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语音语义、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不断进化，社会正进入一个“智能+”的新纪元，创造出了更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更机敏的社会生态系统。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引发的“工二代”、“穷二代”等现象加剧，折射出贫困代际传递、身份代际传递等社会问题，对稳定就业大局、实现共同富裕进程至关重要。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发布的《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可知，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9,562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16~40岁)人数占据农民工群体总数的47% (姜春云，2023)。这类城镇化建设中的庞大移民群体，既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朱珠等，2017)。尽管他们的文化水平已有所提升，但“智能+”时代所呈现的跨界融合、知识拓宽等新特征，使他们依然是城市中的“知识弱势群体”(洪秋兰，刘倩，2018)，“适应能力差”、“学历低”、“没技术”是制约他们社会流动的要素，也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聂洪辉，朱源，2017)。尤其是对于缺乏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而言，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职业教育是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技术素养并更好融入信息社会的首要方式。据此，探索职业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逻辑框架，能够把握职业教育的根本问题并提出相应策略，对于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促进乡村振兴等具有时代意义。
2. 职业教育诉求：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起点逻辑
新技术正在成为驱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也内生性的改变着劳动矛盾主体间的力量形成机制，而新生代农民工就在此背景下不得不实现劳动关系的存续和转变。科学技术和智能时代正在重塑着的制造业，一方面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内容重新定义，另一方面又要求其采取一定措施来被动适应发展环境。为此，有必要从劳动关系理论、新型就业内容、职业教育发展三个方面阐释“智能+”时代和职业教育融合的贯通逻辑。
2.1. 新生代农民工队伍发展源自劳动关系理论的演变
时代背景决定了我国劳动群体的变化。生产力的变更无疑也会影响生产关系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观强调劳动关系存续和转变中调节的功能；现代科学技术，应跳出传统雇佣关系概念，来分析网络空间中资本与劳动之期间的关系(徐丽红，2023)。新生代农民工是是我国制造业的主力军和中低端劳动力主体(张阳，2017)，在“智能+”时代进程中，他们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层面：收入不高，技能欠缺，难以去除旁人对待农民工群体的有色眼镜。就现况而言，他们的社会流动已经出现了阶层固化、流动缓慢等问题。有调查显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是从“留守儿童”的身份转换而来，这些儿童由于父母外出流动，由祖辈进行抚养，这会影响他们的学业与受教育年限(吴炜，2014)，以至于很多儿童在高中阶段便终止学业外出打工，身份过早地从“留守儿童”转换为“新生代农民工”(吕利丹，2014)。如果不加以阻断，这种身份的转换和延续会传递下去，贫困状况无法改变，甚至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此可见，“工二代”、“穷二代”现象是当前社会问题的映射，不仅意味着身份代际传递的出现，更是意味着贫困恶性循环的可能性逐步增大(祝建华，2016)。一旦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固化、社会流动停滞、心理适应能力等问题持续，底层人们便会掀起暴力冲突，以此认为可以重新划分社会阶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问题成为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的重大问题(郭伟等，2015)，亟需引起关注。
2.2. “智能+”时代扩充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就业出路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是指在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等行业从事集体生产劳动的工人，随着“智能+”背景的变迁，新技术、新业态不断产生，进一步创新产业渠道，产生更多适合工人群体适应的新职业，不断扩充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内涵，催化社会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龚维斌，2003)。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在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构建中，“资本”起着分类的标准作用，并将人的资本分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张苏峰，2013)。对于缺乏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只能以文化资本的积累为基础，从而提升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但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积累不足，《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提升，但是整体水平仍然普遍较低，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专及以上占10.3%，而工作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为32.9%。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仍处于较低层次，呈现出职业技能水平与就业结构的相对失调(吴炜，2014)，既难以满足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也不利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因此，通过采取一定的手段提升农民工群体的自身能力，以满足社会流动对农民工来说至关重要。
2.3. 职业教育助力新生代农民工满足“智能+”时代要求
