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积淀出许多不可替代的瑰宝,相比于有形可见的物质性遗产,有些无形的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医药就是一环。经历千年的演进与发展,中医药早已成长为一套相对成熟的治疗体系,是无数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不管是浩瀚医学典著中关于各种植物药草的叙述,抑或是人体的脉络经体分析,中医药文化都在点滴间融入每个中国人的日常,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中医药现如今得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树立发展,其背后必然孕育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中医药学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学等学科相互交融衍生出的一门具有医学功效的学科。中医药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文化特色之一,只有充分把握理解好中医药的脉络发展,才能合理有效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定地剖析分解,从而更好更细致地对其中的文化细节进行准确把握。近年来,中医药发挥了独特的治疗疗效,对于一些慢性疾病和身体内部和谐的调养具有特殊的功效,可以说,中医药的服务受众体,开始由单纯的中国国民蔓延到全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国内外中医药馆的建立或是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致力于推动中医药的大力发展,从另一层面来说,更多的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更多的人所正确接受与理解。
在其传播过程中,中医药的英译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译者对其中蕴含文化的翻译与处理都会关系到其在外的接受度和传播度。在翻译过程中,中医药文化的一大翻译难点就在于对于其中中医药术语的合理翻译,因不同国家的地域与生活差异性,外来文化的零对等性,就导致了部分中医药术语在翻译时具有相当的翻译难度,词语的不对等,文化层面的缺失,都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医药结合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医学等多重文化身份,这对于译者自身的知识掌握度要求很高,许多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中根本不能做到对于翻译文本的完全了解与熟悉,因而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会出现一定的难度与问题,翻译的质量也不甚可观。这是基于翻译活动的译者与文本层面进行的分析,抛开二者不谈,对于译者译出的作品的可接受度与流传度也值得我们进行下一步的商榷与研讨。
2. 翻译理论与《京华烟云》
对于生态翻译学,胡庚申教授(2008)曾指出,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生态学与翻译学研究,也可以理解为生态学方面的翻译研究 [1] 。生态翻译学以生态学为研究前提和基础,巧妙地将生态学与翻译学联系起来,建立起合理而稳定的对应关系。1988年,纽马克将翻译中的文化干预分为五类,首当其冲的一类是翻译的生态特征(Newmark,1998:95) [2] 。
从整体的角度看,生态翻译学表明学者必须从整体和综合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结果进行整体的安排和布局。与此同时,生态翻译学也重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动性。这一举措源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人们在各种活动中开始占据积极的主体地位,译者不再是独自欣赏译文。同时,在译文中也要注意相应的情感笔触的个人运用。上述两种观点都是翻译方法的创新和发展。Wilss将翻译过程视为两个高度复杂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环境决定文本输入”的分析;第二阶段的操纵输入文本的框架内复杂的反馈处理机制这操纵行为通常是多层次的,和有必要参考“环境特性的目标读者最终形成目标语言的文本输出”(Wilss,1996:123) [3] 。这与我们所说的生态翻译学不谋而合,生态翻译学既不忽视个体的有效作用,也重视翻译环境对译文的影响。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优秀的翻译。
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2008)指出生态翻译学具有一定的翻译过程,即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相互交替的循环过程 [1] 。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该理论的相应翻译原则,即多维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然而,对于《京华烟云》中文化负载词的研究,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其翻译方法——立体转换。这里的三维转换方法包括语言维度、交际维度和文化维度,并深入分析了中国特色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式和手段。语言、文化和交际的融合与联系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也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对于生态翻译学而言,译者往往会根据翻译环境,从这三个维度进行选择性的、适应性的转换,翻译适应选择论倡导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理念 [4] 。马彤彤在研究林语堂英文版《浮生六章》时指出,这三个维度是紧密联系或交织在一起的,因为翻译是语言转换的基础,而语言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文化是通过交流创造和交流的 [5] 。
