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李白作为中国文学史这座巨城中迪拜塔式的人物，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的放荡不羁，并且他一直盼顾渴求能够于朝廷中大展拳脚，以完成其远大的个人抱负。其诗往往寄托个人追求，情感激昂，清新俊逸。《蜀道难》这首诗历来被称为李白代表作品，是最可以体现李白诗歌豪放飘逸特点的诗歌，然而，此诗虽笔翰如流，读来酣畅淋漓，诗中所寄却一唱三叹，颇有杜甫沉郁顿挫之感。历代评者对其诗中所托感受不一，鼎足而三的观点是：一说此诗为实写蜀道之难，并以此借喻人生道路或者仕途艰难；一说此诗为讽喻时任剑南节度使的章仇兼琼；一说此诗为刺严武危害杜甫、房琯二人所作。既然李白诗歌向来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以抒发个人心理状态为主要意图，往往笔走龙蛇而不见其首尾。这个特点导致我们在讨论李白诗歌时很难去寻绎他创作时的真实心理感受，也正是因此，从古至今对于《蜀道难》这一篇的主旨讨论从未停止。
2. 《蜀道难》题记版本叙录
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一书中，《蜀道难》一篇下有小字题注“讽章仇兼琼也” [1] (p. 290)。而詹锳先生在校记中明确注明：
[题]敦煌残卷题作古蜀道难。敦煌残卷、英灵、英华以及各本李白集均无讽章仇兼琼也题注。 [1] (p. 290)
詹锳先生在凡例中提到以据静嘉堂文库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进行校勘，且凡例中提到北图本《李太白文集》与底本同属一个版刻，本人未见静嘉堂本，但见到北图本影印本，该本有此题注，可见宋代多本可能有此题注。至于题注为何人何时而加尚悬而未决，由于唐本缺失，《文苑英华》《河岳英灵集》以及敦煌残卷中的《古蜀道难》均无该题注，这三者应当是现存比较早收录李白文集的总集，其中离宋蜀本最近的《文苑英华》为宋太宗赵炅下令编撰，雍熙三年12月问世。据考，上文所提到的无论是静嘉堂本还是北图本(二者出于同一版刻)，约成书于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绍兴年间。而在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萧补注提到“尝见《李集》一本于《蜀道难》题下注，讽章仇兼琼也。” [2] 而后文有“山谷黄鲁直尝于宜州用三钱买鸡毛笔，为周惟深作草书《蜀道难》。亦于题下注，云‘讽章仇兼琼也’。” [2] 如果静嘉堂本或北图本为萧士赟所看到的李集，黄庭坚是如何得知此题注并一字不差？说明在此二本出版之前北宋已有讽章仇兼琼这一说法。而萧士赟看到的也另有其本，且该本至少成书于北宋中后期，那么由杨齐贤加上此题注的概率很大。
关于版本问题前人已有讨论，兹不赘。此诗版本源流复杂，涉及诸多，惟还原历史场景方得考毕。
3. 疑点丛生的《蜀道难》主题之辩
显然此题注有关于此诗意义，那么讨论题注的历代研究，等同于讨论此诗义旨所指。此诗因为其磅礴的气势、丰富的想象、惊人的夸张而闻名于世，句式多变，读来荡气回肠，又一波三折，有着明显的李白式的诗歌特征，况《全敦煌诗》中确载此诗，依此判断其为李白的作品无疑。唐人范摅在《云溪友议》卷上中称：“严武镇蜀，时杜甫在蜀中，房琯亦为属下刺史，李白此诗为房、杜危之。” [3] 同样的话在《新唐书·严武传》中亦可见。这可能是该观点最早的出处。然而此说在该题注出现之前，可见当时唐人认为此诗的主旨是危房、杜而刺严武所作，并未提到与章仇兼琼有关的相关观点。胡震亨在《唐音癸签·诂笺六》中提到“太白《蜀道难》一诗，新史谓严武镇蜀放肆恣，白危房琯、杜甫而作，盖采自范摅《友议》。沈存中(沈括)、洪驹父(洪刍)存非议，谓为讽章仇兼琼而作。萧士赟注又谓讽幸蜀之非，说不一。” [4]
由此可见历代对此诗主旨的观点讨论从未停止，且历代对各种观点看法不一，具有一定的群体性，而这种群体性往往与诗歌评论者所处的时代有深远的关系。关于古人对此诗的讨论，下面将对其做相关辩证。
第一种观点是此诗为刺玄宗幸蜀，元代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陈沆《诗比兴笺》等认为此诗为讽玄宗幸蜀所作，《唐诗别裁集》云“诸解纷纷，萧士赟谓禄山乱华，天子幸蜀而作，为得其解。臣子忠爱之辞，不比寻常穿凿。” [5] (p. 184)，表明沈德潜同意其观点，《诗比兴笺》曰“独萧士赟则据诗词断之曰：‘二说皆非也’……表则太白之意终不愿其怀安西蜀矣。案萧氏此说，迥出诸家之上。” [6] 此处清人皆为综述前人观点之后得出推断。然其依旧有着明显漏洞，玄宗幸蜀为天宝十五年爆发安史之乱之后，而李白此诗被收入《河岳英灵集》，而《河岳英灵集》此本是有较为明确的写作时间的，玄宗幸蜀说的错误与刺严武说相同，前文已述，此处不赘。
