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生态危机的蔓延和人类社会认识水平的提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为解决当前紧迫的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一直与阶级斗争、经济和社会革命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福斯特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发掘和重建，披露了资本主义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结合催生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资本主义掠夺性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和阶级斗争，并呼吁人们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出发点，旨在阐释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2.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实背景
当今，人们处于一个现实与理性对立的时代，科学研究不断警告我们，如果人类按照目前的生存方式继续下去，纵然再延续一个世纪，最终的结局也将是人类的灭亡。也许再过十年，随着北极海冰和喜马拉雅等冰川的永久消失，大自然可能会达到临界点——引起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巨大变化，危及人类和无数物种。是以，一场生态革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变革现已得到广泛认可。那么，这种生态革命路径的对立冲突，现在可以被视为环境社会科学面临的核心问题。这不再是关于技术与非技术的争论，而是关于一个结合了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制度，以及它是否即将达到了极点的争论。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产生的理论，而且是应对这一现实环境的关键理论之一。
2.1. 生态危机蔓延
纵观人类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一直紧密相连。在原始社会，人类活动全都受环境控制，没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辉煌往事。然而，当时人口少、资源使用率低、人类不断迁移，对环境的影响很小。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加快了征服大自然的步伐，随之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在一些地区，森林砍伐、土壤贫瘠、河流泛滥，甚至导致生态紊乱。但这些仍然仅限于地球的个别角落。然而，资本主义长达数百年的发展，使人类陷入了全球生态危机 [1] 。尽管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许多高水平的科学家认为，我们正在加速地球上生命的崩溃。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避免我们即将面临的危机，否则人类的未来将充满黑暗。面对全球环境危机，福斯特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生态理论。
社会大变革时代，生态环境破坏逐渐向更大区域、更多领域蔓延，区域性自然环境危机进一步发展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人们沉迷于物质生活享受，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也在悄然吞噬人类。福斯特身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贪婪的本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地球即将到来的危机。因此，福斯特在1994年出版了《脆弱的星球》一书，他简要列出了一些问题：“人口过剩、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基因多样化缺失、酸雨、核污染、热带森林砍伐、森林消失、湿地破坏、土壤侵蚀、沙漠化、洪灾、湖泊/溪流/江河的破坏、地下水抽取和污染、海岸水河口水污染、珊瑚礁破坏、石油泄漏、过度捕鱼、垃圾填埋场扩张、有毒废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毒害效应、城市拥挤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 [2] 。福斯特认为，不仅是全球变暖，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问题也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原因。如今，地球生态系统衰退，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是长期追求自由、征服感的阶级战争的产物。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自然环境是需要被征服的对象和统治世界的手段。因此，世界范围内生态自然灾害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盲目征服和扩张。
2.2. 科学技术工具的资本主义运用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
福斯特认为科技的运用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埋藏在背后的是资本主义对利润的疯狂追求。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追求技术进步，关注的是利润的产出，而不是如何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面对工业化发展和生产资料变革带来的生态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然而然的把目光投向了推进自身发展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提高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可以解决环境问题，所以他们找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发明可替代材料，另一个是提升劳动效率、降低能耗。但事实上，提高资源使用率反而会导致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因为效率提高的结果是扩大生产规模。例如汽车工业，虽然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减少了汽车的能源消耗，但由于汽车数量的增加和人们对汽车的需求量增加，能源消耗不减反增。那么推广技术运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保护环境为目的。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的决议。但是美国是唯一一个以妨碍本国发展为由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此外，美国政府还认为改进技术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表面上美国把问题归咎于科技，实则是逐利。其中隐藏着资本主义为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而放肆扩张。马克思一语中的，“资本只有一种独有的生存本能，就是资本的增殖，即获取剩余价值” [3] 。有限的资源无法抵御永无休止地逐利，最终造成的是生态危机和人的异化。
2.3. 绿色运动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美国掀起了最早的“生态革命”运动，“生态革命”一词是美国思想家博而丁提出的。他在其著作《组织革命》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生态革命”，促使人们解放思想，以全新的方式处理问题，这将影响人们各方面的日常生活。60年代，“绿色革命”逐渐成熟，《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我们共同的未来》三本书的接连出版，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愈演愈烈。
在《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中，蕾切尔·卡逊以生动而严肃的笔触，描绘了因过度滥用化学药品而带来环境污染。赤裸裸地给予人类强烈的警告，号召人们提高环保意识，认真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美国德内拉·梅多斯等人在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阐述了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问题，表示人们不能单单追求经济增长，这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世界末日的来临。此后，各种绿色运动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如火如荼地开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绿色运动结合了政治运动，进而成为一种非政府组织形式，然后演变为国际行动。早期最著名的是新西兰的国际性绿党组织，而后于1981年成立的德国绿党将绿色运动推向了高潮 [4] 。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过一连串的发展，绿党在国际上已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对全球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福斯特尤其受到熏陶，以至于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可以通过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生态问题。
3.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发展的历史时期，生态危机远没有现代社会严峻，因此，部分学者在系统梳理他们的理论时，能够清晰地发现其中并没有具体的“生态学”理论阐述。但福斯特坚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关注着人与自然的问题，并且极富远见的意识到生态危机的走向对人类自身的影响更深。他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学思想为己任，重新研读并挖掘《共产党宣言》《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学思想，从生态学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解读：“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 [5]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涵的生态思想是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
