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宁波天一阁创建于嘉靖四十年(1561)至四十五年(1566)之间，是亚洲唯一从未中断重建，至今仍保持原貌原样的家族图书馆。
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又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嘉靖十一年考取进士，初任湖广随州知府，嘉靖十五年(1536)任工部员外郎，嘉靖十九年(1540)出为江西袁州府知府，嘉靖三十三(1554)年，因父母相继去世回家。嘉靖三十七(1558)起补河南，升副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诸郡，嘉靖三十九年(1560)升兵部右侍郎，同年十月，去官归里。范钦病故后，他的长子范大冲和同乡沈一贯等人为他奏请恤典，由巡抚浙江都御史温纯称其“历藩臬俱有声称，任巡抚尤多勋绩，行谊允乎于乡曲，著述见重于士林，致仕奉有钦依”。 [1] 范钦一生践行了士大夫理想的处世之道，无论在外为官，还是居乡为绅，皆能有所作为，他所创建的天一阁藏书更是泽被后世。
2. 天一阁主人范钦的藏书事业
范钦曾说：“夫君子应世而兴，鼎峙三才，囊括万汇，岂徒与俗浮沉，唵没终年已哉？将必抗志人代，茂树名行。进则佐人主，遵皇王之略，起仆苴漏，康济元元。否则，奉身而退，闭关却扫，举圣人之道而阐明之，成一家言，以诏人人。斯能矫世振俗，列于儒者之林，前之千古，后之来今，何莫不由斯！” [2]
藏书是范钦的终身嗜好，自嘉靖十一年(1532)中进士以后，范钦浮沉宦海近三十年，出于为官的职务便利和实际需要，他搜集了许多当代的奏议、政书、传记、地方志、科举文献等等。故此范钦的藏书以当代文献为重点，这一鲜明特色与其官场经历和经世、实用的藏书理念是分不开的。
范钦去官归里后，仍然活跃于地方事务，并与同道之人交往，继续藏书、刻书，惠人良多，成为德高望重的乡贤。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和范钦的交往一直被视为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迁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广西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南京大理寺卿等职。大约隆庆末年，范钦向王世贞提出互通藏书，以补阙失,王世贞作《答范司马》云：
所喻欲彼此各出书目，互补其阙失，甚盛心也。家旧无藏书，自不佞之嗜之，颇有所储蓄，二藏外，亦不下三万卷。而戊辰后，薄宦南北，旋置旋失，未暇经理。今春构一书楼于弇山园庋之，长夏小闲，当如命也。闻古碑及抄本毋隃于邺架者，若家所有宋梓及书画名迹，庶足供游目耳。何翁健骨天宇，至欲得一二外，护遂成道，恐亦是江湖间语。
诸刻巳再领贶，其《商子》却是新属梓者。种种精好，每羡邺侯架头三万卷，牙籖玉轴，思欲效服子慎共扫除之役而不可得。 [3]
两者的藏书来往主要集中范钦所藏的碑刻、抄本和王世贞所藏的宋刻本、书画名迹。范钦所作《酬王凤洲中丞》中提到：“交臂论文上国秋，别来梦想满沧洲。远书缱绻高怀见，往事侵寻短发愁。肯向乾坤论瓠落，直惊词赋擅风流。平原旧约依然在，安得乘槎十日留。” [2] 王世贞的所有著作如《会纂纲鉴》《弇州史料前集》《后集》《伏阙稿》《县阳大师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入魏稿入淅稿入晋稿入楚稿》《阳羡诸游稿》《拟古诗》《凤洲笔记》《四六雕龙》《艺苑卮言》《南北二鸣编》等，包括其弟王世懋的《白门稿略》《纪游稿》和《西征集》等，天一阁均有所收藏。
范钦结识的大部分朋友或多或少与他的藏书爱好和藏书事业相关，考察范钦的交往活动可以发现这与他的藏书事业有紧密联系，他所结交的同乡或同官都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且有不少朋友同样有藏书的志趣，他们交往时或是诗文唱和，或是赠书抄书，这些都成为天一阁藏书的广阔来源。骆兆平总结天一阁藏书来源有四：是范钦足迹所到之处留心收集；二是向藏书之家借抄；三是购入丰坊万卷楼、袁忠徹静思斋等故家散出之书；四是得自友朋所赠。 [4] 若是更进一步分析，得友朋者为最主要的来源，购买是最次要的来源。范钦积极又有效地利用了社会交往中的人际资源，为藏书事业创造独特条件，保留了大量地方志书、奏议政书、当代文集。范钦与好友之间互相传抄、馈赠、购买图书的活动，发挥了藏书的流通性和互动性。这些互动是藏书家之间的一种藏书补充与交流形式，也是一种追求共同理想的精神内聚，合作缔造藏书的价值观。这种以书为中心的社交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的文化圈。 [5]