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认为教育是影响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其本身也成为社会流动的必要条件(周作宇，2001)，甚至是底层百姓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唯一的途径。面临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层面已然缺失的现状，提高职业教育的覆盖面便成为“智能+”时代最为有效和补救的形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路径，也是各国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桑凤平，2012)。十八大以来，国家就业体系致力于打破制度壁垒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不断制定职业教育政策、推行职业教育项目等，并且格外关注农民工职业教育，将其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教育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求学圆梦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到2020年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并使每一位农民工都能得到相应培训。2019年2月13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方案强调要重视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积极招收返乡农民工等弱势群体。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群体农民工市民化，《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指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姚志等，2023)。因此，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层面还是国家战略层面，通过职业教育成为一致诉求，并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3. 职业教育困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问题逻辑
我国农民工职业教育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是依然存有诸多待解决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还远远不足。基于现况，学界较多从职业教育的体系、供需、环境、内容等客体层面进行主要原因追溯，却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主体层面的根本动因分析，未能从本质上把握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提出“地位获得模型”(或“布劳邓肯模型”)，认为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受到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的共同作用，换言之，出身与努力共同控制个人的社会流动，并演变成个人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王晨，2017)，决定人的社会地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教育获得也是社会地位的反映，同样受到个人出身和努力的双重制约，同时又不能脱离社会性因素独立存在，使得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社会筛选和阶层作用的结果。由是，有必要围绕新生代农民工主体，从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三个方面深入考量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机理。
3.1. 困囿于先赋性因素的职业教育价值认知偏见
职业教育受认可度较低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进入职业技术学校接受职业教育成为普遍现象(周潇，2015a)，同时，职业教育的门槛相对较低，导致人们对职业教育产生一种认知偏见，将职业院校看作学生中考、高考失败后的无奈选择。虽然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张、层次不断提升，但无论其如何兴盛蓬勃，始终未能成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职业教育与本科院校的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我国从战略层面在职业教育政策、制度等方面做出诸多改革，但是职业教育这种“二等公民”的境况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追根究底，这是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长期影响下所形成，从社会阶层的理论视角可以进行更合理的诠释。
职业教育是社会筛选的结果并体现阶层性是无法规避的现实问题。虽然教育变得更加开放，但是各个阶层的受教育机会却变得愈加不平等，这种教育机会不平等很大一部分是由家庭资本引起，难以改变。优势阶层的家庭成员往往能更提早全面的获取高效的社会资源，而弱势阶层的人群大多数只能进入低层次的学校，由此也注定了职业教育的社会阶层属性。职业教育以培养面向职业岗位的技术能力为突出特点(陈鹏，庞学光，2013)，并非中上层阶级所追求的目标，致使职业教育的选择更多是家庭环境作用的结果(布尔迪厄，2002)。尽管教育被视为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禀赋，其本身的获取过程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们的出身或者说先赋性特征的影响(方长春，风笑天，2018)，先赋性因素是无法避免的中间变量，通过纯粹自致的方式获得教育成就是很难想象的(刘精明，2008)。因此，社会出身对教育的获得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父辈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职业地位处于社会底层，无法改变的先赋性因素决定了他们从小缺乏良好的教育环境和优质的教育资源，过早地辍学或者进入职业学校。虽然职业教育不断发展并为弱势群体提供相称的机会份额，但这进一步说明职业教育是社会阶层再生产中的隐蔽机制。
无论是理论阐释还是事实说明，职业教育陷入价值认知的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严重阻碍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促成职业教育良好的运行秩序势在必行。
3.2. 困囿于社会性因素的职业教育评价认同不足
社会性因素主要在社会制度、社会群体、社会舆论等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和观点，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具有不可置否的影响，对职业教育的大众认同和评价产生了很强的导向作用。社会性因素通过教育结果的等级划分致使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评价认同颇具偏见。
