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翻译界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一个争论已久的矛盾问题。人类有着悠久的翻译史，语言的出现为人们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十分必要的条件，人们始终处于交际之中，那么人类的翻译活动就一直在进行着。我们无法否认翻译是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肯定一切都是可以通过翻译实现原语和目的语之间在语言、功能、文化层面上的完全对等，比如文化负载词、特有民族事物等。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定区域、民族或部落群体内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造成了思维、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即语际翻译障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可译性。所以，翻译的可译性是有限度的。对于这一问题，绝大多数的翻译理论家都赞同卡特福特的观点：“可译性确实更像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二分体。原语的文本或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不可译的 [1] 。”
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乔治·斯坦纳在他的著作《通天塔》中作了以下分析：语言理论对于翻译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特别是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或情感，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2] 。译者在目标语言中找不到同源语言相应的表达方式时，才能意识“不可能不表达出来的”是什么。译者的努力，正是要将源语言中不可能不表达的东西，变成目标语言中并非“不可能不”，但却可能表达的东西 [3] 。
语言学家乔治·斯坦纳曾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作了如下的评述：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那么我国的专家学者也给出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定义，刘宓庆认为，翻译理论中的所谓可译性指双语转换中源语的可译程度 [4] 。田庆芳认为，所谓可译性，是指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通过翻译将源语文本或单位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实现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反之，一种源语文本或单位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单位，实现不了使用两种不同语言人群之间的沟通或理解的即为不可译性 [5] 。
1.2. 翻译理论家对不可译性的探索
许多翻译理论家对不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从未间断，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翻译中出现的难题提出许多看法和观点，为应对不可译性问题有了一定的策略。
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于1965年出版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英国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作，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突破。正如谭载喜所言，“卡特福德在翻译理论问题上表现出的语言学取向，给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它连同其他人的努力一起，推动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的现代语言学意识。”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的对等文本材料对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进行替换。至于翻译对等的条件则是源语和目的语文本或单位对其所指实体的相同特征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源语的情境特征不能建立在目的语文本的语境意义中，就没法翻译，也就出现了不可译。卡特福德将不可译性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语言上的不可译，另一类是文化上的不可译 [6] 。
尤金·奈达在其著作《翻译：可能与不可能》中系统的阐述了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总的来说，翻译是可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做到他所说的“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物”而不能做到“完全充分的翻译” [7] 。
乔治·穆南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对翻译的可行性即可译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参照，并吸收人类学、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万能论”与“翻译不可能论”作了深刻的剖析，最终得出了“翻译是可能的，但它确有限度”的结论 [8] 。如此可见，文化不可译性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绝不是“不可跨越”的。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和个性，可译性关注的正是语言的共性部分，而相对的，不可译性则包含着对翻译中语言的个性的转化的思考 [9] 。
2. 文化不可译性的影响因素
2.1. 词汇空缺
由于“人互相之间存在着大同”和文化、语言的共性，所以一般来说，各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相关的对等成分。但又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一种语言有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没有对等或契合的词,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称之为词汇空缺 [10] 。中俄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无论是在字词的读音、语法的构成，还是在不同语境下使用的表达方式都无法做到全部一一对应。这些词更加突出的是符合中文语境或文化的特殊含义，所以要想做到忠实于原文，译者必须首先充分理解源语的内涵和引申义，这样才能避免望文生义。例如：
(1) “政府工作存在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突出，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现象屡有发生，有的在政策执行中采取‘一刀切’、运动式做法。”此句出自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其中“一刀切”一词，原意指切蛋糕时只考虑了某个人的要求，在蛋糕上横切一刀，不从整体考虑，不管其他人需求的分蛋糕方式。现比喻忽视他人利益、只为一方利益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不顾实际情况，强求划一。在俄语中没有与其直接对等的词语，在翻译时根据其具体含义译为“они подходят ко всему с одной меркой или применяют кампанейские методы работы他们以相同的标准和急功近利的工作方式去对待一切”。
(2) “七大姑八大姨”。这是中文中对于亲属关系的描述，在日常对话中时常能使用到。但在俄语中“姑姑”和“姨妈”都只能译为“тётя”，对于表达两者之间差异的对应词汇完全空缺，如果直接硬翻的话，不但不能让外国人接受，还会使他们莫名其妙；但如果一概翻译成“тётя”，则会完全丧失中文当中的意义。
(3) 四书五经。这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非常熟悉，但在俄语中没有相对应地词语，还有“八卦”、“风水”、“阴”、“阳”等等都是由于词汇空缺造成的不可译性。
2.2. 词汇语义不同
词义是语言文化内涵的显著表征。词汇意义通常指词本身所具有的意义。翻译是语义传递的语言活动，所以要立足于语义 [11] 。有一类词汇由于语义联想和经过长时间积淀所产生的固定思维模式，使人们对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或意象或符号或数字具有了相对独特的文化含义。人们只要一提到它，彼此之间就会心神领会，很容易在思想上产生共鸣。俄汉词汇语义范围不同，所以俄汉词语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1) 人文意象里的龙。在传承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里，“龙”的形象必不可少，古代帝王被称为“九五至尊”，出自《周易·乾》：“九五，飞龙在天”。经过不断地创造、演变和升华，“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图腾，我们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而龙(дракон)在俄罗斯神话中一直都是“邪恶”的象征，具有强烈的贬义，负面形象居多，时常有英雄斩杀恶龙的故事。所以译者需要了解此类词汇在不同语言中所代表的形象，避免出现错译。
(2) 还有一些专有名词由于交际环境不同，使人们对其产生不同的理解。比如：
原文：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нуждается не в 《Стингерах》и 《Джавелинах》, а в решении неотложных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вопросов.
