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The Effects of Empathy on Aggressive Behavior

摘要: 共情是一种与个体情绪、人际交往行为有着密切联系的因素。本研究以网络社交情境为背景，探讨了共情与攻击行为、愤怒情绪间的关系，以及人际相似性在其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总结发现，一般情况下，共情能力缺乏的个体由于共情失调，有着更高的攻击性；但对于共情能力正常的群体而言，当处在缺乏情境线索的情境中时，人际相似性越高，情感共情能力更高的个体反而易做出攻击行为。未来研究可以针对共情能力健全的个体，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社交网络中的欺凌现象与共情、愤怒情绪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深入了解共情结构与反应以及促进人际交往和社会和谐有着重要意义。

Abstract: Empathy is a factor that is closely linked to individual emotions and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In th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angry emotions, and the important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personal similarity in them, were explored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social situations. In conclusion, it was found that in general, individuals with a lack of empa-thy have higher aggression due to empathic dysregulation; however, for a group with normal em-pathy, when in a situation lacking situational cues, the higher the interpersonal similarity, the higher the emotional empathy, the more prone to aggression individuals are instead. Future studies can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in social networks and empathy and anger emotions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for individuals with sound empathic ability,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empathic structure and response as well as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harmony.

1. 引言

自媒体兴盛的时代，人们不仅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记录生活中的美好时光，也提供了情绪宣泄的渠道。作为社交媒体用户，我们不仅是那些文字、图片与视频的看客，我们的情绪情感也会因其牵动。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令人愉悦的内容时，会产生和信息发布者同样快乐的情绪，甚至发表夸赞的评价、与他人分享；如果看到了让人悲伤、厌恶、恐惧的负面信息，我们可能陷入与他人相同的痛苦体验中，甚至现实生活也会受到影响。研究者们认为共情在这一系列的人际互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敬娇娇等，2017)。

与上述提到的悲伤、厌恶、恐惧这类可能导致回避行为的消极情绪不同，愤怒情绪是一种与趋近动机系统相关的消极情绪(Carver & Harmon-Jones, 2009)，它与人类的攻击行为存在高度相关(侯璐璐等，2017)，且同样可以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快速传播并会导致可怕的负面后果。例如，在网络欺凌现象中，作为网络事件的旁观者，人们往往会因“受害者”的遭遇而产生愤怒情绪，并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对“加害者”群起而攻之。这一方面可能使个体在无意中触犯法律，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无辜的“加害者”遭受欺凌，造成严重心理创伤，“人肉搜索”、“键盘侠”、“杠精”、“喷子”等因网络而生的词汇正体现了人们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这种不良人际交往模式，而以情绪感染为基本成分的共情可能是导致此类负面社会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Reimert et al., 2013；刘聪慧等，2009)。

共情能力作为人类的基本适应功能之一(de Waal, 2008)，一直以来被认为对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具有促进作用(潘彦谷等，2013；Carlo & Randall, 2002)，因此，以往研究往往着力于如何提高人们的共情能力，以此增进人际与社会的和谐。然而，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共情也可能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孙炳海等，2011；Hein et al., 2010)，例如，过高地共情同组成员可能导致对外群体的偏见及个体的共情疲劳、自我损耗等现象。不过，目前尚未有研究将共情的消极影响置于网络欺凌现象中进行考察。基于共情在网络愤怒情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本研究将从共情者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已有理论和研究探讨共情对个体存在的负面影响及其与攻击行为间的关联，这不仅有助有深入理解共情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帮助人们在积极培养共情能力的同时合理地使用这种能力，在避免社会冷漠的情况下增加人际间的健康互动与交流，建立起更加互助友好的社会关系。

2. 共情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2.1. 共情失调与攻击行为

共情(empathy)是建立在社会互动基础上，对他人的理解、认识、敏感性以及能间接体验他人感受、想法和经验的一种能力(Behm & Carter, 2021)。已有许多研究发现，共情与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间都存在一定相关。例如，一项基于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元分析发现，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且不受文化背景的调节影响(丁凤琴，陆朝晖，2016)。而对于共情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结果则存在分歧。早年的许多研究认为，攻击行为与认知共情的关系比情感共情更为紧密，且较高的观点采择能力可以降低攻击性(王璐等，2019)。然而，Vachon等人(Vachon et al., 2014)的元分析结果显示共情与攻击性之间相关性非常微弱(r = −0.11)，且该相关性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影响，仅受到教育程度因素的调节。Vachon认为，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以往单一的测量方式使共情与攻击性间的相关性减弱了；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共情的概念结构过于狭窄而攻击性的概念又较为宽泛导致。据此，Vachon提出应该将共情的失调反应(如施虐狂的、鄙夷的、幸灾乐祸的)纳入到情感共情的结构当中。由此可见，共情作为一种能力，在不同个体身上存在差异，进而会对人际关系造成不同影响，它既可以促进人际间的深入沟通交流，也可能导致人际矛盾冲突。

