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是指在校园环境背景下，发生在校园内外(主要是校园内)的以学生为主要卷入对象的一种权利不平衡的攻击行为。一般来说在卷入校园欺凌的学生当中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角色：欺凌者、受害者、欺凌——受害者(既是欺凌者又是受害者)和旁观者(张茜，程君菡等，2022)。其中，受害者普遍具有面对力量较强的同伴的故意伤害并且无力保护自己的经历。校园欺凌对于所有卷入其中的学生的身心都将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诱发青少年情绪与精神障碍，甚至造成自杀现象的出现(Espelage & Holt, 2013)，长时间来看还有可能导致成年后的暴力犯罪(Olweus, 2013)。因此，校园欺凌不仅仅是校园问题，更是需要大量社会成本的社会公共卫生和安全问题，应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校园欺凌严重干扰学生正常的校园生活，使其对校园丧失兴趣，降低校园适应和学业成就(Yu & Zhao, 2021)。有研究发现，校园欺凌通过校园归属和学生卷入度影响智利儿童的学业成就(Carrasco et al., 2022)。然而，校园欺凌与校园归属及学生卷入度的关系依然不明朗。
学生卷入度(student involvement)是指学生对学校教育的个人投入程度(谢家树，覃凤荣等，2019)，即学生作为学校活动的主要成员，在情感，认知，行为等各个方面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等相关活动的投入水平(Lewis et al., 2011)。有研究者发现，校园归属与学业卷入度在欺凌受害与学业成就之间起着调节作用(Li et al., 2020)。而校园欺凌会影响学生出勤(Laith & Vaillancourt, 2022)，必将严重降低学生卷入度。谢家树和梅里的研究发现学生卷入和校园欺凌存在显著的负性相关关系(谢家树，梅里，2019)，提高学生的卷入程度是降低校园欺凌发生的有效途径。
已经有研究表明校园氛围(school climate)既是校园欺凌重要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重要的保护因素(Mandira & Stoltz, 2021)，其中校园归属感(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是校园氛围的重要内容(Johansson et al., 2022)。校园归属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学生能够在校园生活中得到社会支持，感受到自己被学校以及学校师生所接受和认可，并且认为自己是学校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第二就是学生在心理体验上和学校之间产生的情感情绪的联结，包括对学校的喜爱，与学校荣辱与共的联系感觉，并且对学校的价值进行肯定(程玮，关颖榆，罗瑜，2020；Anderman, 2002)。已有研究表明校园欺凌的经历会降低学生的校园归属感(Han et al., 2021; 徐柱柱，2021)，并且产生长时间的低落情绪以及一系列其他心理问题，其中抑郁情绪是由校园欺凌引发的负面情绪当中最常见的一个(王沛，张琳钰，李宇彤，2021；Zhai et al., 2020)。同时校园归属感是学生在校的卷入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阳泽，2009)。学校归属感在学生与学校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心理联结，学生会认为学校的事情与自己直接相关，从而产生对学校的责任感，并诱发积极的学校投入(张汉泉，2014；He & Fischer, 2020)。
李朗、邱静等人(李朗，2022；邱静，2022)指出，中小学生在面临学习生活的压力条件下具有很大的抑郁风险，而校园欺凌也是青少年抑郁情绪的诱导因素之一(周婷等，2022；任萍等，2021)。卷入校园欺凌的学生比未卷入的学生会有更强的抑郁情绪(Kaltiala-Heino et al., 2000)。同时，良好的校园归属感可以降低学生们的抑郁情绪(张颖，罗松涛，2021；阮春红，姚若松，2019)，使学生更好地融入学校和班级的活动，增强学生的学校卷入程度，投身班级事务，这不仅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也有积极影响。
根据谢家树(谢家树，梅里，2018)等人的研究我们发现校园欺凌负向预测学生卷入，并且校园欺凌与校园归属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申燕妮，辛涛，张佳慧，林喆，2019)。校园归属感是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的保护性因素，当校园归属感下降时容易导致抑郁情绪的提高(潘发达等，2010；翟一露，2007)，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卷入情况。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阳科峰，孙明娟，2018)认为行为的改变是受到个体、环境和行为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在对社会学习理论下的校园欺凌行为的研究中指出，校园欺凌行为当中往往缺乏具体的评价和反馈，基于这种和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的匮乏容易使欺凌行为更加恶化。所以在研究校园欺凌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我们可以关注个体情绪、校园环境与归属感以及卷入欺凌的行为等内容；潘发达等人(2010)关于校园归属感的研究认为学校归属理论包含的依恋、承诺、卷入和信念和对学校的归属感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校园归属感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会伴随着学生卷入程度的下降。因此本研究从社会学习理论和学校归属感理论出发，探讨校园欺凌和学生卷入程度、校园归属感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抑郁情绪在校园归属感和学生卷入之间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各变量间的关系构想图如图1所示：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图1. 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构想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分别从唐山某两所中学和某小学抽取样本共1527份，其中小学生788人(51.6%)，中学生739(48.4%)人；男生829人(54.3%)，女生698人(45.7%)；5年级402人(26.3%)，6年级386人(25.3%)，7年级370人(24.2%)，8年级369人(24.2%)；汉族同学有1407人，占总样本的92.1%，满族同学98人(6.4%)，其他少数民族同学22人(1.5%)。通过问卷星线上进行问卷收集。
