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回顾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关于东西文化种种问题，特别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在当代仍然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国内学者关于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主要从论争背景、论争发展阶段、论争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
在论争背景的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与当时中国人寻求民族振兴的途径有密切关系，东西文化问题论争是中华民族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华民族面临着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救国救民的道路 [1] 。在国际背景方面，部分学者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从盲目崇拜西方文明转到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2]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看见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失去了信任，便提倡向俄国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者也开始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3] 。
在关于论争发展阶段问题的分析上，学者们各抒己见。有学者根据讨论内容把这一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界定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创办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讨论聚焦于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东西方文明如何调和的问题；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初至一九二五年，主要是科学与玄学之争 [4] 。还有些学者把这一时期的论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杜亚泉发表文章反驳陈独秀等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观点；第二个阶段是章士钊出台“新旧调和论”；第三个阶段是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 [2] 。
关于论争影响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这场东西文化论争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东西方的文化传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和分析，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这在中国文化研究中是第一次。在这场文化论战中，东西方文化流派都始终保持着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赞扬态度，为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导引作用 [5] 。还有学者认为，论争对当时的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东方文化派的观点使中国史学在理解和学习西方史学的过程中有了更深层的思考。文化论争中对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争辩，使中国史学在对待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时变得更加理性，从而使中国史学汇入中西学术交融潮流之中，因此历史学家对文化史理论的研究也更加重视 [6] 。
“五四”100多年了，学术领域对于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现在更需要立足今天，通过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观点进行研究，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更多文化建设的养料。
2.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概况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华导致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面临生死危亡的局面，为了挽救国家危局，中国一批进步人士先后发动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进步人士对中西古今文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救亡运动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中西文化认识的深入，到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文化论争形成了高潮。在这个期间发生的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争的规模之大以及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论争延续了10余年，这个过程中参与者达到了数百人，发表的文章近千篇，专著的数量有十余种。这场论争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场论争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总的来说，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上。具体关系到如何解决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如何认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总之，这场文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从文化的角度就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展开的辩论。
东西文化论战中新旧文化的关系跟东西文化的差异息息相关。1917年到1919年论战双方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关于新旧文化关系的争论也是对东西文化的进一步认识，这对探索中国未来文化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支持东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张“新旧调和”。支持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张“弃旧图新”“破旧立新”。总之，破旧立新和新旧调和是论战双方交锋时期对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不同观点。西方文化派认为西胜于东，新胜于旧；东方文化派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为国之本，主张新旧调和，循序渐进。对东西文化、新旧文化关系的不同观点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后期选择中国未来的出路奠定了基础。
东西文化论战是在内外交困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发生的，主要争论的焦点问题由开始的东西文化差异到中间的东西文化关系，再到中国文化的出路。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争关于传统文化的态度研究，从文化角度来考察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先进和落后文化的影响下，如何反思传统文化，怎么看待西方文化，如何表达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观点，在争论过程中他们的态度如何发生转变。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日益繁荣发展的今天，我们也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扎根于中国大地上，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是既定的历史，都对现实社会产生着影响，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需要深厚物质基础，更需要繁荣的文化，几千年发展延续中铸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根脉与灵魂。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所涉及的论题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有些问题至今仍有待解决。以史为鉴，对这场论争进行反思，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3.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转变
