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03年，Web2.0应用兴起标志着个人媒体时代的来临，中国由此逐渐迈入流量经济时代。随着技术条件成为现实，社交媒体应用的不断普遍和深入，网络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愈渐紧密，网络空间对社会关系进行复制与重构，逐渐建立起来一个网络微型社会，网络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青少年作为重要的行动主体，基于偶像崇拜而在网络社群中投入大量强烈的情感，形成“各自为阵”的迷群心理和“群体极化”的冲突样态，这种由个体力量推动而呈现出的个人意向和情感意义重塑了“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生成逻辑，即社交媒体时代背景下的表演式的民族主义逻辑。事实上，青少年网络迷群将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想象模拟的平台，并以期替代现实冲突的行为逻辑与“群体极化”理论的观点、机制不谋而合。社交媒体上的青少年深嵌于群体狂欢的极化心理困境，又脱嵌于对抗外部劝服的主体性网络生态，可以说，从群体极化理论出发审视当下青少年极化心理状态，探明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逻辑，进而提出祛负之策是有必要的，然而现有研究却鲜少对此进行充分讨论。由此，本文以社交媒体时代为背景，从“群体极化”理论出发，尝试抽象出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及其特征，探讨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建构逻辑，进而为当下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冲突和阻碍提出祛负之策。
2. 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青少年的极化心理根源
在网络社会里，青少年通过社交媒体来建构普遍认同，而这种即时化的传播工具看似使得多方个体拥有了更多建构意义和情感的可能性，实则放大了群体狂欢的极化冲突，进而使青少年在网络集群中出现极化心理。极化心理的生成，使个体处于群体渲染而形成认知和情感的冲突和变迁，使网络空间中的青少年主体逐渐“隐匿”于群体符号的象征体系之下。
2.1. 从群体极化到极化心理的概念变迁与研究转向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斯通纳开极化理论研究之先河，“群体极化”概念最初以“冒险转移”这一术语出现在学界视野。在此研究基础上，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和扎瓦洛尼等首次使用“极化”和“极化效果”来描述群体讨论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蒋忠波，2019)，凯斯·桑斯坦进一步阐述了“群体极化”的定义，即指“团队成员一开始就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凯斯·R·桑斯坦，2003)。此后，以社会比较理论和劝服性辩论理论为代表的极化理论认为，个体在内部身份认同和外部信息劝服的过程中，会使“态度和立场在不同方向上的偏移或同一方向上的强化”(崔志梅，2022)。这种偏移与强化所带来的个体情感和认知的变迁，使青少年形成极化心理，往往伴随着对抗性、规训化、非理性等特征。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洪流中，群体极化效应从社会心理学范畴折射到社交媒体场域，极化心理已成为青少年网络交往冲突和非理性言行的重要根源之一。可以说，青少年极化心理所带来的多方主体钳制对抗正逐渐吞噬青少年的理性和个体意义建构，进而通过打造边界圈层放大冲突与对立。此外，青少年在极化心理的加持下，对于立场一致的信息和群体符号更加青睐，拥护与分立极有可能致使青少年主体性被瓦解、信息蔽塞并逐渐成为网络洪流中的“井底之蛙”。一言以蔽之，揭示青少年极化心理的逻辑表征，基于此研究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建构逻辑，进而提出祛负之策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以期丰富对青少年在民族事件中冲突心理和行动的理解。
2.2. 极化心理下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理论诠释
如上述所言，考察青少年网络交往实践，并非是简单地对青少年网络冲突和言行进行傲慢批判，而是通过剖析青少年极化心理，来揭示基于不同网络迷群而兴起的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行动逻辑与内在机理。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术语的提出最先出现在《国际先驱导报》上，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标榜民族认同而无实际行动捍卫民族利益”(李颖，2003)，此后有关“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渐趋高潮。有学者认为，“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谷士刚，2011)本文认为“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是青少年基于网络迷群，而拒绝成为群体互动中的“沉默失语者”，是将个体与群体紧密联结的话语表达与行动取向，这是一种对自身和国家命运的维护与关切。网络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核是民族主义，我国民族主义中所包含的关怀、珍爱、团结等要素都具有其人文内涵。显然，网络民族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延续，是民族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的表现形态，其显现出人文性、阵营化、具身性和遮蔽性的四大特征。
