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城市公共空间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加拿大学者Landry和Bourhis在1997年在《语言景观与族群语言活力》这篇论文中正式提出并且使用“语言景观”这一语言学术语 [1] ，并且定义“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建筑的公共标识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特定领域、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 [2] 。而语言景观的研究目的是在考察城市空间标牌的语码呈现规律，以及在多种语种共存的地区，不同语码之间的“能见性”和“凸显性”，也能透视出语言与族群中的、地位权势以及身份认同。
而近年来，国内对于语言的研究多以城市商业区、旅游景点、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景观为研究对象，阐释语言景观中语码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近年才引起学界关注，相关研究大多描述语码组合类型、使用频率和空间置放形式等，或注重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对策 [3] ，研究方法大多数采用量化分析，也就是田野调查法，很少有人将田野调查法结合实地调研以及访谈等方法，对语言标牌中“作者”、“读者”以及语言标牌文本的主观感知和评价的研究涉及不多。因此，本文通过考察上海多伦路语言景观现状，探析标牌的互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动因，进一步揭示语码的选择和使用的背后规律，希望对城市的语言景观设置和管理提供一些建议。
2. 语言景观相关研究
国外的语言景观研究最早开始于1997年，目前已趋于成熟状态。在早期的时候，学者Vinay和Darbelnet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公示语的定义、分类与功能。而Landry和Bourhis则从社会语言学领域对公示语进行研究，从而率先提出了“语言景观”的概念，并且指出语言景观具有两大功能：即信息功能(显性)和象征功能(隐性)。近年来由于受到不同学科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研究则集中探讨了语言景观的多重构建原则 [4] 、语言景观的语言选择理论 [5] 、语言景观的三维分析模型、区域性语言景观的经济学阐释等等 [6] ，并对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如泰国曼谷、美国华盛顿、日本东京等地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主要探析城市空间中语言多样性及其制约机制，研究的模式呈现跨学科性和多领域交叉互动性。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最早由杨永林等 [7] 引人并译为“语言风貌”，2010年之前在翻译界尤其是公示语翻译研究领域使用较多；2011年以来，“语言景观”得到普及，基本完成了术语的规约化过程。早期国内学者多以“公共标识”、“公示语”为研究对象，介绍语言景观研究的背景、理论与方法，注重从标牌的多语现象、标牌的字体或形式、标牌的空间设置等考察语言呈现特点和标牌使用情况。2017年以来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日益深入，“受到符号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研究范式体现出跨学科特征” [8] 。国内研究集中在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9] [10] 、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使用 [11] [12] 、语言景观的译写及规范 [7] 、行业领域的语言景观特征 [12] 等方面。此外，国内学者同时也运用多种理论对语言标牌进行调查研究，比如历史维度 [13] 、场所符号学维度 [12] 、生态翻译学角度 [14] 、语言经济学角度 [9] 等。从总体来看，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日益成熟，但是其研究重点聚焦在语言学层面或若干翻译问题，从而弱化了其社会学解读，对其中隐含的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权势和语言活力以及地位等问题鲜少涉及。研究方法也较为片面，多采用田野调研法和观察法。而实地考察调研和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手段相结合，从而进行更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并考察标牌“作者”、“读者”对标牌文本主观感知以及评价的成果比较少。
