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经历了几十年企业快速“做大做强”的思想洗礼之后，人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比攫取短期利润更加重要。这样，国家倡导的绿色经济模式广受拥护，有环境和社会担当的上市公司率先积极响应，证监机构和各证交所也纷纷出台有关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报告要求，表明ESG信息披露时机成熟。然而，一些企业对ESG信息披露还有不同认识和看法，较普遍地存在应付了事心理，甚至有部分上市公司认为ESG信息披露会加重其成本费用负担，从而削弱公司财务绩效，干扰财务绩效信息披露效果。从而，影响了ESG框架实施和信息披露进程和质量。如何消除企业和上市公司的错误认知，全面推进ESG信息披露，确保其与财务绩效信息披露协同整合，促使企业发展绿色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学术理论界关注的新课题。
2. 文献综述
在国际社会，都普遍重视经济与环境冲突的相关理论研究。首先是关于绿色经济与绿色经济概念的精辟论述。应该说，绿色经济最早是基于Michael V. Russo (1997)提出的“绿色行政”思想 [1] ，认为绿色经济是基于绿色行政治理下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环境发展的经济模式；直到Stephanie S. Pane Haden (2009)采用探索性方法从历史、实践和理论三个不同角度，将绿色治理定义为“组织范围内通过实现自身目标战略与环境目标战略的完美结合，应用创新以实现可持续性、减少废物和履行社会责任，并且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发展获取竞争优势的过程” [2] 。Molina-Azorin (2009)支持前述观点，并主张绿色治理要遵循透明、面向所有参与者、明确责任和高效实施的原则 [3] 。随着社会经济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环境恶化和人类未来生存恐慌，Marina Brogi, Valentina等(2017)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出绿色治理是政府所采取的管理自然资源的路径，是提供一种远见性、战略性和参与性的方法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模式 [4] 。Velte, P (2017)认为，绿色治理包含更广泛的思考和治理自然环境的方式，包括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绿色使命方案、有机耕作、固体废物管理和碳减排战略，环境与经济发展更好的融合 [5] 。我国较早研究绿色经济的是王旭波(2008)，认为绿色经济是节约能源和执行绿色发展标准的新兴产业经济，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 [6] ；杨达(2021)主张以经济方向和制度向绿色转型和创新，可支撑构建绿色治理体系，用绿色选点、绿色宣传、绿色合作角度设置绿色治理深化方位，能更好实施绿色治理 [7] 。
随着绿色经济与绿色治理的研究发展，学者开始关注绿色治理与财务绩效关系。Eva. M (2010)通过对多家企业创新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研究发现，ESG绩效与企业创新呈现正相关，并且可以缓解企业财务约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8] ；Limkriangkrai, M.等(2022)首次提出油气企业绩效提升一体化绿色治理框架的研究，建立企业通过股东价值增值衡量企业绩效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环境同步发展 [9] 。汪万发和许勤华(2021)认为绿色治理核心集中在立场协调、战略规划、可持续发展、舆论引导等方面。 [10]
近年来，国际国内都非常热衷于基于ESG理念的绿色治理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Lee Siew-Peng, Isa Mansor (2020)研究得出部分企业的高环境绩效也可能带来低企业财务绩效，低环境绩效可能带来高财务绩效，两者呈现负相关；同时，引入低碳环境因素，建立环保绩效评价体系，促使企业转向低碳经济方向发展，提升企业绩效 [11] 。陈忠菲、谢冠霞(2022)认为，ESG信息披露，是投资者评价企业投资行为和投资对象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贡献的关键，但ESG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并没有线性关系。通过构建基于绿色理念、价值观、战略和组织安排的绿色治理结构评价体系，并创建绿色治理结构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绿色治理可以对企业进行金融约束，绿色治理结构越好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越容易获得支持。通过对多家企业创新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研究发现，ESG绩效与企业创新呈现正相关，并且可以缓解企业财务约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12]
3. 企业ESG披露动机及对绿色治理财务绩效影响
(一) 绿色经济、ESG信息披露和财务绩效的涵义