译文：乌克兰人民不需要“毒刺”和“标枪”导弹，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道主义危机。
此句出自2022年4月30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接受新华社的书面专访。原文中没有出现“ракета导弹”这个词，如果是源语读者或是生活环境与之相似的人，可能会联想到这是个武器名称；如果译文中也没有翻译出“导弹”，译语读者也许会感到差异，甚至会想成“毒刺(жало)”“标枪(копье)”。这就是特殊环境对人们思维产生的限制所造成的不可译性。
(3) 数字666。这是近几年的网络流行语，表达一种对别人的态度，表示你很厉害的意思。但如果用俄语表达，不可以把666直译过来，因为在西方文化中这个数字的寓意很不好，俄罗斯人认为它是魔鬼。所以译者要翻译出其代表的意思，可以说“Офигенно(非正式场合)”，“Как круто”，“Это просто потрясающее”，“Да ты просто красавчик (умница)”。
2.3. 历史文化差异
某一特定的民族典故，往往与该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两种语言的历史文化产生碰撞，其存在的差异性必然会造成不可译性现象的出现。所以，源语的历史文化典故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应的对象。例如：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成语“筚路蓝缕”，嘱托我们牢记中华民族锐意进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出自《左传》，意思是说驾着柴车，穿着破衣服去开辟山林，形容创业的艰难与辛苦。可以译为“развивать созидательный дух трудолюбия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2) 说曹操，曹操到。此句源于《三国演义》，如今作为日常谚语使用。大致讲的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处在危险之中，有人说曹操可以救驾，正说这句话之时，曹操赶到，帮助汉献帝摆脱险境。现指谈论到某人，某人恰巧来了。如果直接翻译成“Расскажи о Цао Цао и Цао Цао придёт”。这样是肯定不对的，外国人不了解曹操是谁，会疑惑为什么要提到他。如此就体现了历史文化造成的不可译性。
(3) 买东西。这一词汇在现代社会再平常不过了，其实它起源于东汉，当时有东西两京，到东京买货物叫买“东”，到西京购物叫买“西”，久而久之，“东西”便成了货物的代名词。所以在翻译时，不能把“东西”当作方位名词，而应该译成“делать покупки”。
2.4. 宗教因素
中俄两国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具有差异性，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导致文化的不可译性。俄罗斯人大部分信奉东正教，信仰上帝，而中国人常说的“老天爷”属于儒教。例如：
(1)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化讲究谦卑，崇尚礼仪，以德为美。因此在很多文化典籍中都存在着大量谦辞和敬辞的使用。如“家父”、“赐教”、“高就”、“莅临”、“鄙人”等说法，这些在俄语中时完全无法体现的，如果直接翻译就完全失去了源语中的文化特色。同样，在俄语表达中引用东正教宗教经典，对于没有类似宗教信仰的中国读者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灿烂辉煌、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纷纷涌现，各家族流派之间争芳斗艳，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例如：
(2)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道教的“无为”思想。无为思想倡导不追逐名利，顺其自然的做事，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努力学习，通晓自然和社会，是一种积极的入世态度。这种独特的心态在西方文化中不常见，多数人对此无法理解。“无为”与无所事事的意思迥然有别，译为“Бездействие”显然不合适无法将其中所含的宗教文化反映出来，造成了宗教文化词汇不可译性。
3. 文化不可译性的解决对策
3.1. 音译
一些词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的概念，比如地名、乐器、工具、机构名称等，还包括一些民族所特有的表示各种物质和精神文化对象的词汇，为了更好的保留其原有内涵，尽可能做到准确传达，译者在翻译此类词语时通常使用音译法。
例如：(1) 民族美食，作为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国家，俄罗斯拥有其独特的饮食文化。俄罗斯最传统的汤是红菜汤(борщ)，也叫罗宋汤，是Russian的音译。除此之外，俄语中的квас (格瓦斯)，водка (伏特加)，Рассольник (带咸黄瓜的肉汤)在中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汉语的糖葫芦(танхулу)，荔枝(личжи)，人参(женьшень)，乌龙茶(улу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食物，在俄语中同样无法找到对应词。
(2) 年号。年号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也可以表示年份，一般由君主发起。比如：康熙(Канси)、雍正(Юнчжэн)、乾隆(Цяньлун)等等，这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纪年方式，在俄语中无法找到对应词，所以音译是比较好的一种应对策略。
