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04年初，蔡元培在《俄事警闻》第65、66、67、68、72、73号上连载政治小说《新年梦》，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部白话小说。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揭露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政策。1904年，日俄断绝外交关系，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日俄战争，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在此次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加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可以看出，《新年梦》创作于内忧外患的战乱背景下，它以梦境的形式展现出独特的民族国家和世界秩序想象，既是蔡元培复杂政治理想的表达，也是世界性文学现象的构成部分。
在梁启超1902年11月发表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之后不久，蔡元培于1904年2月发表了小说《新年梦》，六年后，即1910年，陆士谔出版了小说《新中国》。由于发表时间和思想内容的相似性，不少学者将蔡元培的《新年梦》与陆士谔的《新中国》做比较研究。1990年，欧阳健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评蔡元培的〈新年梦〉和陆士谔的〈新中国〉》，认为这两部小说，承继了梁启超首创的以正笔写“新中国”之美妙诱人的“未来”的展望体的路数，而在以梦的形式展望未来的同时，又时时环顾黑暗的现实，因而带有更为沉郁凝重的意味。杨丽君的《晚清政治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新年梦〉与〈新中国〉为例》探索了小说对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想象，认为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蔡元培的《新年梦》和陆士谔的《新中国》一脉相承，他们都用文学创作想象未来的中国，主张进行政治改革，表达出了对国瘼民生的关注和对国富民强的期盼。尽管这些想象中国的小说可能艺术价值不高，但通过寄寓梦境想象未来，书写了对于国家命运的求索，表现了理想国家的形式。
侯敏在《蔡元培与清末政治小说》中认为，《新年梦》充满着“理想主义”的人物角色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色彩。小说中“中国一民”这个人物带有蔡元培本人的自传色彩，小说描绘了一个难以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其创作目的是借小说的形式发表对政治问题的见解。小说尽管在艺术上比较粗糙，人物性格模糊，且多以议论来体现观点，但它毕竟显示了清末政治小说的创作实绩，属于“小说革命”的阶段成果。刘涛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至五四破除家庭的三个面相——在身、家、国、天下体系内展开》主要讨论晚清至五四“废除家庭”的问题，论文指出此问题的三个面向：建立个人与天下的直接联系、建成国家、解放个人。而建成国家的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蔡元培和秋瑾，《新民说》《新年梦》便欲破除家庭，建立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在论文的第三章中，作者另辟专节“中国秩序的‘立法者’——蔡元培《新年梦》解”，对《新年梦》进行详细的解析。《新年梦》可以理解为“立法诗”，这篇小说意在为中国立法，为中国重新安排礼乐，调整中国的方向，为中国寻求新的核心价值。蔡元培其时尽管倡导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为其表，《礼运》篇之思想才是其里。朱军在《早期社会主义文学想象的儒学渊源——以蔡元培和〈新年梦〉为中心》中认为，蔡元培及其乌托邦小说《新年梦》是现代儒学与“社会主义”对话的重要开端。空想社会主义与儒家大同乌托邦的化合，西方革命思潮与公羊学革命思想的沟通，儒家知识人的国家想象发生了深刻转向。通过中西乌托邦思想的深入对话，中国知识分子塑就了一种东方的美学人文主义，展现出积极建构人类主体性与乌托邦理想的力量，其中包含着儒学和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贡献。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对蔡元培《新年梦》的研究多将其与陆士谔的《新中国》并列，解读其中的民族国家想象和社会主义思想，而缺少从文明等级论的角度对小说文本进行阐释。因此，本文立足于蔡元培的小说《新年梦》，分析其中对大同世界的想象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认为作者并不能摆脱文明等级论的影响，并在最后采取知人论世的方法，探究小说思想来源的复杂性。
2. 大同世界的想象
《新年梦》以主人公“中国一民”的梦境视角展开。“中国一民”是江南富家子弟，喜学工艺，周游列国。在小说开头，“中国一民”便对当时世界出现的问题作出了以下诊断：“是因为地球上一国一国的分了，各要贪自己国里的便宜。国与国的交涉，把人的力量都糜费掉了……因为一国中，又是一家一家的分了，各要顾自己家里的便宜，把人的力量都糜费掉了。如今最文明国的人，还是把他力量一半费在国上，一半费在家上，实在还没有完全的国，那里能讲到世界主义！……其实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都把糜费在家里面的力量充门公就好了” [1] 在“中国一民”的观念里，人类相较于自然的弱势是由于人类力量的分散，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个人的力量充公，先将小家的力量集中到国家，消除小家的边界，而后再将国家的力量集中到世界，消除国家的边界。
于是，为实现创造新中国的理想，“中国一民”参加了各地方公举议员组成的会议。有趣的是，会场的座位按江河流域分区，将语言风俗相近的安排在一起，并不采取分省制。小说在此处鲜明地讽刺清政府当时在日俄战争中宣布的局外中立政策：“此次局〈外〉中立的宣告，何尝是我们的公意，不过几个糊涂东西，假冒我们的公意做的。” [1] 此处针砭了清政府软弱无能和愚昧专制，进而为后文提出造国新法做铺垫。议员们提出的议案包括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具体章程中充满着空想色彩。内政包括五纲：一是调查人地、区划建筑、区分职业、每人一生的课程和每人一日的课程。只要工作与身体精神相宜，人们便不会偷懒；凡是危险的事，都可以由机器代劳。总而言之，少数服从多数，摒弃个人私利，保障公共事业，呈现出一种对绝对公正和绝对平等的追求。外交则涵盖三款：恢复东三省、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和撤去租界。可以看出，外交三款主要针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显示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是一种捍卫国际利益的国民意识的体现。但是，具体来看，其实现方法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例如，面对国外的强权，我国军人可以利用远胜外国人的纯乎爱国心来抵御；面对资金缺口，只要依靠权贵摊派便可解决。最终，“一切办事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些预定的事，竟是如心如意的办下去。” [1] 随着以上内政外交国法的顺利推进，所有难题都迎刃而解。不到一年，中国便做到了全国一心、独立富强，亦即前文所述的第一步，集中小家的力量并成就团结的国家。
