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幸福，自古便是哲学家格外关注的话题。何为幸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和前提。阿伦特作为马克思的后辈，在马克思幸福观的影响下同马克思开展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关于何为幸福的对话。
马克思的幸福观产生于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在这个时代，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劳动力获得高额利润，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工人群体遭受着极大的压迫和剥削，而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和人口过剩问题也愈发突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开始致力于探究社会现象的根源，并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理论，其中包括幸福观。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财富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消除阶级差异和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财富公平分配，使更多的人获得幸福。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变革的宏观视角也为他的幸福观提供了支持。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由原始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更多的掌控权。马克思相信，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将平等地享受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并实现真正的幸福。马克思的幸福观是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他认为消除阶级差异和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是实现财富公平分配的关键，也是实现持久和真正幸福的必要条件。
阿伦特的幸福观产生在20世纪初期，这个时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这个时代面临着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许多挑战和变革，如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的扩张、科技的飞速发展、全球化的兴起以及战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等。这种时代背景下，阿伦特开始思考人类社会的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她认为，幸福并非来自于物质上的享受或社会地位，而是源于人类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去，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幸福。她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去，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幸福。这种幸福观也和她关注权利和自由的政治理论深度联系在一起。同时，阿伦特的思想也受到了当时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影响，如尼采、海德格尔、韦伯、杜尔凯姆等。这些人的思想强调个人自由和价值，以及社会中权力和结构的重要性。因此，阿伦特的幸福观也体现了这些思想家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关注。
马克思的幸福观对阿伦特的幸福观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财富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阿伦特对于资源分配问题的关注，她也提出了公共资源应该由政府或社会共同管理的观点，以保证各种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次，马克思关注社会制度和阶级差异对幸福的影响。他主张消除阶级差异，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实现每个人的平等和自由。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阿伦特，她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去，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幸福。她认为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是幸福的关键，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此外，马克思和阿伦特都认为，物质资源的分配问题对幸福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他们的观点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财富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阿伦特更加强调的是资源的公共管理，并认为公共资源应该由政府或社会共同管理，以保证各种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 幸福的内涵与前提
2.1. 幸福观内涵的比较
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考，旨在实现人类解放，获得全人类的幸福，这是马克思的视域的出发点和一生的志向所在。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他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社会关系、劳动与生产、自由与平等、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一：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是人类生活和幸福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得高额利润，而工人则处于剥削和压迫的境地。因此，消除阶级差异是实现真正的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马克思主张建立无阶级社会，使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受社会财富和资源，并实现自我解放。第二：劳动与生产，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幸福的基础。工人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中，被视为一种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的劳动被剥削和压缩，工作条件也十分恶劣。马克思主张消除剥削，使劳动成为一种创造性和自由的活动，从而实现工人的自我解放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第三，自由和平等：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和平等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他主张消除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并实现充分的自由和平等。第四，社会进步：马克思相信，人类历史存在着一种历史进步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更多的掌控权，同时阶级矛盾也愈发尖锐。马克思希望通过消除阶级差异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和自由的世界，实现人类的幸福和进步。
阿伦特认为幸福是指“私人福利以及公共幸福的权力；追求福祉以及成为一名公共事务的参与者” [1] 。阿伦特的幸福观建立在公共幸福的基础上，隐匿在私人领域之中的人们自然而然无法体验到带有卓越政治激情的巨大的幸福感，而仅仅能体验到一种吃饱、穿暖等无关乎政治自由的私人意义上的幸福感受。因而，公共幸福就是与政治生活有关的幸福感，私人福利是与生存必然性相关的私人幸福感受。公共幸福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自由和参与：阿伦特认为，人类的自由和参与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人们应该有机会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去，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满足和价值实现。同时，阿伦特也强调了个体内心状态的自由和独立，即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第二，意义和价值：阿伦特认为，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来自于物质上的享受或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源于人类的精神和思想发展。只有当人们能够实现自我实现、价值实现和社会进步，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幸福。第三，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阿伦特主张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应该由政府或社会共同管理，以保证各种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一观点也反映了她对于资源分配问题的关注。第四，社会和政治参与：阿伦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去，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幸福。她指出，只有当人们可以积极地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智慧，才能真正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进步。
2.2. 实现幸福的前提
