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近代史上的国学大师，罗振玉治学博通、著述丰富，研究领域广泛。对于目录学，罗振玉亦颇多关注，曾对王国维(1877~1927)言：“尊订门目仅经、史、小学之类，弟以为太单简。本朝之学，此三者以外，以校勘、目录二者，最有功于学者。” [1] 可见罗振玉对目录学足够重视。
目前学界有讨论罗氏某一方面目录学论著文章，亦有在相关研究中对此有所涉及者，但尚未有专门讨论罗振玉目录学成就及其思想的论著。
对罗振玉某一方面目录学论著的讨论有，娄明辉以《罗氏藏书目录》为着眼点，对它的目录编纂、内容特点以及不足之处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2] 。王渭清通过对《经义考》和《经义考目录》的对比，考察了罗氏对朱氏《经义考》校订内容和校订方法 [3] 。宋玖安从罗振玉的《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着眼，揭示罗氏的艺术观念以及其著录的“主题性”意识 [4] 。王冀青着眼于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梳理并探究了该文章在1909年内的各种版本 [5] 。相关研究中涉及罗振玉目录学成就的讨论如，周常林第一次以博士论文形式系统探讨了罗振玉历史文献学成绩，侧重于梳理罗振玉对新史料的整理研究与刊印发布 [6] 。李金鑫一文，从对甲骨文字、敦煌石室佚书的保存与整理方面梳理了罗振玉在保存、整理文献方面的贡献 [7] 。赵成山对罗振玉藏书的来源、贮存与整理以及罗氏藏书的特点内容、散失与保护都作了考察 [8] 。
综上所述，学界对罗振玉目录学论著的研究甚少，对其目录学的成就与思想还不曾有系统论述。
2. 罗振玉目录学成就
为了考察罗振玉的目录学成就，按传统四部分类并结合新的出土文献发现状况将罗氏目录学论著整理列表如表1。
Table 1. A table of Luo Zhenyu’s bibliography
表1. 罗振玉目录学论著表
说明：1. 材料出处；罗振玉著录年表。2. 分类标准；结合出土文献，按照社会科学学科门类分类。3. 备注：《续汇刻书目》是罗振玉所撰丛书，故列于综合性一栏。
根据表格内对罗振玉目录学著作的梳理，可以看到罗振玉不仅重视传世文献目录整理，还注重出土文献目录编写。
2.1. 综合性目录
罗振玉所撰综合性目录多是对其藏书的整理。究其原因，当与罗氏的藏书爱好有关。罗振玉喜好收藏书画，贞松堂、宸翰楼和大云书库都曾是他的藏书楼，并且他藏书喜好收录孤本珍本，这在《贞松堂秘藏旧钞善本书目》、《罗氏藏书目录》、《大云书库藏书题识》中均有体现。《贞松堂秘藏旧钞善本书目》将贞松堂藏书分经、史、子、集四类，以目次之，颇多收录原稿本，甚至还收录了五部未刻本与两部无刻本。未刻本包括庄祖述《尚书记》、翁方纲《诗附记》、颜元《四书正误偶笔四本》、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柯培元《噶玛蘭志》，无刻本有张鹏翮奉敕撰《圣谟治河全书》和内府钞《宣宗成皇帝大事档》，均是世所罕见 [9] 。《罗氏藏书目录》，因其所著录的是罗振玉在大云书库的藏书，所以又被称作《大云书库藏书目》，分为三卷三册，上卷列经、史二部，中卷是子、集、丛三部，下卷为宋元本、善本、评校本和抄本书目，都按照四部分类法排列 [2] ，藏书“尤以金石书和清人别集和丛书比较全” [10] 。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录分类上，“《罗氏藏书目录》较早地响应张之洞的五部分类思想，并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类目设置做了相应的调整” [2] ，增设了外国史类与译书类等，突破了传统观念，创新了目录分类，不仅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还具有保存文献的重要作用。而《大云书库藏书题识》是罗振玉为大云书库藏书所撰题识的合编，颇多收录未刻本与异本，未刻本如刘衡《尔雅校文》三卷与《鄂文端公奏议未刻稿》六册；异本如祥符常氏藏钞本《湿襟录》一卷与读画斋藏抄本《李忠定公行状》三卷，内容著录侧重考察版本及其源流 [9] 。说明大云书库所收诸书除了有补古书之阙之用，对品题得失、考一书源流也有积极意义。
总括罗振玉的这一部分的目录学著作，可以看出罗振玉对古书的“抱残守阙”观念异常深刻，收藏书籍好求孤本珍本不说，原稿本、未刻本、无刻本也在他孜孜以求之列，对于市面上流行的善本、精注精校本反而不那么热衷。