(3) 特有事物名词。如馕нан (жареная лепёшка)；人民币жэньминьби又叫(китайский юань)；维吾尔族的赛乃姆舞 уйгурские танцы《Сайнайму》；刀郎舞Танцы《Даолан》等。
3.2. 意译
意译是传达原作意义，但不拘泥于形式的全译活动 [12] 。
在进行俄汉互译时，如果在目的语中没有合适的词，且运用直译法也无法达到传达原作内容的情况下，译者就得采用意译法。翻译的根本就是翻译意义。只有当译者完全领会，直抒原意，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和内容而直接表达出来，才能使翻译达到交际的目的。
3.2.1. 得意忘形
得意忘形，即不顾源语的形式，传达本质含义。脱离语言外壳本质即是“得意忘形”,是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达卡尼·塞莱斯科维奇为代表提出的释意理论的核心部分。释意理论认为，翻译的对象不能停留在语言层面上，而是要理解语言符号所传递的意义 [13] 。所以在翻译时，从逐个理解各个语言单位，到理解核心思想，就会逐渐忘记语言形式。例如：
(1) 汉语中有很多词涉及到了民族的历史发展、文化习俗等方面，民族色彩浓厚。例如：“戊戌变法”“五卅运动”，这些词都涉及到了中国的纪年法和记数法，很难解释的清楚，更别说在俄语中有相对应的表达了。如果直译，就会显得很生涩且难以让外国人理解，译成“реформа 1898 года в Китае”就显得清楚明白，将该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换成阿拉伯数字记数能让人一目了然。“五卅运动”中的“卅”字为汉语二级字，是数字三十的中文代用字。建国前，在纪念和记数方面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汉字。随着汉语的发展和阿拉伯数字的广泛推广，该字已经逐渐谈出了人们的视线。译成“движение 30 мая”就更符合含义。
(2) 原文：发达国家纷纷展示各类“高精尖”产品，争抢“C位”出道。
译文：Развитые страны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различных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х товаров, стремясь занять центральные позиции при первом показе.
原文出自笔者所做的翻译练习。此句中，“C位”出道这个词是与娱乐圈有关的网络流行语，“C位”为中间位置、重要位置的意思，“出道”本意为初次登场。现指某个一人在自己的团队中实力很强，专业素质较高，比较容易被人记住，是团队的中心人物。在本句中可以译为“занять центральные позиции占据中心位置”。
3.2.2. 轻形重意
轻形重意，即在兼顾形式的同时，注重传达意义。连淑能在《英汉对比研究》一书中指出：“所谓形合，指的是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所谓意合，指的是词语之间不用语言形式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和分句的含义表达 [14] 。”在文化层面上，应该更加注重意义的表达，这样才能很好的保留文化内涵。例如：
(1) 原文：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译文：Содействие этническим группам в Китае держаться вместе, как зернышки граната.
此句出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语中“石榴籽”一词表示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铸牢共同体意识。在译文中用了“зернышки граната石榴籽”一词，虽保留了形象，但更加侧重传达源语的本意，即各民族要牢牢团结在一起。
(2) 原文：压岁钱在民俗文化中寓意辟邪驱鬼，保佑平安。
译文：В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деньги в красном конвере есть несётся смысл защиты от зла и бесов, сохран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此句出自俄语三级笔译教材中的第222页的翻译实践练习。原文中的“压岁钱”译为“деньги в красном конвере”，在俄语中没有对应词。“压岁钱”也叫“红包”，代表中国元素，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吉祥、喜庆、好运，译者将其展现的具体实物通过文字描述出来，既兼顾了形式，同时也传达了压岁钱的寓意。
3.2.3. 形意兼顾
形意兼顾，即在翻译时，既保留了源语的形象，同时也能将意义一起传达到译语中。世界上各种具体的语言都具有独立的“形”与“意”，唯有如此，才使各种语言间的翻译、交流成为可能，也才有可能在本民族语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语以丰富自己 [15] 。例如：
(1) 原文：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
译语：В старину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 каждом доме на кухне находился алтарь Бога Очага.
