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乡土社会的人们安土重迁、满足欲望与解决温饱，熟人社会特征明显；现代社会的人们离土又离乡、创造财富满足需要，生活场域陌生化。城镇化和工业化带来大量的个体流动和职业竞争，由此产生的市场伦理被带回乡村，乡土的熟人特征被弱化、乡土性被消解，稳定的乡土秩序受到威胁。本文认为那些走出乡土的人最后可能依旧需要回到乡土，乡土为人们提供保障的同时存在着潜在的约束力量，使乡土得以在突发事件中保持稳定。因此我们需要恢复断裂的乡土文化，加强村落中的道德伦理共同体，从而实现乡土重建。
Abstract:
People in the rural society are content to settle down, satisfy the desire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re obvious; while people in the modern society leave their land and hometown to create wealth to meet their needs, and the field of life is unfamiliarized.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ve brought about a great deal of individual mo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resulting market ethics have been brought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weake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acquaintances, dissolving the nature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reatening the stable order of the rural socie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ose who go out of the countryside may still need to go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end, and that the countryside provides security for the peo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exists a potential restraining force, so that the countryside can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event of emergencies. Therefore, we need to rebuild the broken native 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moral and ethical community in the village, so as to realize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1. 引言
费孝通通过《乡土中国》定义出一幅历史序列中的乡村社会的面貌 [1] ，十四个章节围绕着“稳定的乡土社会何以可能”而展开。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土是中国社会基层的特点，靠农业谋生的人们世代不离土，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能自给自足，人们的生活呈现出一种“无需”状态——无需国家更多的介入 [1] 。作者继而以文字举例，因为乡土社会的语言体系已经足够人们进行必要的沟通，语言本身比文字更加传情达意，甚至有时候语言也被省略而直接“眉目传情”“指石相证”，那么文字对于他们也就可有可无了 [2] 。而这样的象征只能在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里才有意义。同时因为社会变迁缓慢，人的记忆足够满足生活需要，因此如果乡土性能够一直得以保持，那么文字下乡也不具有必要性了。这样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村落社区内封闭而熟悉的环境，一个新来此地的人想要在如此流动性差、维持着稳定社会关系网络的乡村内定居，除了要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作为立足之本，还要想办法通过婚姻进入本地社区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而这一点在社会关系松散的现代社区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乡土社会的地缘成了血缘的投影，体现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以自己为中心往外推，形成差序格局 [2] 。
乡土中国主要体现为小农经济、村落社区、家国政治和儒家文化 [3] 。小农经济决定社会生产生活资料的特征和结构，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限制横暴权力的雄图大略，低度的社会分工导致基层的同意权力也几近于无，所以在乡土社会继替过程中产生了教化权力，“教化过程是代替社会去陶冶出合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 [2] 。小农经济允许长老们的教化权力不限于家庭关系而扩大到社会和政治层面，丰富的人生经验不会过时并通过社会教化得到后代尊重，长幼之序、礼治传统自然形成。
中国社会能够在几千年保持相对稳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乡村具有庇护作用 [4] 。村庄既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元，也是人们生产和住居场所，更是村内人的关系所在和离乡之人的情感依托，村级共同体观念强烈。但是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变迁，村庄的稳定性被流动的现代性打破，农村劳动力严重向外流失，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发生很多变化。虽然乡村不会消失，但乡土性已经开始消解。
