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是指个体基于对匿名他人行为和意图的善意预期，自愿将社会资源交由对方处置的一种心理意愿(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它影响着个体的人际关系质量与身心健康，被誉为社会发展的“粘合剂”(Ma et al., 2018)。作为一种社会信号机制，人际信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或损害经济、社会等各种形式的交往(Ben-Ner & Halldorsson, 2010)。它是人际交往的基础，是个体与他人建立良好社会交往关系的基础(杨颖，2020)，是团队合作的基本条件(赵静，薛芳，2020)。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近一年来“搭子式交友”与“大学生式信任”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话题中。大学生身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在很多情况下展现出对陌生人的信任，比如会和陌生人相约看演唱会、吃饭、打卡游玩地点，会将手机、平板类贵重物品用来占座，将自己行李交给陌生人看管或是用来排队，为遛狗将自己的身份证、学生证等交给他人保管等等。大学时期是信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那么有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的产生机制如何，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探究。
人际信任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主观社会阶层是其因素之一。主观社会阶层强调个体主观感知，即“自己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知”，是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主观评定的个人所处社会阶层(Kraus, Piff, & Keltner, 2009)。关于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一方面，以不同阶层的资源占有量出发，高阶层会拥有更多的教育、培训、实践资源，在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上更有优势，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龚娇，李伟强，陈铭，汤明，袁博，2019 ；郭永玉，杨沈龙，李静，胡小勇，2015)；另一方面，从认知与文化角度考虑，低阶层的信任水平可能更高(Piff, Stancato, Cote, Mendoza-Denton, & Keltner, 2012)。当然也有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杨沈龙，郭永玉，李静，2013)。由此可推论，其中或许有其他因素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
社会支持是出现在两个个体之间、可为一方或双方感知到的意在增强被支持者福祉的资源交换，在类型上有客观支持和主观体验之分(崔珂，沈芝芳，宋玉田，2023)。领悟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和评价，是对自己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信念(郭佩佩，高凯，姜茂敏，王德文，2023)。已有研究发现，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客观支持差异显著(谭雪晴，2007)，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能正向预测社会支持水平(杨胜娟，2009)；而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也有显著正相关(叶宝娟，杨雪，雷希，郑清，2018)，获得来自高校、家长和同辈的关心、认可和支持越多，越能形成较好的品质信任和人际情感信任维系，增加其对所在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信任(郭嫄，2018)。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可能会影响不同阶层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
应对方式是当外在或内在要求超出个人资源时个体所采取的认知或行为策略(苏志强，马郑豫，2023)。消极应对的特点是回避和发泄，不采取正面的方式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应激事件等。而低阶层拥有的资源较少，在面对无法处理或者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可能会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比如面对“内卷”，有许多的大学生选择了“摆烂”、“躺平”式的生活，这种消极的应对方式是是否会影响个体对社会支持的领悟水平？本文将探讨消极应对方式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会支持之间如何起作用，又如何影响到人际信任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讨论主观社会阶层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综合考虑主观社会阶层、领悟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和人际信任的动态关系。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主观社会阶层可以预测人际信任水平；
假设2：主观社会阶层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影响人际信任；
假设3：消极应对方式通过影响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关系进而影响人际信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发放电子问卷325份，为了保证实验的严谨与科学，根据问卷填写时长，剔除无效问卷7份，占所有回收数据的2.15%；筛选出有效数据318份，回收有效数据为97.85%。被试中男生123人、女生195人；年龄在17~25岁，平均(20.57 ± 0.90)岁；年级囊括大一到大五。
2.2. 研究工具
2.2.1. 人口学资料调查表
本研究中的人口学资料调查表的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年级。
2.2.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采用Adler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Adler, Epel, Castellazzo, & Ickovics, 2000)，阶梯共分为10级，从低到高分别代表不同家庭在社会中所在的位置，等级越高，意味着社会地位越高。在问卷中，请被试结合其自己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选择相应选项后的数字代表自己的家庭社会阶层。
2.2.3. 人际信任量表
采用丁妩瑶修订的人际信任量表(ITS) (丁妩瑶，彭凯平，2020)，修订后的量表共10个项目，包含两个维度：社会现象信任和承诺行为信任，采用Likert五点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依次计1至5分。在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社会现象信任、承诺行为信任和整体的中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47、0.731和0.686。
2.2.4.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姜乾金，2001)，分别测定个体领悟到的来自各种社会支持，如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支持程度，同时以总分反映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总程度。含12个自评项目，每个项目采用七级计分法。为了贴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将“领导、亲戚、同事”换成了“老师、亲戚、普通同学”，其他无变动。在本研究中，量表的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41。
2.2.5.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由解亚宁等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解亚宁，1998)，该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分量表)组成，包括20个条目。在本研究中只采用消极应对的分量表，其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0。
2.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以及Process插件。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检验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的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9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3.21% (远小于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行以下分析。
3.2. 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ous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间相关分析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
