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世纪70~80年代周恩来主题绘画盛行的原因
周恩来总理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一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热爱人民、勤政为民” [1] ，为新中国的建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功昭千秋，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二十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周恩来主题绘画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政治经济难以为继，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府工作。1966年至1976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受到了一定影响，后期周恩来总理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当代中国研究所所著《新中国70年》一书中记述，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四次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终于在1975年1月成功召开，并于同时对经济、军队等领域进行全面调整，后期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总理继续主持工作，以“调整文艺政策”的方式对文艺领域进行了调整 [2] 。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主持下，国家政治经济情况转好，文艺界重新焕发生机，艺术家的创作环境有了改观，众多艺术家得以平反，重新获得工作，在当时的艺术家心中，周总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是周总理对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关注，发展并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首先，周恩来总理关怀新中国连环画的出版，为第一家中央直属的美术专业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题写社名，在连环画出版低迷之时，总理曾两次接见国务院出版口临时小组，询问情况，并于1971年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整理再版了《黄继光》、《红旗渠》等一系列优秀的连环画作品，《连环画报》杂志也得以重新出版。其次，1956年国务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关于建立北京画院、上海画院的决定。中央美术学院聘书停发后，秦仲文、吴镜汀等老一辈画家感觉没有出路，于是上书总理。周总理呼吁中西两派画家团结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展新中国美术事业，并开办画院，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曾说：“吸收传统，也不是样样都吸收，还是要批判接受，要鉴别。”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提供了较为安稳的环境。周总理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他对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关怀和照顾，使当时的艺术家对他格外崇敬。因此在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艺术家们纷纷拿起画笔，绘制大量以周恩来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寄托对伟人的思念之情。
2. 周恩来主题油画作品的构图形式与主题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三位伟人的接连逝去，使全国人民陷入了无尽的悲痛。怀着对伟人的崇敬，艺术家们纷纷拿起画笔，以周恩来总理的形象为主题，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其中尤以油画作品最具代表性。20世纪70~80年代以周恩来总理为主题的美术作品有11张，在构图形式和绘画主题上各具特色。
2.1. 构图形式
2.1.1. 向心式
向心式是指以一典型人物为中心点，其他次要人物围合或指向中心人物的构成方式，广泛运用于圣人、领袖等为核心的群像绘画中 [3] ，是新中国美术中塑造周恩来形象最常用的绘画形式，可以营造出一种“双重围观”的视觉效果，即画内群众对周总理的围观以及画外观众对艺术作品的围观，强化了周总理作为国家领袖的核心地位。张洪赞于1982年创作的油画作品《难忘的岁月》(图1)就是典型的向心式构图形式，描绘了周总理与民众一起吃饭并亲切交谈的场面，周总理坐在画面中心偏左位置，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拿着窝头，其余群众围绕身边，或坐或站，似是在回忆艰苦的革命岁月。
Figure 1. Unforgettable Years, Zhang Hongzan, 178 × 280 cm, oil painting, 1982
图1. 《难忘的岁月》，张洪赞，178 × 280 cm，油画，1982年
2.1.2. 主题肖像式