《京华烟云》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它写于1938年初,于1939年8月完成。在作者创作期间,国内形势动荡,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文学作品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挑战。有鉴于此,林语堂创作了这本书,试图形成一种国内外文化现象的动态平衡,也为外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虽然这本书是直接用英语写的,但这个过程涉及到许多与英语翻译相关的活动。林语堂在写作前想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但他发现翻译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都不是很令人满意。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负载词和句子在翻译过程中会失去原有的魅力,导致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体验不流畅。因此,他又采取了另一种创作方式,直接用英文写成,借鉴《红楼梦》的构思风格,创作出具有中国传统家庭生活特色的《京华烟云》。
在某种程度上,《京华烟云》是《边城》系列作品的延续,是中国的田园意象。作者用大量的笔触描写了家庭生活的场景,无论是聚集、战乱逃离还是婚姻礼俗,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作者正是通过日常的家庭生活,巧妙地勾勒出具有中国形象的文化特征。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描写了三个家庭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的喜怒哀乐。其中,作者还详细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些战争和动乱,主人公的故事就是在这种动乱下展开的。
3. 中医药术语翻译存在的问题及其应注意的原则
3.1. 翻译原则
对于中医药的研究可见,因中医药本身的专业难度与跨学科所存在的翻译难度,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而如何进行翻译也尚无定论,不管是对于单一术语的翻译还是中医中特有称谓的英译,都值得进一步确认。因此建立中医药术语的翻译规范是相当有意义的,而要确立翻译的规范,必先确立建立规范的理论原则。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探讨中医药术语的特点和现存的英译问题入手,然后分析具体的某个或者某类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周恩(2022)提出对于中医药术语英译,目前主要存在3种翻译指导原则:1) 坚持科技翻译为主;2) 坚持文化翻译为主;3) 双重翻译原则 [6] 。
这三种翻译方式也在某种层面上体现出译者对于术语翻译本身的见解与观点,其中,坚持科技翻译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度,在其对应文化中来看,就是将中医尽量去贴近西医体系,将某些治疗术语与治疗医药以西式治疗方式呈现给读者,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与把控其在中医中的地位与独特性,但从某一层面说,过度地重视科技翻译可能会使翻译出的作品缺失本来的中国语言文化特色,译者在进行翻译过程中一旦选择科学性的倾向翻译,就会忽略中医药自身蕴含的中国文化与哲学特色,其优点与缺点一览无遗在“目标导向”的科技翻译原则指导下,中医药术语英译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具体方法上主要采用借用法、意译、意译加注和词素造词法等。
坚持“来源导向”的文化翻译原则的学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的Wiseman N (魏廼杰)和德国的Unschuld PU (文树德),同时也有部分国内学者坚持这种观点。Wiseman N在其博士论文《中医术语翻译——源语导向的方法》(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Terminology: A Source-Oriented Approach)中系统 [7] 。阐释了“来源导向”的中医术语翻译原则,对于该翻译原则来说,持该主张则认为在进行翻译中,对于中医药术语所蕴含的中国特色哲学与文化现象不能退让,必须进行全然地翻译转换,这样就会让读者享受有同等的关于中国医药文化的了解机会,在这其中,更多的需要译入语读者的一种探究性与钻研性参与,这种翻译重视一种完全性的对于本国文化的保留,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于读者的知识接纳度与认可度,在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其传播效果也不尽然值得期待,以上两种翻译原则实际是对于异化与规划的一种衍生性的针对原则,结合中医药发展来说,这两种原则确是进行翻译活动中所面临的两条主要相悖路径。作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最无法避免的首要问题就是该选择尊崇科学性为主的翻译原则,还是尽最大程度地还原中医药中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特色。
