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南海县志》是纪南海县之地方志，宋代始有成书 [1] 。入清之后，《南海县志》在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和宣统年间均有修订。康熙三十年(1691)刊《南海县志》十七卷，乾隆六年(1741)刊《南海县志》二十卷，道光十五年(1835)刊《南海县志》四十四卷卷首一卷，同治十一年(1872)刊《南海县志》二十六卷卷首一卷，宣统三年(1911)刊《南海县志》二十六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2] 。同治十一年(1872)所刊《南海县志》，为清代郑梦玉、梁绍献等修纂，始修于同治四年(1865) [3] ，历时7年而成，版本为清同治十一年(1872)羊城内学院前翰元楼刻本，本文即以其卷十《艺文略》为考述对象。其卷十《艺文略》著录四部书籍共115部，作家共67位 [4] ，皆为广东省南海县人。同治十一年(1872)《南海县志·艺文略》(以下简称“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收录南海县经史子集之书，聚集明清时期该县文人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反映了该县特有的社会文化风貌和学术风气，为地方文化内涵和地域风俗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本文将从收录标准、体例及其著录之况、作家构成、书籍版本及其流传四个方面进行叙述，以此分析和探讨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的总体情况。
2. 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之收录标准
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纪南海县一地之文献，著录经史子集共115部书籍，总共有67位作家，名家名作较少。其著录之书皆为本地人或撰、或辑、或修而成，除一部为明代的著作之外，其余皆为清朝之作。通过其所著录之作，可大致了解明清时期南海县文人的创作之况和学术专长，窥见该县的文化风貌和文教之况，洞悉其学术风气。此外，此地艺文文献的种类较为丰富，给人们提供了颇丰的经史子集四部的文献资料。
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所收录的作家，皆为南海县人，他们或常年居于家乡不入仕途(如邹伯奇、朱士琦和胡调德)，或主要于广东内任职而专注于学术(如曾钊)，或多年在外任职而奔波于仕宦(如吴荣光、劳光泰、郭棐)。其所收录之作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或为学者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如曾钊之《周易虞氏义笺》七卷、吴荣光之《吾学录初编》二十四卷；或为文人自身的诗文集，如邹伯奇之《特夫文集》一卷、劳光泰之《三哦堂文集》；或为本地文人所修纂的本地县志和他方县志，如邓士宪等修《南海县志》四十四卷、黄宪臣辑《灵石县志》、林缙光辑《黄安县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注重著录作家的学术专长之作之外，还注意著录该作家的个人诗文集等其他领域之作，如对于主治经学的曾钊，除了著录其《周易虞氏义笺》七卷、《虞书命义和章解》一卷和《毛诗经文定本》一卷等经学代表作以外，还著录其《异物志》一卷、《交州记》二卷和《始兴记》一卷等史部之作，以及子部之作《读书杂记》五卷和别集《面城楼集》十卷。对于精于科技的邹伯奇，除了著录其《赤道星图》一卷、《弧线格》和《乘方捷术》一卷等天文算术类代表之作以外，还著录其经学之作《学计一得》二卷和《广韵玉篇类音》四卷，以及别集《特夫文集》一卷。
据以上所述，可见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的收录标准多样，再加上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录，所以其著录之作较为丰富、全面，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示一方之文化风貌及其文化特色。因此，它既能够提供较丰富的以供参考和研究的地方文献，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3. 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体例及其著录之况
