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发展，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偶像崇拜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病态的偶像崇拜行为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极大阻碍。因此，深入剖析青少年病态偶像崇拜行为的问题表征以及形成机制尤为必要。在个体化社会的背景下，通过结合个人特质与家庭因素分析发现：世俗化、肤浅化以及非理性化是当下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主要问题；而在个体化时代，经济利益驱动下冷漠的人际关系，“奋斗自我”下淡薄的家庭关系以及特殊的个体成长阶段是造成青少年病态偶像崇拜行为形成的关键要素。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individual lifestyles and values have changed drastically. Idolatry, as a product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a great obstacle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adolescents. Therefore, it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to deeply analyze the proble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dolescent pathological idolatry behavior. In the background of individualized society, it is found that secularization, superficiality and irrationality are the main problems of youth idolatry; in the era of individualization, indiffer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driven by economic interests, weak family relationships under the “struggle for self”, and special individual growth stages are the main causes of youth’s pathological idolatry. In the era of individualization, indiffer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riven by economic interests, weak family relationship under the “struggle for self” and special individual growth stage are the key elements that cause the formation of pathological idolatry behavior of youth.
1. 引言
所谓偶像崇拜指的是对偶像人物的心理认同和情感依赖，是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偶像”一词最初起源于神学和宗教，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偶像的内涵逐渐丰富，其中因某一方面特质受到大众崇拜的对象、榜样楷模或者理想信仰的代表被纳入广义的“偶像”概念；而狭义的偶像主要指的是从事演艺方面职业的青春偶像 [1] 。洛文塔尔(L. Lowenthal)从社会机制的角度将偶像划分为生产型和消费型两类，其中，生产偶像指的是具备改造社会能力的偶像，如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等，而消费偶像多指随着大众媒介发展而被塑造出的偶像，如影星、体育明星、歌星等 [2] 。
岳晓东在分析内地青少年偶像的变迁时发现青少年的崇拜对象呈现由“生产”型向“消费”型，从“学习”型向“爱慕”型转变的特点 [3] 。包蕾萍则认为消费型偶像和生产型偶像并非完全对立的两极 [4] 。邵道生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深入剖析了崇拜对象变化背后的原因。他认为改革开放前，青少年由于受到当时国家意志的影响，于是选择生产偶像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如劳模或者政治领袖。改革开放后，在社会文化断层、人们精神疲惫的基础上，一系列的因素促使人们的崇拜对象由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转换。在我国，90年代是消费型偶像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港台文化的入侵，大陆地区深受影响，小虎队、香港四大天王等都成为了青少年疯狂追逐和崇拜的对象。进入21世纪以后，从哈韩哈日风潮到“超级女声”出现再到“流量明星”、“大IP”及“偶像团体”登场。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青少年对偶像的选择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 [5] [6] 。
自改革开放以来，崇拜消费型偶像逐渐出现并发展为一种潮流。孙云晓指出根据我国某大城市的统计发现，“追星”族人数约占该市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并且“追星”人员分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其中以中小学生为最，占比为70%，并继续呈低龄化走势 [7] 。从本质上来说，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对美好的一种追求。理性适度的偶像崇拜既可以使他们在偶像的成功中发现自己的潜质，总结偶像成功的秘诀，为自身将来发展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同时还可以依托粉丝团形成的同伴关系为他们找到归属感以及全新的身份认同感产生积极的影响 [8] 。然而，对当代青少年而言，过度或病态的偶像崇拜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既不利于青少年自身的发展，更阻碍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9] 。那么，青少年的病态偶像崇拜行为有何具体表现，它们又何以形成呢？面对该类问题，本文尝试从社会、家庭和个人三维度展开剖析。
