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梦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

Typical Dream and the Application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摘要: 典型梦最初由弗洛伊德在临床释梦中发现，是指普遍所有人都会梦到的共同的梦主题。为了进一步研究典型梦，学者整理了36个典型梦主题并不断扩充，最终编制了典型梦量表和梦境母题题量表，并在量化研究中发现典型梦存在跨时间和跨文化的一致性，最流行的典型梦包括学校学习考试相关的梦、追逐梦、坠落梦、性梦和迟到梦。典型梦在性别、年龄、文化、人格、心理健康状态生活事件等变量上存在差异，其中，典型梦与人格、心理健康状态、和生活事件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对临床实践中的诊断鉴别、收集信息、了解人格特征和咨询效果评估具有指导意义。未来研究可以对现存的梦理论进行实证验证，并且探索将典型梦已有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的可能性。

Abstract: Typical dreams, first discovered by Freud in his clinical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refer to common dream themes that are common to all people.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y typical dreams, scholars sorted out 36 typical dream themes and continued to expand them, and finally compiled the typical dream scale and dream motif scale. In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ypical dreams were consistent across time and across cultures. The most popular typical dreams included dreams related to school learning exams, chasing dreams, falling dreams, sex dreams and lateness dreams. Typical dreams differ in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age, culture, personality,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life events, among which, typical dreams a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personality,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life events, and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diagnosis and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 of consultation effects in clinical practice. Future studies could provide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existing dream theories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on typical dreams to clinical practice.

1. 引言

尽管我们每个人的梦境天差地别，但也存在几乎每个人都做过的，极其相似的梦，我们习惯认为这些梦有同样的来源，也在每个人身上有相近的意义，Freud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2002)将这种梦称之为典型梦，并在书中列举了诸如裸体被暴露、亲友死亡、考试、迟到、飞翔、坠落等典型梦。之所以Freud对典型梦如此重视，是因为既然典型梦有着同样的来源，那么研究典型梦对于我们讨论梦的来源大有裨益；同时Freud所使用的释梦技术在面对典型梦时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梦者常常不像其他时候那样能够产生很多联想，或者产生的联想不够清晰，数量也不够多，需要释梦者通过其他方式去补足技术上的困难。

早期研究注重典型梦主题的象征意义、调查典型梦的流行情况以证实其确实存在，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典型梦内容的影响因素、典型梦内容与精神病性妄想间的关系，以及新冠疫情背景下典型梦主题的变化。

为引导研究者们对典型梦的重视，探究典型梦研究对于临床的潜在价值，本研究对典型梦进行了概述，梳理了典型梦主题的流行情况、影响因素以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典型梦的中国化应用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2. 典型梦的流行率研究

2.1. 典型梦量表的编制及回顾性研究

Lawrence Gahagan (Gahagan, 1936)在Freud的基础上，第一次使用了典型梦问卷，以“你是否梦到过……”的形式对22个典型梦进行调查，随后Griffith et al. (Griffith et al., 1958)将典型梦主题扩充到了34个，Nielsen et al. (Nielsen et al., 2003)将典型梦主题扩充为55个并编制了典型梦量表(TDQ)。(Yu, 2012, 2010a; 2009a, 2009b, 2010b)在重复统计的基础上，将典型梦主题扩充至100个，修订了梦境母体量表(DMS)。

在典型梦量表修订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就典型梦的流行率做了回顾调查(Gahagan, 1936; Griffith et al., 1958; Nielsen et al., 2003；郝仁杰等，2021；陈珅等，2010；安献丽，徐光兴，2006；Schredl et al., 2004; Cong et al., 2022)。调查中，均有至少6个典型梦主题被一半以上的被试梦到过，而在Yu的调查中，流行率最高的典型梦为学校、考试相关的梦，其频率超过90%，分别是94.5%、94.2%、94.5%、95.2% (Yu, 2012; Yu, 2010a, 2012; Yu, 2009a, 2009b, 2010b, 2012)。不同文化不同时期频率最高的典型梦也存在一致性，总体而言，最为流行的前五个典型梦主题分别为学校考试相关的梦、被追赶的梦、性梦、坠落梦和迟到梦。