2.2. 研究工具
1) 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 (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Student简称DBVS-S)中文订修版。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1。其由17个项目组成，其中1个项目不参与评分。其余项目在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四个维度上分布均匀。量表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1”表示“从不”，“2”表示“偶尔”，“3”表示“每月一次或两次”，“4”表示“每周一次”，“5”表示“每周多次”，“6”表示“每天”。当受试者选择“一个月一次或两次”或更频繁时，则认为被欺凌了，分数越高，欺凌就越严重。
2) 特拉华学生卷入度量表(Delaware Student Engagement Scale-Student简称DSES-S)中文修订版。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4。共有11个项目，本研究的学生卷入量表的计分方式是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同意”，“4”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学生就越投入。
3)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s, CES-D)。流调中心抑郁量表是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的Radio于1997年编制的最初以研究抑郁症状为主要目的的量表(Radloff, 1977)。共20题，其中4个为反向计分。要求受试用0~3级评定最近1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总分为0~60分。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3，结构效度为0.890。
4) 学校归属感量表(PSSM中文版)比较通用的测量归属感的量表是由香港学者Cheung和Hui (2003)在美国心理学家Goodenow (1993)编制的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中文修订(PSSM-CR)，该量表共有18个项目，主要对抵制感与学校归属感这两个维度进行测量。本量表为李克特六点量表，从1到6分按照从“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不同意”、“基本同意”、“同意”和“完全同意”由低到高计分，其中5个项目反向计分。总分代表学校归属感的高低，得分越高，说明学校归属感越强。该量表各维度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17，0.820，0.67，0.873；重测信度分别为0.809，0.813，0.65，0.848。
2.3. 数据处理
本实验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本研究中，校园欺凌、校园归属感、学生卷入程度和抑郁情绪的数据均是通过量表由学生自评得到的，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并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未旋转的情况下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6.82%，小于40%的临界值，可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校园欺凌、学生卷入、校园归属感和抑郁情绪的性别差异
对校园欺凌、学生卷入、校园归属感与抑郁情绪进行性别差异检验。结果发现，校园欺凌上，男生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明显大于女生(表1)，这与前人研究一致(王丽萍，王阳，2021；谢家树，魏宇民等，2019)。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variables (N = 1527)
表1.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N = 1527)
3.3. 校园欺凌、学生卷入、校园归属感和抑郁情绪在小学生和中学生之间的差异
对校园欺凌、学生卷入、校园归属感与抑郁情绪在小学和中学阶段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在校园欺凌方面小学阶段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明显大于中学阶段的学生(表2)。
Table 2. Differences of variabl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grades (N = 1527)
表2. 各变量在中小学年级上的差异(N = 1527)
3.4. 校园欺凌、学生卷入、校园归属感和抑郁情绪的相关分析
在本研究中经过数据分析发现，校园欺凌、学生卷入程度和校园归属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表3)。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related analysis results of school bullying, student involvement, school belonging and depression (N = 1527)
表3. 校园欺凌、学生卷入程度、校园归属感和抑郁情绪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N = 1527)
注：**p < 0.01。
由表3可知，校园欺凌与校园归属感负相关，与学生卷入负相关，校园归属感与学生卷入正相关，抑郁情绪和校园欺凌呈正相关，和校园归属感呈负相关。
3.5. 校园归属感在校园欺凌和学生卷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校园欺凌、学生卷入和校园归属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满足中介效应的前提，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The mediating role of school belonging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and student involvement (N = 1527)
表4. 校园归属感在校园欺凌与学生卷入度之间的中介作用(N = 1527)
注：***p < 0.001。
校园归属感在校园欺凌和学生卷入之间的中介效应的分析(表4)说明校园欺凌能够负向预测学生的卷入程度，也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学生的校园归属感；校园归属感在校园欺凌和学生卷入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2.71%。
