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一词虽是19世纪末从日本转译而来，但其概念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由来已久。最初，《周易》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 。孔颖达对此解释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2] 。近代，梁漱溟较激进地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甚至于“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3] 。更细致地，任继愈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具体而言，“广义的文化，包括文艺创作、哲学著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等。狭义的文化，专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 [4] 。
在此基础上，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渐趋多元。周有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中心，吸收诸子百家以及印度和其他外来文化，从而形成的综合文化” [5] 。刘梦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 [6] 。
时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多向，著述颇丰。综合各家观点，我们发现将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纳入文化的考量范围是比较合理的。然而，传统文化虽具有稳固性，但其发展至今势必不是一成不变的。此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长期限于前人的已有论述或今人对古代生活的忖度臆想当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古今一辙，且与当代生活的实际是否相抵牾，将为今日学者亟需思考的课题。
基于此，我们将试图探讨当代生活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变”与“不变”的问题。本次，我们选取的研究主题为婚俗，主要通过文献综述、问卷调查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风俗习惯的角度出发，尝试通过对当代中国婚俗的特征进行描述与归纳，最终一窥其背后潜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嬗变之逻辑。
2. 当代婚俗研究文献综述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则是家庭的核心。我们可以说，婚俗研究正是反映当代社会的一面不可替代的明镜。顾名思义，婚俗是指与结婚有关的风俗。此前，学界对于当代社会的婚俗现象的描述较为精细，集中呈现出历史化、区域化、专题化的明显特点。
首先，当代婚姻变迁史逐渐得到学者的青睐。张春艳，李凤英(2009)从婚姻制度角度出发，针对建国后的婚俗变迁进行描述，得出“婚俗的变迁深受当代社会经济巨变的影响”之结论 [7] 。赵莲(2020)从婚俗改革角度出发，认为“关键在于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婚姻登记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婚姻服务企业的推动，在律令与礼俗的互动中激发群众自我变革的内生性力量” [8] 。
其次，有学者从某一区域的婚俗入手，见微知著。例如，杨童舒(2012)在对当代武汉城市婚俗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梳理出“化繁为简、节制文明、个性鲜明”以及“西方文化影响与传统文化的坚持”两种当代特色 [9] 。徐渊(2015)从当代汉中婚庆的特征发现“消费文化、个体文化和娱乐文化主要构成为当代汉中人婚庆的当代文化价值取向” [10] 。
再者，专题化的思路成为部分学者的选择。鲁婷，陈娟娟(2009)聚焦于“彩礼”婚俗，从经济原因、社会结构、传统文化等角度进行解释，发现“男女不平等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啃老结婚现象在当今社会也屡见不鲜”等因素是其深层动因 [11] 。陈大炜(2017)从民族音乐学视角出发，阐发了黑龙江少数民族婚俗音乐对于“继续发扬相应的文化精神，提高当代民族文化价值的内涵”的意义 [12] 。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学界的研究多侧重于文献梳理、主观分析等定性角度或某一区域的针对性探究，较少从数据统计基础上的定量分析及跨地区角度开展研究。因而，此类研究可能存在失之公允，代表性有限的疏漏。基于此，我们将试图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尽可能地拓宽调查对象，以当代婚俗为镜，从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文化角度深入探究等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守成与新变。
3. 调查者概况
本次调查以“当代婚俗文化调查”为题，通过线上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分两次发放问卷。问卷题目涉及受访者基本情况、婚配观念、婚娶流程、彩礼情况等方面。最终，共计收回问卷255份，其中有效问卷234份。有效问卷达到一定数量要求，样本量具有统计意义。
现将所收集问卷的基本情况列入下。
3.1. 受访者来源地