严格地讲，绿色经济并非低碳经济，更不是无碳经济。它不是单纯强调碳排放量控制和污染治理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而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围绕生态系统良性循环，高效开发利用资源和环境友好型技术，发展绿色产业、绿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运行的经济模式。衡量企业是否法属于绿色经济，碳排放与污染治理的确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环境要素，但还需广泛地关注环境管理、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等环境指标；ESG是英文Environment，Socialand and Governance的简称，中文意指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披露，是指企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指标体系，对其在ESG方面的实施情况与结果信息，通过报告、公报、报表等形式，向利益相关各方披露，旨在让集团或个体了解企业ESF投资、履行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状况；财务绩效则是企业制定实施的经营战略最终转化或创造的财务业绩贡献效果，主要反映为利润、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等偿债能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周期等抗风险能力等要素指标。
(二) 企业ESG与绿色治理财务绩效信息披露动机
1. ESG披露动机
(1) 响应国家号召发展绿色经济
从国际国内政策层面看，要求企业披露ESG信息，旨在了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的上市公司，其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双碳目标、履行社会责任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号召状况，把握上市公司遵照执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发[2002] 1号)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9年修订版)和2022年《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相关准则和政策情况；评价和分析将CSR报告升级为ESG报告后，对ESG报告实质性和量化内容的掌握运用是否到位，找出其披露方式和内容等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制定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指引提供指导。上市公司相应国家号召，认真披露ESG信息，便于国家了解ESG制度执行动态，并通过其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反馈，促进ESG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同时，可以为证监会、证交所判断公司ESG投资状况和评价工作开展状况，提供信息支撑。
(2) 期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绿色经济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以生态化产业、社会责任和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这种背景下，ESG理念和评价体系应运而生。事实上，公司为“绿化成长”开展的社会责任投资及其披露ESG信息，势必会因增加一定的成本费用支出而削弱其经营利润。这可能与传统投资经营思想支配下的“利润最大化”产生“阵痛式”的矛盾，甚至在决策层和执行层都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但深入分析，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和冲突。任何投资商都期望公司能够永续生存发展。ESG信息披露旨在对企业向绿色经济方向发展开展评价，实质上是督促企业向加强产业生态化、社会责任化和发展循环化或发展可持续为核心目标运行，客观上必然促进公司生命周期延长，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这样，企业ESG信息披露等出现的短期内增加些微投入，却可以换来经久不断的财务绩效成果。这笔“大账”，是所有投资者和管理者都能够算得明白的。
2. 财务绩效信息披露动机
毋庸置疑，企业投资就是为了追求资本增值，即掌握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运营获取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通过这四层财务指标，分析评价企业战略科学性和适应性，以及战略贯彻执行业绩和成效。譬如，依据财报的财报收入、成本费用、利润和资产等指标，可以测算报告期内营业利润率、销售毛利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或资本收益率6个二级指标水平，上市公司也可以采用每股收益、每股股利、市盈率和每股净资产等四个指标，来反映和披露公司的盈利能力等。通过财务指标信息披露，既可以评价企业战略贡献，又能考核评价企业战略执行力，预测规划期内企业发展水平和趋势。可见，财务绩效信息披露，其动机在于向利益相关各方报告经营期内资本运营成果，并藉此对未来财务成果做出相应判断；同时，考核评估企业战略正确性和执行落地行动到位率，为进一步制定实施新的决策和经营规划提供客观依据。
从信息披露动机与内容范围看，财务绩效信息披露与ESG信息披露都有性质、功能和方向性的巨大差异，核心就体现在各自关注目标上。但是，两者的根本动机却都是出于为企业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以，用发展的眼光看，两者异曲同工。
(三) 企业ESG信息披露对绿色治理财务绩效的影响
