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墨两家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尤为突出，世称“显学”，但却遭遇了一盛一衰之悬殊历史命运。两家同产生于社会动荡的乱世背景下，都在“以天为证”的加持下赋予自家学说合法性，都强调“爱”这一核心主张，即儒墨两家共同的价值追求与核心思想。但是，儒墨两家思想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仁爱”与“兼爱”在立论初衷、心理机制、和谐观念等方面有较大差别，体现出两家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尚礼和谐与贵义和谐的不同。儒家“仁爱”思想契合了时代的普遍价值与治国需求，由此得到重视，不断发展为中国哲学之主流；而墨家的“兼爱”思想过于理想主义，不符合时代的需求，于是逐渐衰弱，甚至成为绝学。
Abstract: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are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mong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known as “outstanding schools”, but they have experienced a great historical fate of prosperity and decline. Both schools were bor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urbulence and chaos, and were given legitimacy to their own theories under the blessing of “taking heaven as evidence”. Both emphasized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love”, which is the common value pursuit and core ideology of the Confucian and Mohist school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thoughts of the Confucian and Mohist school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benevolence” and “universal love” i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argumen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harmonious concept, etc., which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or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between the distinctive love and the undifferentiated love, and between etiquette harmony and righteousness harmony. Confucianist “benevolence” thought conforms to the universal value of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which has been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into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universal love” ideology of the Mohist school is too idealistic and does 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so it gradually weakens and even becomes the out of print.
1. 引言
在社会动荡的先秦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学者纷纷周游列国，为诸侯们出谋划策，到战国时期已形成“诸子百家”的局面。其中儒墨两家学派尤为突出，号称“显学”，韩非子提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墨两家的核心主张皆为“爱”论，“俱到尧舜”的儒墨两家也有着相近的思想渊源。但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两家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儒家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中国哲学之主流，墨家则逐渐走向衰微，甚至成为绝学。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儒墨一盛一衰之历史命运的原因何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对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探究二者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试图剖析两家不同历史命运的原因。
2. 儒墨之同
2.1. 历史背景：社会动荡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与“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可推断孔子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大约是春秋时代的晚期。而墨子的生卒年，本文以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的观点为据，认为其生卒年是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93年，处于战国初期 [1] 。二人所处的时期“礼乐崩坏”，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墨子生活的战国初期“天下无道”的现象更为严重，诸侯战争由争霸转向兼并，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在这种类似的社会动荡背景下，二人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孔子针对礼乐崩坏的社会现状提出了“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仁即爱人”，称之为“仁爱”。“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墨子认为世间一切混乱皆起源于不“相爱”，提出了“兼爱”的主张 [2] 。二者所处的相似时代背景，为二人思想的相同之处奠定了基础。