除了专门为整理藏书而作的目录，罗振玉还作了《续汇刻书目》、《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及其《叙录》。《续汇刻书目》是罗振玉有感于朱学勤《汇刻书目》失载颇多，遂将其未载之书补入而撰作 [11] 。自清代顾修编纂我国第一部丛书目录《汇刻书目初编》以来，出现了大批丛书目录的编写，其中就有朱学勤的《汇刻书目》。《续汇刻书目》作为考察古籍版本的重要工具，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及其《叙录》是罗振玉一生校刊书目的汇编。罗振玉作为一个校勘学大家，在校刊方面贡献杰出，此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甲骨文的考校，罗振玉因此被看作甲骨学的奠基人之一，与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合称“甲骨四堂”。
2.2. 经学和史学目录
罗振玉有关经史的目录学著作颇少，所作的关于经学和史学目录都仅有一部，分别为《经义考目录》和《大库史料目录》。
《经义考目录》是罗振玉对《经义考》的续作，共8卷。《经义考》是清代学者朱彝尊撰写的经学专题目录，共300卷，是研究我国古代经学派别和经义的重要参考典籍，内容宏富，却仅有《总目》1卷，各类之下无子目，学者查阅不方便。罗振玉有感于此，于宣统初年成书《经义考目录》，不仅对后世学者研究朱彝尊《经义考》提供了帮助，还完善了《经义考》一书的体例，增强了该书的使用价值。但在著录体例上，“《经义考目录》全部照抄朱氏《经义考》中之类目，分卷编制而成。” [3] 虽然没有新意，却为读者使用《经义考》一书很好地提供了按图索骥的方便。
《大库史料目录》是罗振玉根据自己留存的一部分内阁大库档案编印的，共甲、乙、丙、丁、戊、己六编，十三卷。卷一是明史料目录，包括题稿、行稿、兵科抄本、兵科抄奏和揭帖，共计525件。卷二是清朝史料目录，包括诏、敕谕、硃谕以及会试硃卷，共计773件。卷三是顺治朝通本，其中有题本、揭帖、奏本、启本和塘报，共计741件。卷四是顺治朝部本，包括题一(六部)、题二(各衙门)、揭帖、奏本和启本，共计1041件。卷五是清朝史料目录，包括敕谕补遗、康熙朝通本、康熙朝部本和雍正朝通本，共计865件。卷六是合集，包括雍正朝部本159件、朝鲜国王表奏122件、殿试卷63件和殿试武卷142件以及康熙朝史书113册。卷七是顺治至光绪朝黄册，共计936册。卷八是顺治朝至嘉庆年间满文黄册，共计842册，另有乡会试题名录文武科81册。卷九和卷十都是乾隆朝通本，分别为1291件和1081件。卷十一是内阁杂档，包括典籍厅档、满文房档、汉本房档、蒙古房档、稽查房档、收发红木处档、饭银库档以及各书馆档，共计510件。卷十二是满文杂档，计682件。卷十三包括京察册76件、大计册11册、清文黄册残本补遗90册、青册110册和内阁杂档补遗153件。这批档案对研究清代教育制度、朝贡体制和内务管理等都是相当有用的史料 [12] 。
罗振玉所作经学和史学的目录学著作如此寥寥，细究其原因，一是历史时期经史方面的目录学著作甚巨，其中亦不乏大家之作；二是罗振玉本人喜爱“补缺”，欲录他人未录之书，作旁人未竟之功，成未成之事。虽然这方面个人著作无几，但对于补古书之缺确实有莫大功劳，也为后世的研究保存了史料。
2.3. 古器物学目录
对于古器物学，罗振玉有自己的见解，他不屑于时人将古器物附庸于金石学，故正其名，定之为古器物学，并说明道：“盖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学，金石学固不能包括古器物也。” [9] 依照此说，本文将古器物学目录分为古器物目录和墓志目录两个部分。
在古器物学方面，罗振玉认为古器物应该括以二纲，一曰“类别”，一曰“流传”，意即古器物的编录应当考虑到类别和流传两个方面。在“类别”方面，分为礼器、乐器、车器马饰、符契玺印、服饰诸器、明器、古玉、古陶、瓦当砖瓷、古器模范、图画刻石、梵像等十五目；在“流传”方面，又分为“鉴定”、“传拓”、“模造”、“撰述”四目 [9] 。这种通过属性对古器物分类的方法在罗振玉所作《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一书中亦是可窥。
