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高等教育实施扩招政策以来，高学历者越来越多，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和自主择业的实施，就业难已经不仅是困扰低学历者的问题，大批拥有高学历者的“低就业”现象也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来。据统计，早在2020年某外卖平台发布的骑手就业报告就显示，截至当年上半年，在总共近三百万骑手中，有6万名研究生以及17万名本科生。
而对于这种“高学历低就业”的现象，官方媒体的新媒体账号对于此类新闻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评论。笔者在阅读大量的同类话题公众号推文后发现，不同官媒公众号推文主要的态度分为两种，分别为：1) 积极型。提倡职业平等，无贵无贱；2) 消极批判型。认为此类原因的根源还是专业选择出了问题，或是大学期间没有好好珍惜学习机会努力学习，是外卖员本身实力不足。而推文的主要内容主要为新闻事件报道、新闻评论和教育类话题评论三种。尽管许多官媒公众号打着“无贵无贱，职业平等”的旗号，但其实还是存在着隐晦的歧视，且一定要将职业和学历联系在一起本就暗含歧视感。
本研究以2022年8月~2022年10月官方媒体在公众号推文中涉及“硕博毕业送外卖”新闻事件的相关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搜狗公众号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共搜集到11篇相关的官媒推文，但其中存在转载等内容完全一致的情况，故最终整合为4篇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旨在探究官媒微信公众号推文中有关“硕博毕业送外卖”新闻事件所体现的“高学历、低就业”现象报道、评论的话语，通过分析这些文本的语言特点，希望揭示其话语构建过程与社会实践意义。
具体而言，本文希望解决如下问题：
1) 这些文本中的语言有什么特点，从而暗含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2) 这些暗含的意识形态建构是如何实现的？
3) 从社会实践的层面来看，这些话语实践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而这些话语实践反过来对社会现实的构建又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2.1. 批判话语分析研究现状
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又称批评语篇分析，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源于批评语言学，关注语言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即利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解读语料，以揭示语言同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以及话语和权力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利用批判话语分析的多种分析框架进行各种文本研究，如利用批判话语分析研究方法对新闻报道、广告、影视作品新媒体平台中的博客与推文等进行分析；而话题的选取上大多与新冠肺炎疫情、网络热词、国家政治政策、人物形象塑造等相关。例如，Onwubiko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尼日利亚Facebook平台上的500条个人推文文字内容以及图片进行了话语分析，得出博客图片通过讽刺、嘲笑、幽默等元素表述突出民众对国家疫情政策、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与无奈的意识形态 [1] 。卢紫瑶运用费尔克劳夫的三维分析法，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2018至2020年北半球夏季普遍高温事件的新闻话语为对象，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媒体表现的政府形象是正面的，而日美两国则偏向于对政府进行有力的批评性报道，同时话语背后体现了政治“霸权”的意识形态 [2] 。庞琛泽以“美团”和“饿了么”发布的两则视频广告为例，通过批判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研究得出，两则广告在文本层面上美化了外卖工作者的职业形象和劳动环境，隐蔽了外卖平台的运营角色 [3] 。
总的来说，国内外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呈现研究框架、话题选择和领域多样化的特点。
2.2. “高学历低就业”现象相关报道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论文数据库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知，检索关键词“高学历低就业”后，检索到共71篇相关文献。对于“高学历低就业”的研究，目前大部分学者所选择的研究领域多为高等教育、社会学、人才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等，而没有针对此类事件的新闻报道中的文本分析和研究。如，陈桂玲通过分析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等外部因素得出“高学历低就业”问题的后果，并提出与高等教育有关的解决措施 [4] ；姚荣洁则以结构失衡作为一个新的视角，从这个角度提出了高等教育供给结构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观念陈旧是造成高学历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 [5] 。
而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外卖小哥”和“媒体”后仅有4条相关结果。其中一篇的作者刘爽选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为样本筛选平台，以“外卖小哥”为研究对象，通过“热门微博”功能搜索统计了2017年1月~2020年3月间的780条微博文本为研究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从建构主体、呈现方式和“他者”建构三方面探讨了外卖小哥的媒介形象生成过程 [6] 。
