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媒体关注与精准扶贫——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dia Atten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Listed Companies

摘要: 近年来，企业在精准扶贫事业中的力量越来越突显，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视程度也逐步增加。本文选取2017~2019年连续三年有精准扶贫支出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并将媒体关注纳入其中研究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当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时，企业将会进一步扩大精准扶贫投入度，并且媒体关注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参与精准扶贫的关系中表现出了负向调节效果，即较高的媒体关注度将削弱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精准扶贫投入的主效应。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带有负面情绪的媒体关注对这种负向调节效果最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进一步投入精准扶贫提供了经验支持，同时挖掘出媒体关注的调节效果，有助于规范媒体报道，进而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ower of enterprises in the caus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selects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with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xpenditures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from 2017 to 2019 for analysis, studies the impact of CSR fulfillment on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take-holders, and studies the possible moderating effect of media attention.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terprises will further expand precise inpu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media attent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ationships showed negative regulation effect, namely higher media attention will weaken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fulfill the main effect of precise inpu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further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media attention with negative emotions has the most obvious effect on this negative regulati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further invest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excav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edia atten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standardize media reports and create a healthy market environment.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2015年在云南进行调研时进一步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强调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贫扶到点上。自此精准扶贫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提出要创新扶贫模式以及增大扶贫资金体量，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纳入社会各方面力量，尤其是企业力量。2016年9月9日，中国证监会公开发布《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支持和鼓励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发挥资本市场行业优势。到2016年底，沪深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对参与精准扶贫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信息披露，包括在年报中以指定的明细表形式报告其参与扶贫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企业以产业扶贫、消费扶贫、转移就业扶贫等的形式参与到精准扶贫事业中，成为精准扶贫事业的中坚力量。

目前关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从动机和影响因素展开，利他性动机、管理者私立动机以及战略性动机是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主要动因；同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实践还会受到较多微观及宏观因素的影响，包括企业规模、业绩、性质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等。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成为大众关注的新热点，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稳定就业岗位，关心员工健康，同员工携手渡过难关”，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从而塑造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根据《企业扶贫蓝皮书2020》显示，中国前100强企业对精准扶贫事业参与积极性较高，超过九成企业年投入额达亿元。同时，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媒体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对企业品牌知名度和公信力的塑造有较大影响。并且，通过对企业活动进行正面、中性或负面的报道，媒体正逐渐成为企业外部监督工具。那么作为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表现之一，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是否会受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媒体关注在其中是否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并纳入媒体关注度因素，选取我国2017~2019年连续三年有精准扶贫支出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就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媒体关注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希望拓展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微观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提高企业精准扶贫参与度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建议。

2. 文献综述

(一)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在学术届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存在不少争议。Carrasco和Buendia (2013)研究发现，如果企业积极履行高质量社会责任，那么该行为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强劲软资本，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可持续 [1] 。Okafor等(2021)提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进而能够更好地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2] 。卢佳友和张申(2021)通过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约束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得到一定缓解 [3] 。梁运吉和刘冰冰(2022)基于利益相关者等理论提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积极，其关于绿色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提升越快 [4] 。张佳佳和杨蓉(202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从长期来看可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品牌影响度 [5] 。

然而，尽管社会责任的承担能够为企业通过资源交换而获取战略优势，但是企业在逐利本质下仍然可能扭曲其所做出的努力而导致社会责任异化和负面现象的发生，并引致严峻的不利后果。Barnett和Salomon (2012)指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初会带来积极影响，但过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占用和消耗企业内部的有限资源 [6] 。Wati等(2014)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背离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从而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利于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7] 。顾雷雷等(20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虽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给企业发展带来资源支持，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促使企业过多投资金融资产，追求短期利益的同时忽视长期发展 [8] 。陈立敏和布雪琳(202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在国际化前后期将对企业发展带来相反的影响，国际化后期的社会责任披露将增加企业管理成本，降低企业财务绩效 [9] 。

(二)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围绕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及影响因素展开。Williams等(2000)通过研究发现，公司从事慈善事业将有效降低公司违法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0] 。Diego等(2016)以旅游企业参与扶贫为例，发现企业实施扶贫举措后提升了企业行业内竞争力 [11] 。Kirchgeorg和Winn (2006)指出，企业参与扶贫可以缓解全球贫困问题，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海外发展机会 [12] 。孙俊芳和杨婷婷(2022)基于A股沪深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企业积极参与贫困治理能够吸引利益相关者关注，获取更多发展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13] 。王嘉鑫等(2022)提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可以有效改善公司治理从而实现价值增值 [14] 。同时，有学者研究发现影响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因素主要有企业的规模、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等。经营业绩好、规模大的国有性质企业，更倾向于投入精准扶贫(杜世风等，2019) [15] 。王帆等(2020)研究民营企业样本发现，政府对参与扶贫企业所给予的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投资效率 [16] 。