前述分析看出，ESG投资与评价均以绿色经济为背景，是上市公司务必单独披露的资本市场评价框架，实质是注重从环境、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三维度综合衡量企业形态和发展质量的企业评价体系。它要求企业应客观地披露ESG相关指标信息，以满足企业评价应用需求。其中，除上述环境要素指标外，还有公司关注和处理的各项社会因素指标，如反映公司对员工、供应商、客户和社区之间各种社会“裙带关系”的员工劳保、社保、薪酬福利、人权尊重、社会救助和抗灾抗疫捐献以及环境治理等相关社会责任的投入指标数据信息；反映公司治理中产权结构、组织体系、决策议政、董事会决议等运行独立性是否高效、规范、合规合法、独立和透明的非财务指标或“报告性指标”。企业这些有关环境、社会和治理活动，恰恰反映了绿色经济的特征要求；而其活动要素，需通过相关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披露出来，才能成为明确和完整的技术指标体系，接受ESG综合评价检验；由于财务绩效是公司利润为重要目标，其评价分析的重要基点是公司盈利及其影响因素，而ESG评价分析的重要目标则是公司可持续发展及其影响要素指标。显然，两种评价模式目标不同，技术方法和指标体系架构必然存在重大差异。但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同样都需要公司进行相关要素指标和数据信息披露。从中看出，绿色经济背景下，客观需要企业开展ESG信息披露，为开展新型经济模式评价提供指标依据；而要求披露的ESG信息类型和新型评价模式的重要特征，体现在非常注重公司财务绩效如利润等目标的各项指标要素，而是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社会与治理要素。通俗地说，财务绩效评价关注公司短期利益的“一时之痒”，ESG评价则侧重决定公司永续生存发展的“长久大计”，是围绕企业成长过程中“绿化发展”为核心的创新评价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说，ESG和财务绩效都是企业战略的成果贡献表现，也都是企业制定实施新战略的客观依据。ESG信息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采用非财务指标与财务指标综合方式，披露企业战略的环境贡献、社会贡献和公司治理成就，反映的是企业前途和命运，也是财务绩效的前提和基础。当披露的ESG信息指标数据均为“0”，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将成为众矢之的，注定失败和灭亡。此时，任何财务绩效都无从谈起。只有ESG报告披露的指标数据信息显示出企业各经营期都有持续增长的环境投入产出、社会责任贡献和公司治理改革成就，才能获得国家、地方、行业系统等优惠政策支持，才能取得社会公众的赞扬和拥护并由此带来更多消费抢购先机和更广阔的市场前景，才能让治理层精诚团结地酝酿出台更加先进和科学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才能业绩卓著，年报披露的财务绩效指标才能辉煌；反过来讲，企业各期披露的财务绩效卓越，ESG投资才有资金、资产和资本支撑。所以，企业ESG与财务绩效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共同依托和促进的关系。
4. ESG披露环境下的绿色治理财务绩效状况与问题
(一) 企业ESG披露现状与问题
1. 企业ESG披露现状
事实上，企业实行ESG是大势所趋，是国家维持社会、环境、企业间良性关系的重要手段，可维持企业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ESG理念相较于国外发展程度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从2014~2020年国内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来看，中国上市公司发布ESG及社会责任报告数量逐年增长，截至2020年，有1021家公司发布ESG及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率达27%；2021年有1138家上市公司发布ESG及社会责任报告，占A股上市公司数量比例约为27%，披露数量有所提高，但比例维持稳定；2022年有1450家公司独立ESG报告，相比2021年，上市公司披露率上升4个百分点，达31%。从不同行业来看，金融业上市公司披露比例最高。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披露ESG信息状况最佳，在A股上市公司中的ESG信息披露排行占比在前2位 [13] 。不论其披露指标涵盖范围广泛性，披露相关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内容全面性，以及披露形式多样性等方面，都与尽管机构和金融主管部门的信息披露规范吻合度较高。从中看出，金融企业对国家关于加强环境治理等政策号召的积极响应程度。反观作为“重污”的制造业，其工业污染排放最重和最需要治理和维护环境、经济资源占用和耗费最多也最应该保护生态，但其绿色理念却往往淡化，对环境修复、生态维护、污染治理，以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治理等层面，虽然不能怀疑其积极性和信息披露数量，但从实质性行动看，相较于银行和非银金融企业总是稍逊一筹。虽然很多制造业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特别是重污工业企业在国家强制要求环境下，有关ESG信息披露数量最多。但不论从披露范围、内容和质量上，都有嫌敷衍塞责。单一披露可展现企业社会贡献如公益性捐赠、就业安置、研发投入、纳税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标全、信息准、形式多样，但有关大气、水和噪音的排污措施投入与产出，以及有关生态环境治理等直接关乎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多是遮遮掩掩，虚实参半，总以为这些与企业发展无关痛痒。但是，这恰反映出企业决策的短视和治理的无为。须知公司绿色理念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保证，ESG信息披露恰是企业走绿色经济发展的体现。或者说，绿色经济发展程度、水平和质量，是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综合汇集，恰是关乎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节点，需要通过ESG信息披露得以体现。