第一，人文性：基于自我关怀与价值共识的国家命运关切。“当前有关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研究中，在情感动因的分析上，主要集中于‘悲情’和‘愤怒’两个维度”(郭小安，杨绍婷，2016)，青少年网民通过社交媒体的极化作用，组织性地彰显其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排外信念，这种“极化”表现形式逐渐成为青少年网络迷群独特的话语策略和斗争方式。不可置否，青少年网民的日常网络实践与国家意识是紧密相联的，当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以其强势的文化语境和姿态介入国际媒体话语权中心时，青少年网民会对国家利益受损而感到愤怒，进而形成强烈的群体认同。这既是一种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的保护，也是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可见，人文性特征既体现在青少年网民意识觉醒的象征意义上，也体现在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关切的情感意义中。
第二，阵营化：基于公共性的“网络领地意识”。极化理论研究者普遍认为“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呈现更极端的趋势”(唐时娇，2023)，由此，青年网民基于粉丝迷群而集结的民族主义组织，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其通过共同的民族情感和信念进行群体强化并进入公众话语视野，凸显出公共性特征。在这种公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网络领地，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呈现出阵营化特征。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时聚集产出强势的极化语言和情感，促使社交圈层化不断加深。加之智能媒体的发展与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将三观、认知等相近的个体“推送集合”在一起。如此这般，个体开始在网络空间中建构自己的体系和世界，形成自己的“网络领地”。
第三，具身性：基于情境化的行动实践。
个体行动性与认知性力量促使青少年从民族事件情境出发，通过虚拟技术与流动关系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行动实践。个体通过极化冲突和不同网络角色扮演来获取社会意义和认同，这种以虚拟替代现实来获取充盈的动觉体验对青少年认知产生重大影响。社交媒体所具备的活性变革力量，使其与身体不断走向融合，也就是说，当一些民族主义事件发生时，所投射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是民众身体性参与和知觉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的参与方式正在向明显的现实性过渡，逐步从网络走向社会现实，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卜建华，2011)这种网络上的唇枪舌战，是虚拟与身体的流动性融合，使得个体身心“在场”，进而产生强烈共情和认同，从而获得主体性体验和行为活动方式。
第四，多元性与遮蔽性并重：话语强权的破除和重塑。
社交媒体下沉了网络话语权，任何个体或组织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其民族主义思考与倾向。民族主义事件的发展和评析都“透明化”呈现在社交媒体之上，网络民族主义逐渐走向了日常化和多元化。然而这种看似多元自由的日常化网络平台实则约束了个体的民族主义认知，又突显出遮蔽性的特征。青少年网络集群的极化心理与行为约束青少年迸发多元观念，话语强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化。社交媒体借助内容过滤和言论内容监管等手段，呈现给青少年的话语和信息是经过选择的，禁锢了青少年对民族主义事件的独立思考。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背后推手的社交媒体，向民众不断呈现民族主义事件的生成逻辑和话语体系，民众只能看到大数据想让其看到的内容。长此以往，话语强权以一种隐性的形态重新存在于网络民族主义中。群体的极化效应更凭借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来规训和诱导个体，形成阵营辩护与意识强化。
3. 拒做“沉默失语者”：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建构
青少年粉丝迷群的极化效应使零星的号召汇聚成一股强势而有组织的力量，民族主义成为其合理化的重要标签。由此，“‘爱国’成为最佳的实践载体，有效组织起一群在集体化与个体化之间寻求满足的网民”(王喆，2016)。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以此开始发展，并历经开端、转向和建构三大阶段。
3.1. 开端：社交媒体与个体网络民族意识觉醒的共时性
2003年被称作“中国网络舆论年”，在社交媒体应用基础上，我国网民规模明显扩大。是时，全球化浪潮给我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中国在此进程中被边缘化，促使以青年群体为主的网络民族主义意识觉醒。从2005年中国网民对日本的网络抗议到2008年反击西方歪曲我国社会事件的网络运动可以看出，青少年对于社交媒体的认知和使用具有强烈的需求和强大的内生力，社交媒体为民意表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依托，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民意表达平台。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根源在于一系列民族事件的发生刺激了青少年网络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其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和内心感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号召与呐喊，这种觉醒基于对民族最真切的爱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概而论之，社交媒体技术的成熟和民族意识情感的生成共同促进了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中国青年既渴望宏大叙事也热衷个人小情怀，每个趣缘群体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宏大叙事”(裴幸子，2023)。
3.2. 转向：个人身份认同冲突产生与消解过程