2.2. 内容分析法发现的典型梦

尽管内容分析法会倾向于低估典型梦发生的频率——鉴于被试可能不会报告他们梦中的每一个细节(Yu, 2016)，同时搜集典型梦的时间尺度也被大大缩小了——但仍然能够在“最近一个梦”和“梦日记”搜集法中发现典型梦主题，Mathes (Mathes et al., 2014)研究发现，60.3%的近期梦境报道和57.3%的日记梦境报道至少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主题，与Yu (Yu, 2015)的研究结果60.3%相近。Yu (2012)在2012年的样本中发现94.1%的被试的梦回忆中包含至少一个典型梦主题。

2.3. 典型梦的因子分析

55甚至100个典型梦主题显然不够精炼，研究者们希望可以在一个更加简洁的框架内对典型梦进行分类概括。因子分析是发现梦中主题群的一种方法。(Nielsen et al., 2003)对TDQ进行的因子分析发现了16个因子，如“坠落–飞翔”、“追逐–恐惧”或“抑制”。

结合典型梦对临床的可能帮助，Ward et al. (Ward et al., 1961)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上将典型梦主题分为几个大类：与人际冲突有关的典型梦主题(面对危险，下落，被追逐或追逐)；与性欲动机有关的主题(飞行，性经历，找钱，吃美味的食物)；与超我有关的主题(裸体，考试不及格，来得太晚，牙齿脱落，穿着不合适)，但并未经过实证研究的证明。而Yu (Yu, 2012)注意到典型梦和精神病性妄想中的相似性，结合精神病性妄想的基础上，提炼出三个主题群：自我夸大、迫害和自我理想。并在之后进一步拓展为10个：偏执、妄想、色情狂、食欲本能、感觉运动兴奋、性、抗争性、口头象征主义、动物象征主义、经典象征主义。

这些研究证实了典型梦的存在且足够典型，部分典型梦主题具有跨性别和跨文化的一致性，为人类所共享。

3. 典型梦的影响因素

3.1. 生理因素

3.1.1. 性别

典型梦存在性别上的差异。首先女性对于梦的态度比男性更加积极(Liang & He, 2022; Cong et al., 2022)，内容分析发现男性的梦中有更多的关于成功和失败、努力实现目标，和挫败的梦主题(Schredl et al., 2004)。总体而言，男性在性和攻击方面的典型梦多余女性，而女性在超我焦虑与与他人关系方面的典型梦多于男性。当面对一些生活事件时，女性梦境情绪和内容的变化幅度也大于男性，Gorgoni等人(Gorgoni et al., 2021)的结果指出，女性在隔离期间的梦境频率增加、情绪体验也更加强烈。

3.1.2. 年龄

年长者更经常梦到“性梦”和“活着的人已经死去”(Schredl & Piel, 2005)。“洪水、潮汐”在年轻者中更普遍。年长者更容易梦到“死者”，“反复尝试做某事”、“找钱”、“飞翔”、“洪水、潮汐”(Nielsen et al., 2003)、“死去的人还活着”，更年轻的被试则更多梦到“考试梦”、“昆虫或者蝴蝶”(Nielsen et al., 2003)、“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昆虫或蜘蛛”、“学校、教师、学习”和“性经历”的梦想主题更加普遍(Mathes & Schredl, 2014)，飞翔梦主题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变少。这可能与不同发展阶段面对的不同议题有关。

