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志愿服务是一项社会服务活动，虽然志愿服务的基本概念会因为各国制度不同、文化差异等原因而有不同的界定，但其本质内涵和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都是无偿地帮助他人和社会的行为，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自愿进行的无私奉献的实践活动。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志愿服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成为未来志愿服务工作的方向，从而推进志愿服务在新时代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使志愿服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
青年是社会最活跃、最积极的力量，是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广大青年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坚定了远大理想信念、提升了无私奉献情怀。在新时代下，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更是离不开青年群体的积极投入。
有鉴于此，研究影响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因素便不可或缺。本文将以“认知行为理论”为视角，提出研究假设，建立影响我国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因素的预测模型，并基于CSS2019数据对预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检验研究假设，以期得出我国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结论。
2. 文献述评
2.1. 国外文献述评
国外志愿服务相较于国内起步较早，因此关于志愿服务的研究也更为完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就有专家学者对青年的志愿服务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专门研究。例如Fitch总结的“三因素”理论，将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归结为利己、利他与社会责任因素 [1] 。Taylor和Pancer的研究指出，无论是强制性的还是非强制性的志愿服务，影响青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态度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先前提供志愿服务的质量 [2] 。Stukas等人认为，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动因可以总结为两个分类，即他人导向和自我导向，总体而言仍是“利他和利己”的架构 [3] 。
根据国外研究发现，其对于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已较为全面，总体而言，研究者普遍认为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是内部和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即是社会环境和个体认知的合力。
2.2. 国内文献述评
由于我国当前志愿服务的蓬勃发展，国内关于志愿服务的研究也日趋上升，但多数仍是以整体观来看待全部志愿者，对志愿者的分类不够细化，正如以青年群体为视角的研究仍较为缺乏。结合相关文献来看，目前对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如下。
李芹和于琳通过对我国第十一届全运会青年志愿者的调查，得出影响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因素是利他与利己两方面的结合 [4] 。邹智和王晖慧则认为青年的自身特征、亲友的理解以及社会的支持都是影响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5] 。周林波通过对重庆市18个区县的1530名青年志愿者服务参与情况的调查发现，青年志愿者的成长提升动机是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主要因素 [6] 。
综合来看，我国对于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数量较少，且多数是在限定区域内进行的研究，全国整体视角较为缺乏。同时，研究者多数选用大学生群体作为青年群体的代表进行研究，但青年群体不止包括大学生群体，对青年群体的研究缺乏广泛性。
3. 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3.1. 认知行为理论
上世纪中期，随着世界环境趋于稳定和为了促进社会持久的和谐，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开始思考有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理论，其中将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相整合的认知行为理论就是在此时代背景的成果。同时其也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完善，如今已被广泛运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认知行为理论源于早期的行为主义理论，并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产生于对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两者的整合。在承认认知和行为对个体作用的基础上，对只承认认知作用或行为作用的“单向”理论予以否定，强调认知与行为均不能独立存在，对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所存在的“唯一化”倾向提出批评。
同时，认知行为理论也是对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它主张认知和行为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认知的改变可以促使产生不同的行为，而行为的变化也是认知改变的证明。即不仅可以通过了解个体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来预测个体所采取的行为，由此可以通过改变个体的认知来改变其行为，也可通过考察其行为来了解个体的认知，外在行为的改变同样将引起个体认知的改变。
认知行为理论的代表人物班杜拉所提出的“三元交互决定论”正是对以上观点的综合性阐述。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点：第一，个体一切行动的发生都是认知、情绪和行为三者互动的结果；第二，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三者当中，认知和行为互为始终，而情绪是两者间的“催化剂”，促成两者的相互转化；第三，认知行为理论将认知用于行为修正上，注重树立正确的认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内在认知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互动，认为外在的环境改变与内在的认知改变都将最终影响个体行为的改变 [7] 。
认知行为理论代表着不同理论间的优势互补、相互融合，其基于行为理论上的认知因素不仅丰富了行为科学理论，同时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源于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是紧密联系的，由此非常注重社会环境对于个体产生的影响，良好的社会环境会更容易使个体塑造出正向的主观认知，而正向的主观认知又会形成积极健康的情绪，情绪促成认知向行为的转化，可以使个体更愿意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去，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认知行为理论的相关研究对于建构良好的社会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研究假设
结合认知行为理论，将影响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因素提出如下假设。