在进行该原则研究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国外研究者倾向于第二种翻译原则,而相对来说国内译者更倾向于第一种翻译原则,这也是基于不同的翻译目标所做出的选择,在进行中医药术语翻译时,国内学者更多地是想将其推广到世界更多地区和不同国家,使其可接受度和易懂性提高,而国外学者则是抱着对于中医药学的严谨态度,他们渴求探寻一种真正的,具有本来面貌的中医药学,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行为目的就导致了不同的翻译进行原则。
基于以上两种翻译原则,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结合文化-科学性的双重翻译原则,该翻译原则强调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中的一种适应性选择,即,相较于整个翻译过程,如果译入语和源语中具有相似的文化现象或语言特色,译者可译相对灵活的采用折衷的处理方式,或者是采用一种相对柔和的文化翻译加译后注释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来说,既保留了中医药原本的文化韵味,不失本色,也把术语的医学原理翻译出来,同时还能使接受语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吸收。
3.2. 翻译存在问题
中医蕴含了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特色,它既有中国古代哲学的复杂多样,同时又饱含了中国古代医学的一些深入与庞杂。中医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儒家,道家,佛家等一系列哲学流派的影响。从而衍生出了具有该哲学特色流派的专业词汇,例如阴阳等。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中医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对中医药术语本身进行了解,同时还要对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文化知识都有深入的了解,从而能够对该专业术语进行一项全面而详细的解释,更方便更容易的让读者理解该中医药的术语。这也是在中国中医药对外传播中的一大难点,就是中国的中医药词汇与知识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化与中国哲学化特征。
除了民族化性质与哲学流派特征之外,扈彩霞曾指出中医词汇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8] ,模糊是语言的基本特征和固有属性,在人进行日常表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个人主观能动性和认识能力的限制,所以就产生了语言的模糊性,对于某种定义或概念的不确定性与不准确性的概括,同时还受着人对于目前对于客观事物真理,相对认识的不深入性与不透彻性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医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就像我们所熟悉的阴阳,我们很难对中医术语中的阴阳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究竟何为阴何为阳,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确切准确的单词来进行翻译。因此就出现了。一种文化或者说词语的零对等性,这种缺失性致使中医药术语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转译与改译。
其次中医在古代发展过程中,医者们在对患者症状进行描述时,往往不像西医所采用的。完全的详尽的描述方法,反而会通过一种语言的隐喻性表达出来,这也反映在大量的医学典籍中,对于大量病症的描述以及治疗方法的详解,往往会蕴含大量的模糊性的表达与表述,这就需要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做到相对对等的处理。
可以看到中医药术语在进行翻译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与种类的难题,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在发展过程中说赋予的目的是相同的即为人类服务,服务于人类,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治疗患者。在西医与中医的共通性来说,对于译者在处理中医药术语翻译时,即可考虑此方面。
4. 示例分析
在进行翻译之前,首先要清楚所探究的中医药术语词的分类以及构成,中医词汇多数由单音节和双音节词构成。这类词汇统称为单纯词,像是中医中会经常性提到关于人体的体虚与体寒,其中“寒”就是中医中最常见的单音节词,以及相对应的“热”也属于单音节词,在处理这类词的时候,因词义本身的简单性以及英语语言文化中的对应性,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译采取直译的方法,当出现部分词语语言缺失,无法进行直译时,也可采取音译的方法。除却单纯词外,即为复合词,在中文中,复合词的类型结构有五种: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偏正结构和联合结构。对比这五种词语,在中医药中,出现频次较高应用较为广泛的,有联合式复合词,偏正式复合词以及动宾式复合词。
小说第七章中对于曾家大少爷平亚病情的描述中有“伤寒”一词,伤寒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但在目前的传染病防治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9] 。此处的伤寒林语堂先生直接音译处理。作为现代医学常见病,本可以直接译成Typhoid,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这正是译者的一种主动性选择过程,不是单纯的语言维度的转换,交际层面和文化层面来说,音译而后进行细致详尽的解释更能突出伤寒在中医中蕴含的丰富韵味。