(一) 中国早期马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精华，但也存在糟粕，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丧失了其价值。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论争过程中，回顾审视本国的传统文化时，对于其中因时代变迁而减少其价值的内容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和抛弃。
在五四前期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化是比中国文化进化程度更高，更先进的文化，且中西文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它们之间犹如南北不相并，水火不相容。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认为西方文化是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而中国文化是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从人格、习俗、文学、科学等六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进行阐述，希望明事理的青年人能从对比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之后他又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提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所以成为“雍容文雅之劣等”民族。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为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宗法制度造成了社会卑劣不法、惨酷衰微的后果。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施之者大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从以上三个方面概括了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进行了批判。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文化观在制度层面体现为批判孔教，在五四前期批判孔教的直接原因在于当时“定孔教为国教”的呼声，对于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先进知识分子将孔教与国家制度相联系，他们对孔子之道的否定，不仅是对传统中独尚一尊的文化格局的否定，也是对两千多年来束缚思想自由发展的孔教的否定，他们本意就是要推翻孔教对中国伦理和思想的绝对统治，因为他们认为，孔教与共和时代的要求完全不相符，必须要革新，不能调和。陈独秀曾表示，孔教的核心是“忠孝一贯” [7] 的礼教。儒家的三纲，从本质上看是在宣传“奴隶之道德也” [8] 。“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 [9]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孔教，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并不相通，孔教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不能“征之事实”，“行之社会”，不能“增进社会福利国家实力”，更不能引领中国走出“野蛮黑暗” [10] 的时代，他认为这些都是应当被抛弃的。而更重要的方面在于他们认为，主张复辟和主张君主的人都以孔子学说为援引，为君主帝制做合法性论述，提倡孔子学说势必会尊君，尊君势必要复辟，孔子学说与君主专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而现实政治中，不管是军阀还是帝国主义，甚至是义和团，都试图通过利用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学说为自己的统治压迫寻找合法性根基，因此，孔子学说与帝制、与现实恶劣的政治环境都有着理不清的关系，所以从制度上反传统的着力点就集中于对孔教的批判。在社会层面体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陈独秀认为，要振兴落后腐败的中国，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即改变“国民性”。没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改革就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们批判中国重家庭，轻个人，致使家庭经济难以发展，蓄妾养子之风盛行，家族男女群居，民性懒惰，不知道时间的宝贵，奢侈享受成为风尚，致使人力废，产业衰，生产日微。国内官僚主义风气严重，惟官令是从，人民无国家政治意识，也没有作为主人翁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和热情，将个人置身政治潮流之外。国民公德私德堕落，为官不廉洁，生活不节俭，公共卫生脏乱，被西方世界所耻笑。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将国民性的不足和缺失归结于传统封建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影响。认为在封建统治和孔子学说的影响下，没有独立的个人，也没有独立的经济，两者相互作用使社会风气和物质文明一同退化，落后于世界，因而他们通过揭露国民性的丑陋达到批判传统文化的目标。
在道德层面体现为批判封建礼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孔子生长于封建时代，他提倡的道德礼教是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君主贵族的权利和名誉。在他们眼中，礼教规范着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和行为规范，因此批判封建礼教就是在道德层面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他们批判礼教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民伦理的觉悟，因为孔教问题不只涉及宪法问题，还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伦理思想等根本性问题相关，“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曾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 [11]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直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2] 他批判传统社会以礼杀人，是吃人的社会，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打击。揭露了在长期封建礼教的控制和禁锢下人们的麻木迂腐，甚至自觉维护封建礼教的可怕现实，他得出封建礼教满纸是“仁义道德”但是骨子里全是“吃人”的结论，率先揭示了封建礼教扼杀人性的实质。同时，启蒙知识分子意识到作为吾国伦理政治的根本，礼教的核心在于“三纲说”，三纲说的实质就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别尊卑明贵贱的阶级制度。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传统伦理的批判，使反传统深入到实际生活和伦理道德层面，将反传统推向了高潮。
“传统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根据地和创新动力源。” [13] 尽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进行了严厉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皆是糟粕，其中也蕴藏着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我们应该对其辩证看待。
(二) 中国早期马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东方文明的价值再次得到关注和提升，加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先进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认识中西文化。与此同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前期启蒙的成效已经显现，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也促进了知识分子在北大的联合，凝聚了启蒙的力量，使建设新文化的总目标变得日益清晰且可行。最终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感召和前期启蒙的负面影响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他们不再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开始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关系，提出要建设中西结合、综合创造的新文明，并在实际行动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挖掘、阐释和择取，企图为再造文明找寻传统的文化制度支撑。