而自改革开放年来，上海的社会语言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语言景观趋向多元，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语言标识指向不明、双语标牌译写错误以及不规范、标牌管理维护缺位等，背后的原因亟待考察和研究。因此文章基于SPEAKING模型为研究分析框架来考察上海市多伦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现状，以期为语言景观的解读和公共空间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建议。
3. 分析模型：SPEAKING模型视角下的话语选择以及互动
语言景观作为城市环境中传达意义的符号系统，其研究对象包含城市空间的各类语言标牌，以揭示语言管理部门、标牌“作者”、“读者”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互动的方式和话语建构过程。1972年，Hymes提出了人类言语活动分析的SPEAKING交际模型 [15] ，Huebner将SPEAKING模型拓展至语言景观研究领域 [16] ，多维度分析语言选择和使用背后的机制和规律，解读特定社会环境与所塑造的语言景观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
S (Setting & Scene)表示背景与场合考察语言标牌投放的即时语境所激活的社会意义；
P (Participation)表示参与者包括语言景观的“作者”和“读者”，这两者与标牌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值得研究；
E (Ends)目的旨在探讨标牌语言的功能，如指示性、提示性、宣传号召性等；
A (Act Sequence)代表行为次序剖析标牌上不同语言的呈现方式，包含语言排列次序、文字凸显程度、信息承载方式等，标牌中不同语言之间的互动状况如何值得研究；
K (Keys)表示基调研究标牌语言的形式和风格，包含语码选择分布、文字排列密度、信息明确程度等；
I (Instrumentalities)包含媒介涉及语法、句法、词汇等语域层面的问题；
N (Norms)规约即语言景观所体现的实际语言政策，它与官方语言政策有何落差值得研究；G (Genre)体裁即语言标牌的分类，依据用途和功能、置放背景和语境、信息状态、标牌的主体，对样本进行分类探讨。
语言景观实为“符号景观”，由多模态符号资源协同作用，构建具体场所中的话语，进而表达意义。SPEAKING的交际模式为语言景观的定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入点。通过考察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的语码选择和分布以及双语或多语标牌的语码趋向，着重考察不同代码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探讨语言景观标牌语码类型的选择，语言类型的组合，不同语码排列和组合的顺序，以及各个语码间信息的凸显程度。除此之外，也管窥不同语码在语言标牌中的优先级关系及其背后隐藏的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意义以及语言政策与公共空间具体实施之间的差距。语言景观的现状调研是通过对言语符号的篇章分析来探索语言标牌在物质世界中的表现。语码的“能见性”是指民族语言是否出现在社区语言景观中，而“凸显性”是指民族语言是否在社区语言景观中占据主导地位与否，它们反映了“有”与“无”、“主”与“次”的递进关系。语言符号在公共空间的呈现可能看似杂乱无章，但语码的选择与分布、不同语码的“能见性”与“凸显性” [2] ，并非随机选择，而直接体现了区域民族语言活力与语言权力地位。在多语言环境下，语码的“能见性”与“凸显性”反映了官方语言与全球语言，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间的博弈关系。
将SPEAKING交际模型引入语言景观研究，分析公共空间的语言符号系统及概念运作机制，不仅关注标牌的语言呈现形式，更关注标牌文本与标牌“作者”“读者”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语言选择和使用背后的机制和规律，为语言景观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笔者借助SPEAKING交际模型中的概念工具，分析语言标牌文本各组成部分，创设者的动机，读者的认知和体验等要素，进一步揭示标牌“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官方语言标准和实践的衔接情况。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对象