联合式复合词是由两个意义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语素并列组合而成的词语。中医词汇属典型的汉语言词汇,具有意合的特点,各成分间主要靠语义和逻辑关系进行连接。英文词汇则注重形合,各成分间要使用连接词进行连接。因此,译者在英译联合式复合中医词汇时,通常用and,or等连接两个并列成分。
对于此类联合式复合词,因为二者前后的词的属性与概念是相近的,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选取and或者or进行连接就可以了,在《京华烟云》中关于此类复合词的表达有很多种。其中就有,木兰的父亲经常会提到关于人的经络和气血,我们可以看到这类中医药术语词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可以拆分成两种相同或者说是属于两种相近概念的词语。
“经络”被译为meridian and collateral,“气血”被译为qi and blood。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在整个的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自主的就根据读者的环境和原作的环境进行了一种合理的转换,在语言为层面来说,不是单纯的将一种语言译入到另一种语言,而是在此过程中对一种语言进行有效的处理,并不是单纯的直译,也不是单纯的意译处理,而是结合文化,而进行处理的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交际层面来说,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在“气血”翻译,不得不采用一种音译的方法,但是在此翻译之外,林语堂先生往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标注,以此标注告知外国读者何为气,从而达到了一种文化在不同语言国家之间的交际转换。
偏正式复合词指两个词素为偏正关系的复合词,其中一个词素修饰另一个词素。偏正式复合词通常来说前面的词可以是名词,后面的词用来修饰或者说进一步解释前面的名词,当然前面也可以是另一种形态,就是前面的词是形容词,后面的词是名词,两个词结合之后有一词为重点。另一个词语就是用来修饰主要性词语的,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翻译时,译者作为翻译的一环,就要注意词语的处理,首先要分清楚这两个词前后,哪一方是重点性,挑出重点之后,进而处理非重点性词语的翻译。
那么在《京华烟云》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肠和小肠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保留了大小两个形容词的形容性,最经典的是属于三阳经的翻译,那么在进行翻译过程中保留了三和经的英译,对于中间阳的处理则是采用音译的方式,因为阳在前面提到在英语中属于零对等词,所以说在进行处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挑选出重点词语之后,其他的修饰性或描述性词语做进一步的补充。可以说这是译者的一种主动性的一个适应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选择性有针对性的去处理该中医药术语的翻译从而达到一种读者在三维下都可接受的程度。
中医动宾式复合词常用于治疗方法的描述,在英译时,其对应的英译文常采用动宾短语的结构,在《京华烟云》中,中医词汇“退干火”(remedy dry heat)、“消硬块”(soften hard formations)中的“退”“消”均为动词,后面的宾语“干火”“硬块”则均为名词,其相应的英文译文也都是“动词(remedy, soften) + 名词(dry heat, hard formations)”的形式。译文在形式上和词性上和中文保持一致,有效保留了中医词汇的特色。
5. 总结
本文对林语堂自译作品进行了相关分析,主要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选择翻译方法。无论是从文化维度还是从语言维度,作者都能有效地处理晦涩的中医药术语。通过分析发现,译者要想实现有效、到位的翻译处理,必须具备以下几点。首先,译者必须对中医药及其相关文化有绝对的了解和认真的了解。
其次,林语堂可以直接用英语写作,这也说明他对目标语言的熟悉和熟练使用。在处理中医药术语词汇空缺问题时,作者可以在考虑翻译接受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译者的再创造作用。它不是简单地对译文进行熟悉的翻译,而是一种灵活的创作活动,在牢记自身文化的前提下,在心中构思再创作,筛选相关对应词汇,然后规划文章布局。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大量对中国发展状况的描述不利或相反的文本被引入西方世界,造成了对中国在海外形象的误解。基于此,林语堂在原译活动不顺利的情况下选择了直接用英文写作,各种创作的细节和表达方式深刻地改变了外国对中国的看法。随着这本书的传播,大量优秀的文化流传开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过研究这部小说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这表明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实际重要性和关键,以及如何选择和转换相关单词和如何做出适当的布局确定的单词和句子也会影响随后的读者的阅读体验。这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熟能生巧。一个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合格的翻译,不仅要有效地阅读大量的文献和作品,更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不间断的实践,不断提高自己。
目前,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在相关研究中,缺乏一定的规范和规范的定义形式。与此同时,这一领域的优秀翻译作品还不足以让相关研究者进行相应的研究。这就要求译者要不断更新思想,推进思想,不断完善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