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秧歌剧是在民间旧秧歌的形式中注入新的内容，并根据新内容而改造形式的新秧歌。目前从妇女工作角度探讨秧歌剧的论文并不多见，刘美洋、朱煜、徐晓杰 [1] 以及王建华 [2] 有所涉及，但并未深入历史脉络对妇女工作进行梳理。因此，本文将由具体的秧歌剧文本缝隙延展开来，探讨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问题。
2. 特定时代对妇女工作的再组织
(一) 经济层面：缴纳公粮、变工互助和妇纺运动
早在1940年，《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即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 [3] 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因此做了部分调整：由初期动员妇女直接参与抗日民族战争，如：参加自卫军、救济难民、锄奸警戒等，逐渐转变为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其形式是农业和副业兼重。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最初采用的形式是土地开荒和妇纺运动，这些经济政策也在文艺作品中得以宣传。但由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不识字，长久以来，他们通过“口头告白的方式来欣赏文艺的。他们自己的文艺，是能说能唱能演的口头文艺。” [4] 因此，戏剧成为文艺宣传中的首选。不过要达到“喜闻乐见”的效果还需吸收群众“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故戏剧工作者把关注点放在了对旧秧歌的改造上，由此创作了一系列秧歌剧。秧歌剧的早期代表作《兄妹开荒》即将主要情节设置为兄妹二人开荒劳动：哥哥王二小给妹妹开玩笑，假装偷懒不锄地。因这个误会兄妹二人产生矛盾，妹妹赌气要去报告刘区长，王二小于是进行解释。两人矛盾化解之后，兄妹开始比赛锄地，此剧即以二人积极劳动的场景结尾。在这个秧歌剧中，妹妹高扬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与男性竞赛的意识得以凸显，彰显了男女平等的观念。
《兄妹开荒》体现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而陕甘宁边区在早期采用的是集体开荒的形式。但集体耕种的土地距离农民自身的住宅距离遥远，使其因集体开荒耽误耕种自家土地，摊派的做法更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热情 [5] 。因此后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逐渐结合农民自身的需要，探索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 [6] 模式，即以家庭为基础生产单位，通过缴纳公粮、变工互助等形式实现集体利益。秧歌剧《动员起来》的主题便是反映“边区农民从个体经济分散经营的方式至组织起来的计划生产过程中的思想斗争” [7] 。二流子张栓开会被斗争，后来边区政府“借工具、借粮食，发种子又定计划”，张栓受到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帮助，“尔刻的生活大改善，一家人吃得饱来穿得暖” [8] 。实现温饱的张栓打算第二年参加变工队，受到他婆姨的阻挠，两人的分歧主要在于公与私的分配问题。最终是村长以自身的经历来证实集体生产的优势，分歧才得以解决。针对张栓婆姨提出三个方面的质疑，村长一一作解答：首先，变工队对集体开荒的方式做出调整，以自然村为单位将农村劳动人口组织起来，耕种自家土地，并在有余力的情况下组织开荒，这样便可以节省路途中的时间耗费。可变工队队员的土地占有量不同，共同劳动是否对土地占有量较多的成员更有利呢？村长解释，变工队按照工时计算，如果其他成员的土地占有量更多，则根据工时进行偿还，偿还方式根据农民自身的需求而定：“你要牛工换牛工，你要人工他就来给你把活干，你要工钱他给钱。” [8] 这样的方法能够通过生产资料交换互助的形式来实现农民自身的需求，对于那些中农、贫农来说吸引力很大。其次，农忙时节先锄谁的地呢，参加变工队会不会耽搁自家的农事呢？村长的回答是根据村里的生产计划，哪位队员的土地更急切，就先从哪一家开始劳动。张栓婆姨最后一个疑惑是，不同的队员干活有快慢，如果有队员偷懒怎么办呢？村长指出工时根据平时的劳动快慢来计算，“比方二毛子劲儿小，你给他做一天，他还一天半。尔刻人人有转变，都要加油务生产” [8] 。村长还动员张栓婆姨也参加变工队，这样只需按照排班表，而无需每日做饭、送饭。如此，节省下来的时间，乡村妇女们便可以纺线织布。张栓婆姨的想法代表了转折时期人物的真实困惑，变工互助和缴纳公粮的政策将个体的需求与民族解放任务相结合，使得陕甘宁边区政府获得了群众认可。
相较于张栓婆姨的犹疑，张栓的妹妹翠妹子则显得十分积极，她不仅规劝嫂子同意变工，还积极参加纺织组会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颁布生产合作社组织办法纲要》指出“纺织生产合作社是组织乡村妇女参加生产战线的最好的办法法。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人，而且可以使边区棉毛纺织品逐渐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 [9] 纺织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为：动员具有劳动能力的乡村妇女“依自然村落编成小组，每组3人以上但最多不得超过20人。每组选组长一人负一组的责任。” [9] 秧歌剧《货郎担》的主题就是反映生产合作社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货郎挑着合作社的商品下乡，农民可以货郎为中介与合作社进行商品交换。