主题肖像式是指带有主题性的肖像画，将画面主体人物安排在特定的背景中，通常为单人半身像，重点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或深沉忧思，或精神焕发。靳尚谊创作于1977年的油画作品《江河大地的春天》(图2)，画面中的周总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逆光而立，头微微抬起，注视左上方，面带微笑，左手叉腰，右手挽着深色的外衣，站在一个小山坡上。背景处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江河纵横，绿意盎然，一派祥和安宁的气氛。作者靳尚谊以一种平常心将周总理安排在祖国大地上，力图表现周恩来总理在看到祖国大地充满生机后欣慰的神情，暗含着画家浓浓的敬仰之情。
Figure 2. Spring in the Land of Rivers, Jin Shangyi, 78 × 80 cm, oil painting, 1977
图2. 《江河大地的春天》，靳尚谊，78 × 80 cm，油画，1977年
2.2. 绘画主题
2.2.1. 人民与总理主题
直接表现周恩来总理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是此时期“周恩来”主题创作中最常见的主题。苏高礼、林岗、庞壔三人于1977年创作的油画作品《周总理是我们的贴心人》(图3)，描绘了周恩来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来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的场面，温暖的阳光洒在新修好的农家窑洞内，画面中心的周总理盘腿坐在炕上，手拿一根一尺多长的金黄色的玉米穗子，老少群众围坐两侧，亲切的拉着家常。门口站立的男子双手捧一盒水果，门外的深衣男子手持金黄的麦穗，似是在庆祝丰收的喜悦，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凸显出党的世界性胸怀，门框上的五星小喇叭是当时重要的通讯工具。作品采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显示了周总理和民众间的亲密关系以及那个年代特有的蓬勃朝气。
Figure 3. Premier Zhou is Our Close Person, Su Gaoli, Lin Gang, Pang Hua, 76 × 52 cm, oil painting, 1977
图3. 《周总理是我们的贴心人》，苏高礼、林岗、庞壔，76 × 52 cm，油画，1977年
2.2.2. 总理与新中国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经济、政治、外交、国防、教育等领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时刻关注社会主义的建设情况。油画家罗尔纯于1980年创作的作品《架起四海友谊桥》(图4)，一身灰衣的周恩来总理站立在画面正中，手中牵一黑色皮肤的儿童，两侧的非洲人民将他层层围住，生动呈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总理开创的一代外交新风。
Figure 4. Building a Friendship Bridge across the Four Seas by Luo Erchun, 200 × 240 cm, oil painting, 1980
图4. 《架起四海友谊桥》，罗尔纯，200 × 240 cm，油画，1980年
2.2.3. 军事主题
1927年，担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带领贺龙、朱德等人，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的第一枪。画家黎冰鸿生动再现了南昌起义的五位领导人在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前作最后动员的历史瞬间，周恩来站在台阶上讲话，左手挥动，右手叉腰，神情坚毅，充满必胜信念。还有部分军事题材绘画中，周总理作为主要人物形象出现。沈嘉蔚的油画作品《红岩》(图5)表现了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重庆红岩村的场景，几位革命前辈缓缓从楼梯走下，监视他们的特务狼狈逃跑，突出了共产党人藐视敌人的态度。另一幅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图6)中124位人物形象呈一字排开，其中102位是有真实姓名的中国革命人物，中间偏右位置就是周恩来，身穿军装，蓄有胡须，左手叉腰，右手拿着一张纸。百余位矗立的人物形象造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意气风发、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
2.2.4. 悼念主题
周总理去世后，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各地自发举行悼念活动，艺术家们用画笔将各地群众悼念总理的场面描绘出来。苏高礼等三人合作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图7)，以集锦式的壁画形式，描绘了丙辰清明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场景，画面中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白色的花圈，人头攒动，到处都是来悼念的群众，画面右上方的周总理身披鲜红的中共党旗躺在花团锦簇中，周围群众皆身穿黑衣，胸佩白花，低头悼念，生动展示了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及怀念。
Figure 5. Red Rock by Shen Jiawei, oil painting, 1979
图5. 《红岩》，沈嘉蔚，油画，1979年
Figure 6. Red Star over China, Shen Jiawei, 198 × 183 × 6 cm, oil painting, 1987