首先，青年对社会的认知是其与外在环境互动后形成的社会相关观点。看待社会的角度不同，所得到的内容也多样。例如对社会的看法有：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宽容感以及社会总观感等。其对社会的认知体现了对外部环境的认知。相关研究表明，当青年对其所身处的社会更为认可时，将更愿意投身到为社会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中，是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H1：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对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具有显著影响。
其次，如果说青年对社会的看法是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那么对自我生活状况的认识就是青年内在化的自我认知，生活状况就是指对自己的生活做出自我视角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青年在自己的家庭方面以及自我的生活方式方面是否满意的综合性的感知。其作为自我主观角度的认知，对生活状况是否满意的评价不仅会影响其的情感状态，同时也会对其的行为带来相同程度的影响。只有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达到自我的心理预期，才会产生积极参与社会行为的情绪，此后将进一步转化为具体行为的动力，而志愿服务作为社会参与的行为之一，无疑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青年群体的自我生活满意程度对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具有显著影响。
4. 研究方法
4.1. 数据
本文数据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9年开展的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简称CSS2019)。该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调查对象为18~69岁的中国公民，调查内容涵盖家庭、生活状况、社会评价和志愿服务等模块，共回收有效问卷10283份。CSS2019是历次调查以来首次对全部样本的“志愿服务”情况进行调查，非常具有参考性。
鉴于CSS2019中专门设置的“I部分：志愿服务”模块，并于“I1”题项中将志愿服务分为具体的13项内容，为便于统计，本文将只要参与过以上内容中的任意一项均视为该样本参与过志愿服务。根据我国的35岁的青年标准，本研究将青年设定为18-35周岁，从中筛选出样本2604份。
本文运用STATA17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4.2. 变量
4.2.1. 因变量
本文以青年群体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参与过志愿服务作为因变量。具体变量的问题内容是选自于CSS2019问卷中志愿服务板块提及的 “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可多选)【出示示卡第64页】”，共列出了包括儿童关爱、老年关怀等13项具体的志愿服务类别。选择第14项“以上都没有”则表示被访者从未参与过志愿服务。本文对因变量进行反向取值以便于测量，只有选择“以上都没有”选项的会被赋值为“0”，未选择“以上都没有”的即被视作曾参与过志愿服务，赋值为“1”。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
4.2.2. 自变量
结合“认知行为理论”和问卷内容，本文选择问卷中对社会的认知——社会信任感、社会宽容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总观感作为青年群体社会认知的自变量；将问卷中对自我的认知——对家庭经济情况、自我教育程度、自我的休闲、娱乐和文化活动、自我的社交生活以及对自我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作为青年群体自我认知的自变量，以此体现选取样本在认知方面的整体性。
具体而言，如关于社会信任感——“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分表示非常信任：(单选)”；社会宽容感、社会公平感、社会总观感问卷内容同上。以上4项变量均为定序变量，取值范围均为1~10。
自我认知则采用问卷“D部分：生活状况”中的问题：“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以下项目的满意程度，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分表示非常满意：(每行单选)：您的家庭经济状况、您的教育程度、您的休闲/娱乐/文化活动、您的社交生活以及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共5项进行测量，以上变量均为定序变量，取值范围为1~10。
4.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鉴于问卷中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两项变量的分类较多，为便于描述，如表1所示，将教育程度分为未上学、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四类。将“01.未上学”赋值为“0”，将“02.小学”即初等教育赋值为“1”，将“03.初中；04.高中；05.中专；06.职高技校”即中等教育赋值为“2”，将“07.大学专科；08.大学本科；09.研究生”即高等教育赋值为“3”。政治面貌中的四类“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和“群众”转化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民主党派”和“群众”的两分类变量，将“群众”选项的赋值为“0”，将“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民主党派”选项赋值为“1”。控制变量中性别和政治面貌为定类变量；年龄和教育程度为定序变量。
Table 1. Basic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youth groups
表1. 青年群体基本描述统计
由于自变量中选取的青年群体认知方面的变量过多，因此将对所选样本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的全部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以期得出具有代表性的主成分。
同时，在对自变量进行Bartlett检验后得出p值 < 0.05且KMO值0.872 > 0.8，符合因子分析标准，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Table 2. Factor analysi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2. 自变量因子分析
表2可知，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2个主成分，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符合解释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Continued
如表3所示，因子旋转并观察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Factor1和Factor2具体代表的属性，Factor1侧重解释青年群体对自我的认知，故将其命名为“自我认知因子”；Factor2侧重解释青年群体对社会的认知，故将其命名为“社会认知因子”。
4.3. 模型
鉴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为：y = log it(p) = β0 + β1x1 + β2x2；其中，因变量y为志愿服务参与，两个自变量x1和x2为自我认知以及社会认知，β0为截距项，β1和β2为回归系数。
在对自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忍度(Tolerance)检验后发现，其VIF < 10，Tolerance > 0.1，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5. 研究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youth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service behavior