3.2. 社会文化因素

尽管典型梦被证明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是部分典型梦仍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在Griffith等(Griffith et al., 1958)的研究中发现有14个主题存在文化差异，同时个别主题还存在文化和性别的交互影响：对于在梦中杀人这一梦主题，美国男性梦到该主题比女性高出三分之一，而日本女性梦到该主题则是男性的两倍，这可能和日本社会对女性攻击性的压抑更为严重有关。(Alfio Maggiolin, 2010)发现，与美国样本相比，意大利人更多梦到家人和朋友，而较少出现攻击性和社会交往的梦。安献丽(安献丽，徐光兴，2006)发现中国大学生的性经验和攻击的典型梦少于美国，而梦中的亲人、想象和死亡人物化及动物的出现率均显著得高于同性别的美国常模(朱华珍，2006)。总体而言，性梦和拥有超能力这两个主题在中国远没有其在美德等西方国家中流行，而拥有超能力这一在西方并不普遍的主题在中国香港十分流行(Yu, 2008)，这可能与中国文化中的性压抑以及中国的风水文化与民间习俗有关。

3.3. 心理因素

3.3.1. 人格因素

现代研究认为，情感体验以皮质下系统为核心，是人格发展的生理基础，而六种本能情绪(愤怒、恐惧、悲伤、游戏性、寻求和关怀)均与梦境体验有着明显的关系(Yu, 2013a)。自恋型人格特质倾向和迫害梦主题之间存在正相关，并且被分裂的防御机制和悲伤的情绪中介(Yu, 2018)；强迫型人格特质倾向则和自我理想梦主题相关；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梦境情绪更多地体验到愤怒，性梦的经验也更多(Yu, 2013b)。Yu针对7名被试使用了九部释梦框架，并对17种人格变量进行评估，证实了梦境的主题差异性和分析的结果。但该释梦框架仍需在一个更大更多样化的样本中去被验证(Yu, 2019)。

3.3.2. 心理健康状态

蔡琴凤(蔡琴凤等，2010)发现抑郁症患者在病重期期间梦到的友好行为和不幸事件的较少，通过治疗抑郁症好转后梦中友好行为有所增加，负性自我评价相对减少，同时抑郁情况与梦者本身对于梦境态度呈负相关(Cong et al., 2022)。在新冠疫情期间，因为感染的风险、医疗资源的不确定性、封闭导致自由的丧失等原因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和抑郁情况，(Gualano et al., 2020; Cellini et al., 2020; Mazza et al., 2020)在疫情期间噩梦的频率大幅提高，梦中的负面情绪也更多，(Giovanardi et al., 2022)。郝仁杰(郝仁杰等，2021)就心理健康和典型梦主题之间进行探讨，发现scl-90中的多个因子，如躯体化、强迫、焦虑、抑郁等症状均与部分典型梦存在相关。可见心理健康状态也会影响梦境情绪体验和典型梦内容。

3.3.3. 精神分裂症

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讨论由来已久，Freud认为做梦本质上是自我从外部世界撤回到心灵世界，以幻觉的形式获得满足的一种精神病状态。Bion则认为做梦具有加工和制造“可消化”的原始β元素的功能，进而转化为α元素，而精神病患者则因为缺乏梦的转化功能，β元素会在清醒的时候出现，即他们的现实就是梦。在发现了典型梦主题内容与精神病性妄想主题的相似性的同时(Yu, 2009a, 2009b, 2010a, 2012)，基于梦的神经心理–精神分析模型和临床解剖学证据(Solms, 1997)，即局限于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刺激可以导致梦体验的改变(Bischof & Bassetti, 2004; Solms, 1995; Solms, 1997; Yu, 2001a, 2001b, 2003, 2006, 2007; Yu, Calvin Kai-Ching, 2005)，Yu建立了梦的神经结构模型(Yu, 2001a, 2001b, 2003, 2006, 2007; Yu, Calvin Kai-Ching, 2005)：梦是在额叶的广泛失活后，由连接中脑边缘–多巴胺能通路、腹内侧–眶额叶皮层和腹内侧颞叶–边缘通路的神经回路活动而产生的，而多巴胺能超敏反应是精神病性症状的主要神经关联，两者具有神经发生机制的同源性。李慧也发现精神症状和梦的威胁模拟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李慧等，2022)，进一步验证了典型梦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

