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活着》是中国20世界80年代“先锋文学”代表人物余华(1960~)创作的经典长篇小说，此书讲述了主人公福贵从中国旧社会到新社会的一生：在大时代背景下，随着内战、三五反战、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最终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迈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活着》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 [1] 。无论在人物刻画还是叙事上都达到了中国当代小说的高峰。《活着》的英译本(To Live)是由美籍学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 1974~)所译，它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与成功。许多学者也纷纷开始从各个角度关注该译本，比如于萍萍和王晓敏从归化与异化的角度分析To Live中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 [2] ，朱振武和杨雷鹏从翻译美学视角出发来探究白睿文如何将《活着》中的美感翻译出来 [3] ，李静静则研究To Live中的拟声词翻译；还有一些学者将To Live置于更大的语境和背景里来讨论 [4] ，比如刘堃以译介学为切入点探究To Live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性误读 [5] ，徐琲注重To Live如何构建与传播中国形象 [6] 。在众多文章中，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切入的文章为数不多，因此，本文把To Live放置在整个翻译生态环境中，用适应选择理论去理解白睿文的翻译思路，并对译本进行批评。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本文尝试解决两个问题，即白睿文翻译过程中适应了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以及他如何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对译文作出适应性选择转换。
2. 生态翻译学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是以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是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生态、适应与选择是其核心内涵。它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阐释翻译的过程，描述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关注译者的生存环境和译者翻译能力的提高 [7] 。该理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 [8] 。换句话说，翻译依靠的就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当翻译中的信、达、雅难以兼得，音美、形美、意美难以共同实现时，译者都要在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自主地做出判断，自主地选择孰轻孰重、熟薄熟厚、熟弱熟强。比如莫言作品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翻译时“恰恰不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译，而是‘连译带改’地翻译的” [9] 。这里所谓的“连译带改”，与生态翻译学中译者的适应和选择有异曲同工之妙。“适应”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是译者以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也就是说，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具体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即译者的选择性适应，抑或称为“天择”译者。换句话说，在这一阶段，译者应该根据自身的能力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举个例子，如果要将某部著名英文小说翻译德语，那么环境选中的译者应该非常了解德语国家读者的语言习惯、审美品位和文字偏好。假使译者不懂德语、德国文化，同时难以把握这部小说，那根据“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这个译者就会被淘汰掉，以上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即选择译者)。
第二个阶段是译者在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又转过来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选择，选择结果的积累就产生了译文，即译者的适应性选择，抑或称为“人择”译文。在这个阶段，译者将根据已经适应的翻译生态环境，从语言、文化与交际维度来选择译文，以上就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即译者选择)。
总体来说，从“天择”到“人择”就是生态翻译学对翻译过程的诠释，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就是适应中有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如果运用等式表达就是：翻译过程 = 译者的适应 + 译者的选择 [10] 。若将生态翻译学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中，批评者可根据译者是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与是否做出了相应的选择这两个方面来评判译文。下文将生态翻译学理论与《活着》英译本结合，从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对该译文进行分析与批评。
3. 《活着》译者的选择性适应
3.1. 译者对“环境”的适应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生态环境包括原文的生态环境和译文的生态环境。当译者在翻译时面临困难，两者都需要纳入考虑。具体地说，原语的生态环境包括原文的语言特点、修辞手法、中国的民俗文化等，而译语的翻译生态环境包括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译语读者以及赞助商。但由于白睿文翻译《活着》并不是出于某个出版商的资助，所以在分析他是否适应了环境时，忽略赞助商这一个方面。
从原语的翻译生态环境来看，余华笔下的《活着》使用双重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同时从福贵和叙述者“我”的视角出发，观察主人公的生活，让读者感受他们的幸福与痛苦。此外，由于故事发生在中国乡村，所以余华使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和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来生动描绘福贵跌宕的一生。为了适应这样的原语环境，白睿文尽量保留原文风格，生动还原了主人公的故事。