马克思认为自由与解放是实现幸福的前提。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矛盾和剥削导致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困，使人们无法真正地享有自由和解放。只有当这些问题被消除时，个体才能真正地感到自由和解放，并获得幸福。首先，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无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能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平等，才能实现人类的幸福。工人在资本主家剥削和压迫下，为资本家谋取了高昂的利润。因此，消除阶级差异是实现真正的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其次，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个体从劳动中获得真正的价值和自我实现时，他们才能真正地享受到自由和解放的感觉。工人被资本家视为一种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的劳动被剥削和压缩，工作条件也十分恶劣。消除剥削是实现真正的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此外，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个体能够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去，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智慧时，才能真正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进步。这也是个体实现真正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条件之一。
与马克思的解放等于自由的观点不同，阿伦特认为解放并不等于自由，而实现政治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她认为解放只是一个表面的概念，它指的是从压迫和限制中获得自由，但这种自由是短暂的、不稳定的，并且可能会被新的形式的压迫和限制所取代。相比之下，政治自由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决策过程，并能够影响和塑造社会的未来。在阿伦特看来，政治自由是实现真正自由的根本途径。这是因为政治自由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和政治结构，包括公民权利、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方面。只有当这些领域中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和加强时，人们才能真正地实现自由和独立。此外，阿伦特认为，政治自由还包括了人们参与决策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政治理想，并可以通过参与决策过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这种积极的参与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自我实现和价值实现的机会，并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3. 幸福的阻碍
3.1. 马克思：劳动异化阻碍幸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是阻碍人类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加细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而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生产力的再次提高，人面对这样的循环，获得的不是幸福，也不是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对于如何重新获得幸福，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2] ，即消除异化劳动的有效途径要实现共产主义。同时，要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建立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来实现人类的普遍幸福。人对私有制的扬弃，是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只有扬弃了私有制对人的发展的桎梏，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片面的、异化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联合，拥有原本属于每个人的物质生产资料。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程是由少数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组织和控制的，而工人只是这个过程的被动执行者。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失去了自我决定性和创造性，变成了简单的机器和工具，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也远离了他们的控制和支配。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异化导致了工人和生产之间的分离，使工人失去了对自己工作的控制和意义，最终剥夺了他们的人性和尊严。同时，这种劳动异化也使得工人的劳动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工人只能获得微薄的报酬，并且无法真正地享受到劳动带来的幸福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不仅是对工人个体的剥夺和压迫，也是对整个社会的阻碍。“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3] 。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程是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的，而非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利益为目的的。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生产过剩和资源浪费的问题，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扩大。马克思还指出，当劳动力的异化导致工人只是被当作产品和工具来使用时，工人的身体和心灵在长时间重复机械性劳动中逐渐退化，这导致了职业倦怠、心理问题和身体健康的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和生活品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还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和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而非以保护环境为优先考虑的。这种生产方式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污染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例如气候变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马克思主张消除劳动异化的同时，也要建立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即生态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下，生产和消费将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性，避免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损失。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到环保和生态建设中去，并从中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此外，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也会导致社会关系的冷漠和疏离。在劳动异化的生产过程中，工人们失去了交流和合作的机会，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冷漠。这种冷漠和疏离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人际关系紧张，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和谐。脱离定制化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只有在非封闭的天穹中，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性的敬畏，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获得真正的幸福。
3.2. 阿伦特：追求“必然性”阻碍幸福
阿伦特认为，对“必然性”的追求和代议制制度是阻碍人类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阿伦特指出，人们倾向于寻找确定的规律和必然性，并且将这种追求视为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核心。然而，这种追求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例如缺乏创造性、盲目从众、失去自我决定性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和自由发展。其次，阿伦特认为，代议制制度可能会遮蔽人们的真正需求和意愿，导致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冲突。在代议制制度下，选民只有在选举时才能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而在选举之后，政治家和政党则掌握了实际的决策权。这种制度下，政治家和政党可能会优先考虑利益集团或特定群体的需求，而忽略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求。这种现象会导致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冲突加剧，最终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和生活品质。阿伦特主张通过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机制，来消除对“必然性”的追求和代议制制度的限制。这需要促进个人自我决定性和创造性的发展，鼓励人们参与到政治和社会事务中，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真正控制和影响。此外，阿伦特还主张建立更为直接、民主的政治机制，并加强社会组织的力量，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公共决策中去。
