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诸多人物的影响，蒲鲁东就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之一，《哲学的贫困》就是马克思为了回答蒲鲁东关于“哲学为什么贫困”的论战性著作。这本书的问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它标志着马克思新的世界观的形成。“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 [1] , p. 21)。马克思虽然批判了《贫困的哲学》，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蒲鲁东，他指出虽然蒲鲁东的经济学著作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但其在法国还是有价值的，只是这种价值是地方性的。
2. 马克思与蒲鲁东早期思想的分歧
1809年，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出生于法国贝桑松附近的乡村，工农家庭的背景让蒲鲁东成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即“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蒲鲁东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并不是广义上理解的“由于工业化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而是“一些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甚至是小业主这样的小资产阶级”，这造成他之后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也是后来被马克思所批判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1840年，蒲鲁东的成名作《什么是所有权》一经发表，迅速掀起了一股社会热潮，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在这本书中，他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 [2] , p. 8)这一从未有人说过的口号，这个口号也使他被划进革命者的行列。他通过自己这种深刻又犀利的语言毫不留情的指出现存制度的丑恶，并说出“一切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制度和法律终将消亡”( [2] , p. 91)，这对那个时期人们思想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时任《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因要解决当时报刊与奥格斯堡《总汇报》之间的风波，即《总汇报》对于《莱茵报》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一些文章的恶意攻击，初次接触到《什么是所有权》中的“平等观念是基于人类的本质”“所有权”“人类发展的过程是平等–不平等–平等”等以正义与平等作为准则的观点，与马克思在“林木盗窃”这一问题上的以理性作为准则的观点不谋而合。马克思与蒲鲁东在关于“物质利益问题和对物质利益解决问题上”的共同观点，以及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使马克思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指出当下共产主义存在的空想性，这对当时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马克思之后的很多著作中都可以看出。
1845年，马克思在法国政府的驱逐下从巴黎去了布鲁塞尔，与恩格斯开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解释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之间的关系，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3] , p. 525)；解释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解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解释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阶级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革命是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正是在唯物史观建立的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和评价蒲鲁东的辩证法和经济学观点，做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评价。他指出蒲鲁东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是相似的，并且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据都是错误的”，以上对蒲鲁东哲学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都成为之后对《贫困的哲学》批判的重要部分。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让各国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者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于1846年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与蒲鲁东在意见上的分歧，但考虑到蒲鲁东在法国哲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的影响，他们仍然想说服蒲鲁东加入到通讯委员会。由于观念上的不同，以及正值《贫困的哲学》发表前期，所以蒲鲁东拒绝了邀请。
1846年10月，《贫困的哲学》一经发表，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同时也引起了工人思想的混乱，使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书中，蒲鲁东通过经济学来解释哲学，想透过经济现象探求现实的社会关系，并且表面上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资本主义，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就像安年柯夫给马克思的信里说的“虽然蒲鲁东关于神、天命和事实上不存在的物质与精神的对抗思想非常混乱，但经济部分我觉得写得很有分量。从来还没有哪一本书能这样清楚地告诉我文明不能拒绝它依靠分工、机器、竞争等而获得一切东西——这一切都是人类永远要争取到的东西” [4] 。正是这种假象使蒲鲁东的学说在法国、德国、俄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书中，他提出“社会改良决不能脱胎于政治改良，恰恰相反，政治改良却必须脱胎于社会改良”“谁搞政治，谁就必须在粪便中洗手”，这种看轻甚至敌视政治运动的做法，表明了他是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像法国其他的空想主义者一样，他也反对阶级斗争，坚持使用调和的方法来联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声称“和解就是革命”，企图通过经济手段来完成社会革命，想要通过“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 [5] 。恩格斯批判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和平药方”，指出这种做法无疑会给工人运动造成极大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对蒲鲁东的批判刻不容缓，《哲学的贫困》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马克思在书中不仅批判了蒲鲁东从黑格尔那里学到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辩证法”，而且还指出了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据都是错误”，这种弄错了逻辑顺序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真正解决困扰人民的贫困问题的。
3.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
蒲鲁东作《贫困的哲学》本意是想从哲学角度寻求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但实际上这本书“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 [6]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与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相比，本质上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的碰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碰撞。
3.1. 哲学的批判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为了说明贫困的源头，他在其他经济学家已经规定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畴上，去解释和说明“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3] , p. 598)，希望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经济学提供哲学基础，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科学”。但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在建立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和思想时，并未站在历史的、实际的生产关系中，因此他们得到的其实是纯理性的内容。而蒲鲁东的解释和说明是建立在这种纯理性、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的基础上，所以解释到最后就变成将经济学家已经规定过的内容颠来倒去。马克思批判这种脱离实体空洞的谈论理论和逻辑，正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言：“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 [3] , p. 219)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去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说明了蒲鲁东没有解释清楚的贫困问题的源头，一直躲在黑格尔辩证法之后伪装成一个坚强的思想家 [7] 。
蒲鲁东企图用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正题、反题、合题”来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他将经济学领域的一些范畴置于自己所建立的“正题、反题、合题”的哲学框架内，假如“共产主义”是正题，那么“资本主义”就是反题，“无政府主义”就是合题。正是在这种机械的“合题是通过对两项绝对对立的概念不断地肯定或不断地否定” [8] 的认知下，他进入一个自圆其说的怪圈。蒲鲁东没有学习到黑格尔辩证法中“矛盾统一体中否定的一方才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优秀的部分。在他的经济学范畴里，除了“好的方面”就是“坏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社会才能发展，即消灭对立面，才能达到事物的统一。但事实上，黑格尔辩证法中“正题、反题、合题”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是作为肯定的对立面存在的，而是事物内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于蒲鲁东所理解的“坏的方面”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他站在辩证法的角度，指出“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他肯定了矛盾双方的重要性，即矛盾双方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相互斗争，不完全的抑制“坏的方面”的发展，最终相互融合产生新事物才是辩证运动，如果完全阻断“坏的方面”的发展，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辩证运动。在这里，马克思不仅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的部分，还将其发展为“肯定、否定、不断否定”，一方面指出了否定的绝对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肯定的相对性，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辩证运动逻辑体系。
