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理论对于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基于精神分析理论构建了一套系统的道德学说，对传统伦理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弗洛伊德通过道德人格理论表明，人类的一切行为实际上都在不可置否地受到潜意识的影响，而人的道德行为也在受欲望的驱使，文明生活是建立在压抑本能欲望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类生存最无法避免的难题便是在道德与本能的冲突中找寻平衡。弗洛伊德受到社会、家庭环境定向，开始对人类心理展开思考，由此便形成了人格理论中的道德思想。弗洛伊德的道德人格机制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得以建立，是一种无意识层面的、非理性的心理现象。而对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道德思想的形成根源的探究有助于更好地透析弗洛伊德的道德人格理论。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探析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道德思想的产生背景、起源以及主要内容，探究其发生的最根本的源头，以期找寻“禁忌”的起源，从而对于当今道德文明社会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持。
2.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道德思想形成的现实因素与理论背景
2.1.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道德思想形成的现实因素
弗洛伊德生于摩拉维亚，当时是奥匈帝国的领土，是一个经济发展较快，但种族冲突也很严重的地方。19世纪晚期，奥匈帝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一种垄断，它把大部分的财产都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中，使自己的财富不断增长；这就造成了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生存困难，难以为继；工人们受到了极大的剥削，他们失去了谋生的手段，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前奥匈帝国的内部在此时存在着两大矛盾：“一是日耳曼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杜阳，2016)此两大矛盾的存在之时前奥匈帝国国内政治局势极其不稳定，社会环境动荡，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恶劣。而且，由于基督教的存在和封建制度的影响，奥匈帝国的封建习俗、陈旧的道德思想、愚蠢的宗教禁忌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过于重视神灵和禁忌，对“人性”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就造成了奥匈帝国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逐年上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其所处的时代语境是非常吻合的。
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的母亲是第三任妻子，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及一个小两岁的妹妹。家庭结构的复杂促使弗洛伊德与母亲关系很亲密，同样，母亲对他的宠爱造成了哥哥及妹妹的嫉妒。因此他将母子关系认定为所有人类关系中毫无矛盾心理的关系，并将他的所有自信与乐观归结于他的母亲。他追求简单，这种性格习惯不仅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在研究上亦是如此：“他倡导简单的生活理念，他的生活细节全都体现了这一理念，并且他的学术研究也融入了简单理念，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简单元素组合在一起的，任何事物都遵循简单的规律，弗洛伊德对本能与人格结构的划分也能体现出这一理念。”(梁师益，2019)弗洛伊德从小就觉得父亲是个冷漠、粗暴、严格的人，父亲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心灵，使他渐渐形成了叛逆的性格。“母亲对他特别宠爱。幼年时候其他妹妹的房间都用烛光照明只有他用一盏汽灯照明；为了不影响他看书妹妹安娜放弃了练习钢琴。”(杜阳，2016)弗洛伊德“复杂”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恋母”、“畏父”的心理，并对他后来的人生及思想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
弗洛伊德成长于一个充满了宗教色彩的犹太社会，他从小就在家族中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熏陶，并接触了大量关于犹太教的东西，这也让弗洛伊德对宗教、道德、伦理、神话等各方面的相关内容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大学毕业后，他被维也纳综合医院录取，后来又在多个部门工作，如外科、内科、精神科等。第二年，他和西奥多·梅纳特一起参加了精神病学和脑部解剖学家的研究。弗洛伊德在这五个月里，一直在研究心理疾病，也学习了很多关于精神疾病的知识和治疗手段。随后，他去了法国，在巴黎萨尔拜特里尔医院师从精神病学专家沙可。弗洛伊德在巴黎生活了六个月，对沙可歇斯底里和催眠理论的研究非常感兴趣。数年之后，他到法国东北的南锡，从李厄保与波恩海姆那里了解到有关催眠术的内容。
2.2.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道德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弗洛伊德深受柏拉图在《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对爱的冲动的解释的影响，并基于此解释解决了爱作为本能的问题的原因，并对生命的意义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弗洛伊德的道德人格结构中的本我部分所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认为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本我引导，使得人的得以追求欲望满足的方式以得到快乐，而这种快乐在弗洛伊德看来便是幸福。伊比鸠鲁将快乐当作是最大的一种善，快乐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与目的。