3.1. 福斯特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的梳理和重建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学思想一直都是“伴随着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6] ，由不成熟到成熟，由隐形到显性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初具生态学思想的阶段，开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指出人和自然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人既依附于自然又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进行改造。第二个阶段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抨击，恩格斯鲜明地指出生态危机的产生就是资产阶级对自然资源的巧取豪夺，这一阶段标志着马克思将生态环境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的成熟阶段，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生态学思想，即：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科学的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批判。
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福斯特大胆地将其作为马克思著作的主要思想，并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进行了完整的系统重建 [7] 。首先，福斯特肯定了生态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并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以及实践论进行了总结分析，得出了唯物主义生态论这一哲学基础概念 [8] 。其次，通过马克思生态学中“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解读和发掘，从生态学的视角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 [9] 。最后，福斯特认为，无法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解决生态危机，需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构建一个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社会。
3.2. “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解读和发掘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讨论当代生态危机问题最直接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内涵，其一是生态层面的，即存在于自然界，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机器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蚀” [10] ；其二是社会层面的，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需求和关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自由问题 [11] 。福斯特从这一概念看出，不论是生态层面的“新陈代谢”还是社会层面的，它们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化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人类可以利用这一规律，但强行介入改变的话，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12] 。
马克思在运用“新陈代谢”理论时，不仅科学、清晰地描述了人与自然、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动态依存关系，还为“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福斯特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在实践运用这一新概念的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新陈代谢断裂”现象，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趋利的本性所导致的自然与社会的异化。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制度下，自然与社会终将走向对立，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但福斯特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想到了如何跳出“新陈代谢断裂”这一困境的方法，福斯特断定我们无法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根本解决问题，之所以出现“断裂”现象或出现生态危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只有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源头上舒缓这一严峻的局面。同时，通过福斯特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解读和发掘，我们能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生态学的批判是辩证统一的。
3.3.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生态学的深刻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真实生存状况就是“为了生存而艰苦地与自然抗争”，生活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 [13] 。为了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对自然环境进行了持续的干预，福斯特指出：“每当一个地域能够容纳人口增长需求的狭窄界限被越过，便会遭遇生态崩溃的幽灵” [14] 。受限于农耕社会的生产力，此时由于人的需求所导致的生态破坏，还主要只集中在与农业生产直接联系的土地层面，例如：土壤贫瘠化、土地荒漠化等，破坏范围较小，水资源、大气环境还远远没有被影响。而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利性逐渐显露，进一步加强了人类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把原始的生态破环问题推向了影响人类生存的严重危机。
虽然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快速拉动了社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格格不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环境的破坏，福斯特就此对资本主义生态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12] 。福斯特透过“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发现，资本积累更为雄厚的地区，其生态环境往往更加脆弱，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是人类大脑中使用与控制自然的影像，而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转嫁”生态危机于一些欠发达的地区这一廉价的手段肤浅地解决生态问题，使得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深。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解决生态危机提出了“自然资本化”的方案，也就是通过市场的形式迫使资本家关注生态资源成本，进而减少破坏自然环境的生产，以此来解决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13] 。福斯特也就此提出了他的批判，他认为，对生态资源定价是资本主义霸权的暴露，是为了掩护资本主义制度在货物交换过程中强硬的掠夺性本质，是想“合理”实现对其他国家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侵占，最终肯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无限制扩张，进而诱发更深层次的生态危机。
4.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
福斯特将解决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运动联系起来，对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用科技手段和市场经济解决环境危机，就是无视现存的环境污染和损失，进而维护遭受巨大损失的资产阶级利益。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方式，维护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学习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积极要素，结合实际，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5] 。福斯特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阐述了一些新的论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生态危机的成因，并探索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福斯特以更加理性的视角重新解读生态危机，创新发展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生态治理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与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因素相结合，有助于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 [16] 。福斯特重建“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对我国城镇化具有启示意义。我国城镇化进程在快速推进，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城市人口增多，废弃物不能以肥料形式返回土地；城乡之间的长距离贸易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物资，给农村人口增加了收入，但也导致了土地代谢出现一定程度的裂缝。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生态平衡机制和有偿使用资源的制度，让人与自然能够正常代谢交换，确保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防止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与此同时，福斯特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对我国的科技领域具有警示作用。科技一方面促进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悄然将人类推向深渊，我们切记不可因为眼前利益而牺牲生态环境。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着对生态危机敏锐的洞察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