此句出自俄语三级笔译教材中的第211页的翻译实践练习。原文中“灶王爷”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中的形象，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因而受到崇拜，寄托了劳动人民一种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译者将其翻译为“Бог Очага”，保留了“灶神”的形象，同时也表现出中国人民对民间的传统风俗的重视。
(2) 原文：近年来，人文合作九大领域打造形成一批品牌项目，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亮点”。
译文：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в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двух стран был реализован ряд брэндовых проектов, ставших своеобразны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визитками》.
原文出自笔者所做的翻译练习，译文中的“визитка”本意为名片、招牌、标题等，原句是想表达“亮点”的引申含义，比喻有光彩而引人注目的人或事物，突出的优点。此句中既保留了意象传达的含义，同时也保留了原句的形式。
3.3. 增译
增译，即增加式全译，指从原文出发，根据逻辑、句法、修辞的需要在译文中增加一些必要的语言单位的全译方法。增译原则是增形不增意。增译不是无中生有地随意增加语言单位，而是增加原文中虽无其形但有其意的一些语言单位[12]。例如：
(1) 原文：“放管服”改革取得新进展。
译文：Произошли новые сдвиги в реформе по упрощению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процедур, делегированию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и последующем надлежащем контроле и по оптимизации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слуг.
此句出自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原文中的“放管服”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简称。是2015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首次提出的改革概念。然而在原文中并没有出现对该词的全部表达，但是在译文中，为使译语读者明白，译者将完整含义译出来，虽然篇幅大于原文，但读者一目了然，达到了交际目的。
(2) 原文：嫦娥四号等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相继问世。
译文：Появился целый ряд важнейших достижений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инноваций, среди них космический аппарат《Чанъэ-4》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此句出自俄语三级笔译教材中的第206页的翻译实践练习。原文中介绍了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名称，而这些科技成果的命名都有一定的寓意。如果在翻译时，直接翻译名称，译语读者完全不能理解《Чанъэ-4》是什么，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对名称做了介绍，这样读者就能明白嫦娥四号是中国探月工程发射的月球探测器。译者必须考虑到译语读者对原文信息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3) 原文：Э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избежать беспорядка в ходе сбора мусора на глухих улицах и переулках города.
译文：彻底改变过去背街小巷垃圾收集普遍存在零、乱、散的现象。
此句出自俄语三级笔译教材中的第387页的翻译实践练习。原文中“беспорядок”本意为“无序”，译文则将其译为“零、乱、散”，使其显得更形象具体；同时译文采取增译的方法，增译了“普遍存在”。
3.4. 形象转换
中俄语言中都有很多形象语言，大同小异，但所用的喻体不一样。对于这类翻译，译者需要变换比喻形象，既保留源语的内容，又能选用目的语中合适的比喻形象，以求把源语的信息用译语读者习惯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读者更容易接受。例如：
(1) Убить двух зайцев одним выстрелом.原文出自俄罗斯谚语，其中“заяц”是兔子的意思，汉语中有“一箭双雕”或“一石二鸟”的说法，即发一箭射中两只雕。原指射箭技术高超。后来比喻做一件事达到两个目的。这两个喻体虽然不一样，但表达的意思非常接近，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彼此当作源语在译语中的翻译。
(2) Два медведя в одной берлоге не живут.原文出自俄罗斯谚语，此句采用直译法就是“一窝不容二熊”。在翻译含义形同，意象不同的谚语时，同样可以采用变换比喻形象的方法。那么，汉语中与之对应的谚语就是“一山不容二虎”。
(3) На безрыбье и рак рыба. 原文出自俄罗斯谚语，译为“无鱼之时，视虾为鱼”。而在中文中比较让读者熟悉且与之相贴切的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比喻的是在没有出色人才的情况下，差一些的也可以去充当主要角色，含有很深的讽刺意味。
4. 结语
本文对俄汉互译中文化的不可译现象及其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一个民族能够经久不衰，必然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的作用下，形成了鲜明的语言文化特色。笔者认为，文化中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两国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不断有新事物、新观念涌入，同时也有极强的包容性。在此基础上，译者要不断地创造“条件”，灵活运用翻译策略，使不可译向可译转化，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