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埃鲁班工坊概况及分析视角
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总书记提出在非洲建立十所鲁班工坊的行动规划 [1] 。2019年4月，习总书记在会见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fattah al Sisi)时提出在埃及建立鲁班工坊，为埃及青年提供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2] 。中埃双方经过仔细考察后选定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与天津交通职业学院为中方合作院校，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Ain Shams University)1与开罗高级维修技术学校为埃及合作院校，一同筹建鲁班工坊。2020年11月30日，埃及首批两所鲁班工坊揭牌启运。其中，与艾因夏姆斯大学合作建设的鲁班工坊总面积1200平方米，设有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新能源应用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三个高职层次的学历教育；与开罗高级维修技术学校合作建设的鲁班工坊总面积620平方米，设有数控技术加工、汽车维修技术两个中职层次的学历教育。两所鲁班工坊都建有专业的实训室和智能电脑鼠实训区 [3] 。至此，埃及成为全球唯一拥有两所鲁班工坊的国家，这两所鲁班工坊也是目前在非洲建设的规模最大、专业数量最多的中外合作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五个合作专业都是基于埃及经济发展急需的技术性人才需求设立，充分遵循“因地制宜”的建设原则。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赴国(境)外投资设厂的数量日渐增多，带动了合作国对技术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赴海外办学过程中自然催生了国际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等的跨国流动和迁移。按照推拉理论的观点，即人口或劳动力流动取决于流进和流出两地中占主导地位的推力与拉力之间的权衡博弈，高职院校在“走出去”过程中也同样受到来自中国境内的推力、埃及国内的拉力以及因两地文化差异等因素造成的阻力与斥力影响 [4] 。而作为一种跨境教育的组织形式，鲁班工坊的建设也涉及多元价值需求以及影响组织行为及目标的不同参与者。参照弗里曼(Freeman)有关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诠释，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合作是确保组织获得最大收益的主要基础 [5] ，因为将各类与组织行为及组织目标息息相关的个体和群体纳入组织决策，既是一种理论要求，也是一种战略资源，有助于提升组织的竞争优势。也有研究者依据其在特定组织活动中的角色与定位，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内部、外部和远端等不同类型 [6] 。埃及是中国在非洲首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以及在非投资的首选国家，中国是埃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埃双方长期稳固的政治、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为埃及鲁班工坊的建设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埃双方政府、合作院校及师生、在埃中资企业和埃及当地企业等携手并进，构成了中埃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核心利益与共同体(见图1)。
Figure 1. Analysis of Sino Egypt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图1. 中埃职业教育合作的分析
2. 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成效
1) 构筑职业教育合作桥梁，推动中埃民心相通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以教育对外开放为引领、以服务“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为路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保障制度。鲁班工坊作为重要的职业教育输出模式，其创建为中埃两国加深理解与沟通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在师生交流方面，自建立伊始，中埃双方团队就开展了多次跨国实地考察学习，对双方的教学环境、传统文化等进行了深入了解；在留学方面，由埃及鲁班工坊培养的、选择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中将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国的学生比例高达66.67%，为我国教育交流“引进来”提供了优秀生源 [7] ；在医疗援助方面，疫情期间，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和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向埃及两所合作院校捐赠了口罩等防疫物资，以实际行动保障鲁班工坊师生健康，推进教学活动如期进行，拉近了两国合作院校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8] 。更重要的是，埃及鲁班工坊已成为非洲各国建设此类中非职教合作平台的质量标杆，为非洲经济建设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加快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2) 保障埃及中资企业用人需求，促进中资企业“走出去”投资
中埃两国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涉及工业、能源、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2020年，在埃及投资的中资企业达到1660家，总投资额约为70亿美元 [9]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国企业对埃及投资较为集中的区域。截至2021年12月，已有123家中资企业入驻，中方实际投资额超过13亿美元 [10] 。中国对埃及的投资带动了对当地技术人才的需求。然而，埃及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当地员工的技术技能无法达到中资企业用工标准，对其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11] 。
随着鲁班工坊建设的推进，位于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内的中资企业，包括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汉能薄膜发电集团、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等积极参与埃及鲁班工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并提出用人标准，与鲁班工坊签订校企合作备忘录、将工厂作为学生的实训基地、利用校企协同办学推进产教融合发展，为企业培养当地技术技能人才，保障了埃及中资企业的用人需求和生产效能 [12] 。2021年2月，即埃及鲁班工坊启运两个月后，23家中资企业赴埃及参加投资推介会，其中10家企业表示愿意赴埃及投资设厂。鲁班工坊的建立为中资企业解决在埃及的用人需求增加了底气与信心。目前在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内的中资企业中，本地员工雇佣率已超过90% [8] 。