总体而言，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的体例为：按经史子集四部收录书籍，再于四部之下分类，然后根据书籍的性质将其归类。可谓层次分明，分类细致，基本与《四部全书总目》所确立的分类体系和名称相同。其经部分为八类，分别为易类、书类、诗类、周礼类、春秋类、四书类、经总和小学类；史部分为六类，分别为典礼类、纪事类、奏疏类、史评类、志乘类和杂记类；子部分为五类，分别为儒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术类、艺术和谱录类；集部分为两类，分别为别集和总集。著录之书，标明卷数、著者及其朝代。而卷次和叶次于每叶版心标明，部名于每部第一部书之右标明，类名于每类最后一部书之左标明，写为“右某某(类)”。此外，每部书籍之左有其序文或者编者按语。
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以四部分类收录书籍，包括补遗之书在内，所收录之书共有115部。其中，经部共有21部，史部共有17部，子部共有23部，集部共有54部。由此可知，集部之数独占鳌头，子部次之，再者为经部、史部。集部之数远胜于经史子之数，是经部和子部之数的两倍多，是史部之数的三倍多，经史子之数则相差无几。从中可反映出，清朝时南海县的艺文文献以个人的诗文作品集为主，即文人的诗文创作相当繁荣。相比之下，历来被誉为“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的经部 [5] ，以及地位自魏晋后便被视为仅次于经部的史部，都已经远处下风。此学术风气与康、乾两朝的学术风气正好相反。
在康、乾两朝，经史皆深受重视。为了从侧面来反映康、乾两朝经史的重要地位，有学者对康乾两朝敕修的四部书籍的御制序跋进行分类统计，结果如下：康熙朝，共51篇，经部10篇，史部18篇，经史约占总数55%；乾隆朝，共78篇，经部20篇，史部32篇，经史约占总数67% ( [6] p. 27)。据此可知，康熙朝尤其是乾隆朝特别注重修纂经史之书，经史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乾隆朝，史学较之前代十分兴盛，官方不仅汇刻《二十四史》，而且十分重视编修史籍。据以上所列数据，可知乾隆朝的史部御制序跋约占比41%，远胜于约占比26%的经部、约占比18%的子部和约占比15%的集部，在四部中所占比例最大，深刻反映了“盛世修史”的盛况( [6] p. 27)。此外，私家创作的史书也十分繁荣，出现以《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劄记》为代表的史学名著，数量繁多。综上可知，康、乾两朝重视经史的学术风气，在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里却是相反的：诗文创作相当繁荣，以个人的诗文作品集为主，经史子次之。
聚焦于四部里小类的著录情况，经过统计，21部经部之作中，易类、书类、周礼类、春秋类各有1部，诗类有6部，四书类有5部，经总有2部，小学类有4部。据此可知，最多为诗类，次之为四书类，再者为小学类，紧接为经总，易类、书类、周礼类、春秋类皆只有1部。17部史部之作中，典礼类、纪事类、奏疏类和史评类各有1部，志乘类有6部，杂记类有7部。数据对比明显，杂记类最多，志乘类次之，两者之数皆多于仅有1部的典礼类、纪事类、奏疏类和史评类。23部子部之作中，儒家类和医家类有5部，天文算术类有8部，艺术类有3部，谱录类有2部。由此可见，天文算术类最多，儒家类和医家类居其后，艺术类排于第三，谱录类居于末。54部集部之作中，别集占据一大半，共有47部，而总集仅有7部，两者的数量之差于四部之中最为明显。从四部各类的著录情况可知，集部各类之间的数量差异最为明显，次之为史部，再者为子部，经部各类数量的差异最小。
相比于《四库全书总目》，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所收录之书的种类仍显出很大的不足。诚然，将一方县志之艺文略与官修的全国性丛书之总目作对比，未免显得苛刻。但是，将此县志的艺文略对照于官修丛书总目，可以清晰洞察其欠缺之处，能从侧面反映出该地作家的修纂喜好和创作专长，有利于全方位地了解该地的文化风貌与学术风气。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对照，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的经部没有收录孝经类和乐类之书，且礼类仅有周礼类，没有仪礼类、礼记类、三礼总义类、通礼类和杂礼书；史部没有收录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杂史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职官类和目录类之书，且政书类之书仅有典礼类之书，而无通制、军政和考工等类；子部没有收录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术数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和道家类之书；集部仅收录别集和总集，而没有收录楚辞类、诗文评类和词曲类之书 [7] 。由以上对照可观察出，史部和子部之书的种类仍有很大欠缺，其次是集部，种类欠缺也比较大，而经部之书的种类相对齐全一些。
4. 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之作家构成
