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与当时社会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而这种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已产生两千多年、被许多朝代推崇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简称为儒学，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 [1] 。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国民族意识的影响既深且远。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然需要借助中国本土的文化进行发展，因此，被称为传统文化主导的儒家文化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所依附的主要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对儒学文化进行研究也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范围内对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进行彻底解放的学说，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先进的一种理论，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诸多观点和结论经过事实的检验已被证明是科学真理。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人们共同奋斗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这是在我们党创建之初就已经确立的。作为一门与时俱进的学说，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继续发展以及民族化。
2.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通之处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但仔细研究后不难发现，二者仍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实践的观点与力行主义。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根本特点的理论学说，它诞生于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其目标是改造世界，并在新的实践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阐述了实践的作用。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其根源就是对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忽略。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确立了在全部社会生活中人实践活动的地位和作用 [2]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社会生活及主观思维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从多个角度进行科学论证，并做到持续完善。它吸收了哲学史上有关实践观念的合理成分，对实践的本质、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论述，从而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实践观。
儒学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实践的概念，但儒家代表人物大多推崇力行主义。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观点，认为“行”要与“知”统一起来，不能只重理论知识，实践同样重要，只有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才称得上“善”。王夫之强调只有实践，才有真知，他认为学问的真伪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孔子甚至提出了“力行近乎仁”的说法，“仁”就是“爱人”的意思，它是所有美德的总和，也是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这是对重行观点的最高评价。因为“仁”不单单代表个人道德的伟大理想，同时也体现着社会政治的崇高理想，更是二者的和谐统一，因此“力行”既包含了道德的修持，又包含了社会的政治实践。儒家的实践论讲究的是“知”与“行”，是“悟”与“行”的统一 [3] 。但是，儒家的实践性思想却不如马克思的实践性思想那样具有科学性和全面性，它更多地侧重于道德实践，并未将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纳入到实践的范畴之中，这也是儒学实践思想的理论缺陷。
(二) 共产主义和“大同”思想。
在十九世纪，共产主义思想已在西方萌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是马克思学说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在物质生产上表现为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产品的极大丰富，在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分工和劳动的差异消失，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 [4] 。那个时候的共产主义便开始主张消灭一切阶级，建设一个无压迫无剥削的集体化社会，实现人民的自我解放。不过由于共产主义是个理想中的社会，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陷入其中，只要努力的发展好自己国家的经济文化，慢慢的过渡到那个时期。在达到共产主义后，人民才能各尽其职，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大同，人类社会才真正的进入到了高级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志愿参加各种自己热爱的劳动，并在劳动中收获喜悦，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社会生产的效率迅速提高，收获也异常丰富，人们可以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这样的社会就是完全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
“大同”社会是理想的社会状态，它最初起源于儒家思想。儒家对“大同”社会有着详细的描述，在“大同”社会里不单单只爱自己的子女，要使所有老人都能得以赡养安享晚年，所有青壮年人可以有地方施展才力，所有小孩子可以得到顺利的成长；使寡妇、寡夫、孤儿、失去子女的老人以及残疾人都能被社会照顾供养。也就是说让每位社会成员都各居其位各尽其力，整个社会去保障每位社会成员的利益，努力让社会变成一个“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5] 的充满信任的和谐社会。儒家的“大同”精髓其实主要在于要以公有制作为最根本的核心基础，然后结合先进的生产力进而达到所有人群的均富，实现完美社会。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儒家对于美好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大同社会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天下为公不仅仅是一种权力的口号，还是一种选贤任能的具体举措，通过这些被选举出来的人来管理那时候的大同社会，而推选贤能的权力在于全社会的民众；第二，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里，要讲求诚信，人际关系要保持良好，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天下为公”这种大同社会的根本基础。在那里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富足。第三，在“大同”社会里，每个人的责任心都高度强烈，他们会主动的珍惜并爱护公共财产，减少和杜绝一切浪费的不良现象，那个时候基本上不存在为己为私的心态。这种诞生于两千年之前的“大同”社会思想所描绘的美好蓝图，并不具备严密的科学性与逻辑性，但为中国人民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两种思想同样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能实现自我全面发展。
(三) 整体思维和“天人合一”思想。
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对自然界、社会、历史与思维进行研究的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是把世界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它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的统一体，世间万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孤立的，反对用一种片面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马克思主义认为，万事万物的构成因素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要会用整体的观点，从整体出发，以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
儒学在处理问题时主张采用整体思维，即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把握事物。“天人合一”思想就是采用整体思维看待问题的代表 [6] 。“天人合一”思想虽然是由道家的庄子提出的，但后来被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等加以发扬壮大，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理论。所谓“天人合一”，即宇宙与人生，天道与人道，心与物的统一，用近代哲学的眼光来看，即人与自然，主客体，主客观，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天人合一”是以整体思维为基础，其特征是不赞成将思维对象分割为多个独立的部分单独加以分析，再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而是始终将人与目标视为一个整体，在整体意识的驱动下，去剖析总体中不同部位之间的关系与差异，抓住事物的实质。这一思想方法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提倡用全面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是一致的。