如果农民家中的现金不足，可以用农副产品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折算抵扣。刘二嫂便用50个鸡蛋换取商品，而李大嫂因为不从事纺织没有收入，连喜爱的花配饰也无力购买。于是货郎劝诫李大嫂学习刘二嫂纺纱，“赚下钱来能吃能喝能穿能带能买鞋袜” [10] ，并承诺借用棉花和纺车给李大嫂，等她纺纱获得收入了，再连本带利地还给合作社。这个情节与陕甘宁边区实际政策一致，根据规定，“社员纺纱的原料如棉毛及纺车，以自给为原则，有特别困难的的，可申请合作社借用，但价值超过1元就按月生息，按当地最低利率取息，最多不得超过2分” [9] 。货郎不仅使李大嫂了解纺织生产合作社的基本规则，还从李大嫂的个人需求出发，切合情理，并将同村的刘二嫂作为她的榜样对其进行鼓励，激发了李大嫂的生产积极性，达到了宣传妇女从事纺织工作的效果。
不过施行纺织生产合作社初期，也存在一些问题。如：“1941年5月，南区合作社在南庄河成立了纺织所提出纺一斤线赠一斤花的号召时”，妇女们“既怕‘学会的要拔到工厂去’，又顾虑‘太笨学不会’，‘没有工夫’。” [11] 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的蔡畅严肃批评这样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并高度肯定柳林区二乡合作社刘主任深入群众，依据乡村妇女的情感和需求，对其进行帮扶奖励，“使她们从实际生活经验中证明了纺织是真正对她们有利益”的工作 [11] 。从社会功能层面上看，妇纺运动除了满足边区的需求之外，也提升了乡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据《陕西省委妇委关于陕西妇女工作报告》显示：“现在妇女身上都藏有几十块钱，不像以前完全依赖公婆丈夫生活，并且有了财产使用权。” [12] 因此，纺织合作社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以一个自然村为单位，完成了对妇女生产的再组织，实现了妇女工作的需求。
此外，为了动员更多妇女参与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树立了一系列的妇女劳动英雄。如：安塞四区三乡白家园村的抗属李玉莲，“丈夫在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她不光指望政府里优待，而且自己也种地，去年在农业上优待及伙种收二石九斗五升，她自己生产收粮9斗，共收三石八斗五升，除去雇的人工、牛工。共合细粮二石六，已做到耕一余一。在副业上，去年共收入24950元，买了两个布用去14200元，还净余10750元，菜足够她全年吃。” [13] 又如：绥德义合区三乡孙家园的模范抗属刘金英“意志坚强，受尽艰苦，勤俭起家……对工作她能积极负责，有办法，有成绩。去年春节时帮助村乡干部组织秧歌队，宣传拥军、归队、移民、生产。并组织妇纺57组，包括391人，纺花5681斤，织布27丈。又组织了10个识字组，帮助成立民办小学一所。自己一个月就识200多字。” [14] 等等。评选妇女劳动英雄，一方面体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妇女劳动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她们在乡土社会的社会地位，为其他乡村妇女树立榜样，使得其他乡村妇女意识到：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也能获得美好生活与社会认同。于是出现了妇女争当劳动英雄的潮流。上文所提及《动员起来》的背景即为1943年12月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中评选出了五六个女状元。她们成为翠妹子的榜样，翠妹子发奋向她们学习，力争来年当上“纺织状元”。
(二) 文化层面：识字运动
陕甘宁边区不仅在经济层面致力于妇女工作，还在乡村中推行识字运动，对群众进行文化扫盲。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社群”，“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 [15] 。而文字的功能在于超越时空的限制，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政策法规。因此，文化下乡是实现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应对现代化战役的重要措施。所以中央妇委十分注重妇女大众的教育问题，提倡“利用一切机会灌输抗战常识、社会科学、防空防毒、医药卫生、救护保育等常识；同时必须尽可能地使妇女受职业教育，妇女受武装训练，学习射击等等。” [16]
冬学运动是边区政府组织农民识字的重要方式，即在冬季农闲时期，由知识分子教授群众识字。据邓颖超统计，早在1937年的冬学运动中，“一万多的文盲男女涌进了教育战线，而妇女占七分之一……妇女的学习，常常站在男子的前面，如淳跃县加入冬学的九十多个妇女，学习比男子进步……现全边区乡村识字小组1630组，35490人。” [17] 但1940年前的识字运动在课程安排上强调军事、政治，故存在学习内容脱离乡村实际的情况 [2] 。有鉴于此，后期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强调将识字运动与农业生产结合，即采用“认识有关生产的文字，编制在生产时的歌曲小调”等通俗易懂的方式 [18] ，令乡村妇女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学习文化知识。
