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其关键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任务，以增加农民收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经济转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配置问题日益凸显，作为劳动力主要来源地的农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已成普遍现象。然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成为了掣肘农民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研究有助于减少城乡二元经济差异，实现劳动力的统一和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的多元化，进而提高农民收入和减少贫困。大量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意愿不仅受囯家宏观政策的影响，更受其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限制。但是当前研究对象很少聚焦在青年劳动力身上，该群体作为外出务工的中坚力量，能够凭借自身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外出务工选择就业，进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因此，本文旨在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8年个体访问数据，借助Stata软件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研究将重点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方面的影响因素。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外出意愿
所谓人力资本即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其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不随产品的出卖而转移 [1] 。人力资本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在微观层面上人力资本大多通过受教育程度或总体受教育水平等变量来衡量，而宏观领域的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健康和迁移等变量衡量 [2] [3] 。但整体来看，多数研究选取受教育程度 [4] 、技能培训程度 [5] 以及过往工作经历 [6] 作为个人的人力资本的测度指标。客观而言，农村劳动者的非农就业能力、机会获取能力以及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力资本所决定的；主观而言，农村劳动者愿意离开农田的愿望也决定了其走出家乡，进行非农务工的实践 [7] 。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教育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和收入 [8] [9] ；还有学者指出，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概率越大 [10] 。技能培训程度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研究表明技能培训程度是影响劳动力外出意愿的重要因素 [11] ，而作为衡量技能培训程度的重要表现之一，专业资格证书获取情况常被选取用以考察技能培训程度对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情况，掌握现代生活基本技能越多的人越倾向于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 [12] ，技术培训在提高农村劳动者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的同时，也提高了其非农就业的机会和薪资水平的预期，进而增加了其外出务工的可能性 [13] 。此外，众多学者认为过往工作经历这一人力资本要素能对劳动力流动产生极大的影响，其中王兆萍等从嵌入性视角指出相比于没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劳动力越不愿意就地转移，他们更倾向从事农业生产 [1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1.1：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越强。
研究假设1.2：相比于没有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的，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更强。
研究假设1.3：相比于没有农业生产经历的，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更弱。
2.2. 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外出意愿
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变量，学界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与对象，划分社会资本类型的标准与视角也不尽相同。唐为和陆云航等人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关系网络、信任与和谐 [15] ；贺志武和胡伦等人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等 [16]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社会支持、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三个维度。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网络结构中的重要资源，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起着可不忽视的作用 [17] 。刘雨升将社会资本分为城市社会资本和农村社会资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城市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城市社会资本越多越能够帮助农户适应城市生活，但农村社会资本对劳动力外流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18] 。付慧娟从组织和网络、信任和团结、信息和传播、赋权和政治行为等多个维度衡量社会资本，得出社会资本能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给予很大的帮助，对非农就业时间有显著的影响的结论 [19] 。但部分研究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认为本地的社会信任 [20] 和强关系社会资本 [21] 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具有消极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2.1：在本地可以获得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人越多，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就越弱。
研究假设2.2：与本社区的邻里、街坊和居民熟悉程度越高，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越弱。
研究假设2.3：与本社区的邻里、街坊和居民熟悉信任程度越高，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越弱。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该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所有劳动力。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以及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进行样本筛选。本研究的焦点是农村青年劳动力(年龄介于18至45岁之间)。在从CLDS2018中挑选户籍为农村户口的样本的基础上，排除了缺失值的影响，最终得到了1385个有效样本。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本文旨在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3.2. 变量
3.2.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Y是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在CLDS2018个体问卷中，将因变量Y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体现为“请问您是否打算外出务工？”，如果访问者选择“是”，则是打算外出务工，意味着该农村青年劳动力有外出意愿，将其赋值为1；如果访问者选择“否”，则是不打算外出务工，意味着该农村青年劳动力没有外出意愿，将其赋值为0。
3.2.2. 核心自变量
本文选取的核心自变量可分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从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自身情况出发探讨农村青年劳动力离乡的影响因素。
1) 人力资本
探究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创业意愿产生的影响。为了量化人力资本，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衡量变量：受教育水平、专业资格证书获得情况，以及农业生产背景。受教育水平通过“您的最高学历是？”进行测量，将“未接受教育或小学”赋值为0，“初中、中专、技校或高中”赋值为1，“大专、本科及研究生以上”赋值为2。获取专业资格证书的情况则通过“您是否获得过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进行测量，选择“否”赋值为0，“是”赋值为1。农业生产经历通过“您是否有农业生产经历？”来测量，选择“否”赋值为0，“有”赋值为1。
2) 社会资本
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创业意愿的影响，将社会资本测量分为三个变量，分别是社会支持、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社会支持通过“在本地，您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他们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人？”进行测量，“0人”赋值为0，“1~9人”赋值为1，“10~20人”赋值为2，“20人以上”赋值为3。社会网络通过“您和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进行测量，“非常不熟悉”赋值为0，“比较不熟悉”赋值为1，“一般”赋值为2，“比较熟悉”赋值为3，“非常熟悉”赋值为4。社会信任通过“您对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进行测量，“非常不信任”赋值为0，“比较不信任”赋值为1，“一般”赋值为2，“比较信任”赋值为3，“非常信任”赋值为4。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数项基本人口学指标作为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选取性别、婚姻、政治面貌与劳动力身体情况四个控制变量，并将他们操作化为虚拟变量，具体操作化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3.3. 回归模型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个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具有研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优势有关，但要求因变量取值非0即1。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在因变量Y为二分变量时，事件发生概率的表达式为：