3) 创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机制，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品牌
在鲁班工坊创建之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主要以中国高职院校和企业为主导，以单向的、小规模的、短期的对外援助与培训为特征，如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中国援恩图曼职业培训中心、2006年建立的援坦桑尼亚心脏外科诊疗培训中心、2011年建立的援助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渔业与水产教学培训中心、2014年建立的援贝宁职业技术学校等 [13] ，学历教育与合作形式较少。该时期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多以援助为主，缺乏品牌影响与规模效应。鲁班工坊以中国政府为强有力主导、以校企协同办学以及系统化、规模化、制度化、品牌化为鲜明特征，树立起了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知名品牌。同时，鲁班工坊以学历教育为主，创新、拓展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机制与模式。
3. 埃及职业教育“请进来”的成效
1) 完善中高职贯通，推动埃及职业教育体系改革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国家经济进步、减少贫困代际传播的一种有力工具 [14] ，有助于提高个人和社会生产力、实现产业结构变革、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15] 。埃及在经历了2011年的“一·二五”革命2之后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为恢复国内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2014年塞西政府上台后不久便提出了“经济振兴”计划 [16] ；2016年又推出《埃及2030愿景》这一中长期发展规划。两份文件都明确指出要为提升经济、发展工业培养技术人才，将教育重心向职业教育倾斜。
埃及职业教育体系由低到高依次为：预备职业教育阶段(在初中课程中加入职业教育类课程，学制3年)；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分为3年制中等技术学校和5年制技工学校)；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学制为2年，目前仅有阿斯旺能源学院、邦哈电子学院与开罗邦尼苏义夫工学院等，院校数量较少) (见图2)。埃及教育部门重视中等职业教育、轻视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职业院校数量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导致中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缺乏贯通性，造成中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升学困难。对于多数中职院校毕业生，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即是最终学历 [17] 。
Figure 2. Overview of Egypt’s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图2. 埃及职业教育体系概览
埃及两所鲁班工坊的建立为中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继续深造提供了保障。艾因夏姆斯大学的高职层次鲁班工坊和开罗高级维修技术学校的中职层次鲁班工坊从教学专业和教学内容上实现对接，确保中职毕业生能够顺利进入高职继续深造学习。这一模式完善了埃及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了中高职贯通、贯彻并实现了《埃及2030愿景》中对于职业教育的规划。埃及政府将鲁班工坊的五个专业纳入职业教育改革，教育与技术教育部发布的《技术教育2.0改革》更是将两所鲁班工坊列为“卓越基地”试点单位。此外，艾因夏姆斯大学的鲁班工坊还开设了招收职业院校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教师的研究生项目，使鲁班工坊的学历教育上升至硕士研究生层次 [18] 。
2) 以中方培训为起点自主发展师资力量
2019年4月，中国提出在埃及建立鲁班工坊后，中方即着手筹划埃及鲁班工坊师资培训项目。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与天津交通职业学院两所中方院校针对合作专业成立了专门培训机构，由校企协同合作制定师资培训方案，采用理论学习、实践实训和企业实地考察三者结合的方式对来华教师进行培训。2019年6~7月，7名艾因夏姆斯大学鲁班工坊教师来华参加师资培训；9~10月，2名开罗高级维修技术学校鲁班工坊教师来华参加师资培训。疫情期间，为教学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中方两所合作院校与埃及鲁班工坊教师除了积极进行线上交流与培训之外，中方团队2021年12月还亲赴埃及对埃方教师进行教学设备的现场教学与指导 [19] 。
埃及鲁班工坊的教师以接受中方师资培训为起点，通过不断摸索与实践，形成了纵向、自主发展本土教师的师资培训模式。开罗高级维修技术学校鲁班工坊教师培训了本校和东纳斯尔烈士工业学校的机械老师；艾因夏姆斯大学鲁班工坊教师培训了十余名专业助教 [8] ，形成了以中方培训为起点、纵向多枝“树形”自主培训模式，为埃及职业教育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合格师资，改善了职业教育师资不过关的窘境。
3)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青年高失业率问题是造成中东国家局势紧张，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埃及“一·二五”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大批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导火索之一便是青年高失业率造成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引起了民愤 [20] 。近三十年来，埃及劳动力增长较快，从1991年的16171285人增至2021年的30178752人，增幅达到86.7%，年均增长率达到2.9%，超过世界平均人口增长水平。与此同时，埃及劳动力参与率(占15岁以上总人口的百分比)保持相对平稳态势(40%~50%左右)。然而，在人口总数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失业率却居高不下，常年保持在9%~10%左右；反观埃及年轻群体总失业人数比率，高达失业率的2.5~3倍，出现了失业情况向年轻群体发展的反常现象(见图3)。
埃及两所鲁班工坊所设专业均以埃及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为导向，采取校企协同办学的模式培养技术人才，打破了埃及职业教育体系中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不符的桎梏。与鲁班工坊进行校企合作的在埃中资企业与埃及当地企业全程参与两所鲁班工坊的建设，并根据中埃双方企业的用人需求、结合埃及经济发展紧缺技术人才的考虑，合作设立了上述5个专业。鲁班工坊师生对毕业生就业质量普遍持较高评价。其中，认为毕业生就业前景较好的教师达83.33%；毕业生从事对口专业工作的比例达87.5%；对工作满意度较高的学生比例高达83.34%，初步实现了《埃及2030愿景》中“至2030年将职业院校毕业生从事对口专业工作比例提高至80%”的规划要求。此外，毕业生对就业企业性质的选择中更倾向于中资企业，该比例高达52.7% [7] 。