蔡元培的想象不止于此，他所梦幻的康乐之景还超越了家界和国界，是在全人类的视野展望世界大同。在国内，文明事业达到顶峰，没有君臣、父子、夫妇的名目，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交通便捷，甚至语言文字也更新为言文一致、可拼音可会意、简单易学的文字。小说强调“从文字上养成思想，又从思想上发到实事” [1] ，体现出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对语言文字和思想教育的重视。这正是《礼记·礼运》中对大同景象的描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大同境界的到达，则应该如康有为《大同书》一般循序渐进：“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纬之，继以公议会导之，次第以赴，盖有必至大同之一日焉。”在小说的最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遍五洲四海，“大家商量开一个大会，想把这些国都消灭了，把那个虚设的万国公法裁判所、世界军也废掉了，立一个胜自然会，因为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使，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 [1] 此时，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弭，全人类协心同力，征服自然，达成了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于是，在小说开篇时间六十年后的正月初一，蔡元培的造国理想终于完整地实现了——从各人的小家到共同的新中国，从独立的中国再到消除国界、走向世界大同，这一政治蓝图颇具世界主义色彩，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也是完全契合的。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向黄世晖口述《传略》时说，“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惟其意以为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等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尔时中国人持此主义者已既不名一钱，亦不肯作工而惟攫他人之财以供其挥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狭邪游且诱惑良家女子而有时且与人妒争自相矛盾。以是益为人所姗笑。孑民尝慨然曰：‘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人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对于此辈而发也。” [2] 1900年前后，早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革命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可以看出，蔡元培撰写《新年梦》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传播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中国一民”的所见所闻便是反映了某种早期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可能。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与传统儒家大同理想相互契合，它才受到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晚清知识分子的追捧和传播，也侧面反映出晚清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杂性。
3. 文明等级论的影响
在《新年梦》的结尾，中国引领世界趋向大同，蔡元培也写道：“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 [1] 。这不禁让人好奇小说中所指涉的“文明”是怎样的？除了前文所述谋求平等和谐的儒家大同理念之外，其中潜藏的文明等级论色彩亦不可忽视。
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雷蒙·威廉斯对“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内涵与流变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在英文里，civilize比civilization出现得早。Civilize出现在17世纪初期，源自于16世纪的法文civiliser，最接近的词源为中古拉丁文civilizare——意指使刑事事件变成民事事件，并且由此引申为‘使……进入一种社会组织’。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civil (公民的、市民的)及civis (公民、市民)。Civil这个词汇从14世纪以来就出现在英文里，直到16世纪其引申意涵一直是orderly (有条理的、有秩序的)及educated (受教育的)。1594年胡克提到‘公民社会’——在17世纪、尤其是18世纪时，这是一个重要的词。然而，civiity这个词大体上是用来描述‘井然有序的社会’，其最接近的词源是中古拉丁文civilitas——意指community (共同体、社区)。17世纪及18世纪，civility这个词通常被当成我们现在所用的词civilization来使用”。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文明(Civilization)一词“背后潜藏着启蒙主义的一般精神，强调的是世俗的、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它“凸显了现代性的相关意涵：一种确立的优雅、秩序状态” [3] 。在西方近代历史当中，“文明”并非一个简单的社会价值标准，而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政治势力与宗教势力相结合，“基督教文明”便可以成为划分世界的理据。而到了18、19世纪，随着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资本主义日益扩张，欧洲文明利用种族论等所谓的“科学”来塑造自我优越性。这样的“文明等级论”将世界各地的人群归为野蛮、未开化、半开化、文明、启蒙等五个等级，并在19世纪初经典化，被写入教科书，嵌入国际法，成为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