虽然目前上市企业ESG信息披露比例不高，但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往年，数据明显具有提升。体现了上市企业其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意识是不断增强的，ESG信息披露逐渐透明化、公开化，凸显出国家有关ESG信息披露政策的催化效果，催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2. 企业ESG披露的问题
(1) 披露指标不具体欠全面
根据企业ESG信息披露现状了解，大多数企业采取年报的方式进行披露，但均以文字的形式进行说明，缺乏具体数据以及成果对比，必要的费用数据没有单独列出，而是以笼统的方式计入单一指标中，没有单独开设与ESG发展有关的成本指标，与其他指标混杂在一起，也就没有办法看出企业与ESG相关的成本支出信息，使得企业在进行成本把控时难以将ESG发展考虑在内，导致管理层决策不当，不能实现降本与保护环境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对ESG信息披露的不重视，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绿色金融与绿色投资的发展。
(2) 法定强制性不足
多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基本按照生态环保部、证监会及沪深等证交所出台的政策文件，“被动回应”式地披露ESG信息。上市公司中，有些制定了ESG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但实际执行大都采取“报喜不报忧”的态度敷衍塞责；同时，有的证交所尚未出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标准，其上市公司参照国际标准或者其他证交所指导性文件制作ESG报告，披露指标结构体系参差不齐，数据口径大相径庭，致使评价考核企业很难公允。所以，亟待国家出台统一的法规政策，要求上市公司、规上企业、科技进步型企业等先试先行，陆续在所有制造业中推行。
(3) 企业缺乏主动披露意识
目前，绝大多数企业对于保护环境与ESG信息披露意识不足，上市企业作为国家企业发展代表，理应具有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意识，做好榜样。大多数上市企业承担了慈善捐赠、公益事业、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但这种责任是流于表面、迫于外界压力而做出的选择，履行上缺乏主动性，没有深入制度，绿色产品完善、安全生产、人文关怀等层面，因此许多企业依然按照传统模式去获取经济效益，忽略环境，陷入恶性循环，企业可持续发展受阻。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立法、监督的不足。虽然政府设定了许多政策法规，但由于缺少监督，且企业具有侥幸心理而产生的。
(4) ESG信息披露偏好性强且管理体系设置不完善
分析发现，企业在进行ESG信息披露时倾向于利好信息，对于自己不利的信息并未进行披露，且因为没有相关的披露制度，企业披露信息参差不齐，真实性、相关性与可比性无法进行考据，存在ESG信息披露不全面、数据不完整、可信度不高、数据滞后等问题，不利于相关部门对于企业进行评价研究。
(二) ESG披露反映的绿色治理财务绩效状况与问题
由于企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最注重的当属于资源环境与生态保护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实施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客观需要有充足的资金、资产支持，更离不开公司治理层的决策保障。为此，财务和治理成为企业发展绿色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重要动力源，也是ESG披露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14] 。通常情况下，企业财务运行和公司治理状况，能够很敏感地反映到公司的ESG披露层面。通俗地讲，企业财务是发展绿色经济的保障，没有运行通常并产生良好预期的财务成果，公司实施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和履行相关社会责任将有心无力；公司治理则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没有符合现代企业环境的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等公司治理要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度、运行路径等都必将遭遇重大挫折，履行社会责任会遭受一系列的阻挠和反对。所以，ESG信息披露，可以更系统地折射出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成果或问题，更准确地说，ESG披露需要财务和公司治理的双重驱动，亦即财务驱动和公司治理驱动是企业ESG披露不可或缺的两大驱动力，也是公司绿色发展财务绩效的客观保证。对此，现实中很多上市公司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导致公司发展中片面强调财务而忽略环境、社会与治理要素，造成彼此运行失调，最终反映为ESG披露顾此失彼，披露内容不完整，指标不全面，披露项目过于单一。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很多上市公司没有正确看待绿色发展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殊不知，绿色理念支配着企业可持续发展，财务上高度重视并持续地投入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资金，形成更多的环境资产，可以直接换取到一定的环境收入或收益。虽然，这些收益虽然不能直接换回等价的投入成本或资本，但取得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赞扬和评价，能够确保企业不遭遇任何相关惩罚，由此减少和杜绝的社会责任风险损失，却是一笔不菲的间接收益。如果再加上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旺盛生命力延续，则企业绿色环境经济发展所能创造和产生的财务绩效，将是非常可观的。
