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关系：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Negative Physical Self of Appearance and College Students’ Ruminating Thinking: Mediated Moderation Analysis

摘要: 目的：探究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关系以及调节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相貌负面身体自我量表、反刍性沉思反应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对453名在读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1) 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领悟社会支持、反刍思维分别呈显著负相关和显著正相关(r = −0.78, P < 0.01; r = 0.90, P < 0.01)，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交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r = 0.86, P < 0.01)；2) 领悟社会支持调节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对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影响过程(β = −0.39, P < 0.001)；3) 领悟社会支持能够通过社交自我效能感间接调节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对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影响过程(β = −0.17, P < 0.001)。结论：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交自我效能感在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关系中起到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physical self of appearance and rumina-tive respons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Methods: 453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negative physical self scale of appearance, ruminant meditation re-sponse scal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social self-efficacy scale. Results: 1) The negative physical self of appearanc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an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uminative responses (r = −0.78, P < 0.01; r = 0.90, P < 0.01),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self-efficacy (r = 0.86, P < 0.01); 2) Comprehend the influence process of social support regulating negative social self on college students’ ruminative responses (β = −0.39, P < 0.001); 3)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an indirectly regulate the influence process of negative physical self on college students' ruminative responses through social self-efficacy (β = −0.17, P < 0.001). Conclu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self-efficacy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physical self and ruminative responses of college students.

1. 引言

相貌负面自我指的是个体对自身面孔产生的一种消极认知体验，会导致一系列的情绪调节和行为改变 [1] 。相貌负面身体自我是负面身体自我在相貌维度上的表现，近些年学者们对于负面身体自我的研究大多数侧重于“胖”的体型维度方面上，而对研究自身的“相貌”问题的重视程度相对不够，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国内外在相貌负面身体自我的研究大多数表现在对其影响因素和干预方面的研究上，在影响因素方面，如对大学生社交回避苦恼的关系研究 [2] ，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3] 以及对人际社交关系的研究 [4] 等。在干预研究方面，国外有学者通过纵向研究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帮助个体减缓对自身相貌的负面评价问题，能够逐渐使个体获得自尊和肯定，进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5] 。反刍思维指的是个体对消极事件进行的无意识、重复的思考，并且难以终止对这些消极事件的看法 [6] 。反刍思维的消除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以往的文献来看，国外有学者发现反刍思维能够显著影响个体抑郁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的程度 [7] [8] ，此外，反刍思维还可以加强个体的消极情绪，而这种消极情绪又能反过来增强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进一步导致个体无法适应社会生活以及人际关系出现破裂 [9] 。而国内有学者发现反刍思维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的睡眠质量 [10] 、自杀风险 [11] 和学业拖延 [12] 等。因此，对大学生反刍思维的风险影响因素研究亟待推进解决，只有了解到哪些风险因素能导致反刍思维的产生，才能进一步预防反刍思维对心理健康产生的消极作用。根据社会比较理论的观点，个体在进行自我评价时会无意识地产生社会比较，包括对相类似的人和不同的人进行比较，从而收集多方面的资源来确认自己的属性。此外，社会比较还存在着“认知偏差效应”，即“优于常人”和“差于常人”两种偏差效应 [13] 。根据该理论的观点，当人们对自己的相貌进行负面消极评价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比较，而这种社会比较会导致个体对自己的相貌评价产生“差于常人”的倾向，个体会更容易受到消极、悲伤情绪的困扰，进而也更容易产生对消极情绪用不断重复的方式去进行反刍思考的倾向 [14] 。因此，综上论述，本研究提出假设H1：相貌负面身体自我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反刍思维。

