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世界各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国外的关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经典给西方人民了解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化提供了机会。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性作品，其翻译和传播有助于帮助海外读者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是由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记录关于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行编纂而成，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经过后来学者的不断丰富，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毫无疑问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灿烂宝藏，塑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儒家思想的结晶，翻译和学习《论语》已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论语》的翻译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与外界的文化和人民交流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方面，《论语》翻译向外界，特别是向西方国家分享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论语》的翻译对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孔子是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从外国政治家讲话中对孔子的引用，到西方汉学界对孔子的学术研究，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在西方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与在西方思想史产生极大影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齐名。
“《论语》的翻译可追溯至明代时期，很多译者致力于其英译，这些译者包括哲学家、汉学家、传教士和海外华人，迄今为止，包括节译本等在内的各种《论语》英译本已经有40多个” [1] 。其中，影响力较为广泛的有西方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收入《中国经典》的Confucian Analects译本，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译本，清末著名国学大师辜鸿铭的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译本，中国现代双语大师林语堂的The Wisdom of Confucius译本以及刘殿爵的Confucius译本。本文选取了两位中西方译者理雅各和辜鸿铭因其个人特殊的生活背景、不同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而产生了极具特色的两个译本。
2. 《论语》英译者理雅各和辜鸿铭简介
理雅各被后来的汉学家称为“不朽的天才与大师”。他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系统地翻译成英文的先驱，他一生译出《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其中《论语》是影响最广的一部，同时他也是被称之为“汉学界诺贝尔文学奖”的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获得者。
理雅各1815年出生于苏格兰的阿伯丁郡。1839年，他被伦敦传教士协会派往马六甲传教，并被任命为英华书院校长，这是一所对华人教育的来华传教士最早创办的学校之一。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署，理雅各将学校迁至中国香港，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了使自己能够胜任校长职位，他开始热衷于研究中国经典，并将其翻译成英文。经过他多年的努力，不同常人的毅力和学术造诣使他完成了《四书》和《五经》的翻译，统称为《中国经典》。理雅各辅以大量的额外注解，包括非常完整的介绍、详尽的注释、索引、部分注释，以及最方便完整的中文文本格式，填补了他精湛的翻译著作。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被认为是“汉学的英文经典，并帮助培养了几代西方学者”。1873年，理雅各离开了香港，三年后，他成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位中文教授。最后他于1897年去世。
自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版本传入世界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期间，他赢得了全世界汉学家的高度称赞。理雅各以一个睿智的中国学者的身份在研究我国的传统经典，而不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偏见的英国传教士。他的译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忠实原文。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一卷)的序言中写道：“他确实曾想过要把整个译本重铸成更简洁或更丰富的版本。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他还是决定保持原文特色。因为他最初的翻译目的就是为了忠实原文，而不是内容的矫揉造作。但这并不是表明他在翻译过程中不注意译文的‘达’和‘雅’。他希望他能够尽可能地将翻译的准确性和风格的可接受性结合起来。” [2] 。