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著录115部作品，共有67位作者。从时代上划分，明朝作者仅有一位，其余66位作者都是清朝人；从著录作品的数量来看，以曾钊、邹伯奇、吴荣光、劳光泰、胡调德、邹锡恩、孔继勋的作品数量较多。
首先，从时代上划分作家，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收录的67位作家均为明清文人，其中明朝的作家仅有郭棐一人。郭棐，字笃周，广东南海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做过户部主事、夔州知府、湖广道屯田副使，官至光禄寺正卿。他尤其注重地方志的修纂，万历五年(1577)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间，曾为广东修志三种，即《广东通志》十二卷、《粤大记》三十二卷和《岭海名胜记》二十卷 [8] ，是广东历史上修志最多的人。《南海县志·艺文略》收录其作一部，是为《梦菊日纪》二卷，被归入史部杂记类。其余114部皆为66位清朝作家之作，或撰、或辑、或修，较之明代仅有一人一书被收录，清代南海县之作可谓呈繁荣之状，足见入清后该县文教昌盛和文人辈出。笔者窃以为，其作品繁荣之状与入清后南海县重视文教以及广东雕版印刷术促进书籍创作与出版不无关系 [9] 。
其次，从著录作品的数量来看，当以曾钊、邹伯奇、劳光泰、吴荣光、胡调德、邹锡恩、孔继勋等人为代表。在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著录的115部作品中，曾钊以15部之数居于首，邹伯奇以10部之数居其后，劳光泰和吴荣光以5部之数居于第三，胡调德以4部之数紧跟其后，邹锡恩和孔继勋皆有3部作品，其余作家都只有一部作品。
曾钊，广东南海人，字敏修，道光五年(1825)拔贡生，曾任广东合浦教谕、钦州学正。阮元督粤时，他曾任学海堂学长。其在学术上专治虞氏易，是继张惠言之后精通虞氏义例的学者 [10] ，曾为张氏的《周易虞氏义》作笺，是为《周易虞氏义笺》，被收录于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的经部易类。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收录他的15部作品，四部之书皆有，以经史为主。经部共8部，有《周易虞氏义笺》七卷、《虞书命羲和章解》一卷和《毛诗经文定本》一卷等；史部共5部，有《汉晋名誉考》一卷、《杨议郎著书》一卷、《异物志》一卷、《交州记》二卷和《始兴记》一卷；子部和集部各一部，分别为《读书杂记》五卷、《面城楼集》十卷。邹伯奇，广东南海人，字特夫，又字一鄂，晚清科学家，一生绝意仕途，全心钻研科技。他精于天文、地理和数学 [11] ，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收录其作，即以此类作品为主，如《甲寅恒星表》一卷、《皇清地理图》一卷、《乘方捷术》一卷和《赤道星图》一卷等，共8部。此外，他的《学计一得》二卷和《广韵玉篇类音》四卷被收录于经部，以及《特夫文集》一卷被收录于集部之别集。吴荣光，广东南海人，字伯荣，晚号石云山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一生主要在外任职。其书学实深，书取诸家法帖，鉴别考论 [12] ，务极精确，《帖镜》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将其收录于子部艺术类。此外，他的《吾学录初编》二十四卷和《吴中丞奏疏》六卷被收录于史部之中，而《石云山人诗文集》八卷和《吹篪诗略》被收录于集部之中。
除以上所述作家之外，劳光泰、胡调德、邹锡恩、孔继勋皆有较多作品被收录于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中，分别有5部、4部、3部和3部。其中，经史子集四部之作皆有的，当属劳光泰、胡调德。前者之作以他在蒲圻县任职时所主修的《蒲圻县志》最为知名，被归入史部志乘类；后者的重要之作，如《龙涌脞编》四卷和《尺木斋文集》，分别被归入史部杂记类和集部之别集。邹锡恩以医学类著作闻名，其作《景岳新方歌诀》一卷、《幼幼集成评》一卷和《蜑家小儿五疳良方记》一卷被归入子部医家类。孔继勋之作被归于史部和集部之中，前者有《北游日记》，后者有《岳雪楼诗集》和《云泉题唱》。
5. 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书籍版本及其流传
笔者利用“上海图书馆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和“中国基本古籍库”进行查询，所得结果按照“传本”、“著录”和“阙如”划分书籍，以此考察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著录之作的版本和流传情况。
首先，从115部书籍的整体情况来看，有43部书籍至今仍单本收藏于我国各地图书馆，即传本，约占比37%；有65部书籍已非单独流传，而是著录于其他书籍，即著录本，约占比57%；余下7部书籍已阙如，约占比6%。据此可知，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所著录之书至今仍存世者，即传本和著录本，约占比94%，说明大部分书籍至今仍可见其面目，只亡佚小部分，这是非常可观的现象。