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建立的“系列辩证法”的批判，完成了对蒲鲁东哲学层面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限于对蒲鲁东个人，还包括了蒲鲁东所吸收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和范畴也有了更加清晰的描述，为之后唯物史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2.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所做的回答，不仅包括哲学领域，还包括政治经济领域。在《贫困的哲学》第一章中，蒲鲁东用自己的方法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为解决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在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提出“第三种原则”，也就是协调原则，这种原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合题”，也是蒲鲁东本人所建立的“社会科学”。在第二章中，蒲鲁东想要重新说明价值的二重性，借用“二律背反”原则提出了解决经济领域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的关键理论“构成价值理论”即“价值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 [1] , p. 46)。他认为这一理论能够解决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摆动从而达到绝对不变的规律，他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合题。在他的认知中，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只意识到价值的两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矛盾性(无论是对立还是矛盾)，他发现二者的矛盾性并将使用价值看作“正题”，交换价值看作“反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没有找到矛盾的合理解释，蒲鲁东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赋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商品社会的交换中“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属性，最终掩盖了这对价值的真正矛盾。马克思将蒲鲁东提出的“构成价值理论”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进行对比，指出“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因为李嘉图的理论是从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中总结出来的，而蒲鲁东的理论是用头脑中的主观想法加之个别的经济现象所形成的。并且，马克思还批评了蒲鲁东脱离需求空谈价值，混淆使用价值与供给、交换价值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的发生而变化。购买者有对产品使用价值的需求，出卖者对产品的交换价值有需求，购买者付出货币与出卖者进行交换，最终完成一次关系的转换。因次，得出“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 [1] , p. 30)的观点。在书之后大部分的章节里，蒲鲁东都在描述他的“经济体系”是如何发展的。为此，他提出了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苛捐、对外贸易等十个经济范畴，并详细说明这些范畴出现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分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他使职业多样化了，也给人们带来财富，但同时他又引发社会不平等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出现了机器。机器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但是与此同时又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使人们更加贫困，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出现了……总之，为了解决社会矛盾，蒲鲁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范畴，但不论怎么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贫困问题似乎总是无法解决。所以，蒲鲁东又提出“天命”这一合题，这就是他的辩证法：通过自己自由意志下脱离实际的抽象和矛盾的概念，企图解决实际问题。
为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从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通过七个说明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说明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而“随手拈来一个范畴，并随心所欲地给他一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 [3] , p. 606)，这种自欺欺人式的解释使蒲鲁东一直在理论、概念、范畴间游走，找不到解决经济问题的真正钥匙，只能变成一个自以为是的诡辩家。马克思批判他错误的认为劳动者的劳动量=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价值，混淆劳动时间与劳动价值的概念，妄想通过找出商品的相对价值进而找到实现劳动者获取平等报酬的方式。他指出价值的真正标准是劳动时间，并不是实际用来制造某种商品的实际时间，而是生产某种商品的最短时间；商品价格随着商品实际价值上下浮动，所以无法通过寻找商品相对价值实现劳动者报酬平等。马克思还总结了蒲鲁东所谓的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 [3] , p. 611)，由于找不到影响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无法解决贫困问题，蒲鲁东提出“天命”，即借助人类的普遍理性去解决问题。对于蒲鲁东这种将“经济范畴”看作是一切问题的原始原因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做了一个“上帝存在的假设”，深刻批判蒲鲁东倒退的将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看作是抽象的经济范畴的演绎排列，认为生产关系是永恒存在的观念的体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对经济范畴的科学的解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发展，即其抽象”。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这些观念、范畴也同他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批判这种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生产关系是经济范畴的基础，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形式，并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矛盾运动关系，生产力的提高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由于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真正解决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深层问题，所以在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中，大量的观点是基于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一些深层次经济学的观点还存在问题，但因为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相比较而言，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李嘉图，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4. 结语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弊端以及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批判蒲鲁东是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批判者，本质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指出蒲鲁东主观判断机器利用、资产阶级垄断、地租等资本主义经济现象，随意颠倒经济范畴与现实运动关系，不能正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于蒲鲁东认为“现实的社会关系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马克思批判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并以竞争为例，指出人性是历史的产物，得出“现实的人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的结论。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9] ，他与蒲鲁东的分歧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因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是基于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双重维度，是痛快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思想批判的科学性，它战胜了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提供了现实历史根据，指明了革命方向。
在这场批判中，马克思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既批判了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又批判了以此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和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因次，《哲学的贫困》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是马克思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资本论》之前一本重要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蒲鲁东主观思想的批判，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革命意识仍十分宝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仍然影响深远。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应当继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结合国家实际情况，辩证的看待国内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一步探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