第二种观点是危房、杜而刺严武。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范摅《云溪友议》等认为此诗是刺严武危害杜甫、房琯而作。《尚书故实》中记：“李白罪严武也，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 [7] (p. 8)此事故为陆畅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韦氏去世，皇帝因其上陈兵器有书“定秦”而听信旁人谗语，欲治罪韦氏，后陆畅为韦氏翻案，李白依此故事影射严武迫害房琯、杜甫。此处可见李绰认为李白的创作动机实际上是以时事为借喻。《云溪友议》载“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 [8] 。唐代此二本《新唐书·严武传》 [9] (p. 4484)对其观点持肯定态度并采纳。此说有着明显的问题，即此诗创作时间与该主旨之间的时间差异(此处若假设此说为正解)。同样的，胡震亨对此亦有考证：“按白此诗，见赏贺监，在天宝入都之初，乃玄宗幸蜀、严武出镇之前，岁月不合。” [4] 可以得知的是，李白此诗被选入《河岳英灵集》，殷蟠自序中明确提到“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起甲寅，终癸巳” [10] (p. 1)甲寅为开元二年，癸巳为天宝十三载。而玄宗幸蜀为天宝十五载，严武出镇更是至德年间，时间相差至少数年，该说自相矛盾，不攻自破。
第三种观点便是题注中所记“讽章仇兼琼也”，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洪迈《容斋续笔》等认为此诗为讽章仇兼琼所作。《梦溪笔谈》载“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8] 《苕溪渔隐丛话》载“尝见李集一本于《蜀道难》题下注‘讽章仇兼琼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苕溪渔隐丛曰：‘二说辨证李白《蜀道难》非谓严武作，明白如此，则《新唐史》抵牾无疑。’” [11] (p. 31)《容斋续笔》中载“予案李白《蜀道难》本以讥章仇兼琼，前人尝论之。” [12] 此说时间上无误，逻辑上亦不可言误，但历代对此说评价有肯定有否定，此说自沈括等人始，于萧士赟处正式否定，而于胡震亨处彻底辨析。其主要观点有二，其一，章仇兼琼虽为剑南节度使，但其并无据险作乱之为；其二，章仇兼琼与李白并无交恶，白有诗曰：“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迎。飞笺络绎奏明主，天书降问回荣恩。” [1] (p. 2761)然而此处证据并未直接说明章仇兼琼与李白未交恶，反而说明章仇兼琼对皇帝的忠心。这就不得不提到章仇兼琼任剑南节度使的原因。据《重刊四川通志》载，章仇兼琼在蜀的职责为剑南道节度使 [13] ，据《文献通考》载“初授，兵秣兵部见帑诣辞具仗。如察使亦观之。” [14] (p. 1772)说明章仇兼琼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治理剑南道而是镇守剑南道。其执政上恰恰有残暴的倾向。章仇兼琼对皇帝的忠心可以从侧面印证其对皇帝任命的重视，镇守一地最简单的方法便是武力镇压，这一点不仅不能成为驳倒这一观点的证据，似乎反而成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又一材料。但实际上，章仇兼琼在蜀地任职时间不长，且也在《河岳英灵集》成书之后。《四川通志》中记载章仇兼琼“颍川人，二十八年代宥” [15] (p. 3139)，此处是说章仇兼琼于开元二十八年代张宥任节度使，而其后接任的郭虚已天宝五载便上任了，说明章仇兼琼在蜀地的时间很有可能在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五年之间。另，章仇兼琼于《四川通志》中诸多材料均集中于开元二十八年以后至天宝五年至六年以前，《四川通志》卷六名宦部载“章仇兼琼，颍川人，剑南节度兼四川采访制置使，兴大南市，创新津，通济堰，溉眉蜀二郡。田人怀其惠，立庙于堰南，号寅徳公祠。复引万年池水以溉成都田亩，在蜀八年泽流万世。” [16] 如此看来，讽刺章仇兼琼一说实属有误。但《四川通志》于何处获悉章仇为开元二十八年上任尚不得知，且四库本、乾隆本、嘉庆本关于章仇兼琼记载各不相同，依此可断诸本所录章仇氏之生平来源不一，故此说是否可以驳倒尚需更多可靠材料支撑。