2. 流动的个体，消解的乡土
(一)、“有为”的国家政治
过去是封闭式的熟人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维系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人们遵循着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传统。稳定的礼俗文化与社会关系约束着自我主义的动力边界 [5] ，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纠纷可以通过礼治与道德来化解，社会可以依靠“礼”实现秩序稳定而不需要国家过多干预，所以国家可以“无为”。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深入基层推行文化、教育、法治等下乡活动，传统意义上“皇权不下县”的状态已一去不复返，从各级政府到村委会的建立，基本的社会结构也被国家–国家代理人–农民所取代 [6] 。新的社会结构要求国家政治由“无为”转向“有为”。
乡土中国用吴景超先生的话来说属于世界上第四种国家——人口密度高，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占比高 [7] 。这样的国家要想变富变强，应当如何“有为”？这也就是上世纪末面临的问题：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虽然费孝通和吴景超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不同，但是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是一致的。伴随着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开始推行，城镇化进程也在推进，一边是土地资源与农民之间不合适的人口分配，另一边是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所形成的巨大缺口，人们开始走向城市寻求新的发展之道，于是现代化悄然来临 [1] 。半个多世纪后的乡土中国被“城乡中国”所取代，乡土性发生巨大改变的同时产生出许多理性化的后果：价值观念多元化，道德观念从“乡土伦理”向市场伦理演变，习俗观念逐渐被简约弱化 [8] ，有些行为甚至超出传统礼俗允许的范围。社会变迁太快，我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价值观也受到市场主义的猛烈冲击。
(二)、有“需要”的个体
科技的发展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伴随工业化而来的个体化浪潮模糊了乡土性，个体开始脱嵌于历史赋予的社会形式和社会义务 [9] ，维持传统秩序的礼治效力大减。我们以女性的劳动从家务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为例。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指出江村的人们男耕地、女缫丝——女人们在家里负责养蚕、制丝、织布，男人除了下地耕种还要进蚕种、买桑叶、卖丝布。人们以家庭作为社会再生产单位，但家庭经济权独掌在大家长手中，女性的养蚕织布能力甚至成为婚姻市场的一个判断标准 [10] 。后来科学养蚕、机器织布的乡镇工业的引进导致家庭养蚕业遭到强烈冲击，剩余的妇女劳动力不得不走向城市工厂，开启了流动的个体成为社会再生产单位的时代。女孩们开始了“领工资”的现代劳动生活，对自己的劳动力价值有了直接的感知，甚至父母也开始允许女孩们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自己自由的日常开销。过去被家务劳动模糊的劳动价值得到显化，走向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极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自由。同时，女性外出务工以及流动比例的增加，打破了传统的家庭生产结构并且引起女性婚姻观念的变化——大量未婚农村女性选择以工作或婚姻的形式流入城市，村落社区出现严重的性别失衡。在乡土生活的人们失去一种维持稳定社会关系网络的渠道，乡土社会的熟人特征进一步被弱化了。
此外，传统社会的家庭可以选择并塑造符合规范、满足社会期待的个体，而现代社会却是个体的选择在建构家庭。过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聚族而居，四世同堂；今天婚姻形式多样化和家庭规模缩小化，核心家庭数量猛增，并出现各种新的两性关系形态，如未婚先孕、不婚族、婚前同居、丁克夫妇等，整体社会离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人们的婚姻观、家庭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个体化带来的改变除了体现在婚姻现象上，还表现为极端的养老问题。在乡土社会，社会冲突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社会合作受到分工的制约，于是社会继替过程中产生教化权力并使长老统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今天，教化权力的效力大大缩减，一方面，因为社会变迁太快导致经验的有效性时长很短，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使得今天的发明随时可能被明天效率更高的产品取代。长老经验失去权威和话语权，尊卑在职位不在年龄，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比较，甚至中老年人必须接受再社会化的学习才能不至于被社会淘汰，旧有的乡土性被“消解”了。另一方面，传统家庭承担着抚育后代、赡养老人的义务，在家孝顺父母是责任、是美德，有时甚至出现愚孝。而今天工业社会的高标准化要求极大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个体受到新的社会约束，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要严格遵守公司的上班条例。于是我们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教育制度，把老人托付给养老医疗保险。从农村整体来看，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中青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使家庭角色缺失，乡土性遭到了另一种断裂。在城市中出现了更为极端的情况，退休教师有退休工资养得活自己，但是子女把她寄托在高端养老院。老人对自己有家不能回感到心酸，子女以工作太忙不便照顾为由不愿接老人回家——这不是个好选择，但居然成了繁忙工作外表下的“唯一选择”。有人说，我们注定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代。