2. 偶像崇拜的当代背景：个体化社会
“个体化”一词起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的，他将个体化解释为单一个体意识到其自身人格、价值及目的与其所属的共同体的分离。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此基础上对个体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着重强调了个人在个体化过程中身份的变化，即个体由“承受者”逐渐转变为“责任者”，个体要对自身的行为以及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则立足于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释了个体化，他认为个体化一方面有对个性、选择和自由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对社会制度的依赖 [10] 。贝克还提出了“为自己而活”的观点，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呈现出开放和快速流变的状态下，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和社会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实体单位，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主体性日益得到了显示和表达 [11] 。
阎云翔最先指出我国进入个体化社会。然而，准确来说目前我国的个体化还处在传统、现代以及后现代等因素兼具的状态，与滕尼斯和贝克所提到的在福利制度完善下出现的个体化存在很大的区别。并且在我国，个体化更多的表现在私人生活领域而非公共生活领域。贝克的观点为我国的个体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的让渡，个体重新回归到传统的社会关系中去，然而由于原单位庇护的缺失，个体被迫选择“为自己而活”，不断努力追求自身利益以实现自我化的庇护。阎云翔提到中国由集体化向个体化的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明确成形 [12] 。以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变化为例，在进入个体化社会后，公共权力对家庭的影响力相对削弱，人们更加关注个体自身的幸福和感情关系，个人对其生活具有更大的控制力，个体将进入“选择的人生”，即在自主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由于当前我国可供选择的成功道路较为单一，个体在奋斗过程中对生活机遇和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并且个体失败的代价太高导致过度的个人主义发展起来，冷漠疏远的人际关系在社会中蔓延开来，即个体在做出更多选择的同时，承担的风险也会更多。在个体化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个体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最为明显。青少年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行为赋予社会一种更为特殊的符号意义。
3. 偶像崇拜的问题表征：世俗化、肤浅化和非理性化
3.1. 偶像崇拜的世俗化
偶像，就其本源而言具有精神图腾的意蕴，是崇高的、神圣的且具有引领性的，是激励个体追求理想、完善自我的重要驱动力 [5] 。但随着娱乐行业的异军突起，娱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偶像崇拜作为一种明显的娱乐形式，在此过程中逐渐走向世俗 [13] 。一方面，在商业的包装和媒体的渲染下，粉丝为偶像消费变得习以为常，既包含粉丝为偶像买海报、买周边等金钱消费还包括上网花费大量时间为偶像打榜、控评等时间消费。另一方面，与过去不同，当前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主要以消费型偶像为主，并且他们表现出的行为极具不稳定性，即喜欢谁就捧谁，不喜欢时就彻底推翻，没有特定的标准，可以随时更换偶像。此外，放松心情、调节情绪、寻找乐趣，从而达到娱乐自我是当下青少年偶性崇拜的根本目的。
3.2. 偶像崇拜的肤浅化
追求美好事物是人类的天性。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图像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倾向对表象的追逐。不同于以语言和文字为主导，更多关注才华、道德、权威等个人品质的时代，当下人们对偶像的关注更多倾向于其外部形象，常常忽视个人的内在品质 [14] 。一些面容姣好、长相俊美的素人即便没有任何才华都有一夜爆红的可能，而那些外部形象突出的明星更可能凭此成为顶流，更甚者，即使犯了错因为其优越的长相而容易获得粉丝的原谅。此外，偶像的穿搭风格、饰品佩戴甚至是妆发造型成为粉丝学习的重点，而偶像代言的品牌一度成为指引粉丝进行消费的购物指南。例如，淘宝常常以某某明星同款为噱头售卖商品，更有一些狂热粉丝甚至不惜花重金将自己整容成喜欢的明星模样等。
3.3. 偶像崇拜的非理性化
媒体的大肆渲染为偶像带上来神秘的面纱，在当下的娱乐圈，设立多重“人设”成为当红偶像营销自我的常用手段，他们通过“凹人设”以达到凸显个人特质、迎合“粉丝”期待的目的。而这一举动极易导致一些青少年对偶像的过度迷恋，即他们可以不加选择的认同偶像的全部行为表现、价值观点以及所有品质 [5] 。当偶像的行为被批评或者技能被指不专业时，粉丝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偶像的“人设”，且认为那些消极的言论是竞争对手雇的“专业黑”。在“人设”光芒的加持下，粉丝对偶像的要求可以一降再降，甚至当偶像犯错甚至触犯法律，粉丝都不以为然。总之，粉丝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的偶像有任何的批评，与有一切不同意见的人，甚至是朋友、恋人进行斗争来维护自己的偶像对粉丝而言是极常见的现象 [14] 。一些粉丝在面对偶像时达到了盲目的状态，有甚者近乎狂热。
4. 病态偶像崇拜行为的形成机制：自我、家庭与社会
青少年偶像崇拜就个体而言是一种心理现象，就家庭和社会而言则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既有个体心理发展的印记，也有时代变迁的痕迹 [14] 。罗坤瑾指出病态偶像崇拜行为的影响因素既包含社会复杂性等社会层面的因素，也包含父母的缺位、亲密关系的缺失等家庭层面的因素以及自我认知灵活性、创造力以及批判性思维等个人因素 [6] 。因此，下文从个人、家庭以及社会三层面对解释病态偶像崇拜行为的形成机制。