西方文化以其自我标榜的主流化和现代化逐渐占据大部分媒体话语语境，这种异域化的冲击和边缘化处境使青少年的网络言论被积极转喻并凸显出强烈的民族荣誉感。青少年在网络迷群的组织、交流和冲突中构建其共同价值，在这种“我”与“他”的对抗中，群体极化效应在冲突对抗中逐渐蔓延，使个体隐于集体性符号之中而失去自我身份认同。对身份认同冲突的消解源于个体对“自身”与“他者”关系的深切理解，个体要如何理解自身和他者的文化，如何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尤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这二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自身”也是“他者”的“他者”，每个民族都要寻求自身文化的发展与充盈，所以文化并不是向“他者”宣判的武器，而是对所有民族精神内核最深切的尊重与关注。“换言之，就是它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内部的问题，关注民族自身的自我更新、自我整合”(卜建华，赵金亮，2009)，如此这般，无论是“自身”的文化还是“他者”的文化，都会呈现出人类自我关怀的意向，即便这种意向会在个人的生活世界中逐渐褪去，但这种精神内核是永恒的，这种对身份认同冲突的消解是有独特意义的。
3.3. 建构：网络民族主义具身化的表现形态
智能媒体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虚拟现实等技术赋予青少年更多具身性认知和行动性力量。青少年会就民族主义事件进行涉身性阐释。面对某些西方知名媒体对中国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不实报道与抹黑性歪曲，置身其中的青少年将其强烈的愤慨等情感，通过各种直观化的方式呈现在社交媒体之上，进行涉身性阐释。例如BBC在对2021年中国河南罕见暴雨和德国暴雨灾害进行报道时，对德国的轻描淡写和对中国的内涵谴责形成鲜明的对比，存在明显的报道偏见和双标心理。对此，青少年网民开始在广大社交平台上进行反击，并号召起来一批支持者和声援者。“我们的认知、我们对世界的观点来自于身体与外界环境中事物相互作用所造成身体状态的改变——即形成主体身体的体验。身体对这些事物的接触与感知，即身体体验塑造着主体认知的内容、认知的方式以及认知的结果”(殷明，刘电芝，2015)，以社交媒体为依托而集结起来的青少年，既在虚拟世界表达忠诚与维护，又适时参与线下的民族主义行动，诸如疫情期间的志愿服务、对抵制新疆棉花品牌的反抵制等活动，这种涉身性体验还会延续到相似情境或者事件中。
概言之，网络民族主义者使用具有融合性、情境性的社交媒体创造出新的象征意义和符号特征，其建构过程遵循着从正式化向日常化、集体规约化向个体主体化、离身化向具身化的逻辑。
4. 迷失与澄明：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祛负之策
网络民族主义作为社交媒体时代的一股社会思潮，具有巨大的社会变革力量。行动者的认知、情感、方式等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行动者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网络民族主义的质量。然而在群体极化效应之下，群体性观点逐渐遮蔽个体视角，导致青少年“在不断被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信息洪流挤兑和稀释”(吴志远，2018)，进而走向价值迷失的困境。
4.1. 价值迷失：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问题审视
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在群体极化效应下的运作机制，强势地将个体意见表达与群体共同价值划分开，抑制个体的认知、情感和方式，进而使诸多群体在冲突与对抗中不断分化并分崩离析。从极化心理来审视和反思当下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其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网络集群中的极化效应仅凭群体强化与劝服规约将个体的“自我”遮蔽在群体之内，缺少共同的价值基础。从心理学意义来说，青少年“将国家建构为自己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的一个‘过渡客体’，实现与外部的交流、自己身份的建构”(刘海龙，2017)。因此，没有被认同的价值基础，便会导致群体内部极度分化，形成各自为阵的冲突团体。这种日常化、碎片化、对抗性的互动形态，使得不同话语阵营都持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各自建立自己的网络话语体系和网络领地，这势必会导致引领集结起来的力量土崩瓦解。基于此发展起来的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是不牢固的、易碎的和撕裂的。在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青少年网民所显示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情感足以成为一种价值基础的底色，如何用这种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民众最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结来打造积极的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群体极化所导致的被动景观割裂了个体与事件本身的关联，这种单向凝视使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进入重复、无秩序的被动窠臼之中。青少年粉丝迷群以群体极化的方式进行观点输出，理想的网络场域应是使民族主义具有深切地关怀和尊重，体现中国人独有的温良和礼貌，理性地为个体、为民族、为国家发声。当极化效应蔓延至日常，群体的话语强权造成了个体信息的遮蔽，青少年的民族主义激情在群体的价值强化下极易被煽动，其观点输出的可信度和理性程度是大大降低的。有更甚者并未从真正的民族主义情感出发捍卫民族的尊严的文化认同而在网络上随意吆喝和宣泄。青少年“属于‘易感易控’的特定群体”(潘曙雅，张煜祺，2014)，亟需给其营造一个充满清醒而理智表达的理想的言语环境。
4.2. 价值澄明：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祛“负”之策