王锐在《“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一个思想史视角的鸟瞰》将“文明等级论”进入中国的三个主要传播途径归纳为：国际法的影响，驻外使臣的传播和明治维新时日本的译介。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中西交流日渐频繁，“文明等级论”也逐渐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学习乃至吹捧，将其作为极具解释力的重要话语。尽管蔡元培在《新年梦》中主要向传统儒家文化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寻求思想资源，但在接触西学之后，他小说中的言说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文明等级论”的色彩。主人公“中国一民”兼学英、法、德三国文字，小说中这样描述他：“他又学了点西人的普通学，学了点西人的工艺，就要游历外国。他是最爱平等、爱自由的人，所以先到美国，又从美国到法国，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又到德国进高等工业学校，自己又研究研究哲学。” [1] 可见，按照这番话的逻辑，在“中国一民”看来，西方国家是世界上平等与自由的最高象征，也是科学学问的最高处所在，西方文明的优越似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存在。当商定造国之法时，人们采取的也是西方议会制度，由地方议员提出议案。在小说结尾，“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使，更要排驭空气，到月球上去殖民” [1] ，更是透露出殖民扩张的强烈欲望，无疑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式的狂妄自大。因此，《新年梦》尽管渴求排除列强，建立新中国，但其中的种种努力还是表明作者利用西方列强的“文明标准”审视中国，服从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逻辑，并希望跻身“文明国家”的行列，无法突破近代“文明等级论”的深远而幽微的影响。
4. 蔡元培的困境
蔡元培的《新年梦》追求绝对的共和、平等、自由，但是当他谈及小说的创作目的时，却又说“惟其意以为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 [2] ；小说明显延续了儒家大同思想的传统理念，同时又难以超脱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的影响。这正显示了晚清中西思想相互震荡时，蔡元培作为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蔡元培落入了与俄国民粹主义精神领袖赫尔芩相似的现代困境之中。这是一个‘平等与优异相互冲突的价值’，认识到精英等级的不公，但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有的思想、道德自由和美学的优点。” [4]
蔡元培生活的年代从1868年到1940年，这是中国各种思潮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他自小便在家塾读书，后经殿试中进士，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对他的影响应是最为深远的。后来，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他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多次前往海外游学。除儒家经典之外，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社会思潮，包括进化论思潮、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等等。可以看出，蔡元培的思想观念贯通中西，兼容并包，呈现出明显的杂糅性和复杂性。
在《支那之专制政体》中，蔡元培将儒家与道家、法家作对比，并指出：“儒家之言，则在法家、道家之间，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君主为人民而设，有教养人民之责任；而尤在自修其德，以开化人民，使同趋于为善，故必以一国中道德最高者充之。如君主不德，则人民得别推有德者以代之，故以选举之君主为原则。” [5] 蔡元培还根据西方伦理学，编著《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为标准评价诸子学说。儒家的中庸之道更是为他所推崇，他在书中强调：“惟儒家之言，本周公遗意而兼采唐虞商之古意以调燮之，理论与实践，无在而不用折衷主义。……先制恒产，乃教凡民，此折衷于动机论与功利论之间也。以礼节奢，以乐易俗，此折衷于文质之间者也。子为父隐，而吏不挠法，此折衷于公德与私德之间者也。人民之道德，禀承于政府，而政府之变置，则又标准于民心，此折衷于政府人民之间者也。恭敬祭就而不言神怪，此折衷于人鬼之间者也。……吾族承二千年之进化，而凝结以为社会心理者，实以此观念为大多数。此其学说所以虽小挫于秦，而自汉以来，率为吾族伦理界不祧之宗，以至于今日也。” [6] 因此，虽然《新年梦》在外交上反对帝国侵略，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但在内政上却并未涉及封建皇权的问题，对国内理应进行的革命过程也避而不谈。总体而言，他的改革仍奉行儒家中庸之道，并不希望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基。
清朝末年，中日甲午海战惨败，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并于1897年刊出，对社会各界带来了巨大影响。而这种进化论思想也是蔡元培社会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欧化输入，群知人为动物进化之一境，而初无贵种贱种之别，不过进化程度有差池耳。” [1] 由此可见，他认为各个民族都由动物进化而来，但进化程度是有所差别的。“阶级制度一旦被打破，个人就从束缚中得到解放，而完全任其自由发展。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具有特长的人，不应当强迫他屈降为一般。世界有进化的原则，对于赋有天才的人，更应当充分利用他来充当先导。” [7] 在此处，蔡元培在继承社会主义的消灭阶级的理念之余，凸显出天才的主导地位，强调了世界的进化原则，这与他所倡导的平等思想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进化论与“文明等级论”的产生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蔡元培的进化史观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中国扩展的结果。因此，尽管在救亡图存的环境下，蔡元培怀着民族主义热情主张政治变革，期盼中国独立，但他仍在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摇摆，无法看清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5. 结论
《新年梦》作为蔡元培唯一的政治小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小说展现了儒家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带有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色彩，但并没有摆脱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深远影响，仍然以西方文明的逻辑和标准衡量中国的社会变革。小说中所呈现的中西思想的杂糅与社会理想的矛盾正是晚清知识分子共同的困境。正如朱军所言，“这种费解正是知识人在‘翰林’与‘革命党’、‘精英’与‘群众’乃至‘集体’与‘个体’、‘自由’与‘道德’、‘激进’与‘保守’等等一系列对立的困境中的彷徨之声，也正是在这一交错激辩中，晚清小说展开了中西乌托邦美学的对话。”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