历史文化街区是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空间载体，承载着历史与现实、文化和经济等多重属性。多伦路是上海历史文化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上喻有“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的称号，它集中了上海百年来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旅游景观于一体，这其中历史建筑景观与现代商铺景观交相辉映，使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集于同一场所，为探究多伦路语言景观中的“作者”、“读者”、标牌文本的互动提供了可能。语言景观研究主要涉及语言景观的设计者、受众和语言景观反映的社会语言状况 [2] 。借鉴Landry和Bourhis [1] 对标牌公私两类的界划，文章重点分析多伦路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其中官方标牌指景区指路牌、警示牌、景点介绍牌等，私人标牌指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用作商业或信息介绍的标牌，如店名、广告牌、海报等。
4.2.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如下三个研究问题。
1) 多伦路语言景观的语码选择与分布状况现状如何？
2) 多路论语言标牌“作者”、“读者”和标牌文本三者间的互动状况如何？
3) 多伦路语言景观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动因分别是什么？
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法2022年11月期间对多伦路可视范围内的所有标牌进行了记录，具体为对道路两旁的标牌进行拍摄，具体情况如下。
共得到143个样本，其中官方标牌49个，私人标牌94个。此外，笔者还梳理了上海多伦路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语言选择和取向状况，并实地走访标牌管理者、设计制作者以及游客，了解景区管理部门对该历史文化街区的定位与规划、语言使用及分布、语言环境建设的看法。并且现场以口头采访的形式采访了5家商铺、10位游客，了解他们对于标牌创设者对标牌的语码类型组合及语言凸显程度的认知与感受，以及游客对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标牌设计特色、语码选择与取向现状的体验和建议。
5. 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5.1. 多伦路语言景观中语言的使用现状
在此，笔者着重探讨多伦路的官方和私人标牌中的语言选择和分布、语码取向现状，分析其暗含的语言权势以及政策规划。经过数据统计，在143例语言标识中，官方标牌49例，占比34.27%，私人标牌97例，占比65.73%，具体如表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 code types for language signs in Duolun Road
表1. 多伦路语言标牌语码类型分布
5.1.1 多伦路语言景观的语码选择与分布现状
收集到的49块官方标牌中语码的选择如表2所示。
Table 2. Choice of language code for the official signs of Duolun Road
表2. 多伦路官方标牌的语码选择
多伦路官方标牌集中体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语言政策和意识形态，其呈现方式常常有法可依 [9] 。多伦路历史文化街区官方标牌的设立者是虹口区政府管理者，官方语言标牌中的语言选择不仅仅反映当地政府的立场和行为，也受当时旅游规划公司对语言政策实践情况的影响。表2显示，纯中文标牌占24.49%，这其中，4块景点名称牌与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牌坊、碑文等)结合(如图1左)，语码选择由中式传统建筑风格决定；其余8块为街道牌、警示牌和路标牌(如图1右)。多伦路历史文化街官方标牌的语码选择受上海市政府景区评定标准的影响，标牌尽量含有中英双语，但由于文化原因及工作人员的忽视，仍有百分之二十的标牌缺少英文。在官方标牌中，英语成为具有传递实用信息功能的通用语码，政府也用英语展现上海城市的国际化水平 [11] 。
Figure 1. Duolun Road entrance arch and no parking sign
图1. 多伦路入口处牌坊和“禁停”警示牌
在94块私人标牌中，语码选择如表3所示。
Table 3. Choice of language code for the private signs of Duolun Road
表3. 多伦路私人标牌的语码选择
这些商铺标牌(私人标牌)私人标牌所受条规限制相对较少，语言使用较为自由，更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语言构成情况 [9] 。主要反映商铺的经营特色和顾客的群体需求，因此标牌的语言和内容呈现多样化特征。多伦路私人标牌中存在多语共存的现象，但一般是中文为主导：其中纯中文标牌占69.15%、中英双语标牌占19.14%、纯英文标牌占11.70%。外籍游客的到访使英语标牌的比例有所增加。纯英文标牌商家主要为西式风格的餐厅、中外合资企业、咖啡馆以及珠宝店等(如图2左所示)，纯英文与其商铺的风格相适，但违反上海市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4条规定“广告牌和面向公众的指示牌、标志牌、名称牌、招牌、公告牌等……不得单独使用外文”。而大多数纯中文的标牌大多是与中华传统文化有联系的书店或者古玩字画等商铺。(如图2右示)