其次，从四部各自情况来看，能够更细致地了解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著录之作的版本和流传情况。经部21部书，传本有12部，约占比57%；著录本有8部，约占比38%；阙如者有1部，约占比5%。史部17部书，传本有11部，约占比65%；著录本有4部，约占比23%；阙如者有2部，约占比12%。子部23部书，传本有2部，约占比9%；著录本有19部，约占比82%；阙如者有2部，约占比9%。集部54部书，传本有18部，约占比33%；著录本有34部，约占比63%；阙如者有2部，约占比4%。
根据以上数据可知，史部之传本达六成半，独占鳌头，但其阙如之书在四部之中最多；经部之传本接近六成，仅次于史部，且阙如之书少，仅次于最少的集部；子部之传本最为稀少，且阙如之书仅次于最多的史部，但其著录本远超经史集三部；集部之传本刚过三成，但其阙如之书最少，且其著录本超过六成，仅次于最多的子部。单看传本之况，四部之中，史部无疑是情况最好的，其次是经部，再者是集部，子部情况最不容乐观。但是，要全面且正确地把握书籍的流传情况，还得综合著录本和阙如的情况来考察，因为著录本虽非单本流传，但仍被其他书籍所著录，故传本加上著录本方能准确反映书籍至今的保存情况。据此观之，集部之书的流传情况最为乐观，其次是经部，再者是子部，最差是史部。
至今仍单本流传之书，从其版本时间来看，经部书籍版本中最早的是小学类中的《字林》之顺治三年(1646)本刻，最晚的是《字林》之1995年影印本；史部书籍版本中最早的是《灵石县志》十二卷之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最晚的是《(道光)蒲圻县志》十卷之1962年传抄本；子部书籍版本中最早的是《引痘略》一卷之清嘉庆刻本，最晚的是《引痘略》一卷之清光绪二年(1876)皖省痘局刻本；集部书籍版本中最早的是《面城楼丛刊》十九卷之清嘉庆道光间南海曾氏面城楼刻本，最晚的是《面城楼丛刊》十九卷之1995年影印本。从馆藏单位来看，所藏经部书籍最多的是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史部书籍最多的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子部书籍最多的是中医科学院；所藏集部书籍最多的是国家图书馆。
非单本流传而著录于其他书籍之书共65部，其中经史集共有46部，均著录于光绪五年(1879)刊刻的163卷《广州府志》的艺文略。子部有19部，只有清李际泰所撰的《硝磺议》一卷的精要部分著录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所刻的《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六十二，其余18部均著录于光绪《广州府志·艺文略》。其中，《甲寅恒星表》一卷、《赤道星图》一卷和《黄道星图》一卷，除了著录于光绪《广州府志·艺文略》之外，还著录于民国景十通本《清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四经籍考十八；《乘方捷术》一卷著录于光绪《广州府志·艺文略》卷九十二艺文略三，而民国景十通本《清续文献通考》和清光绪刻本《书目答问》则著录其三卷，分别著录于卷二百七十四经籍考十八、子部天文算法第七。
6. 结语
作为反映明清南海县文化风貌和学术风气的文献载体，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以其多样的著录标准，依四部分类之体例，著录以曾钊、邹伯奇、吴荣光等人为代表的67位南海县文人的115部经史子集之作，搜罗广富，种类颇丰。纵观经史子集四部的收录情况，通过数量的对比分析，足见清朝时南海县的诗文创作相当繁荣，以个人的诗文作品集为主，经史子次之。考察四部各小类的收录情况，通过数量的对比分析，可知集部各小类之间的数量差异最为明显，紧接为史部、子部，经部各小类之间的数量之差最小。
此外，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有94%的书籍仍保存于世，只亡佚小部分，甚为可观。其中，集部之书的流传情况最为乐观，其次是经部，再者为子部，最差为史部。就单本流传之书的版本来看，最早可追溯到《字林》之顺治三年(1646)本刻，最晚为《字林》之1995年影印本，其最大的馆藏单位是国家图书馆。非单本流传而著录于其他书籍之书，在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占比中最大，绝大部分著录于光绪《广州府志·艺文略》。但相比于《四库全书总目》，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收录书籍之种类仍有很大的不足。
南海之县志，修纂历史自宋朝便已开始。同治《南海县志·艺文略》作为《南海县志》中的重要部分，既是地方艺文文献，又是反映社会文化风貌和学术风气的文献载体，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