4. 中埃合作共建鲁班工坊的挑战
鲁班工坊是一个涉及多元价值目标和多利益相关者的非营利性组织，在运行中也涉及各类内、外部和远端利益相关者，对其组织内部形成优势互助或竞争挑战。总体而言，埃及鲁班工坊在运行中主要受
Figure 3. Unemployment rate in Egypt from 1991 to 2021
图3. 埃及1991~2021年失业率情况
到来自机构内部的文化差异与资金限制、来自机构外部的民众偏见，以及来自国际市场的远端竞争对手的挑战。
4.1. 内部挑战：文化差异与资金短缺
1)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差异
中国与埃及分属不同的文化圈。埃及是伊斯兰国家，绝大部分国民信仰伊斯兰教，将古兰经作为开展日常活动的准则。中国是以汉族为主的单一民族国家，国民的宗教信仰与埃及相比较为薄弱。埃及鲁班工坊采用埃方团队管理、开展教学活动，中方提供教学建议而不直接参与教学任务的模式 [18] 。该模式有利于埃方团队将中国职教经验转化为“自我财富”的能力转变，但也对双方基于不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造成挑战。文化差异致使双方对教学过程中的事物的重要性看法不尽相同。如何确保埃方能够按照中方建议实施教学，达到中方对职业教育质量的要求仍是挑战，需要中埃双方冲破文化障碍，共同学习，通过理解对方文化以开展高效沟通，提高合作效率。
2) 职业学校资金短缺
相比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对教学设施、实训设备等硬件投入要求更高。中国政府对公有资产对外投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且中埃职业教育合作以中方院校投入教学设备为主，这对以非营利性合作办学为导向的中方院校筹备投入资金形成了不小的考验。中国高职院校以向合作企业寻求资金援助为主，而企业是经济社会中的“理性人”，往往倾向于对培训技术员工的资金投入，对于与本企业无直接相关性的教育和教学活动不感兴趣，造成职业院校内部部分活动项目的资金短缺问题。
4.2. 外部挑战：埃及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高等教育激励政策与落后的认知观念造成埃及民众对职业教育持有偏见。上世纪60年代纳赛尔总统对埃及高等教育进行扩张，承诺为高等教育毕业生提供政府部门的公职工作，强化了重高教、轻职教的社会观念；职业教育被视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低等”工作 [21] 。职业教育和就业观念的偏差是埃及鲁班工坊办学过程中需要跨越的一道障碍，中埃双方团队需加强合作，将鲁班工坊的办学模式、宗旨、未来就业前景与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观念，以有效方式传输给当地民众，携手化解民众偏见。
4.3. 远端挑战：与西方国家的潜在竞争
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教育合作起步较早，英、意、德等国家更是将教育视为服务贸易，以产品的形式进行品牌化宣传与推广，以获得较好的国际认可度 [22] 。非洲是西方国家进行教育援助的重点区域。埃及与英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职教领域的合作始于20世纪，由于历史原因，埃及人对英语的掌握较熟练，这为与西方国家开展教育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与埃及的教育合作晚于西方国家，且以鲁班工坊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成果与经验较少，尚未形成国际品牌效应。加之中埃之间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中还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中国应认真学习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优势与策略，加强鲁班工坊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品牌建设，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制度与保障机制。同时，还需携手埃及政府、合作院校与媒体机构，扩大在埃及境内的宣传力度，加强品牌认知度。
5. 总结与启示
教育对外开放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鲁班工坊的建立使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迈出了新的步伐。与过去“短、小、散”的对外技术援助模式相比，鲁班工坊以政府为主导，以品牌化、规模化、制度化、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为特征，建立了高质量、可推广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新机制，树立了中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和人文交流知名品牌。埃及鲁班工坊的创建时间虽不长，但整体成效显著，呈现较好发展前景。
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3] ；随后，又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了中国不仅是非洲经济发展的合作者，也是非洲国家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路人 [24] 。非洲国家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的历史与发展进程。长期以来，非洲是中国国际援助与合作的主要区域，加强对非医疗、教育、农业、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对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助力。鲁班工坊是中非教育合作平台中的一颗新星。中埃两国充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职业教育合作机制，加强对职业教育合作的顶层设计，使相关经验与成果能够在非洲其他国家得以借鉴和推广。中埃双方也需进一步调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统筹各种资源与优势，以整合性思维和策略助力非洲职业教育发展，为加快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国际合作办学模式创新研究”(课题编号：C20222375)；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2YZ0402)阶段性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
1艾因夏姆斯大学(Ainshams University)：埃及第三综合性大学，也是中东地区著名的高校之一，始建于1950年，由原来的开罗大学和亚历山大大学两所高校合并而成。
2埃及“一·二五”革命：发生于2011年1月25日，由“一场血案”(2010年6月6日，28岁商人哈里德·赛义德在亚历山大网吧遭警察殴打致死)触发，引起群众集会游行、抗议示威，进而推翻了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胡尼斯·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的统治。革命背景是埃及经济持续恶化造成的失业率增加、贫富差距扩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等因素引起的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