5. ESG披露促进企业绿色治理财务绩效的建议
(一) ESG披露与公司绿色治理财务绩效信息披露协同整合方法
分析表明，在全球积极构建绿色经济模式环境下，企业应清晰地认识到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如果仍只沉迷于往昔在资本市场上追逐短期甚至中长期的利润等财务绩效，在自媒体曝光效应和市场理性选择双重用力下，企业将快错失可持续发展机会，过快耗损掉可持续发展能力。虽然我们无法断言财务绩效信息披露已经“过时”，或造成企业生命周期缩短和朝不保夕。但却可以预见，围绕国家“双碳目标”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注重为国纳税为民行善忠诚履行社会责任和创造和谐、高效、敏锐、公平的治理，事关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大计，更加符合会计“持续经营”的基本假设条件，是多么的至关重要，至少要比急功近利强千万倍。由此可见，衡量企业是否属于绿色经济，碳排放与污染治理的确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环境要素，除此外还需关注环境管理、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等环境指标；社会因素关注公司对员工、供应商、客户和社区之间的各种社会“裙带关系”，诸如员工劳保、社保、薪酬福利、人权尊重、社会救助和抗灾抗疫捐献以及环境治理等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体现在产权结构、组织体系、决策议政、董事会决议等，其运行独立性是否高效、规范、合规合法、独立和透明。企业这些有关环境、社会和治理活动，恰恰反映了绿色经济的特征要求；而其活动要素，需通过相关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披露出来，才能成为明确的技术指标，接受评价检验。所以，在绿色经济模式下，企业ESG信息披露应与财务绩效信息披露并举，并主张由现行在财务绩效信息披露的同时单独披露ESG报告的协同模式，逐步向同一报告两项内容同时披露模式整合来发展，建议国家以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为核心，将之具化为环境要素、社会要素和治理要素兼备的完整指标体系，并确定统一的法定化评价标准。
(二) 以ESG披露促进绿色治理财务绩效的建议
从长期来看，企业ESG发展对企业财务具有正面影响，通过披露ESG信息可以提高盈利能力，带来财务绩效的提高。因此企业必须在“提高经济效益”和“推动环保工作 ”两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形成绿色循环经济，使ESG表现的提升能为企业带来效益。
1. 正确认识和不断加强企业ESG披露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履行社会责任是必要的。为此，企业应全面认识ESG披露的重要性，深切领悟出ESG披露是国家、行业和全社会考核评价企业发展路径和能力的重要手段。换言之，ESG披露好坏，直接意味着企业有关环境、社会和治理活动或工作是否、开展的真伪虚实与成果多寡。反过来说，企业是否制定实施了有关资源环境和生态、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目标、措施与行动，都将通过一系列财务的和非财务的技术指标得以反映。企业要重视ESG信息披露，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遵守环境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从管理层到基层员工培养保护环境意识，改变传统盈利模式，追求长期经济效益，实现循环经济。为此，应健全企业信息披露考核、评价机制，将信息披露状况作为考核企业业绩组成部分。信息披露是环境成本管理的有效监督，反过来环境成本管理活动可以成为企业信息披露考核指标。同时可以引入外部公众对企业信息披露工作进行监督，令企业定期发布企业ESG信息披露报告，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真实准确地出具 ESG报告，杜绝ESG报告“漂绿”的虚假现象，实现污染防治的更大成效，也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保障。
2. 不断强化公司治理
企业要持续完善董事会制度，坚定不移地执行监事制度，完善公司董事会规模和性别结构，实现绿色治理和绿色决策；同时，应持续决策优化股权结构。解决大股东一言堂和一人独大的问题，形成大小股东合理比例的结构 [14] ，使权利达到平衡状态，有效避免因个人利益导致公司决策失误的状况，同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与发展现状，对股份按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不同类型的持股比例予以相应调整，形成多元化构造，提升整体稳定性，促使企业长期健康有力发展；完善董事会结构，调整企业内部结构，配备党建、政务与专业技术人才，各方人才加入，保证业务模式的稳定和长久，提升内部工作效率；制定市场化的股权激励机制，为使各方效益最大化，需要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企业应建立激励制度，多劳多得，保证整体薪酬公平性，根据个人对公司利益做出的贡献进行绩效考核，促进企业与个人持续进步。
3. 完善社会责任履行制度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