3.3.4. 生活事件

在严重的创伤经历之后，人们出现噩梦的频率会大幅度上升，睡眠质量下降，以及破坏性的夜间行为；这些症状可能在事件发生后持续很久，甚至两年之后。

2019年发生的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生活事件，疫情期间，梦境也随之变化。噩梦的频率(Pesonen et al., 2020)增加的同时，55%的被试(女性多于男性)声称自己在疫情期间做过与疫情相关的梦(Giovanardi et al., 2022; Pesonen et al., 2020)，考虑到梦的隐喻，疫情相关的梦显然会更多，如更多地梦到朋友、战争、身体意向，分别被理解为现实不能和朋友线下聚会的补偿性满足、对疫情威胁的比喻、社交恐惧以内环境形式的象征。同时疫情期间噩梦和焦虑梦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尤其是死于\感染新冠疫情者的亲戚\朋友(Scarpelli et al., 2021)，梦内容方面掉牙、晕船、被抓住喉咙、肿胀的舌头和流血的梦主题频率增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水充满我的肺部、肿胀的舌头、污染和清洁等罕见的梦主题(Šćepanović et al., 2021)；这些被认为是对于新冠疫情担忧的隐喻。而在Beile Cong et al. (Cong et al., 2022)的研究中，尽管大学生抑郁、焦虑和压力的程度高于疫情前和疫情期间，但中国大学生对梦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65.54%的人表示相信梦是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85.59%的人表示梦充满意义，71.98%的人表示梦对人们的生活有影响，远高于疫情发生前。同时梦的记忆数量增加，以往相对罕见的“拥有神奇的力量”的梦主题(43.08%)也有所增多，作者认为这代表了大学生改变社会现实的无力，以及本身希望改变疫情、挽回损失的责任。

4. 典型梦对于临床的意义

4.1. 临床诊断意义

已有的研究中发现精神疾病和典型梦内容具有相似性，并且在神经发生机制上同源，许多学者也在探索典型梦内容对于精神疾病诊断的可能性。Yu将典型梦类型与精神病性症状结合进行划分，并且其DMS量表考虑到了梦的强度、心理边界、神经质和防御机制等与癔症相关的因素，已被证明对于创伤严重性和神经质敏感，对强迫症状、睡眠问题和癔症转换和分离的诊断是有意义的(Yu, 2012, 2016; Yu, 2009a, 2009b, 2010b, 2012, 2016; Yu, 2005)，由DMS自我理想、偏执或客体关系梦主题量表单独构成的判别模型可以对至少69%的有严重强迫症状的参与者和其余样本进行正确分类；DMS中的性梦量表、和愤怒心境量表(STAXI-ang)、强迫症状量表(OCR-I)和贝克抑郁量表(BDI)一起，可以有效辨别精神分裂症状，准确率为93.7%；DMS中的性梦量表、异常生物量表、食欲本能量表和愤怒心境量表(STAXI-ang)则可以有效辨别边缘性人格障碍，准确率为93.2%。

4.2. 评估和收集信息

梦的连续性假设被不断证实，童年创伤、生活事件也会影响梦的内容，许多临床工作者也强调在评估阶段收集来访者的梦，可以帮助咨询师看到来访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罗希，居飞，2021)。

梦作为一个隐喻，通过类比、感觉、内脏和动觉编码，表达情感意识(Solms & Panksepp, 2012; Fosshage, 1997)。相比于事件上的连续，许多研究者更加注重情绪上的连续，比如鲨鱼作为原型可以象征任何捕猎者(Glucksberg, 2003)，如果说“律师是鲨鱼”，这个隐喻不仅是“律师”和“鲨鱼”的比较，而且是一种主观判断，表达了主体对客体的态度：“在我看来，律师是鲨鱼。我的意思是：我感觉受到了威胁。”典型的梦可以被理解为隐喻范畴(Maggiolini et al., 2007, 2010)的原型，一种赋予我们经验意义、传递一些情绪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尽管每个典型梦的背后象征是一个庞大的集群——如牙齿的脱落可能代表了男性手淫，女性分娩，回归童年；飞翔梦可能代表男性的勃起、女性的性交幻想，或膨胀的野心——但注重当事人的情绪反应，将梦作为一种有用的移情–反移情工具Blechner (Blechner, 1995, 2018)，就能够找到理解梦和梦者的线索。