弗洛伊德在《文明与缺憾》中对于人的道德生活的提问进行了回答：“答案几乎毫无以为是追求幸福。”(弗洛伊德，1996)而他的这种观点正与伊比鸠鲁认为快乐是最大的善，使幸福生活的开始与目的的快乐主义的观点是相契合的。不仅如此，叔本华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亦是不可忽略的。叔本华提出的“世界是我的表象”一命题作为他的哲学的出发。从这个命题可以看出，“自我”是存在的，因为世界作为我的表象就无法离开我，离不开这个作为肉体与意志的我，而“自我”也便是意志的自我。不仅如此，叔本华还认为“世界是我的意识”的观点中蕴含了冲动、本能、欲望是没有界限和目的的、是最原始的理论，而此理论亦对弗洛伊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极其相似。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与叔本华的性欲观点也是十分的相似，都认为人的性欲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强烈的欲望。并且，弗洛伊德对于生死本能的内容与叔本华的关于终极本能的观点也有相通之处。这都表明了叔本华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是深远且巨大的。尼采在很多方面都是弗洛伊德思想的先锋，他对人性的理解深刻地影响到了弗洛伊德。尼采认为，梦境对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梦境是相较于现实而言的人类最基本的东西，而遗忘、梦境、替代和升华，却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段，它直接影响到了弗洛伊德关于梦境中潜意识欲望的符号性满足论。尼采把人的思想看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复合体，他的思想只是精神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精神都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就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我的记忆说：‘我曾做过那件事。’但我的骄傲说：‘我没做过。’而且坚持不让。最后，我的记忆让了步。”最终，我还是想起来了。”从这一点来看，人类的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如果不想回忆，就会选择忘记。他的荣耀，他的成就，他的荣耀，他的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弗洛伊德的个性理论体系正是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而形成的。
不仅是西方哲学传统思想，近代科学、心理学、悲剧文化等也都对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道德思想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著作中提到：“不仅向物种特创说的‘创世纪’的权威挑战，以为人的身体得之于动物祖先的遗传，而且提出动物和人之间是否有连续性的问题。”(波林，1981)在人类进化理论的指导下，以人为研究对象，认为人类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弗洛伊德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对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力图从人类的种种行为中寻找到其内在的原因与规律。而且，根据进化理论，人类是从动物王国演化出来的，所以，人与动物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线，因此，人当然还保持着动物的某些本能和冲动，这种残留的本能和冲动，一定会对人类的身体产生影响。弗洛伊德借助进化理论，冷静地审视人性中潜藏的种种欲望与需要，直面人的本性欲求，力图揭示出人性中潜藏的普遍之谜。从本我、自我、超我人格结构说出发，以“力比多”为“动力”，把“三大人格”从“静”到“动”，以冲突的现象为核心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这也表明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于弗洛伊德人类心理发展的重要影响。在十九世纪以前，精神失常被认为是邪恶，或是被魔鬼附身，所以他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捆绑和鞭打。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精神病学的不断发展，一些学者纷纷表示，他们对精神病患者的残忍行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更多更具科学性的治疗方案。麦斯麦是心里病理学的先驱，他所采取的疗法被称为“催眠术”。随后，在法国，出现了巴黎与南锡两大流派，并在此基础上，催眠作为一种被承认的医学手段。而弗洛伊德最初作为一名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员，目睹了神经学家沙可与伯恩海姆关于“催眠术”的运用。不仅如此，弗洛伊德在见到布洛伊尔对于患者歇斯底里症治疗的时候运用的其创造的一套治疗法，使弗洛伊德开始相信童年时期的最早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意志停留，并由此将此种治疗法运用于对其患者的治疗之中，以此产生了精神分析治疗的雏形。
弗洛伊德的整个人格理论与道德学说实质上都蕴涵着一种悲剧性，这种悲剧精神的根源来源于希腊神话，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来自希腊《俄狄浦斯王》，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厄勒克特拉》悲剧。哈姆雷特的悲剧使弗洛伊德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而麦克白却把弗洛伊德置于了一个无解的境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曾几次指出：“莎士比亚创作的《哈姆雷特》是一部伟大的悲剧诗，它与《俄狄浦斯王》一样，植根于同样的土壤中。……正如《哈姆雷特》涉及的是父子关系的主题，《麦克白》写的是无子嗣的主题。”(弗洛伊德，2011a)这些故事都是弗洛伊德悲剧思想的源泉，他尝试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来进行人物剖析，其结果就是人性的悲剧，这展现出人类生命悲剧的必然结果，由此确立了弗洛伊德的非理性悲剧观。但是，这并非代表着弗洛伊德是一个悲剧主义者，他只是希望通过对悲剧的剖析，找到一条克服人生悲剧命运的科学途径。