综上所述，虽然“高学历低就业”现象新闻报道存在一定的研究价值，我国关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针对官媒借助新媒体平台发布的有关此类新闻事件的报道、评论等文本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寥寥无几，因此，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和开创性。
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批判话语分析理论中的诺曼·费尔克拉夫三维分析框架(见图1)对文本进行分析。
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分析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应当将语言分析和社会实践理论结合在一起。他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文本的产生、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展开。
文本分析的维度主要聚焦于语篇，即通过对用词、语法及句子的分析(包括分类、及物性、情态等)，去发现语句中的隐喻。隐喻不仅仅是话语表面的问题装饰，还是构建社会现实的一种独特方式，它通过普遍的途径去构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乃至我们的知识体系。文本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隐喻并且进一步深挖其暗含的特殊意识形态。
话语实践是对语言文本的动态研究，侧重于分析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过程。话语参与者可能会在文本产生过程中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杂糅其中，不自觉地引导着读者的价值导向，如通过互文性分析来发现话语中的“霸权”。总之，话语实践是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来了解文本的生产和解释过程。
社会实践则是对话语实践所产生变化的社会因素的分析，重点关注影响话语变化的社会因素以及该文本对社会又有着怎样的反作用和影响。
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者互相联系：话语实践通过文本得以表达，话语实践的分析又侧重于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而文本的生产和消费又具有社会属性，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因此，这三种分析维度缺一不可，但具体选择三个维度中的何种渠道进行分析，也主要视研究者的样本及分析重点的情况而定。
Figure 1. Fairclough’s CDA 3D analysis framework (1995: p. 98)
图1. 费尔克拉夫的CDA三维分析框架(1995: p. 98)
4. 分析与讨论
4.1. 文本维度的分析
4.1.1. 分类
分类是指用语言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 [7] 。语篇中的分类通常凭借词汇的选择实现对人物和事件的命名和描述，而词汇的选择会受到人们的情感、态度和认知水平的影响。分类中通常涉及的词汇手段包括名词(短语)的分类作用、重新词化和过度词化。下文将从名词的分类作用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
名词(短语)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通常仅以一两个特征为标准把许多食物归为一类，同时又将该类食物所具的全部内涵赋予其中的每个成员。
在此类报道中，对于主人公的指称大多都在姓名前加上“浙大博士生”、“社科院硕士”、“专科生逆袭的硕士毕业生”、“八年毕业难”等标签，甚至在其姓名前后紧跟着有关于其的外貌等描写。
例1：吃过一碗五花肉炖粉条，孟某骑着赤红色的杭州市公共自行车，把餐品放在车前的篮子里，迎风唱着蹩脚的粤语歌，开始他送外卖的一天。据九派新闻，他长相敦厚，几道深深的抬头纹，常被当作40多岁的人，其实他才30岁。
此例中对于孟某送外卖的报道中，加上了“长相敦厚”、“深深的抬头纹”、“常被当作40多岁的人”等外貌描写对于“博士送外卖”的新闻事件表述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在内容上来看，所加的描述都是一些含有歧视感的词汇，更像是在传达一种作者所认为的外卖行业从业者存在的普遍“落魄感”。
例2：对比这个每个月只能挣三千多块的男人，同样是送外卖，一个21岁的年轻妈妈，在安徽安庆每个月能拿到七八千块。
此例中新闻主角直接失去了姓名，而被指称为“每个月只能挣三千多块的男人”。这种通过薪水多少的关系来指称的方式使他失去了主体人格。再加上后半部分与另一位女性薪水的对比，更凸显了对其的歧视。
4.1.2. 情态(Modality)
语言中的情态系统呈现了作者/说者对于自己交流对象的态度，对于所传递信息命题的真实性把握以及对未来行为作出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Fowler等人(1979: p. 204)指出，情态可以用来表示接近(proximity)与距离(distance)、直接(directness)和间接(indirectness)，从而揭示文本中所展现出来的人际关系、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倾向 [8] 。常用的表现手段有谓称、人称代词和情态表达。情态还可以从主客观角度分为主观明确、主管非明确、客观明确和客观的明确。分析发现该类事件的文本中大多采用客观明确的情态表达方式，表明对某件事情判断的确凿性。下文将具体分析该类文本用语的客观明确性。
例3：3000块钱招不到农民工，却能招到一大批大学生，这是时代的悲哀。
作者用客观明确的表述，阐述了3000元能招到大批大学生却招不到农民工的现象，但其实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绝对和普遍，只能说存在此种现象，但是“大批”这种修饰语以及客观明确的肯定语气，不过是构建了作者眼中事件的真相，从而将他的个人观点转化为客观事实：制造就业形势严峻的焦虑感、对“高学历低就业”群体的歧视意味——都不如农民工赚得多。