阿伦特认为，对“必然性”的追求和代议制制度还会导致人们的自我欺骗和虚假意识。“代议制是指人民自己直接政治行动的纯粹替代品，代议制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人民直接行动诞生的替代品，另一种则是人民代表对人民实施大众化控制式统治” [1] 。前一种情况，看似代表对人民的需求言听计从，代表只是执行人民意图的代理者。但实际上，在对“必然性”的追求中，人们往往只关注表面现象，而忽略深层次的本质问题。这使得人们容易被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所控制，从而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同样地，在代议制制度下，政治家和政党可以通过舆论宣传和权利施压等手段，来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从而实现对选民的控制。这种情况也会导致人们的自我欺骗和虚假意识。
阿伦特主张要消除对“必然性”的追求和代议制制度所带来的限制，需要加强个体意志和自由的保护。这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机制，赋予每个人更多的自主决策权和自由，让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地参与到决策和管理中去。同时，也需要强化教育和文化的力量，提高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思维，发展出更多的理性和创造性。
4. 幸福的救赎
4.1. 马克思：清除劳动异化的羁绊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是人类自由发展的一大障碍，只有消除劳动异化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往往被迫从事重复、无聊且机械性的劳动，失去了自我决定性和创造性，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真正地实现个体自主性和自由发展，从而导致人们的幸福感和生活品质受到了限制。马克思主张通过消除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来消除劳动异化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再归属于少数人的私有所有，而是归全社会所有，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到生产和分配中，并从中获得个人价值和意义的实现。这样可以有效地消除劳动异化，让每个人都能够从事有意义、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实现个体自主性和自由发展。此外，马克思还强调，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注重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没有对立和剥削，并且与私有制关系彻底决裂，异化劳动消失，劳动成为提高生活的手段，人通过劳动而获得享受和快乐，而且不再是以奴役人来获得最大的利益手段，而是以解放人为目的。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阶级对立不复存在，每个人为自己真正的幸福而快乐。不但劳动产品为劳动者获得，而且社会财富得到极大的提高，“不再有任何对个人资料忧虑” [4] 。通过自由的劳动，使得自身的能力完全地释放出来。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个体的自由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的利益和需要相一致。这需要每个人都要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并参与到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个体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
4.2. 阿伦特：消除“必然性”的阻碍
阿伦特的反驳主要来自于她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解。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然的生命过程，即“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 [5] ；同时，劳动也是人类获得物质和精神幸福的途径之一。马克思主张通过消除私有制等手段来实现劳动的解放，并最终实现人类自由和幸福。阿伦特认同劳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她认为劳动并不是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唯一保障。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工作可以做，而是工作的质量和环境、个人发展的空间和机会等方面的限制。只有把这些问题纳入考虑范围，并进行相应的改变，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幸福。此外，阿伦特还指出，即使在消除私有制的情况下，劳动仍然可能被剥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价值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劳动者往往只是机器的一部分，缺乏对自己创造价值的掌控权。这种劳动异化的情况，即使在消除私有制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也会导致人类自由和幸福的限制。阿伦特认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需要通过克服“必然性”来实现。所谓“必然性”，指的是人们被社会、文化、历史和经济等各种因素所限制，不能完全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们进行劳动也无法完全实现自由和幸福。只有在消除“必然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幸福。
阿伦特认为，劳动异化的消失以及劳动的解放并不代表社会朝着自由之路发展，只能意味着其朝着非暴力的方向进步。同时，阿伦特对马克思认为对“人会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观点提出质疑。阿伦特指出劳动因其具有“生产性”的独特特质而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不是人创造了劳动，而是劳动创造了人 [6] 。劳动的魅化特质导致了人对劳动的崇拜，马克思正是忽略了“劳动拜物教使得历史具有必然性”这一方面。只有消除“必然性”的人，才能真正地走进公共领域来体会幸福。但当时的代议制度没能使大多数民众走出私人领域的“必然性”进入到公共空间，反而使公共空间逐渐退化消失了。基于此，阿伦特致力于构建一个真正的自由空间。
委员会制度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的保障机制，委员会制度能够促进民主广泛地参与决策过程。只有让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责任感，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委员会制度可以让人们克服“必然性”，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并对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运转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阿伦特的思想中，委员会制度是一种去中心化、民主化和参与性强的管理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层级制度，委员会制度更加注重人们的自主性和参与性，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决策和管理中去。这样可以确保公共幸福空间的实现，并克服“必然性”所带来的限制。“一群生活在一起的人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然后汇总选出代表进入更高一级政府的协商讨论中去，然后最终达成共识” [7] 。委员会制度不同于代议制度，它能促成委员们平等地商讨事务，消除了党派身份的隔阂。它鼓励各方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到决策和管理中去，从而实现公共事务的全面性和公平性，也强调了多数人的意见，但同时也尊重少数人的权利，避免少数人被压制和忽视。同时，委员会制度避免了层级制度中的权力集中和官僚主义，促进了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委员会制度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克服“必然性”，确保公共幸福空间的实现。通过这种机制，每个人都有发言和表达的权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决策和管理中去，从而实现自由和幸福的真正意义。阿伦特的这种设想为消除“必然性”提供了可能路径，也是民众实现幸福的保障。
5. 结语
通过比较马克思和阿伦特这场跨越时空的关于幸福的对话，我们分别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纯政治学的立场看到了资本主义对人性以及政治生活的毁灭性影响。
马克思开始致力于探究社会现象的根源，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财富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消除阶级差异和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财富公平分配，使更多的人获得幸福。马克思的幸福观对阿伦特的幸福观产生了重要影响。阿伦特认同马克思对于资源分配问题的关注，她也提出了公共资源应该由政府或社会共同管理的观点。同时，阿伦特也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去，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幸福。相比之下，阿伦特更加强调的是资源的公共管理，以保证各种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与阿伦特的幸福观诞生于不同的背景下，这些不同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有助于我们通过理解二者的幸福观推动我们如今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