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梁漱溟1893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传统儒化家庭，原名为焕鼎，后改为漱溟。他自述早年思想尝有三期之不同。大约十岁以后，二十岁以前为第一期，第一期思想为西洋功利主义思想；大约二十岁以后，二十七岁以前为第二期，第二期思想为古印度出世思想；二十七岁以后为第三期，第三期思想则为中国儒家思想。世人皆称梁漱溟为哲学家、思想家，但他其实无心于学问思想本身。他自称是问题中人，一生致力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他早年之所以历经两次思想转变，同样源于他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2. 第一次思想转变：由西洋功利主义思想转为古印度出世思想
梁漱溟第一期西洋功利主义思想形成，主要受其父亲梁济影响。在梁漱溟的自述中，他明确指出自己的思想在“十岁以后，二十岁以前，可说为第一期。此期主要受先父思想之影响。”( [1] p. 177)而由西洋功利主义思想转为第二期的古印度出世思想，则因受社会现实问题的刺激和对人生苦乐问题的思考所致。
其父梁济虽崇尚信奉儒家，但思想极其开明。面对中国遭受西方入侵压迫局面，他指出“经典”并不能解决西方入侵所带来的问题，因而极为讲求实学实事。学者的研究指出：“梁济不仅鄙视保守派的蒙昧主义，甚至比改良派更欢迎从西方吹来的改革之风。”( [2] p. 18)为此他让子女皆接受新式教育，梁漱溟自幼便接受西洋教育，未曾诵读儒家经典：“不读四书，而读《地球韵言》，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意思。他是距今四十五年前，不主张儿童读经的人，这在当时自是一破例的事。”( [3] p. 667)
更不同于传统士大夫家庭中，父亲与子女之间的那种较为疏离拘谨的亲子关系。在对待子女方面，“梁济有意识地在他和子女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自然的关系，鼓励他们与他自由交谈，并积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有目的地鼓励他们发展那些不同俗见的独立精神，教导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反对父母的意见。他也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 [2] p. 21)
梁漱溟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自学向上，好学深思，羞耻于过只顾个人利益得失的“自了汉”生活。中学时期，梁漱溟不仅在学习知识上严格要求自身，他认为自学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 [3] p. 674)因而梁漱溟的自学源于他对生活的思考并扎根于他的生活，从中学时期起，他便关注留心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两大问题。
他在十四岁时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价值标准，时时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 [2] p. 679)这种以利害得失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恰与西洋功利主义思想相吻合。
在父亲及时代影响下，梁漱溟将中国由积贫积弱变得强盛作为他的人生目标，并在实践行动上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导。他原本倾向于政治改造，但因清朝渐失人心，在中学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走向革命。于是梁漱溟加入京津同盟会，参与秘密排满活动。中学毕业后梁漱溟便不愿继续深造，希冀通过革命实现救国理想。清帝退位后，排满活动结束，梁漱溟则担任新闻记者一职。
利用新闻记者职务之便，梁漱溟看到了现实残酷黑暗的一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党人争权夺利，史治腐败，官场黑暗，大众仍然沉浸于苦难之中。”( [4] p. 119)梁漱溟将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归咎于财产私有制度，遂一度倾心于社会主义。但现实熄灭了梁漱溟对社会主义的热情。
“截止到1911年以前，梁漱溟一直把国家强盛作为最终目标，选择直接的政治行动以求解决当代中国的危机……他相信中国只有沿着西方的道路才能富强。他积极地拥护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 [2] p. 32)在这一时期，梁漱溟将重心放在如何使国家强盛的社会问题上。在西洋功利主义思想指导下，梁漱溟在实践行动上历经政治改造、革命、后转向社会主义，结果皆未成功。
改造社会使中国强盛起来的理想受到现实的猛烈打击，梁漱溟人生信念由此崩塌。他陷入到不可调节的思想矛盾之中，甚至一度想通过自杀来解除内心的矛盾冲突。尝试自杀未果之后，他则急需寻求新的人生思想准则来消解精神上的危机，此时他将关注社会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关注人生问题上来。而这正是他的思想由第一期思想转变到第二期思想的契机：“第二次变化，亦即是第二次之解放，乃是从人生问题烦闷中发生厌世出世之思想而转变了我之为人。”( [5] p. 41)
梁漱溟深刻反思他第一期的人生思想，最终将功利主义的利害得失归之于苦和乐的人生感受：“利害云，得失云，非二事也，异其名，同其实。核求其实，则最后归着当不外苦与乐乎？苦与乐是人生所切实感受者。人之趋利避害亦在去苦就乐耳。”( [1] p. 178)在这一认识的驱动下，梁漱溟的注意力逐渐由外界事物的利害得失转移到人生苦乐感受之上。
梁漱溟指出，“一切问题原都出自人类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 [1] p. 180)，但人在种种外界物质诱惑，问题刺激作用下向外逐求，欲望得以满足则乐，反之则苦。但现实中，欲望不得满足为大多数情况，而问题之解决也只会“引到一个无由解决的问题为止”( [1] p. 180)，即人生命本身死亡问题。