例4：非常明显，对于何某这种非名牌大学毕业的毕业生而言，硕士这块敲门砖没有太大的威力，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很理想的工作也是正常的现象。
在此例中，“非常明显”这种情态助词表述充满了肯定意味，体现了客观明确的情态，指出“非名牌大学毕业生就没有威力，找不到理想工作”的观点。但其实这种情况也并不是完全绝对情况，只能说存在此类现象。作者用客观明确的情态表述构建出他个人歧视非名牌大学毕业生，以及对此类群体的刻板印象和歧视心理，并将这些看法以客观明确的形式融入到报道和评论类文本中，从而强加给读者歧视性的观念。
例5：国家辛辛苦苦培养一个硕士生不容易，高学历就应该从事高技能型工作，否则就辜负了父母和国家的一片苦心，而且还让送外卖这种普通岗位竞争更加激烈，让那些没有高学历的人生活更加困难。
文本中的句式“……就应该……否则就……，而且还让……更加……”中的职责情态词的程度都非常绝对，这种客观明确的情态表达体现了作者对于硕士生就应该高就业的观点，侧面反映了对“高学历低就业”群体的歧视和刻板印象。
例6：何某的两次填志愿选择英语专业，这就是没有对自己的职业取向系统、商业价值系统、职业机会系统进行详细分析，导致选择的专业并不适合自己。
此例中的“就是”等概率情态词具有绝对性的肯定意义，按照韩礼德对情态三种赋值的划分，此类表达应当归于高值，程度副词和全称量词的使用起到强调的作用，加强话语语气，吸引受众的注意。
除此之外，作者的表述对何某存在着情态预设，将何某“高学历低就业”的原因用客观明确的表述方式归功于完全是因为他个人没有好好规划专业和未来职业的选择，从而体现了对其存在歧视的意识形态。
4.2. 话语实践维度的分析
话语实践指的是在一定语境下话语产生、传播、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下面，本文将探讨“高学历低就业”相关新闻报道中硕博毕业送外卖事件的产生、传播和接收特点。
互文性
互文性是关于文本之间的互动，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与其他文本存在着一定联系 [9] 。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关于互文性的类别，费尔克拉夫划分了两类，一类是“明确的互文性”，指某些特定的文本公开地被利用到一个文本中；另一类是“构建的互文性”，主要表现为混合文类，即一种文类混合了其他文类的要素。
在文本中，对于此类事件的报道及评论采用了很多“直接引语”，对原始语言逐字逐句地原样呈现，赋予当前言语时刻一种客观性、权威性和说服性光环，给读者一种确凿无疑之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直接引语存在这主观性构建，“选择即观点”。直接引语的选取多为作者的人为构造，为了表达作者隐含的意识形态以及个人观点。
表1具体罗列了文本中的直接引语来源、内容以及倾向。
Table 1. Direct quotes from news reports about “high education and low employment”
表1. 关于“高学历低就业”相关新闻报道中的直接引语
从上表可见，文本中选取的直接引语内容大多是一些当事人表达后悔、懊恼，网友表示不理解的内容。构建的硕博生外卖员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且借某些网友之语，表达出对硕士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外卖员职业这一群体的歧视。这些引语内容的选择都是基于“不应该高学历低就业”的价值取向判断展开的诠释过程，客观地表达“主观构建”。
4.3. 社会实践维度的分析
4.3.1. 话语体系产生的社会原因
硕博生送外卖的新闻报道与同期的社会现象密切相关。从前文的文本分析可见，目前社会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升，教育逐渐市场化，导致了教育内卷。同时，高学历者增加的同时，就业岗位的数量却在减少，这种就业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导致了此类新闻事件的出现。
而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当前社会大部分人的普通价值观依旧倾向于追求“高学历高就业”，认为“高学历低就业”是一种存在巨大反差且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但由于当前已成型的教育内卷、就业内卷的社会情况难以逆转，许多网络媒体针对此类新闻事件的报道努力呈现“人人平等，职业平等”的就业观，而其中作者传递出的无意识歧视感却依旧显露其中，导致有些观点的传递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也没有对解决“高学历低就业问题”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
4.3.2. 此类文本对社会的反作用及影响
这样的文本中暗含的“歧视性”意识形态反过来渲染了社会焦虑，让阅读这些文本的读者潜移默化地受到对“高学历低就业”群体的歧视性、消极性观念的影响，像这样的单向输出，使得教育目标和就业目标变得单一、功利化。更像是在借此类新闻事件，“告诫”读者不要成为和何成、孟伟一样的外卖员。暗含的歧视性意识形态加剧民众焦虑心理和内卷心态，从而让这样的社会现象进入恶性循环。
5. 结论
本文以费尔克拉夫的三位分析框架为研究方法，以2022年8月~2022年10月的4篇在官媒公众号推文中涉及“社科院硕士何成、浙大博士孟伟送外卖”新闻事件的相关文本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文本、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三个维度相融合的批判话语分析。从名词(短语)分类选择、情态等语言层面进行文本分析，进行“明确的互文”与“构建的互文”层面分析话语实践，结合话语所在文本语境、社会语境，分析表明：
尽管许多官媒的新媒体账号打着“无贵无贱、职业平等”的旗号，但其实还是存在着隐晦的歧视。将职业和学历联系在一起本就暗含歧视，除此之外，有效地选择不同的词汇、描述和情态选择能够掩盖一些暗含的“歧视”意味，从而传播表面上的正向观念——倡导职业平等。但实际上此类新闻报道文章并没有从实际意义上对“高学历低就业”的社会现象起到缓解或解决作用，其中暗含的歧视性意识形态会反过来对社会造成一定影响，加剧民众焦虑心理和内卷心态，从而让这样的社会现象进入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