2.2. 情绪共情与攻击行为

共情失调反应更易出现在情绪共情存在异常的群体身上。肖玉琴等人(肖玉琴等，2014)的研究发现，具有冷酷无情特质(callous unemotional trait, CU)的人对负性情绪加工不敏感，缺乏共情，而这类人群往往具有较高的攻击倾向。一项针对青少年儿童的元分析也发现(刘富丽，苏彦捷，2017)，暴力媒体使用与个体共情表现呈负相关，且与情感共情的关系比认知共情更强。竭婧等人(竭婧等，2017)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情感共情有缺陷的个体更易产生攻击行为，且过高的共情准确性也会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如高水平自恋和焦虑)。不过该研究同时也指出，不同个体对背景的评估、预期、动机、注意、情绪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共情反应。敬娇娇、高闯和胡安凯等人(敬娇娇等，2017)的研究讨论了网络欺凌现象发生时旁观者的行为反应，认为在网络中低情绪共情能力会增强消极旁观者行为(无视、参与欺负)，反之则增强积极旁观者行为(直接批判欺负者、安慰受害者、抑制事件扩大)；而高认知共情可以抑制消极旁观者行为。可见，在不考虑测量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共情能力缺乏(尤其是情感共情)可能是导致攻击行为增加的原因之一。

那么，对于共情能力健全的个体而言，是否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呢？

2.3. 共情失调具有普遍性

有研究者基于不对称共情(Counterempathy)现象对正常个体共情减少的情况进行了探讨，指出个体间亲密度、相似性、竞争性都会影响共情主体对客体的共情程度，尤其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由于利益问题牵扯，个体会产生强烈的、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从而减弱对他人的共情关注(邓琳等，2014)。曹思琪等人(曹思琪等，2021)的研究则从共情的可选择性角度出发，认为共情因目标导向不同而复杂多变，会带来如偏见、目光短浅的判断、甚至激发暴力的负面结果，例如，对病人有强烈共情的医生可能会对病患情况做出不够专业的判断。可见，对于共情能力正常的个体而言，在情境、动机、人际关系等因素影响下也可能会出现共情反应失调，甚至进一步导致不恰当行为产生。

总之，共情作为一种能力具有个体差异性，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反应。共情能力(尤其是情感情绪共情)存在问题的个体容易产生共情失调反应，这类个体往往具有较高的攻击倾向。此外，普通个体由于各类因素的影响也会出现共情失调现象，进而存在对敌意对象发起攻击行为的可能性。这表明共情失调可能导致人们的攻击行为，且这种影响效应在不同共情能力的群体身上具有普遍性。

3. 愤怒情境下的共情和攻击行为

3.1. 共情的两面性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认为共情能力强对个体来说是一种优势，然而近年来，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有关共情疲劳等共情的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许多研究表明，共情能力高对于个体来说也并非总是具有正面影响，过高的共情能力可能使个体产生共情痛苦，这可能给处在特殊岗位的群体带来心理伤害。例如，赖丽足等人(赖丽足等，2021)的研究发现，疫情期间以共情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咨询师对当事人的共情可能会导致其体验到一种更强的淹没感和无力感，致使咨询师难以及时觉察，最终引起继发性创伤应激。早期研究也发现，仅仅是虚拟地目睹他人的痛苦，共情应激的产生也能达到激活HPA轴的水平(Engert et al., 2014)。Knight等人(Knight et al., 2019)的研究则指出，共情时情绪信息处理的脑区联结增强、时间延长，结合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和反复的负性思维，可能引发个体焦虑(陈慧等，2021)。可见，共情需要付出昂贵的认知代价和努力成本，这也是个体有时会避免自己对他人产生共情的原因(Cameron et al., 2019)。可见，拥有较强的共情能力和过多的共情投入对个体而言似乎并非总是有益之事，高共情力对个体而言究竟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

不过，以上共情研究结果主要是基于悲伤、生理疼痛、创伤性事件的共情内容来进行探讨的，如果是在愤怒情境下，共情投入又会给个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3.2. 共情与愤怒情绪