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受哲学、自然科学、文学等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是在基于多方面学科理论得以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必然性。
3.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道德的起源与主要内容
3.1.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道德的起源
道德在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因此道德的起源与本质问题逐渐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人格理论对于道德的起源与本质扽基本问题都进行了相应的解答，而关于禁忌的相关理论便很好地对道德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解答。弗洛伊德在对道德的起源与本质进行解答时，将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文学等相关学科进行了整合，使得其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更加充实，并构成了弗洛伊德道德思想的基本框架。
弗洛伊德基于对于澳洲土著部落的研究对人类道德的起源进行了解释。弗洛伊德在研究中发现，各个土著部落皆有自己的图腾，图腾大都以动物为主，并且，各部落以他们的图腾为部落命名。各部落的土著人不仅崇拜图腾，还对图腾有畏惧心理，认为图腾可以保护部落的子民。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对图腾的禁忌进行了记载：“同一图腾的人有着不得杀害(或毁坏)其图腾的神圣义务，不可以吃它的肉或用任何方法来以之取乐。”(弗洛伊德，2005)每当庆典活动之时，部落便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对部落图腾的动物进行模仿，并且将会屠杀图腾动物以表庆祝。不仅如此，原始时期的图腾制度还有着同部落者禁止通婚的禁令。对于触犯禁忌的下场便是将会遭受灾祸，整个部落的会对违反者进行惩罚，因为“触犯禁忌的人，本身也将成为禁忌。”(弗洛伊德，2005)弗洛伊德认为，原始部落通过禁令禁止人们进行想要从事的行为，这也反映了原始人类的最早的、最难以遏制的两种必须要禁止的欲望——杀人与乱伦。原始部落的禁忌对原始人类的欲望进行了严格的要求，并逐渐成为部落中必须要遵守的道德准则。由此，佛洛伊德认为，在被图腾制度“约束”下的原始社会，人类的道德萌芽已然悄然出现，原始社会的禁忌已经初具了道德的特性。
随后，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了阐释，并由此找寻到了人类道德的起源。弗洛伊德基于生物学家与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轴心，以此对古代社会情境进行了理论建构。他曾提到：“1912年，我曾试图在《图腾与禁忌》中重新建构产生出这些后果的古代情境。在这样做时，我利用了达尔文(Darwin)、阿特金森(Atkinson)，特别是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提出的某些理论观点，并且把他们的理论和精神分析学获得的发现和设想结合在一起。从达尔文那里，我借用了一种假设，人类最初是在小游牧部落中生活的，每一个部落都在一位年长的男性的专横统治之下，他霸占所有的女性，惩罚或杀害年轻的男子，包括他的儿子。从阿特金森那里，我接受了下述观点，以作为对这种描述的继续，由于儿子们的反抗，这种父权制度宣告结束，儿子们联合起来反抗父亲，共同战胜了他并且分食了他的尸体。我根据罗伯逊·史密斯的图腾理论，设想到，这种由父亲统治的游牧部落制度后来被图腾崇拜的兄弟联盟所取代。为了能够相安无事地生活，那些取得胜利的兄弟们便放弃了他们所占有的女人，杀害了他们的父亲，并实行族外通婚制。父亲的权力被打破了，家族被组织成为一种母权制。儿子们对其父亲的那种矛盾的情感态度在以后的全部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作用。某一种动物被确定为图腾而取代了父亲。它被视为祖先和保护他们的神灵，谁都不能伤害或杀掉它。但是，整个男性团体每年都要聚集在一起，举行一种仪式会餐，把那个(在所有其他时候一直被崇拜的)图腾动物撕扯开，共同分食掉。谁也不能不参加这次会餐：它是对杀害父亲的情况所做的一种仪式重演，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和宗教就是由此而开始的。”(车文博，2004)
弗洛伊德认为，儿子们弑父后并未解决性欲的问题，而是面临着儿子们为了像父亲那样独占妇女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此种矛盾的无法磨灭致使儿子们内心中开始对弑父行为产生恐惧与罪恶，这使得他们开始订立契约，禁止在部落内通婚，以防悲剧的再次发生，至此，原始禁忌开始出现。由此可以得出弗洛伊德的道德意识起源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儿子们在刚弑父时，建立起一套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意识的道德准则，但弑父后进入争夺状态时所建立的道德准则是以社会为基础的道德意识。“应该指出的是，在兄弟们犯下罪行之后立即建立起来的准则，与后来由于谋杀后的竞争而建立起来的准则是不同的。前者是宗教原则的基础，后者是社会纽带的基础。”(Westerink, 2013)弗洛伊德对于古代社会情节的理论构建说明了儿子们是在弑父后失去一切了才开始产生禁忌心理，而禁忌心理也逐渐演变为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和害怕惩罚的心理都建立在情感矛盾之上。”(让-米歇尔·奎诺多，2016)这种罪恶感促使图腾制度的产生，也促使了人类宗教道德、社会道德与文明的产生。弗洛伊德将原始人的矛盾情节用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去定义文明人的深度心理层面，并认为“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汇集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中。”(车文博，2004)由此，道德的起源最终可以归结于人类先天的无意识的生物本能，归结为性本能欲望。
3.2.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道德的主要内容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到：“自我的人格研究，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入门。”(弗洛伊德，2019)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精神分析研究的基础，而道德人格思想是弗洛伊德将道德观、文化观、宗教观互相串联起来的线索，也是弗洛伊德研究重心由个体内心转向社会文化的标志。