事实上，识字与生产的确关系密切。在秧歌剧《夫妻识字》中，青年农民刘二因为不识字，无法依据边区政府制定的科学计划进行农业生产，所以收成不如其他识字的农民，还闹出了把一千元的纸币当作五十元使用的笑话。此后，刘二和他的婆姨立志参加识字组，“到如今(渐快)肚子里有了文化了……能看报了，能写信了，能算账了，能开条条了。” [19] 可见识字不仅帮助边区农民科学配置生产作物，落实生产计划，还是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参与民主政治的基础。在实际案例中，柳林区二乡妇女“由于生产的需要，她们也关心政治了……她们已开始萌芽‘自己能记下，算清更好’的要求文化的思想，羡慕‘认字有才学’的女人了 [11] 。
3. 妇女工作对民间伦理秩序的妥协
在时代背景下，妇女工作仍然会受到封建制度的阻挠。例如：在秧歌剧《小姑贤》中，李老婆子即百般阻扰儿媳周氏参加识字班，却允许自己的女儿桂姐参加。一旦发现周氏私下里识字，便对其加以打骂，并挑拨儿子和儿媳的关系，甚至令儿子休妻。经过妇女主任和桂姐的调解，李老婆子才同意周氏识字。封建制度是束缚妇女的绊脚石，所以中央妇委将妇女工作置于重要位置。后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乡土社会的现实，提出“家庭和睦”的口号。
妇女工作使得边区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个体意识逐渐增强。如：在秧歌剧《买卖婚姻》中，李娘为了两百万的彩礼愿将女儿李凤英嫁给财主杜百万，李凤英不愿意嫁给“吃喝嫖赌样样干”的杜财主，宁愿以死明志，被邻家妇女救下 [20] 。最终乡长裁定买卖婚姻不符合边区法律，将彩礼钱没收，并从中拿出二十万作为李凤英的养伤费。在此剧中，李凤英不愿将自己作为商品进行婚姻买卖，而遵从个体自由意志，希望嫁给“务正人”，表现出强烈的主导自己人生的主体性。秧歌剧的主要受众是边区群众，如《买卖婚姻》这样的秧歌剧便是以通俗故事的形式宣传法律法规和“婚姻自由”的观念 [21] ，使得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婚姻自由”的观念使得乡村妇女对自身的处境有所觉察，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股离婚风潮。“根据边区现存离婚统计档案显示，离婚案件由1939年的70件激增到1942年的242件，增长三倍以上。这些离婚案中，95%以上由妇女提出。” [22] 所以妇女运动的工作遭到了部分乡村男性的阻挠，他们担心妇女自由意识的觉醒会导致自家婚姻破裂。
激进的风潮会激化夫妻矛盾和婆媳矛盾，致使妇女工作在乡村难以开展，且无益于人民群众的内部团结。因此，为避免矛盾激化，中央组织部颁布的《妇女工作大纲》中指出，“在某些落后的地区特别是农村中建立妇女工作，为男女农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防止男女利益对立的现象。” [23] 而针对婆媳矛盾，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则实行奖励“模范婆婆”，“批评(必要时处罚)打媳妇的婆婆，开婆媳的联欢会，家庭座谈会等……教育与团结妇女” [16] 在《小姑贤》中，李老婆子最终同意儿媳参加识字班，不仅因为妇女主任和桂姐晓之以理，更由于害怕众人开会斗争她，让她的事迹“爬黑板报” [24] 。这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声誉会受到极大的减损，而与之相对的“模范婆婆”则受到群众的褒扬和尊敬。因此，外界力量的介入和乡村熟人社会运行规则的双重压力使得“李老婆子”们不敢再滥用家长权威。儿媳周氏作为“贤妻良母”，最终原谅了婆婆的打骂行为，他们的家庭重归和睦。
而家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延展而形成的差序格局。其中根据血缘关系和婚姻事实而形成的亲属关系，在个体的社会关系中是最重要的一层 [15] 。而在地缘层面而言，家庭是构成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基本单位，因此保持一户户“家庭和睦”，亦能达到维护乡村稳定的目的。边区政府深知这个道理，1944年记者赵超构到延安访问，他指出：
尊重民间的传统情感，家庭仍是神圣的。妇运的同志决不再把那些农村少妇拖出来，或者挑拨婆媳夫妻间的是非了，而只是教她们纺线，赚钱，养胖娃娃。一句话，是新型的贤妻良母主义。 [25]
以上对夫妻矛盾和婆媳矛盾的处理实际上是对“妇女主义”的纠偏。通过参加妇纺、识字等活动，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不过乡村家庭内部的等级秩序依然没有改变。即便存在李来成家庭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农民进步家庭中优秀的典型”，根据民主原则召开家庭会议，选举家长 [26] 。但此种民主化家庭在边区实属凤毛麟角，乡村妇女仍然需要回归家庭，做“新型的贤妻良母”。
4. 结语
秧歌剧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结合了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部分秧歌剧体现了男女平权的思想，有助于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本文经由六部秧歌剧文本缝隙，并结合历史现实来探讨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妇女的个体需求，在经济方面探索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模式，即实行缴纳公粮、变工互助和妇纺运动；在文化层面，边区政府则将识字与农业生产结合，鼓励乡村妇女在农闲时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妇女工作所作的功绩仍然值得肯定，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今后妇女工作也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