领悟社会支持作为社会支持按照性质划分出来的一种，指的是个体对来自社会他人支持的主观评价和期望。一般来说领悟社会支持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关系更为密切，领悟社会支持满足的是人们内心的现实情感需求，而正是这种对心理现实需求的满足，进而会对人的行为和发展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15] 。按照缓冲模型理论的观点 [16] ，该模型认为一定的社会支持可以减轻生活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社会支持能够调节个体体验到的压力总和，缓解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进而保护个体更好的适应生活 [17] 。当大学生对自己相貌身体自我进行负面评价时，他们会无意识地产生一系列的消极认知 [18] 和负面评价恐惧，这会使个体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从而阻碍身心健康与自我和谐的发展。但对于高领悟社会支持的个体来说，在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反刍思维的这种紧张关系中可能会得到缓解，而对于低领悟社会支持的个体来说，在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反刍思维的紧张关系中可能并没有起到缓解作用。有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对反刍思维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19] [20]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显著地调节了社交网络与高职生身体意象 [21] 、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 [22] 、压力知觉与大学生抑郁 [23] 之间的关系。因此，基于文献的回顾，提出本研究的假设H2：领悟社会支持在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社交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交往中获得和维持人际关系能力的信念 [24] ，是自我效能感在社交领域的具体延伸 [25] 。有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正向显著预测社交自我效能感 [26] ，即领悟社会支持较高的个体表现出来的社交自我效能感较强。按照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该理论认为资源的维持与构建可以减少反刍思维，提供心理健康的现实路径 [27] ，而社交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通常被视为个体的心理保护资源之一。近些年，国内学者们倾向于研究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反刍思维的影响 [28] ，但对社交自我效能感与反刍思维之间的关系却鲜有研究，而有学者认为关注大学生的社会自信心的建立即重视社交自我效能感的培养是必要的 [29] ，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 [30] ，而负面评价恐惧又是反刍思维的前因预测变量 [31] ，因此社交自我效能感可能会显著预测反刍思维，同时国外也有相关研究表明，社交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反刍思维的产生 [32] ，说明随着个体社交自我效能感的增加，反刍思维的水平也随着下降。此外，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交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 [33] 。因此，当大学生的相貌负面身体自我评价偏向消极时，如果能增强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进而增加社交自我效能感，积极地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更广泛的环境进行探索，那么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反刍思维的紧张关系同样也会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1. 研究框架

受到社交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得到缓解，而如果个体并未得到应有的社会支持，那么获得相应的社交自我效能感也可能会减少，导致在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反刍思维的紧张关系中并没有起到调节缓解作用。因此，基于文献的回顾，本研究提出第三个假设H3：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能够通过社交自我效能感间接调节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反刍思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为自变量，反刍思维为因变量，领悟社会支持为调节变量，社交自我效能感为具有中介作用的调节变量，探究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关系，根据研究假设，本研究建立关于大学生反刍思维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调查方式向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黑龙江省、江苏省等多所高校的在读大学生派发问卷，研究共发放5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53份，有效率为90.60%。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级、年龄和家庭生源地等，其中在性别方面，男生246人(54.3%)，女生207人(45.7%)；年龄方面，18至20岁有70人(15.5%)，21至23岁有363人(80.1%)，24至26岁有20人(4.4%)；家庭生源地方面，农村生源为327人(72.2%)，城镇生源为126人(27.8%)。

2.2. 工具

2.2.1. 相貌负面身体自我量表

本研究采用陈红等人 [34] 编制并修订的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量表中的相貌分量表。量表计分方式李克特五级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量表共有11道题目，单维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²/df = 3.29，RMSEA = 0.07，CFI = 0.97，TLI = 0.94，效度良好；Cronbach’ɑ系数为0.89，信度良好。

2.2.2. 反刍性沉思反应量表

本研究采用Treynor等人修订的反刍性沉思反应量表 [35] 。量表计分方式为李克特四点计分，从“1=从不”到“4=总是”。量表共有10道题目，包括强迫冥思和反思沉思两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²/df = 3.88，RMSEA = 0.08，CFI = 0.98，TLI = 0.97，效度良好；Cronbach’ɑ系数为0.95，信度良好。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姜乾金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来测量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36] 。量表计分方式为李克特七点计分，从“1=极不同意”到“7=极同意”。量表共有12道题目，包括家人支持、他人支持、朋友支持三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²/df = 3.65，RMSEA = 0.077，CFI = 0.98，TLI = 0.95，效度良好；Cronbach’ɑ系数为0.93，信度良好。

2.2.4. 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Fan等人修订的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 [29] 来测量大学生的社交自我效能感水平。量表计分方式为李克特五点计分，从“1=完全没信心”到“5=完全有信心”。量表共有25道题目，单维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²/df = 3.85，RMSEA = 0.08，CFI = 0.95，TLI = 0.92，效度良好；Cronbach’ɑ系数为0.96，信度良好。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总调节效应检验，并且运用SPSS23.0中的PROCESS宏程序的Model15对间接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1个，首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8.93%，符合小于40%的临界标准 [37] ，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大学生反刍思维呈显著正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交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领悟社会支持、社交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反刍思维与领悟社会支持、社交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N = 453)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N = 453)

注：**p < 0.01。

3.3.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Table 2. Path testing of mediated regulatory effect models