弗洛伊德在早期时通过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路径对于人的心理结构进行了分析，晚年时期，弗洛伊德将心理层次结构应用在人格的研究中，而他在区分三类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道德层次的人格，即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道德人格的深层基础，是心理活动与道德活动的动力，是人的生物属性，遵循了唯乐原则，是心理层次结构中无意识的部分，也是人各种最原始的部分。弗洛伊德还认为，本我包括了所有本能的一切的冲动，呈现了人最根本的自然性与动物性，因此原始社会中原始族民具有的“杀人”和“乱伦”两种最强烈的欲望的发生源于本我的冲动。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是动物本性的遗传于外部环境压抑所产生，是“每个人都包含的心理内涵”(弗洛伊德，2013)。与本我不同的是，自我是理性的，是本我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意识的主体结构部分。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仪式在收到外部环境影响之后所发生转变的部分，是本我所区分出来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就是道德的人格，是自我的典范，是“在自我中存在着的一个等级”(弗洛伊德，2011b)。超我与本我、自我的最大区别是，超我既不像本我那样趋乐壁苦，只追求自我的快乐与欲望的满足，也不同自我那样仅仅注重现实生活的对错，延缓快乐的满足，超我更加注重的是道德的、理想的东西，更加关注的是道德中的善与恶，是人各种的自我理想与道德良心。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作为道德的代名词而出现的，并且表现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的道德文化之中，表现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弗洛伊德进而认为，这是由于作为道德人格的超我的存在，人格才由此具有了道德的性质，超生了人格的道德构成，从而将社会文化中体现出的善与恶以及是与非的到的心理和积极且高尚的道德情感外化为社会文化具备的道德出行，进而产生了道德律。超我是在现实的自我中分化与发展而来的，是自我理想与道德良心的统一，更是来自于父母对儿童道德规范以及社会文化批评影响的结果。因此，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具有道德人格与否取决于超我的两个基本功能——观察、命令并惩罚自我，为本能欲望的满足设置禁令。并且，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中，超我是道德的人格，是人性中善的层次；自我是努力追求道德的人格，但是并不同等于道德人格；而本我是完全非道德的人格。
4.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评析
弗洛伊德对于道德的起源的思考对“道德源于习惯”的观点进行了否定。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常用习惯来解释美德的来源问题。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过德行的获得过程：“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的’也是从‘习惯’这个词演变而来。”(亚里士多德，2003)但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来源并非是习惯，而是在婴儿时期人格发展冲突下的“遗产”，“在生命的那个时期，早期的性生活的全盛期已经枯衰，害羞、厌恶、道德之类的自我的态度开始出现。这些态度注定要起来反抗后来青春期的风暴，并铺设刚刚苏醒的性欲之路。”(弗洛伊德，2004)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认识到了道德人格的可塑性，但是同样也忽略了人格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幸福的追求是需要主客观相统一的。弗洛伊德将道德人格塑造的最初的最关键的时期定义在了儿童早期，不仅如此，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形成后是难以发生改变的。弗洛伊德也同时强调人格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认为儿童早期所接受的伦理准则与道德规范成为了个人道德人格形成的基础。但是这种观点是具有片面性的。因为人格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并非只有儿童早期，每个人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对人格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都是其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并且，人格在个体发展的每个阶段的塑造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显而易见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危机，而危机顺利解除与否关系着道德人格的形成也关系着个人的未来与发展。
虽然弗洛伊德对于道德人格塑造的观点具有片面性，但是，其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强调对伦理准则和道德行为规范进行遵行，并强烈反对欲望肆无忌惮的满足，因此对于道德文明的建设具有理论支撑的意义。道德人格思想与道德文明建设的要求是相契合的。道德人格对一切社会文明发展的规范、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行了要求，而这也正是道德文明建设所要求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对于道德文明建设提供了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理论依据。不仅如此，道德人格思想也与生态道德建设的相关要求相契合。道德人格思想严格约束本能破坏之欲望，使得人们更新与完善自我的认知，以期实现自我的价值。而生态道德建设要求人们保护环境与生态，认为生态恶化的缘由是本我为了自身本能的破坏欲望的满足，这与弗洛伊德的道德人格思想有相似之处。再者，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与社会规范亦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是自我的督导，是对社会要求的伦理规范与行为准则的遵循，指引着人类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社会规范如果想要得以实现，需要的是人类养成超我的道德人格，发挥道德人格的模范作用，以期促使人们形成遵守社会规范的意识，从而促使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