范钦把自己四处搜集而来的图书寄回宁波存放，最初“东明草堂”是他的藏书处，因范钦号东明，故题其书室为“东明草堂”。随着范钦的藏书数量越来越丰富，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在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前后修建了天一阁。天一阁藏书楼是两层砖木结构的硬山顶重楼式建筑，坐北朝南，通高8.5米，斜坡屋顶，青瓦覆上。一层面阔、进深各六间，二层除楼梯间外为一大通间，以书橱间隔。阁前凿“天一池”通月湖，园林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
天一阁所藏书目中，以明代科举文献和地方志最有价值，二者的质量和数量都独步天下，同时兼及明代政书、文集等，部分藏书已成为海内孤本。赵万里判断：“我想范氏搜辑这许多当代的史料，必有深意在内。” [6] 据统计，在鼎盛时期天一阁藏书达七万余卷，从研究明代政治、经济资料来说，天一阁的藏书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以宁波范氏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流派被称为浙东派，与其藏书理念近似的还有祁氏家族祁承㸁、祁彪佳、祁理孙，又称“三祁”。这些浙东派藏书家重视史部、集部和当代文献的收藏，对方志、时人文集、登科录、家谱等积极收集。宁波的历代藏书家，尤好留意桑梓，重视乡邦文献的收藏和集刊，为后人留存了大批宝贵的地方文献。
3. 天一阁对清代浙江民间藏书楼的影响
天一阁因其极具价值的丰富藏书、经典性的建筑形制和阁主范钦显赫的社会地位，在建成时便受到了文人士子的关注，但由于交通和信息所限，在当时的影响毕竟是区域性的、地方性的。通过应诏为《四库全书》编纂工程进呈图书，天一阁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进而被树立为藏书阁的典范，因此不止皇家的四库七阁效仿天一阁，民间藏书家在建造藏书楼时更是以此为例。
3.1. 天一阁对藏书设计的影响
乾隆年间杭州织造寅著曾去考察天一阁书楼建筑，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寅著详细报告了天一阁书楼上构造、书架的排列等情况，据称：“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左右砖甃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门窗。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两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绘图具奏”。 [7]
天一阁的这种设计给浙江藏书家修建藏书楼起到示范作用。卢址，字丹陛，又字青崖,宁波鄞县人，出身书香世家，从小酷爱藏书，曾任中书舍人官职，收集珍本，借抄异书，“以故叶氏篆竹堂、丰氏万卷楼、毛氏汲古阁、祁氏淡生堂、汪氏古香楼、金氏文瑞楼诸旧本，如水归壑。” [8] 《鄞县志》形容他的藏书规模“几出天一阁之上”，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修建“抱经楼”，其名取自韩愈《寄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救始终”之句。黄家鼎描写抱经楼设计：“历三十年，得书之富与范氏天一阁埒、乃于居旁隙地构楼，修广间架，悉仿范氏，惟厨稍高，若取最上层，须驾短梯。四面有圃，圃外环以垣墙，略植花木，以障风日。其保守之法，亦祖述天一阁，平日封锁，禁私开，禁烟火，禁出借。每岁伏日检曝，非云礽毕集不上楼。其所以无中堕，无偏废，良有以也。” [8] 这充分体现了在空间布局和营造方法上抱经楼沿用与天一阁相似的模式。天一阁的建筑形制将防火、防潮的实用性和园林风格的艺术性结合起来，被浙江乃至天下藏书楼奉为圭臬。
3.2. 天一阁对藏书制度的影响