辜鸿铭从小在西方长大，取得了很大的西学成就，甚至被称为西学集大成者。他是中国《论语》英译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早期，儒学经典一直由西方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翻译出版，而辜鸿铭是首位独立完成中国儒学经典英译的中国人，其翻译的《论语》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的盛誉，而这样的成就都是因为他极高的西学功底以及良好的中文修养；除此之外，他还将外国诗歌翻译成中文，是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辜鸿铭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和独有的语言天赋使他精通9国语言，可谓是“中国第一语言天才”。在辜鸿铭的眼中，他最看重的还是汉语。他认为，汉语、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三种语言，值得全世界的人学习。除了崇尚汉语，辜鸿铭还十分痴迷于儒家文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儒家思想情有独钟。正是因为他高超的语言技巧，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才使得他一生致力于翻译中国经典作品，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甚至在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人中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从这句话中足以得知辜鸿铭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在中西方文化沟通中的重大贡献。
3. 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英译本对比
3.1. 成书背景与翻译动因
理雅各《论语》的英译本算是第一个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论语》英译本，而促成他翻译《论语》动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上文提到，理雅各作为英国伦敦派遣来华的传教士，他希望通过对中国典籍的翻译进行他的传教事业，因此，他多次强调传教士们应该多花时间钻研儒学经典。在他看来：“如果传教士们能够给与孔子真正的尊重，那么传教士在中国民众心里的印象将会大大改善；”“只有深刻理解中国人经书中的著作内涵，亲身观察、挖掘该国家圣贤所创建的道德体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根基，才可以使自己的职责得以更好的完成；”“倘若在对一个国家不甚了解的前提下就想得到其关注，那么这就是天方夜谭。” [3] 另一个则是服务于西方的读者和政客们，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是自身却认识不足，因此，理雅各希望通过《论语》这类儒学经典的翻译让西方政客们更加了解中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二是因为理雅各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早在19世纪30年代，他就已经开始汉语的学习，师从同为传教士的基德(Samuel Kidd, 1799~1843)，伦敦大学第一任中文教授，对汉语有较深的造诣，攥写过多部中英文著作。这样的经历使理雅各具有扎实的汉语功底，以便他后来开始译介中国典籍。
而辜鸿铭翻译《论语》之时，他的翻译动机与作为传教士的理雅各的截然相反 [4] 。他甚至不满大汉学家理雅各的译本，因为在他看来：理雅各的译本对中国古代哲学理解不够透彻，其译文行文呆板且错漏百出，太过重视学术细节，缺乏可读性，未能把中国的文学和哲学视为一体。可以说辜鸿铭对西方汉学家尤其是理雅各儒经翻译的强烈不满成为他翻译儒经的直接动因 [5] 。其次辜鸿铭也是出于文化交流传播的目的去翻译《论语》。这与他少时十四年的留学经历有关，辜鸿铭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深知西方强大的物质世界背后的道德沦丧。回国后，他又亲眼目睹中国悠久的华夏文明正惨遭西方列强凌辱的现实，因此，他的保守文化观就此形成，这表现在他对西方的物质文化和道德沦丧强烈批判，而极力宣扬中国文化的优越性。除此之外，辜鸿铭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使得他看待中国文化时有了与众不同的视角，文化的迥异和心理上的落差成为其美化东方的内在动因。
3.2. 文体意义与翻译风格
理雅各译本最大的特色就是忠实于原作，采取直译最大限度保留源语的风格。但是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要将含蓄简约的古汉语转换成要求简洁明了的现代英语，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他的译本当中，他会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需求而采用大量的脚注加以注解。正如前文提到，理雅各将《论语》放在《中国经典》的第一卷。其中该书注释部分占据了几乎三分之一还多的正文，除了对原文文义的注释之外，理雅各还对《论语》中的一些关键字词作了解释和评价，并且还补充了自己的理解。除此之外，理雅各还在每一篇的篇首加入了自己对该篇要旨的简单概括以及篇名意义的解释；正文的每一句也都有注解，按基本结构划分，每章的注释大概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对该章大意进行简单的概括，全部采用大写字母书写。然后，对该章节中的文化负载词以及疑难字词进行解释，其中还包括这些词汇意义与英语文化词的比较。最后是理雅各本人对篇章意义的评论，或者其他他可供参考的解释的介绍。理雅各的译本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的注释，没有了这些注释，他的译本就会变得晦涩难懂 [6] 。同时，这些注释也成为了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材料。
理雅各还在词句翻译方面多采用富有古希腊词源特色的单词。当时理雅各处于我国清末明初时代，当时白话文并没有成为主流，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文言文的书面语。因此，理雅各在翻译时也相应地采用了古希腊词源的单词来进行翻译，以向西方英语读者展现当时《论语》在中国的学术地位之高。
理雅各作为来华传教士之一，他这一身份也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他的译文风格。从他的译本中不难看出，其中有很多基督教意味的词汇，比如：God、heaven、saint、sinner等，他用这些词汇来表达中国传统观念里的神、天、圣人、罪人等概念 [7] 。他采用这些词汇是在拉近中国典籍与西方读者之间的距离，尽力向西方民众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以贬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进行其汉语译途。