根据统计结果，本次受访者来自25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或特别行政区)，受访者排名前五的来源地为河北、山西、湖南、黑龙江、辽宁。从地区出发，本次统计的受访者遍布华北、华南、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具有较强的统计结果普遍性。本次来源地调查的具体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respondents’ place of origin
图1. 受访者来源地统计图
3.2. 受访者性别
本次调查对受访者的性别情况进行记录，最终得出男女比例约为1.12:1 (见图2)，较为接近1:1的理想比例情况。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本次统计的主要结果受到某一性别主导性影响的可能性较低，能较为客观地反映社会真实情况。
Figure 2. Gender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图2. 受访者性别比例图
4. 调查结果及研究分析
除了受访者的基本情况，问卷的主体研究问题分为择偶因素、婚姻观念、婚配流程、彩礼情况四部分次主题。为调研结果的直观清晰起见，本部分主要依照上述四方面分别进行探析与论述。
4.1. 择偶因素分析
本题调查的内容为婚前因素，即“择偶时最看重的因素”，所得结果如图3所示：
Figure 3.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results of the most valuable matchmaking factors
图3. 最看重的择偶因素结果统计图
我们不难发现：受访者择偶时最看重的前四因素是“经济实力”“年龄相近”“文化程度”“人品性格”。其中，经济实力与年龄相近并列为受访者选择婚配对象时首要看重的因素。相较而言，“家庭环境”“未来发展潜力”“地域临近”的因素不是多数受访者择偶之时看重的要点。
4.2. 婚姻观念探究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统计了当代人对各种婚内现象的观念与态度。首先，我们统计了对于传统婚姻观念的认可度，并将结果列入图4：
Figure 4. Statistical chart of recognition rate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concepts
图4. 传统婚姻观念认可率统计图
本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最认可的传统婚配观念是“夫妻和谐”，选择人数超过了半数，并对其他选项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出乎意料的是，认可率第二高的与“从一而终”和第三高的“三从四德”数据较高，且占比极为接近，均高于受访人数的四分之一。“都不认可”的比率最低，不到4%。
其次，我们调查了受访者对当代新兴婚姻现象的认可度，并将结果列入图5：
Figure 5. Statistical chart of recognition rate of emerging marriage phenomenon
图5. 新兴婚姻现象认可率统计图
从图5，我们可以发现“不认可”各类新兴婚姻现象的受访者占多数优势，达到了32%。其次，受访者对于新兴婚姻现象的认可度普遍较低，均低于受访者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受访者对“独身主义”的接受度最低，仅为6.41%。
4.3. 婚配流程探究
在此环节中，我们主要对受访者家乡的婚配流程进行调查与统计。其中，主要收集了有关“婚庆前后有无传统‘六礼’”“婚礼仪式以何种类型为主”“婚闹、随礼攀比、铺张浪费等现象是否频繁”三个问题的答卷。
首先，是关于“婚庆前后有无传统‘六礼’”的数据统计，结果如图6所示：
Figure 6. Statistical chart of traditional “Six Rites” results
图6. 有无传统“六礼”结果统计图
数据显示，认为家乡有传统婚姻“六礼”的受访者超过八成。结合前述受访者地区来源的统计结果，这可能说明传统“六礼”在受访者中的普及面较广。时至今日，“六礼”习俗仍在国内大多数地区保留至今。
其次，我们对受访者“家乡所见婚礼形式”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所得结果如图7所示：
Figure 7. Statistical chart of wedding ceremony results
图7. 婚礼仪式结果统计图
对于婚礼形式的特点，我们统计的结果证明了中式婚礼的占比优势。但需要注意的是，仍有不少受访者反映当代西式婚礼的数量占优，认为当代以西式婚礼为主的人群占比为三成。
再次，我们对婚配流程中乱象的频率进行调研。我们主要收集了受访者对于婚闹、随礼攀比、铺张浪费等婚宴乱象的认识情况。并绘制统计图8：
Figure 8.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frequency of marriage riot, comparison with rites, and waste
图8. 婚闹、随礼攀比、铺张浪费等现象频度统计图
由图可知，有67.52%的受访者认为此类现象“非常频繁”或“比较频繁”。相较而言，只有3.85%的受访者认为上述现象“非常不频繁”或“比较不频繁”。根据所占比例，我们发现两种不同的意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认为婚闹至少是“比较频繁”的人数占比远远超过了认为其不频繁的群体。
4.4. 彩礼主题情况分析
长期以来，“彩礼”一直是婚姻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彩礼的情况往往能集中反映嫁娶双方的经济背景及价值观念，是我们理解当代婚姻关系的重要把手。
首先，我们调查了受访者对于彩礼重要程度的认识情况，有关结果如图9所示：
Figure 9.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importance of bride-price results
图9. 彩礼重要程度结果统计图
较为直观地，我们可以看出认为彩礼“比较重要”的受访者人数超过四成，认为彩礼“非常重要”的人数也近四分之一。与之相对应，认为彩礼“比较不重要”与“非常不重要”的人数总计才为11.11%，仅过一成。
Figure 10. Statistics of bride-price quota results
图10. 彩礼额度结果统计图