对主观社会阶层、人际信任、领悟社会支持和消极应对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主观社会阶层与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符合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学要求。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SPSS22.0的process插件中，参照Hayes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叶宝娟，温忠麟，2013)。选择Model7，样本量5000，在95%置信区间下，以主观社会阶层为自变量X，人际信任为因变量Y，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M，消极应对方式为调节变量V。
Table 2. The mediation model tes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表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模型检验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01。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水平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 = 2.325, p < 0.05)；加入领悟社会支持以后，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对人际信任预测作用显著(β = 2.318, p < 0.05)，但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总效应值为0.130，直接效应值为0.098，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为(0.239 × 0.132)/0.130 = 0.243。说明主观社会阶层作用于人际信任的效应有24.3%是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起作用的。假设1、2得到验证。
Table 3. A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test using negative coping as a regulating variable
表3. 以消极应对为调节变量的条件过程分析检验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而消极应对在此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β = 2.319, p < 0.05)，说明中介变量社会支持对因变量人际信任水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主观社会阶层 × 消极应对对社会支持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3.248, p < 0.01)，说明调节变量消极应对在自变量主观社会阶层到中介变量社会支持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
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如图1所示，对于消极应对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能感受到更多地社会支持；但对于消极应对水平较高的大学生来说，主观社会阶层对领悟社会支持不再有预测作用。说明消极应对水平越高，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会支持之间的正向预测作用关系越弱。
4. 讨论
本研究以研究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为出发点，探讨其他三个变量与人际信任这一变量的关系。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社会支持、人际信任水平三个变量之间有显著相关，而消极应对水平与主观社会阶层、领悟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之间相关并不显著，可以进一步探讨消极应对与其它三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影响人际信任水平。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on subjective social stratum and social support
图1. 消极应对方式在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会支持上的调节作用
4.1. 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与人际信任之间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个体的社会阶层越高，信任的水平也会越高。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谭旭运，2016；Navarro-Carrillo, Valor-Segura, & Moya, 2018)。这可以用资源因素理论来解释，高阶层拥有更多地资源，比如教育、培训、实践等，在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上更有优势，所以高阶层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更能面对与陌生人交往所带来的风险(龚娇，李伟强，陈铭，汤明，袁博，2019；郭永玉，杨沈龙，李静，胡小勇，2015)。因此，社会阶层越高，人际信任的水平也会越高，验证了假设1。
4.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不同阶层的社会支持差异显著相关，社会阶层越靠上，社会支持的水平也就较高(程永佳，2013)。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社会支持的网络依赖于人际资源的建立，而人际互动通常是一个社会资源相互交换的过程，与社会下层相比，其他阶层的个体掌握的资源较为丰富，自然就拥有越多的人际交往的机会(杨胜娟，2009)。因此社会阶层越高，获取的社会支持也就越高。
本研究也证实了领悟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显著预测作用。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显著影响，二者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越大，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郭嫄，2018；叶宝娟等，2018)。这可能是由于社会支持低的个体在处理问题时，由于往常能够获取的资源有限，个体对自己能够获得的支持有一个低的预期，所以独立意识和自立能力会更强，往往更愿意依靠自己，拒绝他人帮助去解决问题，使得他们社会经验更为丰富的同时，自我保护意识和戒备心增强，导致人际信任水平降低。故而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正向预测作用。
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的模型进行检验，发现主观社会阶层→人际信任水平的路径不再显著，只有主观社会阶层→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水平显著，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其完全中介作用。高阶层因为本身所有的资源能够有更多的人际互动机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而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个体会善于利用其所拥有的人际关系去处理个体遇到的问题，导致其对周围人的人际信任水平增高。
4.3. 消极应对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消极应对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当个体的消极应对水平越低时，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越能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进而更信任他人。可能是由于消极应对水平较低的个体，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更多地依靠自己解决问题，积极并且勇于尝试，他们获取社会支持的过程较为主动。基于资源因素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高阶层有更多可支配的资源，易于获得周围人的支持和帮助，容易形成他人对自己友善热情的印象，增加其对所处环境及交换对象的信任水平。当个体的消极应对水平较高时，主观社会阶层不能直接预测人际信任，也无法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间接预测人际信任。对于消极应对方式较低的个体，主观社会阶层更容易预测其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
综上所述，基于“资源因素理论”，高阶层相比于低阶层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源量，就可以获取较高的社会支持；而个体获得来自高校、家长和同辈的关心、认可和支持越多，越能形成较好的品质信任和人际情感信任维系，增加其对所在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信任，进而形成较为融洽的人际信任氛围。消极应对水平较低的个体在面对问题时会有更多的想法、更容易变通地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能够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5. 结论
1) 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水平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2) 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水平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主观社会阶层能通过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水平间接产生影响。
3) 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水平的间接效应的前半段受到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随着应对方式得分的提高，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