布尔迪厄在文化资本的制度性形态中指出，对个人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通常是考试)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周作宇，2001)。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论哪个阶层，都将学历文凭作为取得好职业、实现阶层上升的重要砝码，这种共识已经是深入人心。以文凭决定职业发展和社会地位演化成一种制度化形态，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表面上，文凭和证书是评判教育效果的客观依据，也是评判个人文化资本的重要参照，是教育公平的直接体现，凸显了自致性因素的作用，事实上，这种制度化形态掩盖了先赋性因素对教育获得和教育结果的间接影响，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低学历群体的发展产生遏制作用。当前，“学历至上”的错误主义泛滥于国内的就业意识层面，并衍生了大量的学历歧视行为和阶层歧视行为，导致农民工、农民等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尊重和关注。马克斯·韦伯认为，尊敬、财富和权利是定义一个人所处社会阶层的重要价值类型(马丁特尔，姜文彬，1965)。显然，这种社会普遍存在的“唯学历”和“唯文凭”现象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置于非常不利的处境，职业教育评价认同更是无从谈起。即使他们拿到了职业教育的文凭、职业培训的证书等，他们依然被看作底层群体。这种制度化、舆论化形态不仅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还限制了社会的发展，忽视全球化发展视域下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应然需求。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建设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通过职业教育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因此，应当建立合理的职业教育评价认同体系。
3.3. 困囿于自致性因素的职业教育运行实施障碍
职业教育具有社会地位代际再生产的属性无法改变，但是接受职业教育依然是弱势群体及其子女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选择。我国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智能+”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只有通过职业教育不断增强自身的软技能和硬技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方能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同时，我国一直在政策支持、项目实施等方面做出努力来推进农民工职业教育发展，例如“阳光工程”、“星火科技培训专项行动”、“雨露计划”、“春潮行动”等。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等群体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此外，身处网络发达的“智能+”时代，各种开放教育资源唾手可得，只要新生代农民工努力，都能打开成功大门，实现代内和代际的向上流动。于是，当先赋性因素不具优势、无法带来更多个人资本的前提下，自致性因素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文化资本并实现社会流动的质的关键。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出，文化资本的具体形态是指社会中的个人通过学习习得并转化为自身精神和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情等文化产物(周作宇，2001)。尽管这种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无法摆脱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但是自致性因素更为关键。新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很多挑战，同时也面临诸多机遇。国家政策的支持、教育资源的开放和学习方式的便捷等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获得提供了新契机，甚至只要一部智能手机便可以随时随地接受教育和培训。但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却在学习意识、学习动机、学习能力、学习毅力等方面存有不足，虽然他们具有强烈的提升自我、学习技能等愿望，却又没有勇气接受再教育，对学习的认知狭隘，甚至热衷于混日子(周潇，2015b)，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有调查显示，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较高的工作怠倦，体现为成就感低和工作疏离感高(唐美玲，奂倩，2016)。甚至现在形成一种现象，阶层越高的人工作越辛苦，而阶层越低的人工作越闲散，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工作(三浦展，2007)，改变身处社会底层的现状，却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他们的空闲时间更多用来上网消遣，很少用网络来获取知识(方飞燕等，2016)。大报告指出扶贫要同扶智和扶志相结合，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也是如此，必须同时加强智和志的教育，让新生代农民工从根本上认识到问题的根源，通过内在驱动力进行自我发展和提升。
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是由先赋性、社会性和自致性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结果，三者存在密切关联，互相牵制。不能简单地将职业教育的问题归咎于教学、政策、资金等某方面，应该由内而外的把握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从而厘清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问题逻辑。
4. 职业教育路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行动逻辑
加强职业教育作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致富脱贫的重要引擎已是毋庸置疑。尽管国家战略层面不断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但囿于职业教育的禁锢根深已久，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发展实况仍面临很多困难。因此，需要从本质的问题逻辑出发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4.1. 加强政府引导和宣传，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终身化理念
国家政策是社会发展的方向标，职业教育的地位只有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方能得以改变。迄今，我国在政策法规方面不断做出努力，例如1996年9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19年2月份，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都说明职业教育的发展逐渐受到重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职业教育发展、扩大职业教育招生，更是将职业教育发展提到了空前高度。因此，需要国家和地方自上而下地加强政策法规引导和宣传，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