社交媒体作为信息获取和观点输出的接口，其虚拟性早已和行动者的现实世界融为一体，其实质在于网络空间对个体社会关系的复制与重构。基于此，当下网络民族主义对青少年的培养需求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培养具有主体意识的社会化行动主体。主体性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某种特性，都可以将其发展深化为一种内在的共情能力，每一个主体都可以与其他主体产生共情，并不是一个无感的人。“虚拟网络空间更容易将群体的激进言行无限度放大，进而形成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导致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发生”(卜建华，潘云梦，张宗伟，2017)，故此，青少年首先要成为真正的“人”或者“主体”，先找寻自己，再进入到群体互动和社会关系中去，进而在网络空间的群体互动中建构起社会意义。
第二，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的行动主体。“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公民在公民社会中所形成的对于自身主体性、权利和义务、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等的理性自觉”(叶飞，2008)。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与西方话语语境进行对抗和博弈是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存在目的之一。故青少年在主体意识觉醒的基础上，自觉承担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对自己的政治身份进行意义建构是基于现实需要。换言之，网络民族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就某一民族主义事件发表言论时，要基于公共道德的遵循、法律观念的渗透和理性的勇敢运用，破除领域的限制和依附性，以独立的公民姿态参与进网络民族主义中去。
4.3. 走出窠臼：群体极化效应下青少年网民的培养策略
极化心理下的青少年网民因其虚拟和流动的身份而“形成了一种逐渐离散化的认同趋势，放大了他者化的对立冲突，并消解着个体与群体对意义与价值的理解判断”(吴志远，2018)，因此需要走出这种二元或多元对立的窠臼，培育青少年新的文化特质，打造优良同辈群体，突破秩序渴望；开设网络民族主义通识课，满足观念合意的心理诉求。
4.3.1. 培育新的文化特质，深化互动机制
青少年网络集群作为一种典型的亚文化组织，这种“自下而上的青年亚文化与民族主义等主流文化相互勾连，使流行文化逐渐走向主流文化并主动拥抱主流意识形态”(董天策，杨龙梦珏，2021)，由此，作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和互动者，需培育其新的文化特质以适应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深化。这种文化特质首先表现为传统和现代的耦合，即以传统民族精神文化为底色，与互联网的信息文化相互作用，在输入外界信息的基础上，关注自身的更新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其还表现为横向与纵向的交织，即纵向延续民族主义的内涵、形态、范式的更新，横向促进各类民族主义的流动与交叉，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体系。
4.3.2. 打造优良同辈群体，突破秩序渴望
作为亚文化组织的青少年网络集群，其内部也相应建立起权力结构、话语体系、多元主体与行为样态。在群体决策和观点比个人决策更极端的极化趋势下，突破秩序渴望比维护秩序更有必要，需要打造优良同辈群体，建立“能够对社会公众培育理性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起重要作用的开放、包容、温和、成熟的民族主义”(葛素华，2014)同辈群体的组成过程是个人身份认同和文化选择的过程：不同群体之间进行流动，进行观念和思维上的碰撞，同一群体之中要制定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突破秩序渴望，由群体规约个人，再由个人引领群体的发展。
4.3.3. 开设网络民族主义通识课，满足心理诉求
群体极化效应所带来个体自我意识的遮蔽，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认为“受众群体”在智力上总是弱于“孤立的个人”，“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并且个人的意见在群体中还会“易受暗示和轻信”，在情绪上也会显得“夸张”和“单纯”，在行为上还会“偏执、专横和保守”(古斯塔夫·勒庞，2005)。基于青少年网民的心理特征，开设网络民族主义通识课，满足青少年网民的心理诉求，引导其在参与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行为。以智能媒体为技术支持，将民族主义事件情境化模拟，并打造一个想象空间，开展沉浸式体验。如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复刻某一民族主义事件，学生分别体验在同一情境中的不同语境，从而参与到网络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去。以民族主义为内核，从政治冲突的民族主义事件到文化碰撞的个体身份认同都可以作为课程内容，网络民族主义通识课呈现出人文化和科技化并存，现实性和历史感并重的特征。
5. 结语
极化心理下的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延伸，是与社交媒体时代的有机结合，其未来发展也定然会随着智能媒体时代的赋权呈现新的姿态。本文通过剖析社交媒体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极化心理的深层图景，剖析极化心理下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困境、建构逻辑及其祛负之策。极化心理中的网络民族主义刷新了对民族主义和亚文化集群的认知，为青少年心理认同和交往实践提供新的思考向度。展望未来，我们要推动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跨学科研究和创新性发展。当青少年网络集群的共同价值基础形成，当群体突破秩序渴望，便能推动青少年走出极化心理的窠臼。最重要的是，青少年作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和行动者，会以“自我”重塑话语、情感与关系，并逐渐走入全球话语体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