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在1919年9月的《新旧思想之折衷》一文中指出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态度发生的转变：“在戊戌时代，吾国人之思想界，显然有二种派别，当时以新旧二字为其标志，其意义本极单纯，即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现时在人类社会上，其思想又显有二种之派别。吾人若因时代之关系，而以新旧二字为之标志，则不能不以主张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 [14] 在这种崭新的新旧文化观的影响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再专注于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能用辩证的态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既有所批评也有所肯定。
当谈及中国工商业不进化，国家观念不发达时，他们开始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坏的一面看，这些使中国的物质文明停滞不前，国民也没有团结一致的力量。但好的一面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形成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在谈及当时社会上青年自杀的问题时，他们指出，男女青年自杀是由社会道德习惯压迫造成的，并将情绪压迫式的自杀归于受道德习惯和社会制度的压迫，将经济压迫式的自杀归于社会经济组织制度不良的结果。已经能从社会制度层面分析认识社会问题，而不再将社会风气问题简单归之于国民性问题。他们还深入思考分析了孔子学说为什么在中国发生，指出：中国的气候状态以及土地分布造成中国农业比较发达的产业状况，逐步形成中国以家庭思想为根本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状况造成的伦理观念，最终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孔子学说。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问题，较之前期将中国种种问题简单归因于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五四后期显然更加科学，更加理性，更加深入。
在谈及教育问题时，他们指出，西洋教育并非都是好的，中国的旧教育并非都是坏的，不过是主观教育和客观教育上的分别，不过是活用教材的方法方面的差别，中国教育的流弊主要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对于过去“以西方文化易中国文化”的主张，这时他们却提出“输入学理”要以文化发展实际需要为标准，如果把旧当做标准，就会把学说弄成废物，如果把新当做标准，就会把学说变成装饰品。另外，他们还指出，改造社会，实际上应该一点一点地消除现存的弊病，不应该有“彻底”和“根本改造”的观念，认为这是懒惰心理，是不可能的，也是可耻的，在理论上笼统的否定也是不行的。显然这时启蒙知识分子对五四前期全盘西化的文化方略进行了再认识，并实现了认识上的一个转变。
在继承中国伦理道德方面。陈独秀在1916年的《我的爱国主义》一文中，主张用“勤、俭、廉、洁、信”这一新的道德内容来标识“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 [11] 。又如胡适，虽然他讲过“全盘西化”的思想，但他的“全盘西化”理论不是为了西化汉语，而是为了促进白话文使用的普遍性，进而可以对人的观念与行为形成改变。又如鲁迅，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强调：“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12] 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对“中国人”作了阶级分析，热情赞扬了作为“中国的脊梁”的“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从本质上讲，它批判了文化传统中一些不适合时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抛弃整个传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只是阻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落后的东西，并非否定所有传统文化。与批判相比，这场文化论争更重大的意义是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有益资源，使得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对其进行挖掘和继承，为新时代国家的文化建设发展提供传统资源支持。
(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创新
李大钊从最初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最终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民彝”思想是其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这是李大钊顺应历史时代潮流，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相融合提出的一个概念，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因子相结合的产物。李大钊“民彝”思想的最早提出是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这是李大钊于1916年在《民彝》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系统的阐述了“民彝”思想。他在开篇阐明了写这篇文章的理由，他说到：“大盗窃国，予智自雄，馮借政治之枢机，戕贼风俗之大本。凡所施措，莫不戾乎吾民好恶之常，而迫之以党于其恶。”[16]面对袁世凯的复辟，民国初年的黑暗政治现实，李大钊希望能够结合中国传统当中的优秀文化以及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提出适合中国的民主政治思想。他在文中引用了许多古代典籍当中的诗句，其中就有“天使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这些典籍的诗句都是强调人民应当追求美德，上天应该尊重民意，突出了人民的重要性。李大钊将中国古代的“民本”、“重民”等传统文化当中优秀的因素吸收融入到他的“民彝”思想当中。1919年1月《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蔡元培强调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地方，“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16] 对于国粹和欧化的理解已经大不同于以往，并倡言要建设比欧洲文明更为先进的文明。
陈独秀在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1号中，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新青年》同僚们的意见，提出了综合创造论，即通过扬新弃旧，结合中西文化创造出新的文明。文章写道为了寻求社会进化，我们必须打破“天经地义”和“自古如斯”的刻板印象。首先必须抛弃我们的旧观念，并把历史和当代圣人的思想和我们自己的想法相结合，创造新的政治、经济、道德观念，树立新的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对文明进行再造是新思潮唯一的目的，这不仅为现代性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手段，也体现出与五四前期全面反传统的完全不同态度。从上述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寻求文化的融合、超越与创新在五四后期已经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立场和努力方向。
4.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态度转变的当代启示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仍然是历史和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正确的文化观，理性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对待西方文化，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
(一) 理性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的发展历史，经过历史和时间的积淀、筛选和检验，其中包含有许多科学文化精神，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依托。传统文化始终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有力武器，是联系中华民族亿万子女、凝聚磅礴民族力量的内在动力和重要源泉。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影响力，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必须铭记五四历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既不能有偏激片面的态度，也要保持文化理性，做到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崇洋媚外，有理智、有底气、更要有自信。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1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性客观地看待，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进行鉴别，继承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摒弃传统文化中与当今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与现代文明进步不协调的成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指的是那些先进的思想理念，优秀的人文精神，值得传承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与时俱进、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思想观点，以及热爱祖国、尊老爱幼等优良品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就是那些为封建主义、等级制度、封建迷信等服务的思想成分。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17] 由此可知，传统是主体生命历程的抽象表达。它不仅是过去，而且存在于现在，并将继续朝着未来前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历史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它具有历史的先进性和合理性。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某些过时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它蕴含的永恒价值却不会因时代的进步而消失，而是会在人类迷失方向时熠熠发光。