(三) 媒体关注的相关研究

现有研究关于媒体关注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公司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方面。媒体关注的衡量既包括媒体关注数量，又包括媒体关注的情绪倾向，媒体关注效应不仅通过直接作用影响企业发展，还通过中介作用或调节作用影响企业运行机制。张原和梁敏娜(2021)以2012~2018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媒体报道数量会削弱企业社会责任自愿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相关关系 [17] 。叶陈毅等(201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越能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18] 。具体来看，媒体关注带来的正面影响包括减缓融资约束(廖联凯等，2021) [19] 、降低财务风险(吴文洋等，2022) [20] 、监督约束企业行为(张可云等，2021) [21] 等。负面影响包括通过市场压力效应加剧公司盈余管理(应千伟等，2017) [22] 、企业干预造成媒体报道偏差(饶育蕾等，2016) [23] 等。综合来看，研究媒体关注的正面影响的文献居多，关于媒体关注的负面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现有研究从经营绩效、财务风险、融资约束、信息披露等角度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济效益和影响，成果颇丰，但仍存在不少争议。然而，鲜有学者从媒体关注的角度切入，并聚焦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积极性的研究。所以，本文以此为研究视角，试图丰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并探究媒体关注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精准扶贫参与度影响中的作用。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精准扶贫投入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除了经济上的目标以外，企业也必须承担社会的、政治上的责任。具体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对员工、对债权人、对消费者、对社会公益以及对环境和资源的责任。那么，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与精准扶贫将会有怎样的联系？胡浩志和张秀萍(2020)提出，当上市公司扩大其参与精准扶贫的规模时，其将会向市场传递良好信号，外部市场资源与政府补贴政策将有助于快速提升企业绩效 [24] 。并且，企业积极参与精准扶贫之类的慈善活动，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消费者认可、更低的资本成本、更有利的政府支持等资源(黄珺等，2020) [25] 。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从而促进企业继续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可能在精准扶贫实践中投入更多，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将不利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在企业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过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将带来不确定性风险与危机，从而最终削弱企业竞争力(Friedman, 1970) [26] 。Galaskiewicz (1997)认为，企业中的管理层很大程度上会出于私利而承担虚假的社会责任，企业内部资源将会被非理性地用于慈善捐赠等行为，当社会责任履行行为无法有效监督时，企业发展将受到负面影响 [27] 。此外，为了掩盖企业经营业绩中的问题，经理人很有可能会利用社会责任工具转移负面消息，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成为用来“粉饰”公司形象的工具(田利辉等，2017) [28] 。所以，另一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提升具有虚假性与掩饰性，企业通过类似慈善捐赠行为的社会责任履行不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因为有关资源不会真正投入到精准扶贫之类的活动中。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a：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越高，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水平越高。

H1b：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越高，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水平越低。

(二) 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随着信息与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报道成为实现市场信息传递的主要工具之一，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以及公众的信息获取产生较大影响。以Dyck等(2008)为代表的媒体治理理论认为，媒体为各种信息提供了传播渠道，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29] 。针对企业而言，媒体关注会对企业产生声誉激励影响，随着媒体报道的不断增加，出于对外部舆论以及对声誉的压力，企业将努力履行其社会责任，树立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唐亮等，2018) [30] 。但是，还有学派认为媒体关注对公司的治理作用是负面的，这种质疑主要源自媒体报道偏差现象。Gentzkow和Shapiro (2006)对此现象进行了具体解释，即媒体报道偏差就是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对报道主体信息真伪的辨别以及对报道语气的斟酌，媒体报道的真实与客观具有不确定性，会受到周围多个因素的影响 [31] 。媒体报道偏差现象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李培功(2013)研究发现，媒体对企业的偏差报道会对企业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扭曲管理层的正确判断，进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32]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偏差事件频出，在一定程度上给公司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饶育蕾等，2016) [23]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a：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2b：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4.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通过梳理国泰安数据库及公司年报公告的信息发现，从2016年至今各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时间不一，鉴于数据的连续性与可获得性，本文选择我国2017~2019年连续三年有精准扶贫支出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并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 剔除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或财务数据存在缺失的；2) 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数据；3) 剔除被ST或PT的企业数据。最终获得全样本数据共756组。本文所有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工作采用EXCEL和STATA15.0完成。