式中：P为外出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X为外出意愿自变量因素；α和β分别为Logistic回归模型截距和回归系数；(
)为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其中，事件的发生可能性P与不发生的可能性(1 − P)之比称为比数(odds)，即odds = P/(1 − P)。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N = 1385)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 = 1385)
4. 实证分析
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如表2所示。模型一纳入了控制变量，模型二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了人力资本的相关变量，模型三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社会资本的相关变量，模型四为全模型，纳入了全部自变量，模型拟合度最好。
4.1. 控制变量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
模型一显示了控制变量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1) 性别，结果显示性别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且相比于女性，男性的外出意愿更加强烈。2) 婚姻状况，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系数为−0.753，表示相比于未婚青年，已婚青年的外出意愿更不强烈，也就是说已婚青年更不愿意外出务工。3) 政治面貌，结果显示政治面貌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4) 身体健康，结果显示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身体健康与否并不影响农村青年的外出意愿，侧面验证了劳动力外出与否往往考虑的是家庭与经济因素，会相对忽视个体身体因素的影响。
4.2. 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
模型二显示了在控制社会人口特征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1) 受教育程度，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初中、中专、技校与高中学历的农村青年愿意外出务工的发生比是未接受过教育和小学学历的1.2倍(p < 0.01)，最高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村青年愿意外出务工的发生比则是未接受教育和小学学历的0.407倍(p < 0.01)。可见，受教育程度与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呈现“倒U型”关系，假设1.1不成立。2) 专业技术证书获取情况，结果显示专业技术证书获取情况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没有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的，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的农村青年更愿意外出(p < 0.05)，发生比为1.382，假设1.2成立。3) 农业生产经历，结果显示相比于没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更强烈(p < 0.05)，该项系数是0.448，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愿意外出的发生比是没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的1.566倍，因此假设1.3不成立。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youth’s willingness to go out (N = 1385)
表2. 农村青年外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N = 1385)
注：(*p < 0.05，** p < 0.01，***p < 0.001)。
4.3. 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从社会支持、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个层面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的影响。1) 社会支持，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并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关系。其中，与在本地可获得支持人数为0的农村青年相比，可以获得支持的人数在1~9人的更倾向于外出务工(p < 0.01)，该项发生比为1.209，而可获得支持人数在10~20人(p < 0.001)以及在20人以上(p < 0.01)的农村青年则更不愿意外出务工，系数分别为−0.144和−0.111，假设2.1不成立。2) 社会网络，结果显示居民熟悉程度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没有显著影响(p > 0.05)，假设2.2不成立。3) 社会信任，结果显示社会信任程度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对本社区居民的信任程度为一般(p < 0.01)、比较信任(p < 0.01)和非常信任(p < 0.05)的农村青年愿意外出的发生比分别是非常不信任的0.108、0.100和0.126倍，也就是说农村青年与本社区居民的信任度越高，就越不愿意外出，假设2.3成立。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中1385个样本的调研数据，从实证方面分析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之间的影响，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力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与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呈现“倒U型”关系，拥有初中、中专、技校与高中学历的农村青年相比于未接受过教育和小学学历的农村青年更愿意外出，而最高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村青年则更不愿意外出，这与以往研究中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的研究结论有所出入。本文认为，这可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关。在党的十九大上，我国作出了乡村振兴重大战略部署，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下，要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人才振兴是关键，要求农村地区提出配套措施充分吸纳回流劳动力，合理引导劳动力就业，因此受到相关政策以及个人情怀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高质量知识分子可能更倾向于返回或留在家乡进行建设。
第二，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和拥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更愿意外出务工，其中后者所得结论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不同，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农村青年劳动力身上，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往往承担着比较重的经济压力，且由于深知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不稳定性，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外出务工的方式来寻求工作机会、增加家庭收入、缓解经济压力。除此之外，农村青年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拥有农业生产经历的农村青年可能更加意识到农村的落后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他们希望通过外出务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探索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教育资源和社会地位。
第三，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具有重要影响，但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中，社会支持与社会信任均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受社会网络的影响并不显著。社会支持与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呈“倒U型”关系，相比于在本地没有可获得支持的农村青年相比，可以获得支持的人数在1~9人的更倾向于外出务工，而可获得支持人数在10~20人以及在20人以上的农村青年则更不愿意外出务工。社会信任则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本社区居民的信任度越高，农村青年就越不愿意外出。
最后，为提升外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就业水准，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增强自身人力资本，加强资源开发与核心竞争能力。农村青年应加强基础教育，同时政府要积极推行多种职业技能培训和线上教学，构建在线技能培训平台，为有意愿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培训，以提升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二是建立社会资本交流平台，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政府可以引领社会资本交流平台的构建，鼓励农村创业和外出务工成功人士分享经验与就业信息，以助于有外出务工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减少寻找机会的成本，从而推动外出务工就业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