基于此梁漱溟得出人生皆为苦的结论，“既然痛苦出自于人的欲望，因此，梁漱溟认为，消除了欲望也就消除了痛苦。”( [6] p. 13)梁漱溟开始否定欲望，否定人生，这种思想恰与古印度出世思相吻合。而他的早期思想也由此从西洋功利主义转入到佛家出世思想，“于是以前之狭隘实利主义乃大解放矣。”( [5] p. 41)
3. 第二次思想转变：由古印度出世思想转为儒家入世思想
梁漱溟思想经历第二次转变，则是受到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影响。其中个人和社会层面显示出梁漱溟对于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思考解决。
(一) 个人层面
梁漱溟第一期西洋功利主义思想信念崩塌，通过钻研佛典来消解精神危机。“1916年春天，在袁世凯新的君主制度处于严重危机的日子里，梁漱溟的个人危机结束了。”( [2] p. 52)为指导世人不执着于迷妄虚幻，皈依佛法皆得安身立命处。梁漱溟写成《究元决疑论》一文，并于同年1916年发表。
该文分为究元、决疑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形而上学宇宙之本体问题，第二部分则探讨人如何生活实践之方法论问题，分为“出世间义”和“随顺世间义”。
梁漱溟指出“人世唯是从清净本然中，虚妄而成，云何而不舍妄取真？如来一代大教，唯是出世间义而已……随顺世间义云何？为世间人不能尽以出世期之，众生成佛，要非今日可办，则方便门中种种法皆得安立”。( [7] pp. 15-19)现实中因较少人能领悟佛学真义，仍执着于迷妄，遂有“随顺世间义”。这一方法论，则显露其入世思想萌芽，并为其以后思想上转入儒家奠定了思想基础。
因而在1917年夏，他开始翻阅儒家经典，试图从儒家入世思想中寻求救民于迷妄困苦之道。此次研读经典，竟有意外之所获，一扫以往消极的人生苦乐观。
“全部《论语》通体不见一苦字。相反地，劈头就出现悦乐字样……人非定纠缠于欲望，则亦非恒在苦中而已耳。儒家之乐又何自来乎……苦乐真际视乎生命之流畅与否。一言以尽之：生命流畅自如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 [1] pp. 181-183)
西洋功利主义思想、古印度出世思皆建立在“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思想基础之上。前者持肯定欲望的态度，后者则持否定态度，儒家思想则是在排斥欲望基础上肯定人生。梁漱溟借此摆脱了“欲望就是一切”的思想底色。其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发现，是其第二次思想转变的关键点。
(二) 家庭层面
1918年冬，其父梁济感叹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因而自沉于净业湖，希冀以此唤醒人们的良知操守。前已述及，梁济极讲求实学实事，倾心西学。但在情感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有着深厚的依恋。学者研究指出，梁济自杀“是要为由真正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有个人正直心的人所组成的共和国的一代人作一个榜样。”( [2] p. 62)梁济自杀一事在当时社会引起极大震动，而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其子梁漱溟。面对父亲突然自杀，梁漱溟悔恨交加。
“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 [7] p. 594)
父亲的死令梁漱溟陷入深深的内疚中无法自拔。梁漱溟自叹愧对于父亲的教诲，遂在父亲死后便放弃出家为僧之念。他决心继承父愿，归宗儒家。父亲梁济的自杀，是梁漱溟第二次思想转变的催化剂，加速了梁漱溟思想转变进程。
(三)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分为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两方面。国际社会层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暴露出西方社会追名逐利、道德沦丧的种种弊端。1918年底，梁启超游历欧洲，将所见所感写作《欧游心影录》一书。期间所见欧洲残破景象，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冲击。他在书中写道：“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8] p. 18)
梁漱溟同样地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他在前反思其第一期西洋功利主义思想弊端正与欧战后西方社会衰落景象相吻合。恰西方有识之士如杜威、罗素前往中国寻求救世良方，更坚定了梁漱溟对儒家思想救世的信心：“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 [7] p. 543)
国内社会层面，辛亥革命后中国国内爆发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封建复辟事件。而这一系列复辟事件发生皆是借助儒家思想来唤醒国内封建势力。因而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为彻底杜绝封建复辟事件的再次发生，开展了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的新文化运动。
不同于新式知识分子批孔反儒的态度，梁漱溟早在1917年受聘于北大任教时，便分别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表明其立场态度：“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而我这种发挥是经过斟酌解决的，非盲目的。”( [1] p. 185)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仍秉持着坚定捍卫儒家的决心和信心。正如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以及到处流行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 [7] pp. 543-544)梁漱溟对于社会层面问题的思考解决，最终促使他由古印度出世思想转向儒家入世思想。