而辜鸿铭的译本则与理雅各的形成鲜明对比。辜鸿铭基本没有采用任何的注释，词汇方面也大多选用西方读者熟悉的词汇，翻译时也采用简练地道的英语表达，因此，他的译文行文流畅，言简意赅，便于读者领悟。译者在英译本序言中明确指出，他的目的是让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能理解原作，了解中国人的智慧和精神品质，所以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说话方式，都和社会上层的英国人的谈话方式类似。这种翻译风格还体现在译者的以诗译诗的方法上，也就是，译者将《论语》中出现的诗歌用诗歌的形式表现。所以译者总体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意译方法，在不偏离原文大意的前提下，增添了原文中没有的内容。 [8]
除此之外，在辜鸿铭的译本中还出现了歌德、华兹华斯、卡莱尔、爱默生等西方读者比较熟悉的人物，他将这些人物同中国圣人相结合，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充分的理解孔子所传达的道德、教育方面的思想。例如在《为政》篇第十章译文的脚注中，他将颜回比喻成“The St.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意思是“孔门福音中的圣约翰”，这实际上是将孔子最宠爱的弟子比作耶稣最宠爱的圣徒。
辜鸿铭的译本与理雅各严谨的翻译风格不同，他的译本相对更为自由，更注重于还原句型，具体表现在以诗译诗。例如，他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中的《诗》译为“The Book of Ballads，Songs and Psalms”，而不是常见的译法“The Book of Poetry”。足以可见其译本的自由，而不拘泥于原有的翻译，避免牵强甚至相去甚远。
3.3. 译本评价对比
理雅各的译本为后世的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9] 。剑桥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贾尔斯称：“理雅各的译本是对汉学研究空前伟大的贡献。其译本长期被奉为“标准译本”，影响了几代人，其人其书本身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10] 不仅如此，前文提到，理雅各还于1875年成为儒莲奖的首位获奖者，而该奖则是以法国籍犹太汉学家“儒莲”的名字命名，由法兰西文学院颁发的汉学奖项，在西方被称之为“汉学界的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可见，儒莲对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可谓十分赞赏，以及其译本在西方的影响力之大。但有些学者也会评判，理雅各毕竟是西方的传教士，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思维的影响以及缺乏对儒经全面充分的理解，他的译本也会出现一些错译或者误译。例如，“三十而立”，理雅各则按字面意思译为“At thirty, I stood firm.”完全未能传达该词真实的含义 [11] 。
相比之下，辜鸿铭的译本纠正了理雅各译本中的不少错译、误译之处，也使得后来的读者受益良多。辜鸿铭译本自出版后，就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推崇，一种是批判。其中推崇者以林语堂为代表，他认为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批判者以王国维为代表，他认为王国维在其《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批评到：“而欲求其贯穿统一，势不能不用意义更广之语，然语意愈广博者，其语愈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译古书之难，全在于是。” [12] 例如，辜鸿铭把“君子”和“小人”译为“a wise and good man”(一个聪明的好人)和“a fool”(一个傻瓜)也不是十分准确，君子和小人岂能用好人和傻瓜代替呢?
综上，理辜两者的译本都各有其优点和不足，后世对他们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理雅各的译本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也为西方的学者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窗；辜鸿铭则是真正向外译介中国典籍的第一人，促进了儒学在国际上的传播，在文化交流是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结语
通过对比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我们可得知：单纯的归化或异化策略并不能很好地翻译经典，满足不同的读者，因此，在中国经典的翻译中，我们要注意区分目标受众，大致可分为两类：学术研究型和大众娱乐型。对于前者，翻译时可采取保留原文风格的全文翻译，并加以注解；而对于后者，可以采用摘译编译等形式，以求语言言简意赅。除了翻译时根据不同的读者采取相应不同的策略外，还应注重译本的版面设计以及宣传推广，对于经典作品，带有东方韵味的版面设计会更加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再者可以和西方高校或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研讨会或举办文化展，扩大中国经典著作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经典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但经典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对于经典的翻译也会一直进行下去，对于翻译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还是要看到，经典(包括《论语》)的翻译者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无一不是将其自身传统的特定视域同经典传统的流动视域相结合，以实现自我的价值诉求 [13] 。因此，在如今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为了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经典的翻译可谓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要秉持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态度，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