图6. 《红星照耀中国》，沈嘉蔚，198 × 183 × 6 cm，油画，1987年
Figure 7. Unforgettable Memory, by Su Gaoli, Du Jian, and Gao Yaguang, 300 × 410 cm, oil painting, 1979
图7. 《不可磨灭的记忆》，苏高礼、杜键、高亚光，300 × 410 cm，油画，1979年
3. 20世纪70~80年代周恩来主题绘画的新发展
除20世纪70~80年代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美术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对于领袖题材的描绘，二者间有何差异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此时期周恩来主题绘画较之前相比，有了两个方面的新发展。
(一) 由失真的“神”走向真实的“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红色美术中描绘领袖的作品通常使用金字塔形三角构图，领袖处于画面最高点，人物的姿态、手势呈现出高度程式化。此时期的领袖题材绘画以描绘毛主席为主，大致可分为领袖与人民及单纯领袖肖像两类。 [4] 张文新的《毛主席万岁》(图8)是典型的领袖肖像作品，粉红色的背景上飘满气球和“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黑白色的毛主席肖像身穿中山装，挥手致意，以一种略仰视的视角凸显出毛主席的高大，鲜艳的背景与黑白色的人物对比，显示出一种迷幻的不真实。反观20世纪70年代末的周总理肖像，何孔德、高虹创作于1977年的作品《我们的好总理》(图9)，画面中的周总理一身蓝衣，左手端着搪瓷水杯，右手拿着白色毛巾，生动而有亲和力，画面色彩明艳却不背离现实，生动再现了总理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的场景。就领袖与人民题材而言，阎文喜创作于1968年的《转战陕北》(图10)一幅，画面中几乎只能看到毛主席的形象，其他的领袖及士兵比毛主席的形象小的多，且均有不同程度的遮挡，毛主席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很弱。画面构图依旧是金字塔式，突出毛主席的绝对地位，色彩热烈明艳却失真。张洪赞的《难忘的岁月》中，画面构图突破了金字塔式，总理和人民群众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坐在一起，画面色调虽较为深沉，却显得温暖而热闹，人物生动而鲜活，总理如此近距离接触群众，和人民同吃同坐，倾听人民心声，是文革时期领袖绘画中没有的，追求真实的、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物行为与心理。以上便可看出，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毛主席近乎狂热的崇拜，使领袖形象被神化，处于画面中心位置，脱离群众。色彩上“红光亮”，人物形象上“高大全”，呈现概念化，到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开始回归到人物本身，从一味的赞扬转向朴实的描绘，人物表情动作愈加生动，增添了苦难的描绘，由热烈的舞台效果转向平静。
Figure 8. Long Live Chairman Mao, Zhang Wenxin
图8. 《毛主席万岁》，张文新
Figure 9. Our Good Premier, by He Kongde and Gao Hong, 152 × 185 cm, oil painting, 1977
图9. 《我们的好总理》，何孔德、高虹，152 × 185 cm，油画，1977年
Figure 10. Battle in Northern Shaanxi, Yan Wenxi
图10. 《转战陕北》，阎文喜
(二) 由画面布局的核心转向对精神意志的刻画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仍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美术向改革开放时期美术的过渡时期，文革美术模式的影响还未消退，虽然对周总理的描绘更加生动写实，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总理肖像创作依旧繁盛，总理在画面中依旧处于主体地位。《周总理是我们的贴心人》中，离总理最近的农民，或穿白色衣服，或戴白色头巾，与一身黑衣的周总理形成了鲜明对比，无形中凸显了他的核心地位。到了80年代，这一现象得到了改善，《红星照耀中国》中的124位革命人物层层站立，色调采用深沉的土黄色，作者沈嘉蔚突破了领袖形象程式化的表现，着重表现他们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将毛泽东、周恩来安插在众多人物之间，作为革命领导人的主体地位被进一步削弱，似乎“泯然众人”，也预示着领袖崇拜风潮的减退。可见此时周恩来主题绘画由画面布局的核心，转而刻画领袖的精神意志，较70年代有了新发展。
4. 结语
红色美术创作中对于国家领袖的表现始终是主旋律，周恩来总理作为革命领袖，国家领导人，为建立、建设新中国鞠躬尽瘁，功勋卓著，他重视群众工作，同人民水乳交融，深受敬仰和爱戴。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油画作品中，有部分周恩来主题绘画，构图形式上以向心式和主题肖像式为主，题材上有人民和总理、总理和新中国、军事、悼念四种，显示出与新中国成立时期及文化大革命时期领袖图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对领袖人物的描绘更加生动写实，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更紧密，由“神”到“人”，从一味的赞扬到加入对苦难的描绘，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