与悲伤、痛苦这类将攻击性指向个体自身的消极情绪不同，愤怒是一种与指向他人的攻击性具有较高关联的情绪。有研究表明，当个体觉察到侵犯愤怒时，由于情绪驱使会做出防御性的反应性攻击(张万里等，2014)。也有研究发现，高攻击性个体对愤怒表情具有高敏感性(邱方晖等，2016)。由此可知，愤怒情绪与其他消极情绪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会使个体产生针对他人的攻击行为，这种攻击行为往往旨在自我保护。

目前众多涉及共情与愤怒情绪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和共情能力来进行探讨，如周炎根等人(周炎根等，2020)的研究发现特质愤怒可以调节共情和宽恕的关系。并且，这类研究所关注的往往是特质愤怒水平较高的群体，如犯罪分子。苏金龙等人(苏金龙，苏彦捷，2017)的研究提出，个体针对某个对象的愤怒情绪与个体的共情能力有关。在可能的愤怒情境下，如果个体共情更强，愤怒被激活的可能性或强度就会被减弱。这类研究结果与前文观点有相符之处，即低共情能力的个体可能更易被激发愤怒情绪，进而产生指向他人的攻击行为。

不过，上述研究中个体的愤怒情绪和共情对象都是指向同一客体，这与网络欺凌情境中的常见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另外，愤怒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情绪，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控制愤怒水平对于促进日常人际交往也有重要意义，这也提示未来对愤怒与共情的研究需要关注到更为广泛的普通群体。

3.3. 社交网络中的共情愤怒

共情作为与愤怒情绪关联密切的变量(苏金龙，苏彦捷，2017)在过去的研究中常常被指向共情力有缺陷或较为低下的个体及其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至于共情力高的个体，以往研究通常认为这类人群具有较低的愤怒水平，从而会引发更多亲社会行为(苏金龙，苏彦捷，2017)。但是，共情是一种受情境影响较大的变量，情境的私密性、意义性，包括共情对象在特定情境中与共情主体间的群际关系、人际关系等等都会对共情产生影响(陈武英，刘连启，2016)。

现代社会中，社交网络为人际交往营造了特殊的情境和人际关系，其对个体共情的影响与线下的现实情况有所不同。杨晓莉和邹妍(杨晓莉，邹妍，2020)的研究认为，旁观网络排斥情境的个体若处于受害方、加害方的利益之外，一定程度上会表现出疏离感，成为“脑残粉”、“杠精”。左世江等人(左世江等，2014)的研究则认为，由于缺乏情绪线索，网络中的社会连结建立更易受到情绪基调影响。根据社会线索减少理论，在网络社区中，由于社会线索减少，人们更容易找到与之相似的群体(敬娇娇等，2017)，而个体间的相似性可以引发更强的共情(Fowler et al., 2021)。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对内群体更容易唤起共情反应(丁凤琴，陆朝晖，2016)，而高程度共情可能会让个体陷入自动化的情绪体验中(Chiesa & Serretti, 2009; Wu et al., 2017；赖丽足等，2021)。可见，在网络社交情境中，共情的发生可能比现实中更为频繁，人们也更容易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而人际相似性可能调节共情愤怒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具体而言，在缺少情绪线索的网络社交情境下，人际相似性程度越高，人们更易对愤怒情绪产生共情，进而产生攻击性。

4. 研究展望

本研究在回顾共情与攻击行为、愤怒情绪的基础上，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讨论。鉴于共情与攻击行为的相关研究结论缺乏足够实证研究支持，且鲜少对研究对象人际关系给予更明确的界定和分类。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开展更多相关的实证研究，针对网络欺负情境，对共情结构本身做更细致的区分，同时对共情对象的人际相似性进行考察，进而探究愤怒情绪对共情者的行为反应。

此外，未来对愤怒与攻击行为的研究可以关注共情能力正常的群体，结合情境线索、人际关系等因素来考察不恰当的共情反应现象，并从共情失调现象的角度来探讨共情的产生机制以及共情的负面作用对个体的影响，这也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维持自身身心健康，也能帮助人们更客观地对助人行为做出决策判断(曹思琪等，202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对他人的敌意与攻击同样会给他人造成负面影响，即便这个攻击的本心可能源自对自我或“受害者”的保护。在线索缺少，真假不明的网络社交情境中，共情作为一种能力更具有双刃剑作用。因此，我们倡导在面对网络欺凌事件时，更多运用理性的认知去看待事件，用认知共情去抚慰他人，用法律武器去真正帮助“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