(二) 辩证看待西方文化
五四前期，启蒙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旧文化必须向西方文化的方向去发展，故而提出“以西方文化易中国文化”的主张。五四后期，在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劳工阶级的统治和压榨，而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大多数人的幸福”，所以，他们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寻求建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然而，时至今日，五四己经走过百余年的岁月，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少数资产阶级统治多数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资本家利用资本对劳工进行压榨的事实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我们应该有清晰冷静的认识，坚持摒弃过去“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落后思想，坚持辩证理性认识西方文化，因事而异，因时而新，积极借鉴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我们必须以五四为鉴，坚持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加强对西方腐朽“西化”思想的鉴别、抵制、批判意识和能力。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是“一刀切”，摒弃中西文化有高低之分的文化观，秉持兼容并包的精神，科学看待不同文化的差异，促进中西文化平等交流。
历史向我们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科学总结人类文化成果、继承人类文化优秀遗产、开创人类文明新阶段的唯一指导理论和方法。舍此而外，别无他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首次对人类文化进行科学的总结，使文化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展开的关于东西文化论争的积极后果，就是向全中国人民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何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终于成为中国一切革命志士为之自觉奋斗的伟大目标。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具有民族形式的、符合我国国情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是我们今天的光荣历史使命，也是我们从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中得出的一个历史性的结论。
(三) 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创新，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这是推进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实现文化与时代共同进步、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匹配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以及传统文化的理论自觉，如何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渐进入了我国文化研究领域，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了我们正确对待中华文明的科学态度和中华文明应当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
不断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现新形式。文化表现形式的新旧以及表现形式的多寡往往会成为衡量文化生命力，彰显文化活力的外在体现。无论哪种文化形态，如果不通过具象化的形式外在地表现出来，在本质上就会脱离社会实践，进而走向一种文化虚无主义，成为形同虚设的抽象事物。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之深邃圆融、内容之广博实际上远远比现时代各种文化形态还要多，其中蕴含的可借鉴的价值内涵极其丰富，但在现时代也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载体、话语方式单调甚至匮乏的问题。这也深刻意味着坚持古为今用，不断开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和永存的重大课题。
立足实践，不断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救国救民探索实践则开启了近代中国人对精神文化层面的改革与创新。但我们看到，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文化的争论归根结底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之间徘徊，没有真正充分挖掘出那个时代可资借鉴的价值和内涵，更未汲取中西文化中合理积极的因素服务于五四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的发展停留在自发性改良层面，而没有进行自觉性地改造，因此始终没有寻求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出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价值旨归就是成为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竭源泉，这也是传统文化自身存在的应然逻辑。离开具体时代的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也就无从谈起。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融入到新时代我国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
5. 结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争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思想背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通过参与文化论争，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充分阐发自己的主张，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转变，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分析，对其思想启蒙及引领作用给予充分肯定。目前，我国仍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焦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坚持文化自省与文化自信的统一，既不自卑也不自大，以自省正身，以自信立本，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18]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不断在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鉴别中吸取具有人类共同文明属性的思想成果，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19]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相协调，坚持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取得丰硕成果，体现时代精神，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
NOTES
1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EB/OL].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729647, 2014-9-25.
2习近平.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871323,202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