其次，对于彩礼额度的问题，约有 65%的受访者表示家乡彩礼在5万元以上。根据图10，我们不难发现：家乡彩礼在15万元以上约占受访者人数的19.65%，数额在1万元以下的仅有8.55%。据统计，受访者地区彩礼额度的平均数应为8.78万，中位区间应为5~10万。
5. 当代婚俗中传统文化的特点
当我们对所有统计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当代婚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当代婚俗所折射出的传统文化特点可以主要概括为下述四方面：
5.1. 遵规知礼的道德准绳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春秋时代，《左传》便申明了礼与治国的密切联系，曾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13] 《论语》中也记载了孔子斥责宰予不重礼节的事迹。自此，遵规知礼便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古代婚俗“六礼”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礼节，遵从规程，强调婚姻对于维系社会稳定的特点。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中式婚礼占主流，超过81%的受访者认为“六礼”存在于家乡婚俗中。时至今日，传统中式婚礼以及“六礼”仍普遍存在当代婚俗文化中。出乎意料的是，超过25%的受访者认为“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当代看似迂腐的伦理仍然合理。此类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礼仪，遵循历史道德与传统规范的基因已经牢固扎根在当代国民的认知观念中。同时，调查发现：受访者认为当今以西式婚礼为主的占比已经超过30%，另有超40%的受访者认为“年龄相近”为择偶时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这也与我国婚俗受西方风俗的影响以及当今社会个性化选择观念的兴起不无关系。
5.2. 以和为贵的思想倾向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自先秦以来，关于和谐婚姻的礼赞络绎不绝，传唱千古。《论语·学而》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14] 追求和谐融洽的宽容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则越发凸显了夫妻关系在维稳家庭和社会方面的重要地位。
据上文统计，我们发现有52.99%的受访者认为“夫妻和谐”是最值得认可的。类似地，有32.48%的受访者认为“逃婚”“两头婚”“独身主义”等新兴婚姻现象都不能被认可。较多受访者认可“夫妻和谐”的重要作用，并抗拒婚姻中的不稳定与动荡因素，即是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在国人婚姻观念中的集中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当今世界因经济利益、宗教信仰、种族认同等分歧而产生的冲突问题甚至流血事件不绝于耳。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以和为贵之思想，正是匡正当今社会上述弊病的一剂良药。如何应用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将成为当今国内学界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5.3. 重男轻女的传统伦理
根据上文图5，我们发现至少认可“夫为妻纲”“三从四德”或“男尊女卑”其中一种观念的人数占比共计58.98%。倘若加上“从一而终”的观念人数，人数占比将达到88.89%。如此高占比的数据背后，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重男轻女倾向的当代投影。
《礼记·郊特牲》言：“妇者，从人也，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15] 明代陈继儒曾在《安得长者言》中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 [16] 。长期以来，“养儿防老”、“女子不如男”等俗语和女子缠足、禁科考等民俗集中体现了古代社会重男轻女的倾向。中国传统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女性发展权利为代价，来达到维护“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秩序。虽然现代社会已今非昔比，“自由”“平等”理念也已深入人心，但上述数据却说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在当代社会仍未能实现彻底性转向。这可能揭示了，我国社会文明建设仍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过渡期，追求男女平等的路途道阻且长。
5.4. 关注现世的实用理性
如上所述，本次调查的统计图显示了下述结果：一是经济因素与年龄并列为择偶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二是至少认为彩礼比较重要的人数占比为六成。三是认为随礼攀比、铺张浪费等现象“非常频繁”或“比较频繁”的人数近七成。
我们不难发现，种种结论都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世幸福生活的特点。儒家文化提倡“未知生，焉知死”与“敬鬼神而远之”的人生观，鼓励人关注现实世界，人伦社会的问题，同时将死亡以及超验性事物有意忽略乃至于束之高阁。