2.2. 核心原则：爱之呼唤
“仁爱”与“兼爱”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强调“爱”这个核心原则。孔子的学说始终以“仁”贯穿始终。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门人问起，曾子解答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所谓忠恕，即为仁。仁为何物？弟子樊迟问起时，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忠”与“恕”都是爱人的方法，孔子用“仁”确定了人的道德本质，主张用爱来实现这种道德自律与人格修养 [3] 。
同样的，墨子也主张用爱来处理天下之乱与天下之害。“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墨子·兼爱中》)只不过墨子提出的是“兼爱”，“兼爱”要求“爱人若爱其身”。对一切人一视同仁地去爱，这样便能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实现“兴天下之利”。通过“兼相爱”，消除“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三个民之巨患，实现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和谐。
尽管“仁爱”与“兼爱”在出发点与实现机制上有很大区别，但二者都注意到了爱对社会和谐的重要性。“爱”这一人类的善良情感与美好道德受到儒墨两家的呼唤与渴望，“爱人”这一原则同时得到孔子与墨子的呼吁与提倡。以“爱人”为核心的社会和谐观，这便是“仁爱”与“兼爱”最突出的相同点。
2.3. 立论基础：以天为证
两家除强调“爱”的核心原则以外，还有一大共同之处，即以天为证。两家的本体论都属于天本论，将天视作宇宙间的最高权威与本源存在。因此，“仁爱”与“兼爱”的思想权威性与合法性都来自于上天。儒家认为，天下最尊贵的爵位即是“仁”，这是上天赋予人类的天爵。孟子曰：“尽力行道而死，以得正名。”“仁”是上天赋予人类的使命与追求，因此主张“仁爱”是上天的旨意 [4] 。同样，墨家也以上天为证，墨子认为上天具有好恶倾向，会对人事进行奖罚。为天之所欲得赏，而天之所欲正是交相亲爱，所以“兼爱”就是人们顺应天意的必选项。
由此，通过“以天为证”，儒墨两家共同站到了天本论的阵营，在上天的赋予和旨意下，两家都强调“爱”的基本主张。以上天表明自家思想的合法性，这是儒墨两家又一大相同之处。
3. 儒墨之异
儒墨两家提出的“仁爱”与“兼爱”虽然都把爱作为为人处世的原则，但二者在立论出发点、实现方式、内在和谐观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二者日后的不同处境与地位。虽然儒墨两家都强调爱的重要性，但其传达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与哲学内涵。
3.1. 初衷之分：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
同样是对爱的追求与渴望，儒墨两家的动机与出发点却完全不同。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强、果决、朴实、慎言，具有四种品德的人只是近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这五者便是恭、宽、信、敏、惠。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仁”统摄了德的所有条目，是一切德性的总和。“爱人”作为“仁”的本质，自然也是以道德作为出发点，是没有条件的。“朝闻道，夕死可以。”孔子作为一名道德主义者，所提出的“仁爱”思想是为了追求道德的完善与修养，体现出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
墨家提出的“兼爱”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社会考量。在墨子看来，人们应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处理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5] 。因为通过“兼以易别”，不仅可以“除天下之害”，即“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兼爱中》)还可以“兴天下之利”，因为爱人、利人者可以从中得到同样的回报：“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兼爱中》)本着功利主义的原则，墨子把“兼爱”同平等互利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兼爱可以实现利益共享，人民相互得利，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
3.2. 机制之别：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
在爱的实现机制上，“仁爱”与“兼爱”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的爱是一种有亲疏远近的爱，在实践上采用推己及人的方式。要想爱人，首先要爱“亲”。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由此可见，泛爱众的起始点是“孝悌”。也就是说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再去爱其他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都不爱，他又怎么能爱其他人呢。另外，在其他儒家学者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观点。汉代杨雄说道: “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必须要先自爱，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推己及人的内涵。由自爱到亲亲再到爱众，儒家并不满足于此，儒家还认为要把仁爱之心推广到天地万物。《孟子·尽心上》中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推人及物，在爱人的基础上将爱心进一步向外推展，将仁爱精神和情感贯注于无限广大的自然万物，用爱心将人与自然联结为一体。另外，孟子还将“仁爱”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了“仁政”的治国理念。宋代儒家代表朱熹提到：“天地与吾身共只是一团事物。”是说仁者是把天地万物都看成是有生命的统一整体。自此，“仁爱”的整个推广与实现机制基本完善，形成了层层向外的等级结构。
这种“爱有差等”的仁爱思想，与孔子自身的阶级属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6] 。孔子先世为殷人后裔，宋国贵族，其本身也属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孔子自然会站在维护旧贵族统治和传统政治秩序的立场上，提出“爱有差等”的哲学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强调等级制的观点也印证了孔子自身立场对其哲学思想的影响。