履行社会责任，应成为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自觉的思想和计划行动，要基于“我不理人，人不理我”的意识，保持“我不顾环境，环境灭绝我”的清醒头脑，确保将ESG理念与企业发展环境特别是社会市场环境密切挂钩，最终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紧密挂钩。为此，企业要设定统一标准、科学的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评价，更好地反映企业信用情况；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履行，通过公益活动、捐赠、提供就业、降低污染等，企业能够建立良好的公众关系，带来经济增长与品牌形象，企业价值的提高；企业要及时全面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提升投资者对企业的认同感与投资意愿。
4. 加强绿色“大成本”引导和控制
所谓“大成本”，就是在注重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成本与间接费用基础上，将生态修复、污染治理、研发活动、劳动就业等各种经济业务事项安排，作为关乎企业未来发展和命运的长远投入对待，其回收期比资本更加长远，但却十分必要和重要。这些成本，要做好科学谋划和论证，做到精准投入，清晰核算，正确披露。但是，绝不计较其回收多少和多久。相反，企业应注重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控制，提高经济增加值率，并尽可能实现绿色治理成本向短期经营成本的“转嫁”。可见，绿色经济对于环境与企业和谐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既要求企业符合社会组织监督机制下的治理，又要求企业经营发展良好。绿色经济的压力由企业承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降低资金成本，提升企业内部员工环保意识，提高成本费用利用率，最大化资源与资金的使用率。
5. 建立健全绿色治理财务绩效的政策机制
政府加强相应法律执行力度与惩治手段，分行业制定ESG信息披露标准，要求披露企业业务模式、发展战略、人才吸引、科研创新、环境贡献等非财务信息。对相关企业设定污染物排放、能源安全等标准，依照标准可对企业进行责令停产、建立可再生能源强制使用与强制配额制度等手段，同时还需要完善市场工具，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给予财政支持、绿色能源价格控制等。同时，应建立企业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协同发展机制。根据企业与外部环境现实状况，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协同财务绩效发展，改变增加对ESG信息披露成本，财务绩效下降；或只为提升财务绩效而忽略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采取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等合法合理的措施履行社会、环境、治理责任。注重ESG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两者的结构，全面服务于绿色经济的总目标。
6. 结论
企业信息披露提升财务绩效是有条件的，需要明确财务绩效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企业生命周期 [9] 、公司治理、成本费用率、媒体关注度等限制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我国资本市场还未发展成为有效资本市场，其具有弱式有效市场的特点，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因此，各因素在企业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大不相同 [15] 。公司应将财务绩效与ESG相结合，研究制定一套财务绩效与ESG集成的综合评价系统，既不影响企业经营战略的财务成果体现，又兼顾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综合评价。最重要的，是促使公司治理层和管理层都树立新型发展和治理理念，努力培养公司的“绿色文化”和绿色治理思想，确保公司坚定地朝着绿色经济方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此，主张所有上市公司务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着眼于向国际化发展，努力向西方优秀企业看齐，积极建立健全ESG框架和严明的管理措施，坚持搞好ESG信息披露，展示ESG管理成果；非上市公司也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开辟ESG投资项目和管理渠道，不断增加研发投入、环境投资，尽全力履行社会责任，为自身做强做大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做到自觉抵制环境污染、自觉治理环境污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资源利用与生态平衡和谐，同时，胸怀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恩之心，为国纳税光荣，为民造福骄傲。唯有这样，企业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企业能够永久立于不败之林，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基金项目
大庆市2023年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大庆市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研究》(编号：DSGB2023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