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其思想的开端乃是基于“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指向的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交往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进一步指向了“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最终指向了马克思对于“自由”的思考，即自由乃是人复归于人本身的绝对命令。
2. 必然性与自由：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看
在苏联教科书模式下，唯物史观被诠释为，作为普遍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应用。这就好像是黑格尔的“逻辑学”转变为作为应用逻辑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而这样的模式带着强烈的机械性的因素，似乎人在历史面前是无力的，人只能服从“普遍真理”。
而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指出：
“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1]
“现实的个人”或“有生命的个人”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但是什么是所谓“现实的个人”呢？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3]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只是着重于感性直观，并且以感性直观去取代了理性，尤其是取消了自我意识。于是就陷入到了人创造环境，环境影响人的相互作用的悖论之中。
而作为“现实的个人”，它的特性只不过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这一点是可以通过经验得以确证的。也就是说，它是一条“公理性前提”。马克思说：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2] , p. 58)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其的界定，只有两条：
1、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2、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方式；
而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个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又是通过以“生产”为纽结联系起来的。故而“生产”、“劳动”、“实践”就构成“中介”。
故而我们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生产力”的概念。
个人之所以为个人，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他们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意向。而由人的“劳动出发”，就形成了两组生产与再生产，分别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关系或交往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它们之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又是相互制约。
个人的生产活动不断地改造自然，使得自然属人化，转化为人化自然。但是另一方面，个人的生产又在不断地改造着他所属的社会关系。而不同的社会关系又在不断地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中介性”，它不断地制约着我们的生产活动，从而制约我们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制约性”又并非是先验的，乃是在生产活动中被塑造着。所以实质上，生产活动与社会关系，乃是互为中介，一个相互制约的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谈及“相互制约”，那么就会陷入到黑格尔所说的悖论之中。黑格尔说：
“相互作用无疑地是由因果关系直接发展出来的真理，也可说是它正站在概念的门口。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了要获得概念式的认识，我们却不应满足于相互关系的应用。假如我们对于某一内容，只依据相互关系的观点去考察，那么事实上这是采取了一个完全没有概念的态度。” [4]
在黑格尔看来，若我们止步于“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就刚刚进入到“概念”的大门口，却止步于此了。在黑格尔看来，相互作用正是迈入“概念论”的前提。
对于黑格尔来说，唯有扬弃它，进入到“概念”，我们才能扬弃相互作用的无穷递进。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此处的“概念”就是“现实的个人”或“实践的劳动主体”。通过对于劳动主体的强调，实质上在于说明，无论是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还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还是再生产，归根到底乃是“人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说：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2] , pp 67-68)
而对于“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强调，实质上是青年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绝对命令的强调。在此处，“人的本质”并非是静态的，理想性的理念。乃是历史性，生成性的活动。故而“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既试图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蕴含着一个应然的要求，即复归于人的本质。
唯有从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出发，才能突破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机械性的哲学体系。因为“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方面指向了作为人本身，从而指向了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指向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所编制的结构和关系，这样的结构和关系，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从而使得人的活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故而就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必然性和总体性的自由性的辩证关系，既超越于传统机械论和旧唯物主义单纯强调感性直观以及苏联教科书模式的机械必然性。也超越于黑格尔的观念论体系，因为黑格尔的观念论体系虽然突出了人的理性和精神，却将其束缚在思维活动中，无法看到人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性力量。
3. 作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生产力
同时，唯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才能理解生产力概念背后所蕴含的可能性，它最终指向的是人的解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乃是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关涉于生产的内容，它实质上关涉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而生产关系，则是社会形式。
个人之所以为个人，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他们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意向。而由人的“劳动出发”，就形成了两组生产与再生产，分别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关系或交往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它们之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又是相互制约。
个人的生产活动不断地改造自然，使得自然属人化，转化为人化自然。但是另一方面，个人的生产又在不断地改造着他所属的社会关系。而不同的社会关系又在不断地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中介性”，它不断地制约着我们的生产活动，从而制约我们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制约性”又并非是先验的，乃是在生产活动中被塑造着。所以实质上，生产活动与社会关系，乃是互为中介，一个相互制约的关系。
而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关系乃是一种制约性力量，而生产力乃是一种可能性力量。这种可能性力量表现为，特定的生产力条件，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范围和路径，而特定的生产关系，却使之现实化，成为现实的制度性条件，并且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一定时代的人们只能在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去寻求发展。而特定的生产关系实现了对于生产力可能性的现实化。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呈现出一种矛盾，一种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矛盾。作为可能性，特定的生产力表现为更为广阔的可能，而生产关系的制约，却让其狭隘化。从而两者就会出现矛盾，并且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之中，又延伸出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故而这里蕴含着双重矛盾以及矛盾的复杂性。
故而，生产力实质上反映了特定情况下，人的实践能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实质上标志着人的自由的本性。标志着人类生产或自由发展的潜能，所以在实然意义指向了一种物质生产的客观性，在应然意义上，又指向了人复归于自身的规范性。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最终指向的是人类的自由解放的历史使命。
但是生产力一个外部的表征，就表现为技术，工具，经济等等内容。但是却不能将其理解外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之外的桎梏性力量。而这样的错误理解，恰恰就是“唯生产力”产生的原因，即把生产力不再理解人的可能性和自由的表征，而是理解为一种人不得不达到的标准，这个标准成为钳制人发展的表征。
4. 意识形态的迷雾：实然和应然之争
在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解中，始终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即唯物史观是一个对于历史的事实性描述，还是隐藏着马克思的规范性要求的理论呢？早在休谟那里，“是”与“应当”的分裂就成为了一个伦理学的核心话题。康德继承了这一点，并且试图将“知性为自然立法”和“理性为自身立法”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两大原则，同时这两个原则也呈现出分裂和对立的状态。所以“事实”和“规范”的争论，从休谟以后始终没有停止。
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回到马克思思想的开端处，即作为“现实的个人”，才有望澄清上述的困惑。事实上，“事实”与“规范”的争论，在马克思那里，它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变种，即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
“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2] , p. 72)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乃是倒立的现实，或者说现实的颠倒。但是此处的“倒立”或“颠倒”是令人困惑。因为它并非是所谓真与假的颠倒，似乎现实乃是真实的，而意识形态乃是虚假的。
因为此处的“现实的个人”或“现实”并非是一个与理论相对立的客体，相反在马克思看来，他认为：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或劳动实践，是“知识”产生的根源，脱离了实践，就会产生一种试图归纳出一般结果的情况。而这里的一般与特殊之争，正是意识形态诞生的因素，马克思说：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2] , pp 73-74)
在这里，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并且“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从而作为阶级统治的思想的假象。
而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则需要紧扣作为“现实的个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此才能把那些以“一般”面目的“普遍真理”消解在作为现实的生产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但是意识形态，并非是单纯的理论和学说，它同样是作为一种生存结构被提供出来的。
而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样指向了人的自由发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普遍性理论，遮蔽了作为现实的生存，成为了一种戕害人的自由发展的产物。普遍性的意识形态，由于遮蔽了人的现实性存在，掩盖了在现实中存在着的异化现象，而这恰恰指引着一种非自主，被意识形态控制的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就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所以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驱散意识形态迷雾，本身就是指向了一种对于自由解放的向往。
5. 结语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归根到底在于抓住了“现实的个人”，并且以此来说明人类的历史发展。通过“现实的个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方面说明人类历史发展，另一方面来说明“人的本质”的生产和复归，从而实现“人的世界”的共产主义要求。而唯有抓住“现实的个人”才有可能突破唯生产力的误区以及穿破意识形态的迷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