表4. 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行为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根据表4可知，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对其是否参与志愿服务行为呈现强显著影响，且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同时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均通过5个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可见青年群体的认知状况对其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显著影响较为稳定。假设1和假设2由此基本可以得到证实。
同时，从表4中还可见不同控制变量对青年志愿服务的影响。第一，性别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呈现出负向的强显著关系，说明相比于男性，女性参与到志愿服务中的概率更高；第二，教育程度对于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产生正向强显著影响，可见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对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行为起到积极的作用，青年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第三，政治面貌对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呈现出负向的显著关系，说明无论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还是民主党派人士相较于普通群众而言，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概率更高。
由表5回归检验可知，模型构建为y = 0.171x1 + 0.110x2 − 2.488，并在结合回归系数和P值后，将结果说明如下：
首先，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对青年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171，表明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对其参与志愿服务行为有着正向的影响，体现出青年的自我生活状况对于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重要性。
其次，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方面对于青年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110，表明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对其参与志愿服务行为同样有着正向的影响，体现出社会环境对于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重要性。
同时，两项自变量的P值均小于0.01，具有统计学意义，也由此说明社会认知与自我认知均对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有强显著影响，原假设得以证实。
6. 结语
6.1. 建议措施
前文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青年群体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影响着其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青年对所在社会越满意，就越可能投身到志愿服务中，可见青年对社会的看法是影响其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因素之一。其次，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对自我生活的满意度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也呈现正向相关，即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将随着对自我生活的满意程度的增强而提升。
据此本研究建议，为进一步调动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注重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上不能仅重视实体设施的建设，社会内在建设同样不可或缺。例如，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宽容感等。营造诚信、公平、宽容的社会环境，深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大对我国优秀志愿者的宣传力度，讲好志愿服务中的中国故事。只有青年群体增强对身处社会的认可，才会更好地投入到为社会建设的事业中来，志愿服务当然也所属其中。
第二，提升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不仅仅是物质水平方面，对于青年群体的精神和心理方面同样要引起重视，在加强对青年群体的关注之余，还应当充分理解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压力，采取适当方式对其予以疏导并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通过精神富裕和物质富裕的双富裕来提升其的生活满意度，以此来提升青年群体志愿服务的参与率。
第三，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结合控制变量中教育程度呈现出的强正向显著性可以看出，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于我国青年参与志愿服务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应继续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必要时可以在学校开展志愿服务讲座或选修课程，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意识。
6.2. 讨论总结
青年群体是志愿服务的主力。但从统计数据可知，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仍有待提高。因此如何进一步调动青年参与社会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无疑是我国当前志愿服务事业建设的重点工作。由此可见，研究影响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因素就至关重要。
过往的文献研究多集中在外部环境因素对于志愿服务参与积极性的影响，认为改善外部环境条件即是影响其志愿参与的关键因素，往往忽略了个体主观认知层面对于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程度。有鉴于此，本研究选取“认知行为理论”为切入视角，重点关注青年群体的主观认知和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并由此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以期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帮助相关机构和人员更为深入地了解青年群体，从而调动其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通过对全国性的权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统计分析，最终解释出青年群体的主观认知和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结论既是对认知行为理论的佐证，同时也为促进青年群体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提供了新的方向。
但本研究仍有不足之处：首先是受于理论视角的局限，研究主要是从认知和行为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没有过多的涉及，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全面；其次是研究的数据来源是综合性的调查数据，在个体主观认知层面上的变量较少，是否还有其他的变量会影响到个体的主观认知仍需思考。综上可知，本研究对于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分析还有所局限，需在之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