比仿照天一阁建设样式更进一步的，还有对其藏书方式制度性的研究和推广。姚椿在登抱经楼后形容“其族人在者五六人，诸规制皆仿天一阁。” [9] 可见不只是书楼设计，抱经楼在藏书管理事务上也能看到天一阁的影子，卢址抱经楼无疑是模仿范氏天一阁的典型案例。
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曾在嘉庆年间三次登上天一阁观藏书，在嘉庆十三年(1808)形成了一部《天一阁书目》，其中书目十卷，补遗一卷，范氏著作一卷。作为天一阁藏书目录中编辑最早、流传较广的一部书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阮元还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天一阁“藏之久而不散”的缘故：一为“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二为“司马殁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方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三为“范氏以书为教，自明至今，子孙繁衍，其读书在科目学校者，彬彬然以不与祭为辱，以天一阁后人为荣，每学使者按部，必求其后人优待之。自奉诏旨之褒，而阁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 [10] 大体包括了禁火防火、严格管理、受政府优待这三方面，后人对于天一阁藏书始终延续的原因分析大多也无出其右。这些经验一边被总结一边也在被推广，正如近代学者陈登原在其《天一阁藏书考》一书中感慨道：“天一阁之禁遏政策，在藏书史中，又不得谓之无影响也。” [11] 到嘉庆十四年(1809)和十八年(1813)阮元自己在杭州立灵隐书藏，在扬州置焦山书藏，也设置了“但在阁中，毋出阁门”此类的条例，明显是沿袭天一阁的管理的一部分。
自范钦长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之后，范氏后人不再分配天一阁，作为范氏家族共同所有，继续实行“书不出阁”的规定，最大程度保证天一阁所藏不致流散。一直以来天一阁的藏书使用方面较为保守，制订的规定对族外人有较大的限制要求，这与宁波的五桂楼的创始人黄澄量的开放性对比鲜明。黄澄量有志于藏书，聚得图书在5万卷以上，在其宅南建立藏书楼，共三间二层楼。五桂楼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落成，因纪念祖上五人同中科举故此命名。黄澄量在《五桂楼藏书目识》中写到：“今世藏书之家，惟宁波天一阁为最久其制：橱门楼钥，子孙分房掌之；非齐至不得开，禁书下楼梯及私引亲友擅开，皆罚不与祭。故历久而书不零落余既构楼三间，以藏此书，盖欲子孙守之后世能读楹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 [12] 黄澄量明确表达出和范氏天一阁不同的藏书理念，突破了天一阁的“书不出阁”，选择适当开放私家藏书，这种认知在私有制条件下有促进文化流通的积极意义，一定程度可以视为对天一阁以“典藏”为首务的藏书规制的“革命”。但要指出，阮元对天一阁藏书制度的研究和模仿固然是天一阁在藏书事业中地位的体现，而黄澄量的藏书规则虽然是对天一阁制度的变革，但这本身仍然属于讨论天一阁藏书制度是否合理的范畴，亦是天一阁对民间藏书楼广泛影响的体现。
3.3. 浙江藏书家对天一阁的心理归附
在天一阁建阁三百年后，晚清藏书家陆心源在湖州建起皕宋楼，以收藏宋刻本得名，被誉为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陆氏同乡李宗莲曾为《皕宋楼藏书志》作序：“天下藏书家为人人推服无异辞者，莫如四明天一阁，然视先生所藏，其不如也有五：天一书目，卷衹五万，皕宋则两倍之，一也；天一宋刊不过十数种，元刊仅百余种，皕宋后三四百年，宋刊至二百馀种，元刊四百馀种，二也；天一所藏，丹经道策，阴阳卜筮，不经之书，著录甚多，皕宋则非圣之书，不敢滥储，三也；范氏封扃甚严，非子孙齐至不开锁，皕宋则守先别储，读者不禁，私诸子孙，何如公诸士林，四也；范氏所藏，本之丰学士万卷楼，承平时举而有之犹易，若皕宋则掇拾于兵火幸存，搜罗于蜱断炱朽，精粗既别，难易悬殊，五也。” [13] 李宗莲大力赞扬了皕宋楼特色鲜明的藏书风格，更重要的是他是通过和天一阁的对比来表现皕宋楼的可贵之处。范氏天一阁与陆氏皕宋楼藏书各有千秋，在此并非是要刻意将二者一分高下，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天一阁已确立了明清时期私家藏书届典范性的地位，不论是对它的效仿，还是超越，或是变革、对照，都体现了浙江地区藏书家一种以天一阁为参照的心理归附。