第四种观点说此诗实写蜀道之难，并以此借喻人生道路或者仕途艰难，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李诗通》、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等认为此诗只是沿用旧乐府标题描写蜀国河山风物，并无其他寓意。除《唐音癸签》以外，胡震亨与《李诗通》按曰“愚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必尽有为始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人之义远矣。必求一时一人事实之，不几失之细乎？何以穿凿为也！” [17] 顾炎武《日知录》载“《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琅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 [18] (p. 1464)诸如此类亦有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不惟刘璋、李势恨事如见，即孟知祥一辈亦逆揭其肺肝，此真诗之有关系者，岂特文词之雄！纷纷为明皇，为房、杜，讥严武，讥章仇兼琼，俱无烦聚讼。” [19] 然而此类观点尽管看起来并无问题，却局限于其总结过于笼统，仅仅基于表层意象来判断诗歌含义，用此法论证此诗意指未免失之考辩。《河岳英灵集》中评价太白诗“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数十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10] (p. 36)由此可见李白诗歌创作随性而发，并不拘泥。既如此，对于李白诗歌的评价并不能依此定势。不能说此观点有错误，但总使人觉得过于笼统，缺少深度。此条虽不为误，亦不可称绝对正解。
不难发现，古人对于此诗的评论大多处于臆断的阶段，笔者猜测这一点与古人手头所掌握文献资料的丰富性不够有很大关系，以至于一叶障目或者盲目揣测，抑或是根据当时社会现状作假想。既然未注明此诗作于何年，古人在缺少文献的情况下作出明确的意义判断以及各类判断的集中性有待论证。历代讨论此诗之论据亦有诸多疑点，诗歌批评与朝代及文化的流传度始终是相符合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历来呈现的一种倾向。
4. 《蜀道难》所见古代批评之陈蠹
近年来对于《蜀道难》一篇，学术界有了新的见解，大概可以归纳到以下两种：其一，此诗为送友人入蜀而作，持此意见的学者注意到，李白的别集中有《剑阁赋》及《送友人入蜀》诗。《剑阁赋》题下有小字注“送友人王炎入蜀” [1] (p. 3905)，而此题注王琦本有“自注”字样，宋本无此字样，可见此处题注是否为李白所作悬而未决，不可作为单纯考证依据；而《送友人入蜀》诗中有“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 [1] (p. 2997)句，与《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句用了同样的典故，但并不可说明问题，李白诗中同用一典的不同时代的诗有很多，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道“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1] (p. 2104)，又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道“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 [1] (p. 2004)可以窥见李白对于有同一特点的景物惯于用自己较为熟悉的典故，这也是李白的创作习惯，不能仅仅以此来作为确定蜀道难创作动机的依据。其二，嗟叹仕途坎坷，看似有劝讽之意实则是自我境况的抒叹。一些学者认为此诗通篇充满了象征的意味，根据南师大教授郁贤皓先生在《李太白全集校注》中的题解按，南陈阴铿所作蜀道难末二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 [20] 可看出，《蜀道难》这一篇古乐府诗题本就有功业难求之意。经过仔细推敲李白诗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特点，即李白对于乐府古题的意指是相当尊重的，换句话来说，依照乐府古题来写作是李白的创作习惯，《蜀道难》这一首亦难逃其窠臼。既然如此，这一首的主旨，前人所作的讨论其实均属臆断，且现存李白集均无作者自己在此诗下作序，那么寻绎此诗含义便缺少了最重要的一环，即本事考证。