4.1. 个人因素：青少年的自我表达与自我建构
首先，青少年的发展正处在个体社会化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段的个体常常开始勾画理想的自我形象以发现理想的未来自我，同时还对成功有着向往。很多青少年是在寻求成功者成功的原因而成为狂热粉丝的一员。同时，青少年大多处于初高中生，他们生活在校园，一方面受周围学生偶像崇拜团体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校园文化活动无法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为了追求时髦以及融入团体，他们选择加入 [15] 。由此可见，偶像崇拜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形态，往往与自我表达、自我建构以及追求自我同一性的内在渴望相勾连，理性的偶像崇拜行为有利于青少年关于“我是谁”展开积极探索，而病态的偶像崇拜行为则容易使得青少年在此过程中失去自我，阻碍了青少年社会化的良性进程 [5] 。
4.2. 家庭因素：父母角色的缺位
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以及功能的发挥受到影响。在个体化社会中，国家不再过度的对个体私人领域的生活进行干涉，因此，个人在对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也面临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为了更好地降低一个家庭的风险，夫妻双方被迫奋进，期望在有限的资源里获得成功。于是许多夫妻忙于工作，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看作对孩子关爱的体现，却忽略了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精神世界的丰满往往比物质世界的丰盈更为重要 [16] 。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起点，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极为关键，父母所持的知识、信念、情绪及行为倾向以及实际行动在教育孩子时尤为重要 [17] 。但是，在奋斗自我下的家庭中，由于父母缺少教育孩子的时间，导致青少年的社会化在家庭中无法很好的进行，对青少年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和新鲜感，而父母角色的缺位、家庭教育的缺失使青少年的情感得不到满足、困惑得不到解答，家庭陪伴成长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导致青少年在秉承着自己不太完善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追随偶像这一行为来满足自己在家庭中的情感缺失。
4.3. 社会因素：偶像崇拜的空间建构
从社会维度来看，媒介的极端宣传和商家的病态营销是推动青少年病态偶像崇拜行为形成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青少年通过网络、机场、私人团体、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渠道追随偶像。商家、媒体、偶像以及粉丝建构了稳定的偶像崇拜的空间，他们分别处于空间中的不同位置且拥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根据《QuestMobile中国移动互联网2018年大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因偶像而推动的粉丝消费达到400亿元，其中近一半为购买偶像相关商品的花费，同比增长35.8%。我国粉丝经济产业链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状态。其中，青少年数量占粉丝群体数量的比重较大。在此过程中，面对这一特殊的消费群体，媒体更多的是对明星进行高频率、立体式的“包装”，通过大规模灌输式的广告宣传使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家喻户晓，进而形成一种名人效应或轰动效应；商家则利用这一特点大肆敛财，并没有针对该群体的病态行为而试图转变自己的营销方式 [18] 。由此可见，商家的病态营销、媒体的过度宣扬、偶像的虚假人设以及青少年的非理性消费共同建构了偶像崇拜的畸形空间。结合当下社会个体化的迅猛发展，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只关心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和可能承担的风险，并努力使风险降到最低，因此，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人际关系的过分冷漠在畸形的偶像崇拜空间中凸显出来，商家、媒介以及偶像在营销的过程一味追求盈利或者流量，出现了“只认钱不认人”的现象，忽视自身的职业底线和道德操守，没有承担起呵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的社会责任，对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行为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
5. 结语
本文立足于个体化社会的背景下，主要就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偶像崇拜的问题表征以及形成机制进行讨论。综上发现：偶像崇拜作为青少年亚文化的一种娱乐性表达，一方面是他们自主的选择，另一方面还是特定社会语境下的结构性反映，是社会结构性情绪的内化和印射 [18] 。青少年病态的偶像崇拜行为作为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它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淡薄的家庭关系、冷漠的人际关系以及青少年的懵懂冲动成长阶段是关键因素。而如何巧妙化解这种病态的行为，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对待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行为，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做到去标签化，用客观标准去衡量；另一方面要充分实现正确引导，用积极的价值观去判断，争取实现在维护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