4. 结语
吴晗曾在《江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说：“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亦因之而兴。好学敏求之士往往跋涉千里，登门借读。” [14] 宁波藏书之风历史悠久，丰氏家族是跨时间长、影响大的书香家庭，根据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记载：“丰氏家族藏书肇自北宋。”有学者认为，开江浙私人藏书先声的当是丰稷。丰稷，明州鄞县人，北宋嘉祐四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丰稷第十六代孙丰坊，明嘉靖二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丰坊文采斐然，亦通书法，还在经学、易学、篆刻等领域有不俗成就。《鄞县志》形容他“性介僻而少容，寡谐于俗，以是积尤于人。” [15] 范钦是他的挚友，曾赋诗记录两人往来。范钦由袁州知府升任九江兵备副使时，丰坊写了《底柱行赠宪伯东明先生之江西》的长诗为他送行。丰坊殁后，范钦将之刻石，并跋云：“先生研精书学，神诣力追，为吴人所掩，迨殁而名大起。断缣敝楮，被以重购，斯亦罕矣。” [2] 丰坊的万卷楼的藏书则由范钦全数买下，如全祖望所说：“而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万卷楼旧物也。” [16] 丰氏是江南望族，范钦又与丰坊为邻，可以说丰坊是范钦藏书之路上的引路人，范钦那首《对月怀丰南禺》“独抱韦编希孔氏，共推词赋薄扬云” [2] 言辞间正是对二人曾共同研讨书籍版本、搜求古籍、推词赋诗的怀念。万卷楼和天一阁两座书楼传承连结起宁波的藏书风气，托举起绵延不绝的藏书文化。
黄宗羲曾在康熙十二年(1673)作为外姓人首次破例登阁后写下《天一阁藏书记》，感叹“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使天一阁开始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更具有学术意义的是黄宗羲“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这对天一阁藏书的流传意义深远。可以说从那时起，黎洲老人推开的这扇门再也没有关上，天一阁在几百年间迎来了万斯同、全祖望、袁枚、钱大昕、赵万里……这批学识深厚的大家和天一阁互相滋养。
以四明范氏天一阁为代表的历代藏书楼，陈编世守，墨香衍芬，是中华典籍最忠实的保护者，凝结着民族文化最珍贵的记忆。天一阁深刻影响了数百年来官私藏书楼的发展，以“天一阁范式”为核心的传统藏书楼，成为中华文化与民族记忆的永久见证。在私家藏书兴盛之势下，藏书楼“嘉惠士林”的功能得到发挥，这对促进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两浙藏书之风在浙东地区孕育了浙东学派，范氏天一阁的藏书成为他们进行学术活动所必需的文献资料，以天一阁为中心的藏书家之间的交流和天一阁与学术界的交互，在历史文化长河中不断传承发扬。
特定地域的藏书家群体所形成的文化景观，蕴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历史上的浙江经济发达，人文昌盛，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创造了灿烂的优秀文化成果。浙江的藏书世家是传承浙江藏书的主要群体，藏书世家也是维系地方藏书世传不辍的纽带，家族内部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传统，家族之间的联姻、师承、结友等种种关系，使家族内部藏书纵向传递，家族之间藏书横向联络，相互影响，构成纵横交错的藏书网。藏书文化在浙江社会中的凝聚力便在其中体现出来，他们的藏书活动，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藏书行为与思想，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追求与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