此诗作于唐朝，唐人应当是最先认识到这首诗的重要性，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此诗“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 [21] 尽管此诗年代不可考，因此孟棨所记之事不可确信，然而依此可见的是李白此诗的艺术性在唐代是得到公认的，至于其内涵所指，唐人并无太多评论。及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亦持此论。五代对于唐朝文学及批评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另辟蹊径提升了词学的重要性，对于诗学评论依旧无影响，故此，五代之诗论与唐代趋同实属常态。
而到了宋代，对此诗经过了两三百年的讨论之后，其主旨仍然尚未明晰，在宋代，考辩的习气已经盛行，宋代可以说是各种诗评、诗话的一个繁荣期。中国古代对于诗歌的评论，自魏晋以降，便呈现一种笔记式的、杂乱无章且带有强烈主观性的特点，即使是如钟嵘《诗品》这种看起来及其有条理性的评论著作也存在其认识的局限性，这与古人的书写习惯、纸张的普及、以及儒家“述而不作”的观点指导有极大关系。而我们在仔细观察前人对此诗的讨论时便会发现，对此诗主旨的臆断往往来源于评论者由自身生活向李白所处年代的强行附会，而这些观点大多不可考。这就导致了随着历史发展诸说层出不穷，而又难以立住脚，自相矛盾的情况出现。研究这一观点便是在研究自唐朝以来学者的学术认知史。
经过整理，我们不难发现，历代对于此诗的说法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归纳之，唐朝人认为此诗主旨是因严武而发，是因为严武确实与杜甫曾有过反目，且严武其人暴戾无常，在当时又确实为剑南节度使，前后在发生时间上极为接近。唐人此说最大的错误便是严武赴蜀地作为剑南节度使的时间应当在此诗之后。即便如此，唐人还是依据自己主观对于严武所作所为的厌恶通过附会到了李白其诗之上作为本事，也许没有经过细致考证，或者强言之而故意疏漏考证。宋朝人认为此诗主旨是由章仇兼琼而发，也许尚有些许道理，但是也有人云亦云的成分在里面，其中尤以《容斋续笔》最为明显，《容斋续笔》为洪迈平生跨越四十年所作笔记合集，其一生博览群书不假，但很难说其对于看过的所有书都有仔细考证，且宋代所存唐本情况未为可知，洪迈也许仅仅是读过沈括《梦溪笔谈》之后便草草定下结论，且宋人在学术上是具有其批判性和创新性的，也许是因为章仇兼琼其人在史书上记载不多，并且合于此诗所作年代，有此推论也属合理。而元清二代则极有可能是由于外族统治而以此诗批评皇帝。至于明朝，虽然明朝诗人作诗水平有待商榷，但是其理论发展却有其特殊和独到之处，明代人跳脱出诗的政治作用和批判作用，重新重视起诗歌写景的作用。只需要对诗歌稍作分析便可以发现，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描写自然环境，而描写人文环境的部分只占很小一部分。明朝批评者对于此诗主旨的探讨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即其他批评家在批评这首诗的时候是否有过度解读的成分在里面。关于此诗为讽刺严武所作的观点几乎都是来自于唐朝，讽刺章仇兼琼的观点几乎都来自于宋朝，讽刺玄宗几乎都是非汉族统治时期的产物，而认为此诗为单纯描写，无其它寄托的观点几乎都与明代有关。因此对于一首诗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批评者所处年代。在笔者看来似乎有这种现象，我们在分析解读如《蜀道难》这样的诗歌时，如果过度将其向褒贬人物、批判现实的方向解读，便很容易忽视了诗歌的主要内容部分，这无异于买椟还珠。
5. 小结
中国诗歌创作缘起于祭祀与歌谣，其所产生之初便在无意间忽视了诗歌叙事性的部分，尽管现存最早诗集《诗经》以及《南风》《击壤》等诗歌有集体创作的痕迹，然而诗歌的后续发展却因为屈原的出现慢慢走向了个人创作的路径。从魏晋开始，文学自觉意识开始觉醒，诗歌呈现的对象与承载的情感绝大多数显现极其个人化的风貌，这与前代诗人的创作累积有关，更与诗歌发展的路径与偏向有关。固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22] (p. 597)刘勰指出的文学创作合乎时序正是基于此而发出的，这是创作。而关于批评，刘勰又指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22] (p. 656)十分精准地通过对比概括了批评家们是如何看待诗歌所记录的对象与承载的情感。诚然绝大多数诗歌可以通过文本(尤其是本身有序言的诗歌文本)来推断诗人的创作缘起与情感流动，但创作与欣赏之间却由于时间空间的天然阻隔而生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样批评诗歌也最终造成了歧路徘徊甚至背道而驰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