《雪堂藏古器物目录》是罗振玉根据自己平生收藏的古器物所编写，按古器物制作原材料共分四类，分别是：金、石、陶、杂器。金器又按照用途分为彝器、乐器、兵器、车马器、任器、明器等；石器分为有文字古器、无文字古器、石刻、墓志四类；陶器除按有无文字分为两类外，还根据用途分为砖甓、瓦当、货币范、封泥四类；杂器收录的是原材料非金非石非陶的其他古器物，又分为玉类、贝类、珧类、烧料类、犀象类、骨类和竹木类。总计录古器物两千多种 [9] 。殷虚甲骨因为数量庞大没有录入。此录可贵之处在于著录了许多前贤未见的器物，罗振玉在自序中说道：“兹录所载，凡前贤所未见，固不仅明器、甲骨、竹木已也。” [9] 这些著录对于考察古制、订正古书讹误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罗振玉所作墓志目录包括《唐风楼藏墓志目录》、《三韩冢墓遗文目录》、《汉晋至隋墓志目》、《五代宋元以来墓志目》、《蒿里遗文目录》和《蒿里遗文目录续编》，可以看出，这部分的目录学著作相对其他部分而言丰富许多，这与罗振玉个人丰富的金石学经历不谋而合。
罗振玉游于杭州始癖金石铭刻，从此开始研究金石学。因为罗氏本就是从碑版考证和校碑开始研治金石学的，所以他尤其重视碑铭墓志及其文字的校录，也使得他在墓志目录方面的著作颇多。在金石学研治方法上，罗振玉从训诂考订之学入手，并与经史互证，“予服习经史之暇，以古碑版可资考证” [13] 。就目录整理的分类体例而言，罗所藏墓志目录如《汉晋至隋墓志目》、《五代宋元以来墓志目》、《蒿里遗文目录》均按年代划分，用小字注明具体时间和墓铭书体，多为名人巨制。
2.4. 敦煌学目录
罗振玉撰写的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是迄今为止所能知道的中国第一篇有关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文章，在敦煌学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5] 。这篇文章的撰写并不轻松，1909年9月28日，此前得知伯希和持有敦煌文物一直想要前往拜访的罗振玉在这一日终于得到了伯希和的接待。在伯希和与罗振玉的交谈过程中，伯希和除了向罗振玉讲述有关敦煌藏经洞的信息和展示手边持有的一部分敦煌写本外，还出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记事簿、写本标题简目等与他介绍，罗振玉一边听一边看，并随手记录。等归家后，便写就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并首刊于《东方杂志》第6年第10期，于1909年11月7日正式出版。
文中，罗振玉先简要介绍了“敦煌石室”的大致情况和藏经洞及洞中古书的发现经过，后面再分作两个部分记录文献目录。第一部分是罗振玉根据伯希和出示的简目著录的，注明“以上各书，均已送回法国” [14] ，共计31项；第二部分是罗振玉根据亲眼所见著录，注明“以上诸书，皆目见” [14] ，共计12项。但在该文中罗振玉没有标明撰写时间，故而学界一直将刊载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这篇文章的第6年第10期的《东方杂志》的具体出版时间作为中国“敦煌学”的起源日期，也就是1909年11月7日。该文不仅利于考察敦煌文献的源流，还标志着我国敦煌学的发端，不管是在目录学史上，还是敦煌学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5. 艺术学目录
《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是罗振玉为宸翰楼里所藏书画编写的目录，内分五类，分别是：“天章录”、“天潢录”、“玉椀录”、“景行录”、“资闻录”，尾后又附上“书录”与“画录”，一共七编。卷甲“天章录”所录书画乃清代帝王御笔；卷乙“天潢录”所录为清代宗室的书画；卷丙“玉椀录”所录是《石渠宝笈》曾著录的书画作品；卷丁“景行录”收录的书画则是以作者品行足资后人之景行为依据的；卷戊“资闻录”收录作品为出于文人之手的艺林资料 [9] 。这五部分将书画作品的主题性作为分类依据，而后两部分则负责收录主题性不在前面任何一部分的作品，又按作品种类分为“书录”与“画录”。
《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共收录作品一千三百六十余件，就其内容而言，既有名臣硕儒之作，又是事关伦纪之者，且还对学术有所裨益，是罗振玉付尽平生所购求的珍异作品。其著录方式也被学者认为“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性与科学性……是现代美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9] 有学者对这部分的著录做过品评，认为《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中依傍主题性的这种分类方法是罗振玉受其古器物学研究方法影响而创造的一个新的分类体例，“这种对书画的分类体例，是绝去依傍、自出心裁的前人所未有之作。” [9]