(二) 变量设定

1) 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本文选取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总金额(投入资金和物资折款之合)进行研究，并对其取自然对数。

2) 企业社会责任测度。

现有研究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测度时，有采用润灵环球、和讯等数据库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的，也有采用每股社会贡献值公式计算的。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每股社会贡献值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每股社会贡献值综合了多个企业相关者的利益，其计算公式等于(净利润 + 所得税费用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本期应付职工薪酬 − 上期应付职工薪酬 + 财务费用 + 捐赠)/年平均总股本数。

3) 媒体关注。

媒体关注主要体现在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介对企业相关的新闻报道上，包括关注情况和关注情绪两个方面，前者代表媒体关注数量的多少，后者代表媒体关注观点的好坏。本文研究选取的是媒体关注的数量多少，使用的媒体关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上市公司财经新闻数据库(CFND)，该数据库基于《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并根据公司全称和股票代码等关键信息进行数据抓取，按照不同的年份对各上市公司的媒体报道数量进行汇合，最终汇总数据得到每个企业的年度媒体关注情况。

4) 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袁业虎(2021) [33] 、宋岩(2022) [34] 等的研究，从公司治理、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公司价值等方面选取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资产负债率(AIR)、营业收入增长率(TOR)、托宾Q值(Q)、公司年龄(Age)。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 模型构建

首先，为了检验H1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对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水平是否存在影响，设定如下模型：

$PO{V}_{i,t}={\alpha }_0+{\alpha }_{1}Cs{r}_{i,t}+\alpha {{\displaystyle \sum }}^{\text{}}Contro{l}_{i,t}+{\epsilon }_{i,t}$ (1)

其次，为了检验H2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中具有怎样的调节作用，引入媒体关注以及媒体关注与社会责任变量的交叉项来捕捉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PO{V}_{i,t}={\alpha }_0+{\alpha }_{1}Cs{r}_{i,t}+{\alpha }_{2}Medi{a}_{i,t}+{\alpha }_{3}Cs{r}_{i,t}\times Medi{a}_{i,t}+\alpha {{\displaystyle \sum }}^{\text{}}Contro{l}_{i,t}+{\epsilon }_{i,t}$ (2)

其中，POV代表企业精准扶贫投入，Csr代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Media代表媒体关注度， ${{\displaystyle \sum }}^{\text{}}Contro{l}_{i,t}$ 代表控制变量组， ${\alpha }_0$ 为常数项， ${\alpha }_1$ 和 ${\alpha }_2$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alpha$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epsilon$ 为随机变量。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table

表1. 变量定义表

5.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全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由表2可知，不同公司精准扶贫参与水平(POV)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可以看到最小值是0.104，最大值是5.876；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Csr)也不同，企业社会责任最大值是78.954，最小值是−17.324，说明参与精准扶贫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媒体关注度(Media)最大值是3.524，最小值是0，表明不同企业受到的媒体关注也有一定差别。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 社会责任与企业精准扶贫

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同时加入时间与行业固定效应，结果见表3。

在模型1中，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精准扶贫投入两者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精准扶贫参与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模型2~6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发现，核心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估计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越高，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水平越高，即研究假设H1a成立。由此可见，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经营的社会效益也更加显著。一方面，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公众关系，改善企业形象并提高企业的市场声誉，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从而有助于企业建立长期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社会声誉能够吸引政府关注，从而得到更多的政府信任，最终更易获得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等稀缺资源，这也是赢得市场竞争、获得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所以，当企业真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后，随之而来其经济效益会提升，并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业绩的提升，企业将会更加注重长期决策以及巩固其社会地位，从而会基于较大的资产规模来进行精准扶贫投入，通过精准扶贫行为来表示企业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5%、1%和0.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 社会责任、媒体关注与企业精准扶贫