3.6. 抑郁情绪在校园归属感和学生卷入之间的调节作用
检验抑郁情绪在校园归属感和学生卷入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5。
Table 5.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elonging and student involvement (N = 1527)
表5. 抑郁情绪在校园归属感与学生卷入度之间的调节作用(N = 1527)
注：***p < 0.001。
对抑郁情绪在校园归属感和学生卷入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说明校园归属感和抑郁情绪的交互作用对中小学生的卷入程度的预测作用显著，这表明，抑郁情绪是校园归属感和学生卷入之间的调节变量。
Figure 2. A simple slope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elonging and student involvement
图2. 抑郁情绪在校园归属感与学生卷入程度之间的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抑郁情绪调节作用的趋势，本研究将校园归属感和学生卷入程度的得分按照高
、低
分为两组，并对调节效应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
经过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同抑郁情绪下校园归属感越强时学生的卷入程度会越高。但是校园归属感越高时在高抑郁情绪条件下的学生卷入程度提高趋势要大于低抑郁情绪条件下学生卷入程度的提高趋势。见图2。
在低校园归属感的情况下，低抑郁情绪的中小学生比高抑郁情绪的中小学生的学生卷入程度要高，在高校园归属感的情况下，低抑郁情绪的中小学生比高抑郁情绪的中小学生的学生卷入程度要低；在高校园归属感的情况下，学生卷入程度比在低校园归属感的情况下有显著的提升，且对高抑郁情绪有更加显著的作用。这进一步说明了抑郁情绪在校园归属感对学生卷入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现象在性别上有显著的差异。这与以往研究一致，即，男生卷入校园欺凌要高于女生(张文新等，2009)。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性别差异可能是由于男生女生性别角色构建存在差异(Shaheen et al., 2018)。男生对于校园欺凌有更高的可接受度(Connell, 2012)。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观点逐渐开放包容，女性的性别角色也变得更加独立，但是这种社会角色并没有同步地进行改变，仍旧是处于一种男性更为强势的社会(吴梦雪，刘晓，2019；杨宏飞，叶映华，2006)。也有学者指出，女生在社会交往方面更加倾向于采取关系取向的交往目标，更加注重同伴和老师的评价，而男生则更多的倾向于社会地位取向的交往目标(李佳哲，胡咏梅，2020)，关心自己是否在同伴群体当中处于控制地位，而为了进一步争取更高地位，男孩可能会采取攻击行为(Rose & Rudolph, 2006)。在年级差异方面，小学阶段的校园欺凌程度大于初中阶段，这和庞红卫，王燕春(2018)的研究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长以及接受教育层次的增高，学生之间发生欺凌行为的现象会明显减少。
本文关于校园欺凌和学生卷入程度的研究表明，卷入校园欺凌的情况可以负向预测学生在校的卷入程度，并且学生的校园归属感在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在很大原因上可能是由于卷入校园欺凌的青少年经受遭受更多的负面生活事件，导致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谢家树，梅里，2019)，长时间陷入焦虑抑郁的痛苦情绪，使自己无心参与校园活动。
校园欺凌在很大程度上也会降低学生的校园归属感，降低自己与学校的连结状态(Renick & Reich, 2020)。长期遭受到的来自语言、社会关系、网络或者身体上的欺凌是造成学生的校园归属感不高的重要原因(Wilson, 2010)。并且，学生校园归属感的不足，容易导致学生情绪低落，甚至造成严重的抑郁情绪，学生逐渐不愿在校园活动当中的付出，致使学生的卷入程度下降，当然也会导致学生学业成绩的下降(刘峰，施雪琴，2021)。
校园欺凌是造成青少年抑郁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王京京等，2022)，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增强学生的校园归属感和学生卷入程度，同时也是学生形成健康良好的心理状态的重要条件。Cornell等人的研究表明学生对校园氛围的感知能够影响校园卷入程度，消极的校园氛围会降低学生对校园活动的卷入程度(Cornell et al., 2016)。Li在一项追踪研究当中发现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卷入程度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的学生的问题行为和抑郁水平都相对更低(Li & Lerner, 2011)。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抑郁情绪在校园归属感对学生卷入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校园欺凌的卷入程度对学生的校园归属感和学生卷入程度都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校园归属感对学生卷入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鉴于此，学校应该更加关注学生的人际关系，提高校园归属感提高学生的卷入程度。当学生喜欢并且融入到学校这个大集体当中，就会产生团体认同感，产生为团体做出贡献，投身团体事务的意愿，由此也会降低伤害同学的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抑郁情绪在中介作用中的调节作用分析表明，抑郁情绪的高低在低校园归属感的条件下对卷入程度的差异更为明显，这反映出高校园归属感也可以抵消抑郁情绪的消极影响。
因受到疫情、人力和时间限制，本次研究中采用的是横断研究，得出的结果并不能体现出学生心理特质的纵向变化特点；并且，样本抽取局限于一地，年级分布有局限，后期的研究可以将增强样本代表性。
本研究为探究校园欺凌作用于学生卷入的途径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结果提示，关注学生的社会情感和校园人际关系是促进学生学习投入，提高学业成绩的有效方法，也是维护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措施。这为学校对校园欺凌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小学生校园欺负的影响因素及对认知发展的损害(A201901126)。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