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都妄图推翻黑格尔认为个体只是类的利益实现工具，绝对精神作为类意识凌驾于个体之上的观点。费尔巴哈以“实在的和完整的人的实体”为出发点，指出作为自然存在物，“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将哲学的主题从思辨的逻辑拉回到现实的人和自然；施蒂纳在批判费尔巴哈“人的宗教”的基础上，主张绝对的“唯我论”和利己主义，宣称被泯灭于抽象类本质的个体是受压迫且不具真实性的个体，应该将“人”从个人中剔除。马克思在揭示二者思想局限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和吸收，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创立了马克思自己的人本思想，指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促使和推进每个人朝着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向更进一步。
Abstract:
Feuerbach and Stirner, as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Young Hegelian School, both tried to overthrow Hegel’s view that the individual is only a too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species, and that the Absolute Spirit, a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pecies, is above the individual. Starting from “the real and complete human entity”, Feuerbach pointed out that as a natural existence, “man is the highest essence of man”, pulling the theme of philosophy from speculative logic back to the real man and nature;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Feuerbach’s “religion of man”, Stirner advocated absolute “solipsism” and egoism, declaring that the individual who is annihilated in the essence of the abstract class is an oppressed and unreal individual, and should Take “person” out of personal. On the basis of reveal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wo thoughts, Marx criticized and absorbed them,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real man”, created Marx’s own humanistic thought, pointed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man is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and promoted and pushed individuals one step further in the direction of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1. 引言
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是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费尔巴哈和施蒂纳都将批判禁锢人的精神力量作为使人脱离抽象思维束缚的路径，费尔巴哈将“类”作为人的本质，试图将人从天上拉回人间，但其“类”的本质规定解放出来的只是抽象的人。施蒂纳塑造出超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唯一者”，强调个人特性的自由发展和自我的无限放大，但却将人变成了自私自利的孤立个体。马克思在二者基础上从历史视角出发，发现了人的社会属性，真正确立了“现实的人”。
2.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及马克思对其的批判
黑格尔哲学认为，哲学与现实经验相对立并凌驾于经验之上，现实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概念先于现象而存在，是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批判黑格尔哲学所秉持的“绝对精神”对现实世界的主宰，“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 [1] 现实的人为自我设立了种种渴望实现的理想化的标准，这些“标准”逐渐壮大脱离人的控制，成为虚幻但控制力极强的“绝对精神”。因此以外在精神统治现实世界，无外乎是无限放大一个现实的人无法实现的但内心认同和渴求的完美的“人的标准”，以此为标的反过来约束自我，驱使自我不断走向这个绝对化的标准。这一过程的初衷似乎是正向激励，但问题在乎脱胎于人脑的观念产物竟然“脱离人的控制”成为独立精神体且分裂为反向奴役人的“彼岸”之境。精神统治的威压笼罩整个德国，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无形的统治者辖制，社会中每个个人的发展都被严重掣肘，德国被绞住了前行的车轮。青年黑格尔派作为当时德国思想最激进的团体，力图从黑格尔体系的辩证方法中找出无神论的证据，费尔巴哈便是代表之一。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 [2] 。同时，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超越了以往的思想家，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不依赖于哲学而存在，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一切所谓的“最高存在物”都不过是人的现实生活所投射出的虚影，在自然界和人类之外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凌驾于其上的东西。费尔巴哈对人的解放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人从封建神学的藩篱中释放出来，并首先树立起了“唯物主义”的旗帜。他提出宗教观念中的“神”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现实的人的本质应该是感性直观。费尔巴哈从生物学意义上去理解人，认为人的存在应该是感性肉体的存在，作为感性存在的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感性直观的。其次，费尔巴哈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从来源上看是自然人，因此人的存在应该归功于自然，但是“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后”，因此人之所以是人，应归功于人。