墨子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典型的平民哲学家，其“兼爱”哲学思想的实现机制自然与儒家有很大差别。墨家主张“爱无差等”，爱己之亲与爱人之亲没有厚薄之别。《吕氏春秋·不二》篇中提到“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墨家学说的突出点就在“兼”上。平等地、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一切人皆应兼相爱。如果说儒家的“仁爱”是推己及人的层层放射状，那墨家的“兼爱”就是散射式的平铺与释放。“兼爱”超越阶级，超越血缘，更没有君臣、父子这类的区别。“兼相爱”就是要对一切人不分远近、亲疏、贫富、贵贱，皆一视同仁，普遍而平等地爱之，以实现“兼以易别”的效果。墨家的“兼爱”就是要打破家族本位，代之以社会本位。它立足于平民阶层的道德基础上，更多地体现人民性和平等性，并不像儒家那样严格强调等级秩序。
儒墨两家针对爱人的实现机制有很大分歧，甚至出现过相互攻击的现象 [7] 。孟子批评墨子和杨朱时曰：“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墨子》书中的《非儒》篇则在开篇就批评了儒者“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这一现象也佐证了儒墨在爱的实现机制上的巨大差异。
3.3. 观念之异：尚礼和谐与贵义和谐
儒墨两家的思想主张都是针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失范现象提出的，都是针对社会动荡、社会矛盾尖锐的现状提出的救世宗旨，两家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提出的和谐观，但是其和谐观念的内涵却截然不同。
春秋时期社会最大的问题是礼崩乐坏，秩序崩塌。孔子认为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恢复周礼，维护旧的政治统治秩序。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没有仁德，就无法实现礼仪。孔子将“仁”的内涵注入到“礼”中，“礼”与“仁”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也就是说，孔子哲学思想里的“仁爱”是建立在礼制的基础上的。只有恢复周礼，恢复西周的贵族政治秩序，用礼制来规范社会、国家各个层面的行为，实行“仁爱”，才能解决社会矛盾，实现和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仁爱”要有先后、等级之分，因为礼制强调的就是等级尊卑之别。通过“礼”来规范各阶级的行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状态，这也是“仁爱”爱有差等的体现之处，爱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总之，儒家的“仁爱”思想遵循的是尚礼和谐观，将“仁”注入“礼”中，用“礼”来实现“仁”。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影响。
墨家坚持的则是一种贵义和谐观。墨子十分重视“义”，曰“万事莫贵于义”(《贵义》)，主张“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非攻下》)。“义”的实际内涵就是“兼”，“兼即仁矣，义矣。”(《兼爱下》)在墨子看来，义与利是统一的。《墨子·经上》中提到：“义，利也。”凡有利于人的，就是义，就是可贵的。相较于儒家将道德拔高到内在价值，超越功利生活。墨家更侧重于道德的社会功利性，认为“义”就是社会之公利。在墨子看来，“兼爱”是天之所志，“义”是天之所欲，“义”是为实现“爱利百姓”的天志服务的。故强调：“天下有义则生 ,无义则死；有义则富, 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天志上》)墨家认为，“义”对人和社会的生命财富、国家社会的安危与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8] 。墨家的贵义和谐观同样体现出其功利道德主义的思想，反映出墨子代表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
4. 结论与启示
一家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自身内容与外部环境，学说的最终历史走向应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一家哲学思想的内涵要求符合其所处时代的发展需求，往往能受到重视，得到较好的发展。反之，如果一家哲学思想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它往往会走向没落。
通过前文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儒墨两家思想皆出于乱世，在“天本论”的加持下，强调“爱”之基本原则。然而，两家的哲学思想主张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初衷动机来看，儒家的出发点是道德主义，追求道德完善，而墨家的出发点是功利主义，追求利益互享；从心理机制来看，儒家强调“别”，“爱”是分等级和亲疏远近的，而墨家强调“兼”，爱是没有区别的；从和谐观念来看，儒家坚持尚礼和谐，唯有遵从礼制，才能实现和谐；而墨家坚持贵义和谐，义利合一，义关乎国家与社会安危。
儒家的“仁爱”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法观念，契合当时的普遍价值。礼制更是有效地维护了血缘纽带，为社会提供一种行为规范。“仁爱”思想更符合统治者的治国需求，可以有效地维护等级制度，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由此，儒学不断发展，一度成为中国的官方思想，享有任何学说都不曾有过的特殊地位。而墨家的“兼爱”超越阶级，超越血缘，违背了礼制。在强调等级秩序的古代中国太过理想主义，无法实现。同时，“兼爱”从功利角度出发进行阐述，与当时普遍追求道德的社会风气不相符合。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这种平民阶层的学说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墨学成为绝学是历史的必然。
儒墨两家哲学思想的比较是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个经典的话题，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但这两家爱之哲思在立论初衷、心理机制、和谐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也最终导致了二者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这启示我们在研究某一家的哲学思想时，不能忽视创立者的身份地位对其学说的影响；另一方面哲学思想应与时俱进，回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呼唤，这样才能不断延续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