表4揭示了媒体关注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效应识别检验效果，可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变量Csr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其精准扶贫投入额越大，再次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a。第二，在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媒体关注Media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媒体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挥了外部监督的治理效应，从而有利于企业提高精准扶贫参与水平。第三，在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下，当引入社会责任和媒体关注的交叉项之后，社会责任Csr、媒体关注Media以及交叉项Csr × Media的估计系数均显著，这意味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媒体的调节效应下仍然显著，并且交叉项Csr × Media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媒体关注度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参与精准扶贫的关系中表现出了负向调节效果，研究假设H2b得以证实。众所周知，媒体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权威信息的来源，在互联网以及各式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广度已经到达了巅峰，几乎任何一种信息一经发布就会不停地传播。通过媒体宣传，企业的知名度会提高，同时也会得到更多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媒体无疑成为了一种自发的监督企业行为的工具。这样一来，当企业发生小问题之后，很快就会通过媒体被外界群体关注到，特别是关于企业的负面讯息，短时间内企业将会被推上舆论的风口，这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是非常大的风波，甚至有的企业会自此开始走下坡路。那么面对舆情时企业必须要花费较多资源来应对与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耗费企业的内部资源，进而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等，不利于企业发展，所以媒体关注也许会给企业带来舆论压力，导致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压力更大，从而履责意愿下降，进而减少扶贫投入。

Table 4. Results of effect identification test

表4. 媒体关注对企业精准扶贫影响的效应识别检验结果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保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性，本文还分别采用如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5：1) 使用工具变量。为防止解释变量存在互为因果的现象发生，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评价Csr₋₁作为Csr的工具变量，排除内生性对结果造成的干扰。2) 替换社会责任度量指标。考虑到前人有使用和讯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进行研究的，本文采用此数据进行检验。3) 添加控制变量。加入股权制衡度(SBA)和独立董事占比(IDR)这两个变量来进一步控制公司的治理特征，从而进一步控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据检验结果可知，上述三种方法下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正负号不变且只发生了很小的变动。可以确定，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Table 5.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of the model

表5. 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6. 进一步研究

媒体关注往往带有一定的情绪倾向，而这种情绪倾向往往会影响市场上与报道企业相关的利益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而对报道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影响，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受到影响。据此，本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财经新闻数据库对企业的正面(Media_pos)、中性(Media_neu)和负面(Media_neg)新闻媒体关注分类进行异质性讨论，结果见表6所示。

Table 6. Effect identification to distinguish heterogeneity of media attention

表6. 区别媒体关注异质性的效应识别

通过表6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会责任Csr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不存在媒体关注的报道倾向的异质性差异，说明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水平，再次证明了上文的基准结论。第二，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中性和负面的新闻报道，其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影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从估计系数的大小来看，负面媒体关注的系数最大，然后依次是正面媒体关注和中性媒体关注。第三，当引入社会责任与各类情绪倾向的媒体关注变量的交叉项之后，发现只有负面媒体关注与社会责任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文发现的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当负面媒体关注增加时，将减弱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精准扶贫投入的主效应。负面的新闻报道更能引起利益相关者的注意，促使其做出不利于企业的举动，有可能危及到企业的声誉和品牌形象，消费者将失去对企业的信任，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及整体发展。为了解决负面媒体报道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不得不花费巨大的时间、金钱、精力，导致企业后续经营受到重创，当企业已经无法满足其经济效益的持续产生时，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更是难上加难。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创新性地将媒体关注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精准扶贫关系的框架中，首先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理，然后引入媒体关注探究其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最后基于我国2017~2019年连续三年有精准扶贫支出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越高，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水平越高。第二，媒体关注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了调节效应，即媒体关注度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参与精准扶贫的关系中表现出了负向调节效果。同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负面媒体关注对这种负向调节效果最明显。

(二) 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部门应不断落实企业自愿履行社会责任政策，通过强制性信息披露与监督制度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实现数量与质量的共同提升，并通过建立长效机制追踪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履责信息进行披露。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为企业提供各方面社会资源助力企业扩大发展，鼓励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精准扶贫事业贡献力量。

第二，企业应不断强化社会责任履行意识，巩固社会履责体系建设。切实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在关注生产高质量产品、提供优质服务和主动依法纳税等企业本职基础上，更加积极地投入精准扶贫工作中，鼓励企业对精准扶贫的投入金额、投入形式、脱贫人数等进行信息披露。并且，在面对突发舆情事件与媒体关注时，企业应主动、科学、理性应对，掌握信息公布的主动权，正确引导舆情。

第三，新闻媒体应不断加强自身监察和实事求是报道原则的建设。对于新闻媒体机构，在进行相关报道时应坚持客观、真实、理性的原则，减少虚假报道和未经核实的报道。同时，相关管理部门应不断规范媒体报道行为，促进市场信息真实有效传递，减少企业与媒体因“寻租”而产生的有偏性新闻报道，营造健康的企业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