但费尔巴哈对人的社会属性的认识只限于此，他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理性、意志和爱，提出符合普遍的“人”的标准的道德，并创立了“爱”的宗教以开辟人类共同生活中的“他者”维度。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属于机械唯物主义，尽管已认识到包括人在内一切物质实体都是客观存在，不依赖于人的思想和意识，但在认识“现实的人”时，只是从感性直观的方式去理解，将其看作是一个个孤立静止的原子，未能真正确证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将主客体关系对立二分，单将视野局限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活动或现象，忽视了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析和现实社会生活矛盾的分析，他将人的感性世界与外在世界二分，认为外在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主观感性世界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感性直观反映。同时他仅从抽象的个人和感性直观的层面去理解人的现实活动，认为人对外在事物的认识仅仅是对其的机械反映，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费尔巴哈对人的类本质的认识也只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其“爱”的宗教其实质是把“爱”作为对抗宗教异化和实现人性复归的手段，他所认为的具有普遍“道德”的人，也不过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实践主要是人类的消费实践，他认为“实践”是主观的，为牟取私利所玷污的“理论活动”。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错误认识实践的缘由在于他没有从历史的视野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费尔巴哈的观点中，感性世界是直接存在、静止不变的客观对象，他没有意识到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会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而人类的实践活动也无时无刻不受客观世界发展水平的限制，“实践”是使主客观相统一的关键。因此马克思曾言，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1] 。其次，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是从两性关系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性，这个“类”仅仅是作为与其他人相同的各种生理学特征独立于自然界而存在。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才是现实的人。费尔巴哈所设定的“人”只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第三，费尔巴哈表示其所有作品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意志和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正是宗教和神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东西 [3] 。费尔巴哈寄希望以“爱”的宗教取代人对于封建神学的依赖，认为改变人们的观念就可以对抗神学，但其“爱的宗教”与“绝对精神”并无本质差异，在其运用于解释人的本质之初，似乎是击破神学藩篱之矛，但其同绝对精神一样，逐渐壮大为人不可动摇的“类本质”，割裂出新的人的“此岸”与类的“彼岸”，将现实的人压至谷底。因此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将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没有正确认识到宗教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历史根源，也不可能找到消灭宗教的正确方法。
3.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马克思对其的批判
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的概念展开了批评。费尔巴哈主张神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人才是人的最高本质，力图用主观的感觉恢复人的本质。施蒂纳认为其以“人”顶替“神”的位置不过是以新神换旧神，其本质仍是塑造了一个现实的人无法触及且悬剑于顶的彼岸，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仍未脱离黑格尔哲学体系。针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本质”，施蒂纳提出了“唯一者”的概念。施蒂纳的“唯一者”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他认为这是与“人的本质”完全对立的、不受任何异己力量束缚的完全自由的自我。
施蒂纳主张抛弃主体和对象之间达成的第三方观念即“第三者”，塑造超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唯一者”，他认为自我是世界的本源，是唯一的“实在”，世间其他的一切存在都是自我的产物，因此自我的利益远高于所谓的“神”。“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由此取得教训，我不再为这些伟大的利己主义者服务了，最好自己成为利己主义者吧！” [4] 施蒂纳认为在宗教的统治下，思想有他自己的对象，即神、教皇、国家等，这个思想的对象是与思想本身脱节的，它们禁锢住了思想并异化成为支配人的精神和力量。为了将思想还给“我自己”，禁锢思想的异己力量必须被摧毁，“我们”已经不想再为那些至高无上的神、教皇和国家服务了。“我，这个我完全和神一样是一切他物的无，这个我就是我的一切，这个我就是唯一者。” [4] 施蒂纳认为“我”是唯一合理的存在物，是同“神”无区别的创造万物的造物主，因此“我”也因同“神”一样无需受任何道德标准、社会规则或外在观念的束缚，“我”的一切意愿都应该无条件得到满足，当“我”得到这种绝对的自由时，“我”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唯一者”。为了论证“唯一者”思想，施蒂纳将精神世界及外在世界的全部历史对应于人的一生，并将其归结为儿童、青年和成人三个阶段。其中“儿童”依赖于事物，对应现实主义；“青年”依赖于思想，对应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进行辩证统一即“成人”，对应利己主义。由此，施蒂纳通过“抽象的人性”的发展历史论证了利己主义的合理性，并认为全部的人类历史，就是人为了确定自我是“唯一者”而进行斗争的历史。施蒂纳藉由此消弭费尔巴哈的“主客二元论”，将作为“类”的“人”从“个人”身上隔离出去，即去掉任何统一的人的标准和外在的精神体，“人”之剩下唯一者的“我”，也即“无”。