Figure 2. DAROCH hotel and grand Shanghai antique shop, Duolun Road
图2. 多伦路“DAROCH饭店”和“大上海”古玩店
5.1.2. 多伦路语言景观语码取向的现状
语码取向主要考察双语或多语标牌中各语言排列的先后顺序和凸显程度，视觉上最突出、内容上最重要的语码是优势语码，反映语言社区地位和活力水平。标牌各语言的排列组合也有规律可循，不同语码上下排列时，优势语码在上，左右排列时，优势语码在左，包围式排列时，优势语码在中间 [17] 。同时，参照的相关规定，即公共场所的路牌、指示牌、介绍牌等同时使用中文和外文的，中文在上，外文在下，竖行排列的中文在右，外文在左。首先，考察官方标牌中不同语码间的取向情况，在自从上往下或从左往右的49例语言标牌中，绝大部分情况是汉语处于优势地位，只有一例上海多伦路现代美术馆的艺术图标以英文的方式出现在汉语的左上方，并且没有挡住下方的所有汉字部分，这说明上海政府与旅游局在制定语言标牌时严格遵循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有关规定，保障了中文的优势地位，同时也保护了本土游客利益以及本土文化的主导地位。而私人标牌在语言选择方面虽然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形式色彩上呈现丰富多彩的状态。但是对于语码的取向选择来看，结果与官方标牌趋向一致。笔者对多伦路语言标牌的语码趋向进行梳理和分析后发现，所有的双语私人标牌，不论是从左往右还是从上往下来看，都是中文占优势地位(如图3所示)，这说明上海市政府的一部分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很好。
Scollon & Scollon [17] 认为，“非英语国家的标牌中出现英语的作用是迎合外国品味而不是指示周围是英语话语社区。”同样，多伦路的私人标牌中英语也主要起象征功能而非信息功能。英语作为强势外语，在全球的传播和扩散中具有国际化、潮流、现代等象征功能，店主为了使店铺标牌呈现国际高端感，会在标牌中使用英语，以提高店铺档次、美化标牌。同时，一般来说，商家会选择消费者中认知程度高、使用人群多的语言来实现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上海作为中国常住外籍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说英语的人数占最多，所以商家除了主动将汉语置于突出位置以吸引本土游客前来消费之外，也就是说，除去优势语言汉语之外，英语就作为最强势的外语出现，使用率仅次于汉语，商家使用英语来创造出友好的语言环境，来迎合大部分说英语的外籍游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私人标牌中英语之外的其他外国语言几乎不存在的原因。
Figure 3. Duolun Road “190 art space” and “Xiaoyu gallery”
图3. 多伦路“190艺术空间”和“晓喻画廊”
5.2. 多伦路语言景观中“作者”、“读者”和标牌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
SPEAKING交际模型侧重于考察标牌“作者”、“读者”和文本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在这其中又同时包含着两种平行的关系，即标牌“作者”与文本的互动以及标牌“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在研究其语言景观时，需结合特定场域来考察分析三者之间互动情况，需要分析标牌“作者”期望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同时，标牌不同语言的结合在特定场所能否合理传递信息；以及最终，标牌“读者”能否准确接收信息，进而揭示语言景观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5.2.1. “作者”与标牌间的互动状况
语言标牌的设立是“作者”通过语言资源的选择和配置，希望构建舒适轻松的语言环境，实现经济效益。标牌文本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于“读者”的构成和语言能力的综合考量。
1) 官方标牌“作者”与标牌的互动
多伦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官方标牌的作者众多。其中包括标牌的文本书写者和翻译员，上海市语言委员会一系列规则拟定者以及相关景区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作者对他们进行了一些访谈，内容发现如下：首先，标牌内容的书写与设计者参照政府所制定的进去标牌规范，具有统一规划与管理的特征，标牌的文字格式及语言语码差异不大；其次，作者与标牌的互动比较显著明显，因为作者充分的考虑了景区的目标人群的语言需求，指示牌大多使用中英双语，少部分像鲁迅小道这类景区，根据实际需求，使用中英日三种语言，考虑到大部分读者的需求；最后，作者在设立这些标牌时，融合了多伦路历史文化街的特色形象，比如色调上整体的标牌外观都有朱红色，以及一些特定的书法字体和繁体文字，这样标牌在履行其基本的信息功能的同时，还能与周围的文化氛围与历史气息相结合，使其整体和谐统一。
2) 私人标牌“作者”与标牌的互动