综上所述，罗振玉在目录学诸多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治目录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观目悉词，还在于览录知旨、研其本末、考其版本，不仅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更由于罗振玉本身具有的历史责任感，使他无意在许多领域，诸如甲骨学、敦煌学都有开山之功。
3. 罗振玉目录学思想
罗振玉从文献入手钻研目录学，两者互为表里治学，目录学不仅为他开拓了治学的门径，也为他做出国学学术功绩站稳了脚跟。从目录学着眼，探讨其治学思想，既有重彰其学术价值的历史意义，亦能为学者提供目录学研究的现实借鉴。
3.1. 惟传古之是务
罗振玉之笃古，时人可共鉴，他不仅在信念上笃古，亦以行为践行传古，王国维曾评价其曰：“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 [9] 时年刊刻书目的人有三类，分别是逐利者、好事者和笃古者，逐利人人可为，好事有闲有钱可为，笃古少有人可为却也不如罗振玉一般“惟传古之是务”，就算生于乱世之中，流寓海外，身似浮萍，便也要不顾衣食荣辱“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 [9] 此志前所未闻，始见于罗振玉，可以说，“惟传古之是务”亦是罗振玉的目录学著录宗旨。
首先，“惟传古之是务”的思想催生了他异于时人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于古器物，他感叹“即今不图，更一二十年，古物日湮，老成尽矣。此于传古功尤伟而事尤繁要，不可以烦难而自阻也。” [9] 于甲骨卜辞，他自勉：“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泻其秘。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者，其我之责也夫。” [9] “天不出神物于我生之前、我生之后，是天以畀予也。” [9] 正是这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促使罗振玉竟其天年潜心传古，将学术化为自觉活动，汲汲搜求编印古器物、甲骨卜辞等历史古物，著录了《雪堂藏古器物目录》等著作以供流传。其次，“惟传古之是务”的思想奠定了他的学术基调，直接决定了他博洽贯通的学术道路、表微彰隐的学术目的、与时俱进的学术内涵，由此罗振玉方能作出许多不世的成就。
3.2. 博洽贯通、以学类书
“博洽贯通”是罗振玉独树一帜的学术道路，亦是他治学的不二法门，与“博洽贯通”的治学气象相匹配，于目录学则发挥出“以学类书”的治学方法。
罗振玉之所以能在许多领域都成就卓著，与他博洽贯通的治学气象息息相关。罗振玉虽然是以小学入门，但他不专守一书一注，而是博览全书、兼采诸家，治学范围也博涉经学、史学、古文字学、金石学、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等多个方面，治学规模弘大。有学者将其与同时代的孙诒让比较说：“从专精上来讲，罗氏固不及孙氏；以博通上来讲，罗氏已远在孙氏之上。古来学者论治学博大，均从‘博学’与‘多识’入手。‘博学’指间接经验丰富，‘多识’指直接经验丰富。博学需要多读古书，多读今世学者论著。多识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孙氏治学从经学入，精于上古史与礼制，擅长说经；罗氏治学从经史群籍入，擅长古籍考证，就博学而言，罗氏已在孙氏之上，就多识而言，罗氏人生经历比孙治让丰富，又值国际学术交流频繁、古器物大出之时，其直接经验远比孙治让丰富。因此，罗氏相比于孙治让，在国学基础上并不落下风。” [6]
罗振玉博洽贯通的治学道路与弘大辽远的治学规模相互作用，延展至目录学，即形成其在目录学领域的弘大气象，能够与其他学科沟通呼应。罗振玉的目录学著作与经学、史学、古器物学、金石学、敦煌学均有穿插交错，即可佐证。
汗牛在前，于个人著述，便自然而然地发挥出“以学类书”的整理方法，治学与为著述作目相从。治经学，有《经义考目录》；治史学，则有《大库史料目录》；治古器物学，又有《雪堂藏古器物目录》；治敦煌学，又作《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金石学更不必说，其相关目录学著作更多，在此不再赘述。