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的“唯一者”和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仍属于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两者都渴望推翻外在异己力量对人的束缚，但采用的方法都仅停留在用一种“意识”去论证另一种“意识”的不合理性，都没有认识到思想产生发展背后的物质动因。其次，施蒂纳主张利己主义，强调个人利益，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要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对于施蒂纳的利己观，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对立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二者的关系也会发生转变，施蒂纳的维护共同利益等同于个人牺牲的绝对对立观点实际上是毫无现实根据的臆断。其为反对破坏个人自由的国家和社会共同体号召成立的“利己主义者联盟”，将每个人都割裂为互相敌对的自私自利者，这个联盟不可能建成，更不可能真正解决个人发展问题。第三，马克思指明，人们由于现实的生活条件而与自身或他人发生的冲突，在施蒂纳看来就是人们同关于人的生活的观念之间的冲突 [4] 。施蒂纳认为各种抽象的思想统治着现实世界，并束缚着“自我”，他将“概念”当做“人”获得绝对自由的真正敌人，因此他认为，只要把某些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就可以把现在已被认为非人的那些现实关系消灭掉 [4] 。施蒂纳错误的将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表现当成了社会存在的基础，认为使自己成为“所有者”的关键在于摆脱一切观念束缚，“独自性的核心是作为个体的“我”，它呼唤人们认识和寻求自我，鼓励人们成为利己主义者，听从自己的意志，追求自己的喜好和利益。” [5] 从历史唯物观来看，施蒂纳利己主义的“唯一者”构想，所导向的无非两种结果，一是视一切于无物的虚无主义，二是重蹈覆辙的建构出一个新的抽象本质的“人”。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思想充分证明，只有通过现实的力量和物质手段，才能将人丛异己的力量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
4. 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确立
相较于黑格尔哲学“统治的思想”，青年黑格尔派将目光转回于“人”，试图将人从封建宗教统治中解救出来，具有一定进步性。但费尔巴哈的否定神的宗教后又建立起人的宗教，未能实际上解决主客二分问题，也不能从现实上解放人；施蒂纳主张个人是世界的“唯一者”，“我”外无物，认为“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但其解放的也不过是抽象的、虚无主义的人。通过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清算以及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批判，马克思的人本思想逐渐成型。马克思找到了解放“现实的人”的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1] 马克思思想中的“人”，吸收了费尔巴哈“自然的人”的感性直观和现实需求，以及施蒂纳“唯一者”中以人为主体，重视个体独立性的思想，并补充了人本学的社会历史维度和实践领域。
马克思认为人和动物具有共同点，都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但二者的区别是更为显著的。人是能动的血肉之躯，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 [1] ；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和发展，本能的有目的的从自然界中获取生产生活资料，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也是人之为人的现实基础。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1] 是必然的。这一点正是费尔巴哈“类”本质思想对马克思“现实的人”观点的影响。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必然要与其他人进行交往和合作，人类能够延续和发展正是因为人有群体观念，这即为人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仅能证明“人”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生存的本能，但社会属性即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联结关系，则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的类本质，这一点让“现实的人”脱离了抽象性。因此，如仅仅执着于人的自然属性，认为解放人的关键在于满足人的本质需求或在观念上否定异己的精神力量，这无法真正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将“人”放置于随历史变迁的社会之中，发现社会关系是个人本质所在，确立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并提出只有通过人自由自觉的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检验主观认识的真理性，不断地否定之否定，将经过检验的正确认识反馈于实践，才能使人在社会中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是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之下，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社会实践从而到达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将抽象的观念转化为现实存在。同时人的思想也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1] 。摆脱思想上的统治的方法并非是在思想之内做无谓的争论，而是到现实世界中通过现实手段开展革命，去摧毁异己思想产生背后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说，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和施蒂纳“物质的人”的过程中，提出了的“现实的人”，阐明“人”存在意义不是思想上的“绝对自由”或物质上的最大满足，只有在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中找到个人本质和“类”的本质，实现个人与“类”的统一，“现实的人”才有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空间。同时马克思开辟了全新的视角即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角度出发去考察人的发展历程，并以实践为密钥解开了哲学领域中主客二分的难题，找到了确立真正“现实的人”的路径，即“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1] 。“现实的人”的思想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下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分工对人的异化，祛魅使人不成为其人的抽象力量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促使和推进每个人朝着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向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