(四) “以人为本”和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是一条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首先，马克思把实践看作是人的实践活动，人是实践的主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唯物史观中提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其次，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人在参与实践活动的同时在创造着人类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人本思想诊释时，人们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只有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阶级和个人，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再次，马克思把人作为进行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改造，以及对人的发展，最终都是要满足人的发展需求的。所以，“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
儒学的人本思想主张尊重人和推崇人，肯定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主体价值。儒学的人本意识虽然与强调人的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的西方哲学不同，但儒学并没有完全忽略人的主体价值，以及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儒学主张通过自身努力来达到“仁”的境界，这就是对人的独立价值的肯定。首先，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儒家视人为一种在自然界中居于特殊位置的社会性的类存在。其次，儒家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之上，以人的生存发展必须依存的人伦社会为基本起点，将人类的主体价值置于个体价值之上。正因如此，儒学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存在，是其他事物不能比拟的儒学强调“民为邦本” [7] ，主张民为国之根本，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主张“民贵君轻”，人民在政治上高于君王，得人心者得天下。儒学的人本性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提倡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是对人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古老的民主观念的萌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突出人的主体价值与作用。
3. 儒家文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的作用
基督教教义刚开始传入中国时，遭到了儒学的强烈排斥与抵制，然而中国传统儒学对同出一源的马克思及其学说，不但不排斥，而且还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先进分子在清末民初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早期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有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有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君武、朱执信、孙中山，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 [8] ，他们中有精通或通晓儒家文化的，也有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与传统儒家有很深的渊源和联系，对儒家文化有很强的认可和崇拜。从一定意义上讲，儒家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忧国情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寻找一种以社会为本位，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引入中国。
(二) 基于传统儒学的“大同”社会理想、“均贫富”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比较与阐释。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与宣传者，大多从儒家的角度出发，利用儒家的某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概念术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与阐释，从而使其能够从传统儒家思想的角度所认可与了解。也正是这样的认识与说明，才能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之间的敌对、陌生与疏离，从而更好地使得马克思及其学说为人们所接受，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 。
(三)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的契合之处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清末民国时期，尽管儒家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经降低，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依然存在，而“太平大同”也一直是这些读书人的理想与追求。当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强国”、“富强”和“救国”的实践中已经被证实是不可行的时候，寻找一种能够拯救中华民族，同时又能够实现儒家理想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的 [10] 。儒家以“大同世界”为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尽管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改造社会、建设人类美好家园的手段和途径上存在着差异，然而，二者所构建的、所追求的人类理想社会，却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政治理想上高度一致，在承认理性精神和积极入世的态度上，也显示出与儒学的共通性和兼容性，因此，它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引起了儒家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终于为中国近代民族革命斗争，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理论武器，有力地指导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斗争实践。从其普遍的人类性和恒久性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思想武器。儒家思想是中国人对自然、对社会、对自身的探索所取得的知识的积淀，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它蕴含了许多具有普遍性、真理性的内容。两者在这一层面上是相互兼容的，这就是他们能够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内在契机。
通过对儒家的“大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在两个方面有显著的共同点：都持“天下为公”、“集体主义”的观点；这两种理论都宣扬了理想世界的彼岸性，都是理性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因为两者的相同之处，有儒家的“大同”和理性传统的思想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马克思及其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传入中国时，受儒家思想影响长大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接纳，似乎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也没有过分的抗拒。
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与其和传统儒家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有很多相通之处相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最早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熟读了大量儒学典籍的人，他们都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基础和修养。他们和一直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一样，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接受与认同，常常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为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和文化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