3.3. 表微彰隐、守阙抱残
学术上的守阙抱残使得表微彰隐成为了罗振玉的学术目的。正如罗继祖所言：“有清藏书之风极盛，乾、嘉、同、光之季，故家寝微，继起犹盛。然而拜经淹雅，业竞千元；士礼精专，名高百宋。先祖则绠汲津逮，泛被众流，学海攸资，罔遗勺水。又或闭枕镇库，世莫得窥。先祖则晨罗几案，夕范枣梨。且也山川效灵，瑯嬛泻秘，汲冢鲁壁，异世重开，遂毅然以表微彰隐、守阙抱残为己任。” [9] 这种表微彰隐、守阙抱残的思想在目录学上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传统文献方面，录旁人未录之书目，作旁人未竟之功。如其藏书好求孤本、珍本、原稿本、未刻本、无刻本，对于市面上流行的善本、精注精校本反而不那么热衷。在当时清代学界，重视宋元版本蔚然成风，往往以其为善本，罗振玉却并不偏信宋元版本，如其《罗氏藏书目录》中将宋元本与善本分列，便说明其并不将宋元本等同于善本。而对于学界不太重视的抄本写本甚至劣本，如果与广为流传的版本不一，有助于考证订讹，罗振玉同样给予重视。其《贞松堂秘藏旧钞善本书目》《大云书库藏书题识》都颇多收录原稿本，更好收录未刻本与无刻本。
第二，在出土文献方面，眼光独到，乐为天下先。如罗振玉在敦煌文献发现之初便知其珍异，再三恳求拜访当时手持敦煌文物的伯希和并与其交涉，在如此条件下，撰写并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展示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出土文物，为敦煌学开山。
3.4. 与时俱进、破旧立新
与时俱进是罗振玉的学术内涵，不管是刊刻敦煌书目还是编印甲骨文字，都体现了罗振玉顺应历史潮流的编纂思想。与时俱进的学术内涵孕育了破旧立新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在著录之时打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对其作出相应调整。西学东渐以来，译书和图册的编纂数量越来越庞大，内容也越来越杂芜，有的非经非史非子亦非集，有的又仿佛四部皆有，如果一仍其旧，还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来排列划分这些典籍的话，是难以将其全部包举的，强行归类四部的话，难免失了目录真义，于是罗振玉在《罗氏藏书目录》中就响应了张之洞的五部分类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观念，调整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类目，并按时事所需增设了外国史类与译书类等，创新了目录分类。
二是创设了自己独到的分类标准。罗振玉在著作目录时有自己独到的分类标准，如《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内分的五类(“天章录”、“天潢录”、“玉椀录”、“景行录”、“资闻录”)便是按照书画作品的主题性分类的，各部分包含的作品都有相应统一的主题。这种著录方式丰富了分类标准，从目录本来的作用来说，这种分类亦为读者查检提供了方便，但经过罗振玉的发展后，这种分类方法还有提要钩玄、开宗明义的效用，有利于读者提纲挈领，觅一录之旨。
综上所述，罗振玉治目录学与治文献学互为表里，相互呼应，文献开目录之门径，目录条文献之类别。在目录学著录内容上，罗振玉既正视传统文献目录的整理，还偏重出土文献目录的编写，不仅在保存传世文献上功劳卓著，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现实意义，还为出土文献的留传刊布作出了贡献，为近代新兴学科的萌芽打下了基础，有丰富目录学内容及目录学史的历史意义。在目录学著录方法上，罗振玉以四部分类法作为分类的主要参照，又不囿于其中，敢于打破传统分类，创设自己的分类标准，丰富了著录方式，在学术上贡献巨大，是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在目录学著录思想上，罗振玉恪守“惟传古之是务”的学术宗旨，践行博洽贯通的学术道路，以学类书；坚定表微彰隐的学术目的，抱残守阙；赋予了目录学与时俱进的学术内涵，破旧立新，其目录学思想以刊布学术为首要任务，如其自述所云：“平生于立身行己，不敢违道以求合，其于鉴赏，亦根据学术，不欲苟同于当世”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