私人标牌的作者涵括标牌内容文本的拟定者以及翻译者，与官方标牌不同的是，它还包括商铺的所属公司。作者多4家商铺的相关人员进行随机访谈，以下分别用S1-S4来表示(如图4所示)。
S1是一家创意餐厅，标牌为“Darroch”，没有任何中文翻译，并且Darroch这个词本身也是一个人名，没有任何表达餐厅的意思，这样的话无论中国游客还是外国游客都不知道该店所经营的范畴。
S2是一家创意珠宝咖啡厅，名为“X-verge”，标牌中没有任何中文翻译，并且verge本身表达边缘的意义，而商店的经营范畴是咖啡和一些普通珠宝，这样的语言标牌，同样也会导致中外双方游客都不明其意。
S3是一家艺术馆，名为“PENIN”，是一家中坦合资商店，没有任何中文翻译的同时，该单词本身的翻译也不明确，这种商铺语码标牌对消费者有一定的神秘吸引力，但是同时也给大部分游客带来疑惑。
S4是书法品牌店，为了契合历史街区古朴的建筑风格，公司在设计标牌时，将原有的标牌改造成黑底木质材料，并以楷体书写的汉语牌匾，是典型的语境化置放的案例。
Figure 4. Private shop off Duolun Road S1, S2, S3, S4
图4. 多伦路旁私人商店S1、S2、S3、S4
与官方标牌相比，私人标牌的作者与标牌的互动效果不显著，没有充分考虑到互动关系，仅有一部分标牌的作者与标牌互动效果显著，他们会根据顾客消费群体与周围环境设计标牌的语言特点与细节。
5.2.2. “读者”与标牌间的互动状况
在该部分，作者随机选取了五位外国游客和五位中国游客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于多伦路语言标牌的感受与建议。
1) 官方标牌“读者”与标牌的互动
笔者随机性选取了10名游客对其进行关于官方语码标牌的访谈，其中外国游客与中国游客各五名。以期了解他们对于上海多伦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标牌的感受与建议。其中，所有中国受访者表示能清楚了解官方标牌所要传递的信息，标牌上所使用的外文的书法都无错误。与中国受访者不同的是，有3位外国受访者表示能正确理解标牌含义。比如在多伦路历史文化街区牌坊进门处的简介旁附带了英文翻译(如图5所示)，其中有一句具有中文特色的“动静相间一里有余”，译者在处理这句时，首先删除了“动静相间”这句不影响全文的成语的翻译，再次，译者把“一里有余”这种中方表达异化翻译为“500 meters”。但是另外两位外籍游客表示语言景观翻译中存在的中式英语会误导游客。比例，鸿德堂翻译为“Hongde Temple”，这样的话，外籍游客只知其音，不知其意，所以笔者认为在音译的同时应该有一些归化标注。这样既保留了历史名称，也易于理解。
Figure 5. Duolun Road profile and Hung Tak Tong signage
图5. 多伦路简介和鸿德堂标牌
官方标牌的译写质量直接影响所在城市的形象，为保证“读者”与标牌的充分互动，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可结合音译和释义法，将其中富含的文化内涵传播给受众。
2) 私人标牌“读者”与标牌的互动
通过对中国和外国游客的采访，作者发现中国游客认为私人标志的设计是明确而合理的，而外国游客则希望可以适当地添加标志的英语翻译。以书法画廊为例。大多数商店标牌只有各色书法的店名，但是并没有一些外文翻译，这样外籍游客即使很欣赏这些书法，也没有办法理会其表达的含义，不完全考虑外国“读者”和标志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外国游客相比，中国游客更喜欢带有手写角色的中国标志，例如草书商店标志，它们可以更好地与多伦路的怀旧建筑风格相匹配，并传达平静而传统的商店印象。
多伦路的标牌需求中，中国和外国游客之间存在差异。为了确保“读者”与标志之间互动的有效性，私人标志应尽可能突出企业的业务特征和游客的群体需求，并适当增加英语翻译，以确保翻译和写作的质量，改善旅行体验。
6. 结语
语言景观的研究不仅关注标牌的语言呈现，还关注标牌文本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 [18] 。运用SPEAKING模型对上海多伦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官方标牌主要是汉语单语和中英双语，而私人标牌主要是中文单语，其次是中英双语和英语单语标牌；在语码取向方面，官方和私人标牌往往是相同的，两者都以中文为主，其次是英文，中文在标牌中占优先地位。标牌文本、“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可以反映出特定场景中标志的每个组成部分是否能够合理、统一地传递信息。三者在官方标识中的显著互动可能与景区管理部门对多伦路国际化的认知水平和译者的翻译能力有关；三者在私人标识中缺乏互动可能与“作者”没有突出企业的商业特征、游客的消费需求以及标识缺乏翻译和书写有关。
全球化浪潮促进了社会文化和语言景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多伦路历史文化街区面临着来自不同国家或企业的游客。官方语言(母语)、全球通用语言(英语)、少数民族语言等一系列强弱语言代码混杂在一起。如何规划不同语言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如何构建符号话语与社会空间之间的互动，都需要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