表2.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路径检验

注：***p < 0.001。

根据王阳、温忠麟等人对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给出的建议和流程进行分析 [38] 。第一步，检验总调节效应是否存在。运用SPSS23.0建立因变量大学生反刍思维对自变量相貌负面身体自我、调节变量领悟社会支持、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领悟社会支持的交互项的回归方程，结果发现，自变量相貌负面身体自我的回归系数显著(β = 0.43, P < 0.001)，即相貌负面身体自我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反刍思维，假设1得到验证。之后得到交互项的系数同样显著(β= −0.39, P < 0.001)，ΔR² = 0.09，大于0.02，表明总调节效应具有实质性意义且存在 [39] [40] ，进一步说明领悟社会支持能够显著负向调节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对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影响过程，假设2得到验证。第二步，检验间接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将调节变量领悟社会支持选入PROCESS宏程序的自变量框中，自变量相貌负面身体自我选入其调节变量框中，运用PROCESS宏程序的Model15得出Index值为−0.17，即间接调节效应大小为−0.17，95%的置信区间为[−0.32, −0.08]，不包含0，说明间接调节效应显著，假设3得到验证。此外，在排除间接调节作用后，领悟社会支持剩余的直接调节效应也同样显著(β = −0.22, P < 0.001)，至此可以认为，社交自我效能感的有中介作用的调节是部分有中介作用的调节。依次检验的回归方程路径如表2所示。

为了进一步说明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和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关系如何随领悟社会支持→社交自我效能感的间接调节路径变化，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将标准化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为−1和标准化社交自我效能感得分为−0.84 (−1 × 0.84)的点作为低分组临界点，将标准化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为1和标准化社交自我效能感得分为0.84 (1 × 0.84)的点作为高分组临界点。代入回归方程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低分组而言，相貌负面身体自我的回归系数为β= 0.59，P < 0.001，表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低，社交自我效能感也较低，此时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增加大学生的反刍思维程度；对于高分组而言，相貌负面身体自我的回归系数为β = −0.06，P > 0.05，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社交自我效能感也较高，此时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关系并没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的简单斜率图见图2。

Figure 2. A simple slope analysis on the indirect regulation of negative physical self and ruminating thinking by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图2. 领悟社会支持间接调节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和反刍思维的简单斜率分析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关系，并且基于缓冲模型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探究了领悟社会支持在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对反刍思维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社交自我效能感在调节模型中起到的部分中介作用，建立了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对大学生反刍思维影响的调节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领悟社会支持是如何调节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关系的。

4.1. 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对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影响

本研究探究了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对大学生反刍思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反刍思维呈正相关，说明相貌负面身体自我显著正向预测反刍思维，也就是说大学生具有较高程度的相貌负面身体自我，越容易产生反刍思维。这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41] ，这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当学生对自己的相貌自我产生负面评价时，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会更多的体验到无助、自卑等消极情感、如果这些消极情感不能进行合理的处理，那么则会影响到个人的学业、人际交往等社会问题，进而增强反刍思维产生的倾向。同时，大学生产生高相貌负面身体自我的原因可能是与羞耻的心态有关，这种羞耻的心态主要体现在认为自己的形象在他人心目中是消极的或者认为自己缺乏具有吸引力的外部特征，长期往复，个体会逐渐失去对外界事物的兴趣，不断否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因此，有效地减少大学生羞耻心态是非常有必要的，帮助学生更好地接纳自己的外在形象，避免盲目与他人对比和产生无效的反刍思维，进一步提升自我形象认同感和自我价值。

4.2.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与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反刍思维均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42] [43] ，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的领悟社会支持，他们的相貌负面身体自我水平会显著降低，同时体验到的反刍思维水平也会显著下降。社会支持能够给予学生较高的心理能量或积极心理资源，这会使学生产生较高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肯定，又可以使其保持健全的心理状态以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因此，在大学校园生活中，我们应该向学生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支持，要敏锐的察觉到学生的一些消极的负面自我思想，并且快速地进行充分且有效的调节，从而减少反刍思维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

4.3. 社交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作用的调节变量

研究结果显示，社交自我效能感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与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反刍思维均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较一致 [44] [45] ，而且在研究中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通过社交自我效能感来间接负向调节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对反刍思维的影响，还可以对该影响过程产生直接的负向调节作用。也就是说，个体在体验到较高社会支持的时候，一方面会体验到更高的社交自我效能感，而这种较高的社交自我效能感会使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和反刍思维水平发生显著降低，另一方面体验到的高领悟社会支持会直接使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和反刍思维水平发生显著降低。因此，对于大学生而言，在校园中获得一定的外在社会支持，提升交往能力和自尊水平，其社交自我效能感会得到显著提升，拥有更好的应对能力，出现的反刍思维的可能性也就会减弱。

4.4. 研究不足

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得出各个变量的因果关系以及纵向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实验来进一步印证。第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均为大学生群体，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研究群体范围以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

附录

相貌负面身体自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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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性沉思反应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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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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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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