过去人们是“要”生活，所以一切经济生产活动围绕这个基本欲望展开，人们安土重迁、安居乐道。而今天的人们即便种田可以果腹，也不再固守一寸田地而是涌入产业集中的大城市，追求财富与更高的生活水平。人们从欲望走向需要，正是乡土社会变迁最有力的体现。
3. 回归乡土，乡土重建
(一) 作为归宿与约束的乡土
贺雪峰、周其仁、华生等人就农民农地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大量进城却保留农村宅基地不愿退出，造成“城市与农村建设用地双双增加”，因而农民进城后应当及时有偿退出宅基地，这样就可以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然而贺雪峰认为，进城农民仍然保留与农村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能在进城失败后退回农村。在农民进城后一段时间应当保留农村宅基地，而不是将宅基地退出复垦为耕地，这非是浪费而是对农民进城的一道保险，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或者说这是应对农民进城万一失败的必要“浪费”，是合理的资源冗余 [11] 。将农村作为农民进城的退路，恰恰说明乡土在中国的经济、文化中的重要性。假如农民最终无法在城市生根，同时在农村失了地，他们该何去何从？离土的农民或许有一天会因为在城市的不适应或者下一代成家而回到农村生活，即使一些农民有着在城市扎根的打算，城市也无法将大量的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换句话说，部分农民最终的归宿还是农村 [6] 。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感染者隐瞒行程的新闻屡见不鲜，但是在2022年3月至5月上海疫情静态管理期间发生的事情让笔者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上海6月1日解除静态管理之初，在上海的外地人被允许返乡的前提是必须出具户籍地的接收证明。笔者有个亲戚迫切想要归乡，但是村里不知出于什么考量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同时这个亲戚的父母也表示叫他不要回乡，“到时候村里人怎么看你这个上海返乡的人”成了一个社会心理歧视的问题。类似的，疫情爆发之初武汉封城后，各地乡村兴起“广播喊话、横幅警示、顺口溜劝诫”的硬核抗疫喊话热潮，“带病回城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带病回村不孝子孙”“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辈，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乡政府干部在严格执行封控措施之余，试图通过这样的宣传语重新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共同体意识。为什么这一套做法在乡村管用？因为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仍然存在，并不知不觉约束着村民的行为。为什么城市里感染者隐瞒行程的事例不绝？因为个体的快速流动带来城市社会关系弱化，人们生活在几近完全陌生的生活场域，是“城市的他者”，规则意识十分薄弱，共同体观念极度缺失 [12] 。
(二) 乡土文化重建
既如此，人们迟早可能回归乡土，乡土又如此重要，我们该如何重建乡土？有学者提出应该以社区重构建构中国乡村社会秩序 [3] 。问题是，政府该通过何种恰当的手段干预社区重构？村民难以理解抽象的政策并且不具备“高大上”的权利意识，所谓“重构”极容易流于形式、华而不实。举例来说，如果重建乡土文化只是建设文化广场，似乎并不能如政策预期得一样提高村民文化。现在很多村庄的文化广场、大礼堂沦落为村民办酒席的场地，甚至村民还要向村委会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付费才能使用。
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在2015年2月的“我们的城市”论坛上分享了自己春节回乡的观察和感受，并由澎拜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的报道，“返乡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故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有失落”。当代年轻人之间的联系被现实割裂，小时的亲密被十几年的时空长河冲淡，过去的拜年是热热闹闹吃饭聊天赠礼走亲戚，现在的拜年好像只剩下“赠礼”这一项，再上门客套几句，人就要离开了。有那图方便、不愿走动的，倘若在二姑家遇上大舅，甚至直接递上拜年红包连门也不上了，更别说交流生活的心得体会。网络平台上许多人吐槽“宁愿在家吃泡面也不想出门拜年”，拜年在年轻人眼里好像成了一项传统任务能避则避。现在的乡土已不是记忆中的乡土，怪不得那么多人追忆往思，怀念童年的天上月与人间年。
大浪淘沙后我们发现，乡土重建或许更多的还是文化价值观的重塑，并且要遵照互惠原则和共识原则展开 [13] ，“通过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社会逻辑，唤回文化乡愁的实践支撑，确立起彰显新乡愁的‘软乡村’，成为留住乡愁的新伦理共同体” [14] ，如此才能实现社会团结。
4. 结语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却总是在循环演变。乡村在文化整合–断裂–再整合过程中不断前进，但是其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的社会形态只会凋零而永远不会消亡 [3] 。我们从落后安宁的乡土走向繁华喧闹的都市，最终可能又会返回乡土。现代人身上消失的乡土性，现代人认为农民身上消失的淳朴，其实都是社会急剧变迁的产物。所有人都有权利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那么乡村生活的形式发生变化就在所难免，但我们希望不变的是乡村的优秀传统、温暖的人情和关系往来，否则乡村就成了另一种经济不发达的城市体。我们在试图找回乡土，但毕竟土已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找的其实是断裂的乡土文化，是过去村落共同体中的道德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