第一，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法规，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目前，日本已经形成系统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如《工厂法施行令》《职业训练法》等，保障了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和就业享受的权益。我国现有立法不全，《职业教育法》内容宽泛，要完善和细化职业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通过有法可依的细则来明确职业教育的内核，实现职业教育和其他层次教育的多维并举，既要保障农民工获得职业教育的权利，又要改变企业歧视职业教育人才的观念，从而实现该教育层面的持续发展。
第二，强调职业教育终身理念，优化职业教育宣传。职业教育是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旨在培养高素质的、完满的职业人。职业教育不仅包含职前学校教育，还包括工作后的职后培训教育，可以贯穿于人们一生的职业生涯之中。国家要树立职业教育终身理念，并以全民教育的形式扩大宣传，结合学校教育、社区讲座、企业参与、媒体宣传等方式传播职业教育理念，改变社会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偏见，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职业教育观。例如江苏省教育厅出台《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职业体验教育的指导意见》，提出将职业体验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劳动观和人生观。上海市通过职业体验日来帮助学生体验和了解职业特点和技能。这些都是职业教育宣传的价值案例。
简言之，只有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地方才能重视职业教育，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观念才能发生根本性转变，职业教育的阶层问题和发展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这是职业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行动逻辑的根本所在。
4.2. 完善学历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保障合理的职业教育价值效能
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因变量。只有不断完善学历和职业资格的认证体系，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效能，职业教育才能拥有更多的产出。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更要通过学历和资历认证，丰富他们的文化资本存量。
第一，建立农民工教育电子档案袋。新生代农民工分布于全国各地，流动性较大，很难掌握他们的继续教育信息。借助在线学习平台，建立农民工教育电子档案袋，记录他们继续教育的经历和成绩，包括课程学分、培训结果、培训证书等，实现教育成果的积累和认证，克服一直以来职业教育城乡分治带来的重复学习造成的“浪费”，并依据农民工教育大数据提供更加优化的农民工继续教育模式与策略。第二，推行高校参与、学分互认的模式。通过分析不同省市的招生计划发现，开放大学是继续教育的主力军，除开放大学以外，呼吁更多普通高校能够积极参与并实现学分互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此外，制定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职业院校教育等不同办学主体间的教育资源互通、学习成果互认的管理和考核机制，把非学校教育业也纳入学分制种，建立相应的学分成果框架和学分银行(古光甫，2018)。
4.3.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深化积极的职业教育获得意识
缺乏信心、勇气、自制力等是新一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障碍，内源要素作为加大这一群体流动性的关键在此失去效能。正如扶贫先扶智和志，新生代农民工的智和志的发展同样重要。卢塞恩斯等提出心理资本是一个人“对于积极努力和坚持不懈取得成功的环境和概率的积极评估”，其关注重点在于“你想成为谁”。积极的心理状态表现为自我效能感、乐观、充满希望以及坚韧不拔。其中，自我效能感指高效达到一项指标或完成任务的信息，
对当前时代背景下的农民工而言，自我效能感体现在他们具备良好的从业技能，在工作中能获取有关信息进行高质量的工作，这些要素的良性循环会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能力，并潜移默化的提高个体找到合适工作的动力。乐观指人们积极接纳面对的事情，认为正向的、有利的导向是必然的，而负向的、不利的导向是偶然。希望是个人的洞察力，通过敏锐的目光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付诸努力来实现坚忍不拔是指从逆境、冲突、失败实践中回复的能力。一个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依赖于他们的心理资本。那些拥有高水平心理资本的人对未来的结果期盼的阈值更高，更有足够的信心去应对风险，继而加大他们稳定生活工作的因素，以此降低这类个体的流动倾向。可见，心理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掌握生存技能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他们而言，为了提高发展环境对自身工作能力的认同度，他们不得不应对优势阶层造成的压力。这使得自我控制成为他们得到主流群体认同的一面。这一代农民工面临着能力和生存空间缺失的境况，这也是他们心理资本欠缺的表现。在此种被束缚和剥夺权利的压力下，能否具备一定的自我效能感，提高主动适应现实社会的积极性，并转化成就业能力，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能否真正适应当下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
5. 结语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和就业状况不尽人意，但坚持这项工作的发展，仍是帮扶农民工就业和完善我国就业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其是在“智能+”时代，技术的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带来冲击，但也带来新的机遇。唯有通过不断的职业教育，才能够提升他们的素养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并促进他们的社会流动，建设完备的心理资本，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互联网+’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微教育’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7YJC88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