从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来看，由于受到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同国家的文化皆为平等。正是在这种交际模式的影响下，美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美国人开始接受，甚至热衷于探究异国文化。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文化也愈发受到重视。由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中国鲜少与其他国家建交，对许多外国人来说，那段时期的中国是神秘莫测的。他们需要通过像《活着》这样的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所以，为了适应这样的环境，白睿文在翻译《活着》时一直秉承着呈现中国百姓生活的目的，比如经常采取直译和添加注释的翻译策略，在目标语允许的条件下，既保留原作的内容和语言表达习惯，又能保留原作的形式和风格，这很好地适应了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
从译语读者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与美国人在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历史环境、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译者需要去适应读者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的审美品位，因为翻译必须贴近原文和译语读者的思维方式。《活着》的译语读者是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甚少，一些文化负载词汇是白睿文需要攻克的难题。他在翻译时，首先正确表达了原文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思想，其次也借用翻译策略使译语读者准确理解文化负载词，很好地适应了译语读者。总而言之，白睿文在翻译《活着》时，不仅重现了原文风格，还很好地把握译语读者的审美与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充分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
3.2. 译者对“能力”的适应
译者对自身的综合考量就是对“能力”的适应，也是译者选择性适应的重要部分之一。为了提高翻译质量，译者在翻译之前就会考虑好自己的能力适应域，选择能够胜任的文本进行解读和翻译 [11] ，会尽量避免翻译那些自己不熟悉且没有十足把握的文本，否则，翻译出来的文本将会失去意义和价值 [12] 。对于译者而言，个人的翻译水平决定了自己适应哪种性质的翻译，要明确翻译任务，熟知翻译理论的适用域，知晓作者的行文风格，从而满足读者的期望，语言的文化交流也会产生共性。
白睿文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教授、东亚中心主任，美国当今活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文学及电影评论家。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近代中国文学、当代中国文学、中国电影、当代中国流行文化以及翻译研究。他的研究超越了国界，表现出中国以及海外华人社区丰富多彩的艺术与文化。由于白睿文曾去过南京，切身感受过当地百姓的生活，他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抱有热情，乐于钻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日益加深。同时，他也是名能力超群的译者，翻译了余华、叶兆言等名家的作品。他自己表示，选择要翻译的作品的条件是要与这部作品建立情感联系，而不是只建立雇佣关系，因为只有真正热爱它，才有耐心花大把时间与经历雕琢译作 [13] 。综上所述，具有极强的双语能力和双重文化背景的白睿文选择翻译《活着》这部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是适应其自身能力的体现。
4. 《活着》译者的适应性选择
接下来，本文将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分析白睿文的To Live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选择，如何使其适应度达到最佳。
4.1. 语言维度
白睿文在翻译《活着》时，从语言维度作出了许多转换，包括叙述视角、语言风格、修辞手法等。基于原作的语言特点，白睿文在保证译语读者可以理解的前提下，选择保留原作风格，传达原作的语义内涵和美学内涵。笔者将在下文进一步分析To Live中的词汇、修辞、风格是否再现原作，又同时适应了译语环境。
例11：
有人看到了我，就嘻嘻笑着喊：“来啦，来啦。” [14]
Someone noticed me and jokingly yelled, “They are coming! They are coming!” [15]
例2：
我丈人当时的脸就和松花蛋一样，我呢，嘻嘻笑着过去了。
As I asked, my father-in-law’s face would look like a preserved egg. Me, I’d just giggle and continue on my way.
从例1与例2可以看出，白睿文在翻译重复出现的词汇时，并未将其统一翻译成一种表达，而是根据不同的语境，把他们译成不同表达，符合读者的语用习惯。例1和例2的原语中都出现了“嘻嘻笑”，但白睿文把例1中的翻译成了副词“jokingly”，而把例2的翻译成了动词“giggle”。这表明，白睿文的翻译并不是一味照搬直译，而是将译文处理得像一本地道的英文小说，不会让读者产生困惑。
例3：
我给了她两巴掌，家珍的脑袋像是拨浪鼓那样摇晃了几下。
I slapped her twice, and her head swayed back and forth like a toy rattle.
例4：
过了一会，我听到爹在那边像是吹唢呐般地哭上了。
After a while I heard the woodwind-like sound of my father weeping.
例3和例4表明在处理《活着》中的明喻时，为了传递原文生动形象的风格，白睿文选择了保留明喻，尤其在例4中，为了展示福贵父亲悲伤的哭声，白睿文并未用任何形容词、副词或短语替换“像唢呐般”这个修辞，而是将其译成了“woodwind-like”，既让读者感受到了父亲的痛苦，又适应了原文的修辞方式。在生态翻译视角下，这是一种优质的适应性选择。
例5：
我爹三根指头执着一盏煤油灯从房里出来，灯光在他脸上一闪一闪，那张脸半明半暗，他弓着背咳嗽连连。爹坐下后问我：“债还清了？”
“还清了。”
Holding the kerosene lamp with three fingers, dad emerged from his room. The glow from the lamp danced upon his face, leaving it half illuminated and half cloaked in darkness. His back slumped over as he coughed incessantly. After sitting down he asked me, “did you settle the debt?”
“It’s settled.”
例5讲述了福贵父亲听说福贵赌博输光所有家产后的表现。第一句中的灯光很好地展现出当时昏暗和压抑的氛围。在译文中，白睿文使用“dance”一词，对应了“一闪一闪”，适应了原文的语调。而“还清”翻译成“settle”这一简单词汇，使译文风格通俗和口语化。所以该例表明，余华喜欢用短句和平调来表达两人沉重的心情，而白睿文也选择用简单词汇来保留其通俗简明的语言风格。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通过多样处理重复词汇、保留明喻以及采用简单词汇，白睿文在不影响理解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原文的语言维度，译文中的词汇、修辞和语言风格活灵活现地将一位几近绝望的中国老农形象跃然纸上。
4.2. 文化维度
《活着》有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文中有许多关于文化的表达，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或短语。通过以下示例，笔者将分析白睿文翻译文化表达的策略，探寻其是否在文化维度做出适应性选择。
例6：
家珍那天晚上走了十多里夜路回到了我家。
That night Jiazhen walked over ten li* in the dart to get home.