4. 早期思想演变对其后期文化理论形成的启发及影响
梁漱溟曾指出：若早年思想没有经历再转再变，“将不易觉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会人生文化文明之划然各具其特色异彩的。我或将囿于见闻之一偏而从吾所好，或将疏忽漠视此其间的分异焉。”( [1] p. 185)早期思想历经的一再演变，使梁漱溟思想见解开阔。他认为文化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摆脱了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狭隘争论的束缚。
梁漱溟自称为问题中人，“他的问题是因时代的感悟而呈现，又为问题的解决而思考，为思考的落实而实践，因实践再产生问题，再思考……”( [4] p. 123)怎样的见解便有怎样的态度，作怎样的生活。同样地，“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也就是从某种角度对人生所遭遇的‘问题’的解答。事实上，梁漱溟正是从人生实践体验的角度来感受和构筑他的文化理论的。”( [9] p. 72)
早期思想演变为梁漱溟东西文化理论的形成建议提供了现实实践根据。“早年的心路历程为他独特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素材。” [10] 他在书中以生活的样法来解释文化，而生活是无穷无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11] p. 26)生活样法受意欲所支配，生活不同则文化不同。根据意欲是否满足，而面临三种人生问题，所对应解决问题方法即生活样法不同。由此梁漱溟根据所解决问题和对应方法不同，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指出人类所遇到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分别是人与物关系问题则“意欲向前要求”，人自身与其他生命关系问题则“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人自身生命的问题则“意欲向后要求”，正依次对应西洋文化、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和印度文化(以佛家思想为代表)。此一理论正与梁漱溟早期所历经三期之思想正相对应。
实际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著作是梁漱溟早年思想一经演变的探索成果。梁漱溟在“文化三路向”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第一期为近代西洋文化，第二期为中国文化，第三期则为印度文化。第一期近代西洋文化在解决第一问题人与物的关系上彰显其价值。但在意欲向前要求态度下，人向外用力逐求不已。看待世间一切皆为“物”，其生命机械停滞，此为不合理的人生态度。
第二期中国文化，着眼于第二问题人生命与其他生命关系问题，正可解决近代西洋文化所显露的问题。人在“意欲自为、持中、调和”态度下向内用力，看待世间一切皆为“生命”。其生命灵活流畅，此为合理的人生态度。
而第三期印度文化着眼于第三问题人自身生命关系问题。梁漱溟指出此时正处于第二问题下，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7] p. 525)第三问题还未问到，第三期印度文化则留待之后复兴。梁漱溟并在书中最后他提出了如何解决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最终方法：“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7] p. 528)他以孔子的人生哲学为“体”，提倡发扬孔子的真精神。在此基础之上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则为“用”。有学者指出，“这实际仍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深入和翻版。” [12]
梁漱溟这一理论方案仍未逃出“中体西用”传统窠臼，因而在现实实践中难以实现。但其独特文化理论仍有极大的意义价值。梁漱溟的文化理论跳脱了那时以优劣比较中西文化的研究模式，他认为文化各有必要处，提高了民族文化自尊心，在当时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并为后世研究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5. 结语
综上所述，梁漱溟早年因思考解决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思想历经转变。梁漱溟的思想为第一期西洋功利主义思想时，着重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他历经政治改造、革命、社会主义，但皆未成功。遂生厌世态度，转入第二期佛家出世思想。在此第二期思想引导下，梁漱溟着重于人生问题的解决。后因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原因，他由第二期思想转向第三期儒家入世思想。
梁漱溟早期思想演变，最终使他摆脱了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狭隘争论的束缚。并对其后期文化理论形成建立提供了现实实践根据。同时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完整的救世方案。其文化理论虽未逃出“中体西用”传统窠臼，但对现世仍有极大的意义价值。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摆脱了那时以优劣比较中西文化的研究模式，为后世研究中西文化比较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