结合中国传统，李泽厚(1985)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两个本体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17] 。具体而言，关注现世的实用主义精神有两方面影响。其一，此类价值观有利于培养中华文化里勤劳勇敢、上下求索的美好品德。其二，它也造成中国人极度关注现世，易导致实用理性主义在当下的极端化产物——拜金主义。人们利益导向的价值观愈演愈烈，造成一切都向“钱”看齐，聚焦于现实及物质层面，使得当今世人普遍“异化”或“物化”。结合本次调研结果，我们便可知这种观点并不是危言耸听。随同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民普遍富裕的同时暴露出的价值观念问题均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
6. 调查总结与思考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我们利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当代婚俗文化进行了探究与分析。总体而言，当代婚俗文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来源多维，程度颇深。通过研究分析，当代许多婚姻观念与婚俗伦理都能被剖析并分离出传统文化堆积层的交互作用。此种交互作用至少可以分为积极方与消极方两类。
首先，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遵规知礼，以和为贵等优良传统文化精神对婚姻形式与婚配流程的影响，促使婚姻关系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同时，我们也发现重男轻女、实用理性等传统文化对当代婚俗的牵制与消极影响。此类观念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建设而消逝，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桎梏婚俗文化现代化之路的阻力。由此可见，当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因子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有许多深根于民族认知方式与行为观念的毒素与痼疾。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西式婚礼文化虽然在婚礼仪式方面对于当代中国婚俗有一定影响，但未成主流，也未能对当代中国的婚俗观念与态度等价值观层次产生深度影响。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仍在当下发挥着价值引领与行为规范的巨大作用，而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多层次与多面性，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并加以选择地弘扬优良传统文化，贬抑过时的文化糟粕才是能够使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焕发新生的必由之路。
7. 结语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美好理想传诵千年。在洞房花烛，画堂笙歌的掩映之下，婚俗成为了我们体察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长期积淀，在维系民族团结，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其深层内涵还将在当今社会持续产生影响。然而，中国自清末以来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动荡与制度革新，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激烈冲突，并催促传统文化被迫开始漫长的转型过程。
1934年，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上，冯友兰阐释了中国的时代精神与发展方向问题。他说：“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在’，并非她的‘过去’的自然发展，而是违反她的意志强加于她的。她不得不面对全新的局势，一直极其困惑为了使局势更好理解，为了更明智地适应局势，她只好有时用过去解释现在，又有时用现在解释过去。换言之，她必须把她必须面对的新文明与她已有的旧文明联结起来，使二者彼此不生疏，而互相可以理解。” [18] 被动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转型的阵痛与磨难，由此铸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此中真谛，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只需环顾四周，便可心领神会。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提供的动力与阻力，前文早有论述。最为关键的是，我们不应鼓吹“传统–现代”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而应着眼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革新与价值重塑。传统文化不是金圭玉臬，更不是洪水猛兽。正视复杂性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以婚俗文化为例，复合型的发展思路可能更适合其健康生长的需要。一方面，社会集体要激浊扬清，整治天价彩礼、随礼攀比等过度物化婚俗的恶性行为，同时也要倡导和谐共处，以礼相待的优良世风。另一方面，公民自觉抵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积极哺育守正约礼的婚姻心态，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魄以起到针砭时弊的功效。
当吾辈能够阐发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价值，促进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之后，我们相信将为中国乃至于世界的高质发展提供全新的道德裨益与经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