4.3. 了解梦者的人格特征

人格特征是咨询需要搜集的重要信息，对于不同人格特征的来访者咨询师需要调整自己的咨询策略，尽管共情是心理咨询中一个基础的技术甚至态度，但是在与反社会人格者工作却可能稍显不同，咨询师的共情理解往往被反社会人格理解为软弱，憎恨才是他们的依恋表现；对于偏执型人格倾向的来访者咨询师需要做些单刀直入的诠释以动摇偏执者的层层叠叠的防御转换，而对于抑郁型人格的来访，由表及里的诠释方式则更加适合(南希·麦克威廉斯，2015)。现有研究已经证明梦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比如自恋型人格更经常梦到迫害梦(Yu, 2018)，强迫型人格倾向更容易梦到自我理想主题的梦(Yu, 2013a)。通过关注梦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梦者的人格特征，调整咨询中的风格和策略，帮助咨询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

4.4. 评估咨询效果

许多学者强调梦的适应功能。Malinowski和Horton (Malinowski & Horton, 2014)认为梦可以促进“掌握”并控制情感唤起记忆，为情绪的出现和整合到记忆中提供一个安全的语境，从而帮助做梦者解决它们；Revonsuo (Revonsuo, 2000)的威胁模拟理论认为梦境是一种古老的防御机制，当一个人在清醒的生活中面临威胁事件时，系统应激活并产生威胁模拟，从而增加梦中威胁事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Bion则认为梦是清醒的准备，是一个容器，可以容纳妄想而不会影响现实生活，而重型精神病是不做梦的，他们的现实就是梦(Giovanardi et al., 2022)。Ogden在解释Bion的工作时，发展了“未梦之梦”的来指代患者在无意识层面上无法处理的情感体验，咨询中，咨询师要充当起梦的功能，让无法处理情感体验在移情–反移情治疗关系中发挥作用，首先被梦容纳，进而再进入意识层面(Giovanardi et al., 2022)。

从适应角度来看，梦可以帮助我们评估来访者的处理自己情绪和威胁事件的能力，看到来访者面临的内心冲突和其解决内心冲突的能力，以及是否做梦可以作为判断重症患者是否区分现实和幻想的一个参考，从而评估咨询效果(尹芳，2009)。

5. 未来与展望

目前，国内外对典型梦的研究已有很多，大多集中在英文领域，同时对于理解典型梦的理论构建，典型梦对释梦工作的研究较少，对，本文提出以下三点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第一，完善典型梦的测量工具。目前TDQ仍然是应用最多的典型梦量表，但TDQ的典型梦主题描述模糊，且TDQ中的许多典型梦主题已经不再典型，而描述更加精准更新的典型梦母题量表(DMS)目前还没有中文版，许多题目也不适合中国国情，如遇见天使、遇见恶魔等主题。国内关于典型梦的研究也就缺乏最新版本的工具。因此下一步的研究需要结合中国大陆的典型梦主题，对TDQ或者DMS进行修订，完善典型梦的测量工具。

第二，扩大典型梦研究的群体，尽管国外以及中国香港地区有大量的对于典型梦的流行学调查，中国大陆地区缺乏关于典型梦的研究，且研究对象多数为在校大学生，因此下一步研究需要扩大样本量，增加样本的多样性，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典型梦有一个整体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与西方或中国香港地区的典型梦流行情况进行横向对比研究。

第三，增加应用研究。弗洛伊德强调典型梦的原因之一在于释梦实践中典型梦的局限，而目前缺乏将典型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的研究，比如基于偏执梦、强迫障碍、心境量表对于强迫症患者的识别进一步扩展，不同典型梦内容如何在临床过程中发挥作用，关于来访者典型梦的个案研究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