农村家庭的贫困以及代际失衡问题
由于当前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较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是无法承受目前高额的彩礼价格，并且其远远高于物价的上涨幅度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是导致当今农村地区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在当今彩礼数额不断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很多农村适龄男青年靠自己或父母举债来支付彩礼，婚后男方家庭负债累累，入不敷出，这样一来，就给本应和谐美满的婚姻家庭蒙上了灰暗的阴影，甚至引发夫妻关系不和、婆媳关系紧张等问题，严重的有时还会爆发肢体冲突，导致刑事案件的发生 [8] 。其次，高额彩礼使婚姻夹杂了很多的经济利益，这样的婚姻很难保障“天长地久”，一旦感情不合导致离婚时，高额彩礼还会演变成双方经济纠纷的重要生成因素。在此次调查的H村，有相当一部分父母是通过举债的方式帮助子女承担婚姻费用成本。还有一些稍微富裕的家庭，在付完彩礼后，也通常会花费其毕生的积蓄。因此“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严重。
由于天价彩礼要由父母支付，这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代际剥削，而且农村青年们普遍认为父母为其支付彩礼是他们应尽的养育义务，无关于彩礼数额的大小，简单来说就是父母这样做事应该的，而这种思想极易诱发子女今后在赡养期的责任缺失，忽视自己这时对其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基于此便造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代际失衡的表象，即双方在养育期和赡养期的责任义务不对等 [9] 。此外一些家庭还会将彩礼所得用作儿子的彩礼支出费用，这样一来也同样会造成一些家庭子女间的内部矛盾，破坏家庭内部关系，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子代内部的失衡现象 [10] 。
5.2. 高额彩礼对农村青年婚姻关系状况的现实冲击
高额彩礼首当其冲的对农村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婚姻关系方面，由于高额彩礼，许多男性青年不得不放弃对女方的婚姻追求，更有甚者打了光棍，从而进一步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转过头来看女方，有些女方因为家庭所定下的“高额彩礼枷锁”而不得不放弃和“相中男方”的婚姻打算，其中也不乏一些走向极端的案例事件。
再看婚后男女方的关系，也可能由于之前双方家庭之间遗留的复杂彩礼金额问题所牵绊，影响夫妻双方的感情生活，也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陕西关中地区近年来多地不断发生有类似原因所导致的财产纠纷，甚至人生伤害案件。种种这些不良影响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之一。而往深层方面去探究，这种高额彩礼对青年子代的现实冲击极有可能继续通过代际下行传递，由于农村地区阶层固化性较强，子代在此问题上通常有着与亲代相似的应对逻辑与行为模式，一旦这种问题的代际传递形成，那么要想改变只能从形成机制的源头着手，当然这其中还牵扯着许多的内外部因素影响，所以说要想改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1] 。
虽然高额彩礼带给农村青年的大多都是现实的消极影响，但也不能“一刀切”式的只看到其消极影响，当前学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通过高额彩礼，可以有效提升女方在婚姻嫁娶中的话语权与决定权，增强女性在家庭经济资源方面的支配力度，加快农村社会文化风俗变迁。让嫁女的家庭感到其不再处于婚配过程中的劣势地位，反而可以对男方进行挑选，直至寻找到内心理想的对象人选。男尊女卑的观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淡化，让人们产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想法。当然笔者对于这一看法也只是持保留态度，毕竟这一观点还是缺乏具体的实证调查研究支撑，“重男轻女”观念是否由于高额彩礼所淡化，还需具体考证。
6. 总结与思考
综合来看，当前关中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还是以一种二元结构的传导联动为基础，在传导的主要路径中有宗族村落与媒人这两大影响因素主体，另外，在女方要价和男方支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诸多内部因素。具体说来，首先是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衡所造成的婚姻挤压，以及本地婚姻圈的人口结构变化共同导致了女方家庭高额彩礼要价的主动发起。其次，彩礼要价传导到男方家庭之后，男方结合自身的支付意愿返还给女方一个心目中的合理价格，并且其中通常由男方亲代完成人生任务的强烈愿望和其他因素所影响驱动。在彩礼价格传导的路径上，宗族村落竞争和媒人信息资源的配置也在起着一定的助推作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男女方之间的闭环结构，而彩礼也在一轮轮的定价中逐渐水涨船高，最终形成“畸高”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