(*Chinese unit of length equivalent to 1/2 kilometer or 1/3 mile.)
例7：
村里人下地干活开始记工分了，我算是一个壮劳力，给我算十分。
When the other villagers went down to the fields to work, they started to keep track of work point*. I was considered a strong worker, so they gave me ten points.
(*A unit indicat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abor performed and the amount of payment earned in rural communes.)
例6和例7显示，白睿文在面对中国特有的文化词汇时，他选择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来保留小说原味。比如在翻译测量单位(斤、里、亩)时，他并未直接换算成公里或英里，而使用拼音表示，并在句后加上相应注释。在翻译“工分”时，他直接译成“work point”，并加以解释。这种策略不仅传达了原意，还保留了文化原味，满足了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好奇。
例8：
那妓女嘟嘟哝哝背着我往城门走，说什么雷公不打睡觉人。
As the prostitute carried me towards the city gate she wouldn’t stop yapping, blabbering on about how not even the god of thunder strikes people while they are asleep.
例9：
你家少爷长大了准能当个二流子。
I guarantee you that when that son of yours grows up, he’ll be nothing but trouble.
例10：
这日子过得比当二流子还舒坦。
These days our lives are more comfortable than that of a carefree loafer!
以上这三例展示了白睿文在翻译俗语时使用的翻译策略，它们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例8中的“雷公不打睡觉人”是一句中国俗语，原句是“雷公不打吃饭人”，意思是指大人不应在吃饭的时候批评教育孩子，在原文中的意思是妓女抱怨福贵打扰了她睡觉，不应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来叨扰。白睿文采用异化方法，虽然将“雷公”译成了读者们熟知的“god of thunder”，但这整句话的意思仍容易造成误解。而在例9和例10中，他使用归化法翻译“二流子”，将俗语的文化内涵充分表达出来，使读者理解原文。异化虽然保留了中国文化的韵味，却给读者造成了困难，所以翻译某些俗语时，他并没有为了英语读者做出适应性选择。
总体而言，白睿文从文化维度做出了很多适应性选择，针对不同的文化词汇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对于具有中国文化特有的词汇，他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保留原文的历史感；针对中国的俗语与谚语，他选择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方式，但在翻译某些俗语时，异化手法并未将原语的意思完全传递出来，读者可能难以理解。
4.3. 交际维度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是指译者要在译文中实现原文的交际意图 [12] 。事实上，上文讨论的两大维度都和交际维度有关，因为这三个维度本身就存在内部的逻辑关系。无论是保留原文还是修改原文都能帮原文实现交际意图。本小节主要研究白睿文是否在译文中传递了中国的生活处世哲学，从而完成了交际维度的转换。
《活着》写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余华想表达“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14] 根据余华的人生哲学，白睿文将原本的题目“Lifetimes”改为“To Live”，因为“Lifetimes”是一个名词，而“Live”是一个动词，强调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人都要活下去，不要因为绝望而放弃生命，这与余华想要传达的核心思想相符。
例11：
先是咿呀啦呀唱出常常的引子，接着唱出两句歌词——皇帝找我做女婿，路途迢迢我不去。
First he sang a long introductory melody, then came two lines of verse: The emperor beckons me; he wants me to marry his daughter. The road to the capital is long and distant; I don’t want her.
该例也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目标不在于荣华富贵而是平安健康，白睿文通过翻译，将中国人无为而治的思想表达了出来。上述两个例子都说明白睿文将余华的核心思想和中国的处世哲学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完成了交际维度的转换。
5. 结语
《活着》以小人的第一人称视角，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变迁娓娓道来，叙事风格朴实、灵活，在简单词汇中渗透出浓厚的乡土气息。美籍汉学家白睿文先生精通两种语言和两国文化，知晓原作和英语读者的需求，顺应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充分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在语言上，他的译文继承了原作的风格，整篇以简单词汇为主，翻译修辞，最大程度地还原《活着》的风味，同时为了便于理解，对反复出现的词汇，不拘泥于一种翻译，使译文通俗易懂；在文化上，白睿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有词汇，当遇到文化冲突，他便采用注释或归化的方法来取得平衡；在交际上，白睿文并未改动关于中国人生哲学的句子，反而将其还原出来，实现了原文的交际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有一些原文的文化内涵没有转化过来，异化手法可能导致英语读者读得懂语言却读不懂内涵，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还需要在正文外加以注释和解读。
文学翻译并非是一一对应的语言转换，而是一次文学写作的在创造。一方面，文学翻译要忠于原著，又要避免为求“忠实”而失落文学的想象力和艺术性。另一方面，文学翻译要符合当下的语言习惯和读者的审美趣味，做到雅俗共赏。白睿文所作出的适应与选择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他打开了一扇窗，将《活着》的世界展示给英文读者，让他们离余华和中国文化更近了一些。
NOTES
1第四章所引用的例子皆来自于余华《活着》与白睿文的To Live，所以后文例子省略引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