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解构”一词在现今日常表达中常被使用，其含义在不同场合、甚至不同个体之间都多有出入、游移不定，这也使得“解构”一词含义模糊，以及出现对该词的大量误用现象。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对“解构”的缘起和发展过程的梳理，对于厘清“解构”一词的真实所指以及“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把握解构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炙手可热现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后现代的重要思潮和理论，解构主义与同时期的文学理论思潮常常交织在一起，与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都存在着互文关系。卡勒在《论解构》中便对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关系，以及解构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运用进行了详细论述，揭示出文学接受论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主体在阅读和批评中的解构视野，阐明了女性主义批评对文本的解构策略，为“作为女人来阅读”的阅读和批评实践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引。
2. 解构的缘起：结构主义之后
解构主义自诞生到兴盛的过程中，由于其独到的理论主张与分析方法，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中都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也被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后现代理论流派所借鉴、吸收和批判。所以，想要把握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关系，揭示“解构”的方法与策略如何被运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中，首先需要对解构主义的缘起进行把握。
“解构”一词系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术语，其崛起于20世纪哲学领域，并流行于文学和文学批评领域，用于指对哲学和文学的分析模式和阅读、阐释方法。作为一种哲学术语，“解构”旨在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和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颠覆和重塑，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种双重姿态、双重科学、双重文字，在实践中颠覆经典的二元对立命题，全面转换这个系统。”( [1] : p. 392)其目的在于瓦解这一系统。而德里达的哲学极为重视对文本的细读与分析，所以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或“文本理论”，“解构”意味着一种阅读和阐释方式，主张立足于文本，找到其维护中心概念、核心观念的相关修辞话语，通过对话语之间的矛盾的揭示，从内部解构文本。也就是说，“解构”旨在对文本的既定意义、价值以及位于某种元叙事之下并受其规训的批评话语进行批判、重建或重新阐释。卡勒对“解构”作如下解释：“关于解构，表述五花八门，一般将其表征为一种哲学立场、一种政治或思维策略以及一种阅读模式。文学或文学理论专业的学生，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它作为这一种阅读和阐释方法的力量了。”( [2] : p. 47)在德里达那里，“解构”也绝非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显而易见的阅读方式、实践行为抑或哲学观念，而是作为“正在发生的什么东西”，被用来指涉“一个更为广泛的知识过程或运动”( [3] : p. II)。
解构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兴起与风靡与结构主义之后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学界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两个关键术语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历来充满争议，这也显示出这些概念、思潮之间的复杂纠葛之态。对于此，卡勒做了细致的辨析与分别论述。首先，就结构主义来说，这一概念本身便有多种界定和用法，总体来看，包括两方面：狭义上，指对文本的意义产生的结构定向的描述；广义上，包含了所有理论化倾向的批评，凡是与“本质主义”对立，反对指认并揭示文本的核心主旨、既定意义与作者意图的批评理论都能归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中。卡勒在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上的辨析，揭示了“结构主义”的内在矛盾，并鲜明地表现了他在这两方面含义上的取向：“称所有理论化倾向的批评都是结构主义者，总体上说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4] : p. III)；“倘若说‘结构主义’仿佛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术语，涵盖了种种吸收诸理论方法而忽略追索被研究作品‘真正’含义的批评活动，那无疑是因为结构主义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以它语言学模式的展开，成为这一批评的重新定向中最重要的实例。”( [4] : p. IV)然而，在反结构主义者眼中，无论是哪种阐释路径，都表征了科学主义思潮对文学领域的入侵，揭橥了在此影响下的文学研究的人文主义根基的挪移。
其次，关于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其大体上可看作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叛。“结构主义者以语言学为模式，试图发展‘语法’，即作品诸要素的系统排列及其被拼合的可能性，以此说明文学作品的形式和意义；后结构主义者则审查同一模式为文本本身的运动所颠覆的过程。”( [4] : pp. V-VI)以上卡勒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分野是明晰的，但若止步于此，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未能把握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希利斯·米勒将20世纪之后的批评家大体划分为两类：执着于文学的理性秩序的机敏型和偏爱于“见微知著”的盲乱型。前者与结构主义者相对应，后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相对应。二者虽展现出了不同的气质，但却也都受到同一思想气候的熏陶，异中有同。正如米勒所言，这些盲乱型的批评家并非放浪形骸或没有理性，“譬如，就论证过程而言，没有哪个批评家能比保罗·德曼更清醒，更富有理性，更具阿波罗气质。德里达批评的特征之一，亦是种语文学上的‘文本阐说’，细致且绵密。”( [5] : pp. 335-338)可见，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并非简单对立。所谓机敏，可能沉醉于对先验终极的科学结构的盲从；而在盲乱的“洞烛幽微”中，也可以探寻到文本深层的本质与规律。
由此可见，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界限事实上是模糊的，若截然划分，则会导致批评家的归属模棱两可、理解偏颇、无法把握思想发展的连续性等问题。所以，卡勒的“两种方法殊途同归”( [4] : p. X)的结论不仅从整体性和连贯性上把握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之间的异同关系，而且揭示了结构主义自诞生之初就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相伴而生的真相。不难发现，以批判既定价值标准、原则与结构等为取向、偏爱于揭示与分析非本质的多元、异质内容的解构主义与致力于颠覆男性主体与经验在阅读与批评中的长期垄断地位的女性主义批评之间存在着重要共识。
3. 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关系
“解构主义”在20世纪后期广泛传播，其影响十分深远，从文学、哲学领域扩展运用到了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中，与各式理论视角相融合，致力于对文本进行一反传统的阅读和重新阐释。“解构”在文学和文学理论中表现为一种阅读模式和文本分析方式，因而有赖于读者以及读者经验，读者的性别、身份等要素成为影响解构实践的关键，由此，强调女性阅读身份的女性主义批评与解构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是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文学批评理论，强调以女性性别意识去阐释文学和文化现象。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具有纯粹的文本文论的意义，即通过对具体文本的研究，揭示出其中隐含的性别歧视和女性意识的内容；其二，具有社会文论的意义，即通过对文本内容的研究，批判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6] 。其中，父权制是女性主义批评家集中批判的对象。王一川指出，父权制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引入女性主义理论，之后成为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频繁使用的概念，包含男性统治女性和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两方面的含义，后来被概括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 [6] 。女性主义批评强调从女性视角出发，在文学阅读和批评中对折射社会现实的虚构世界里的性别不平等表象及其表征的父权制内核进行强有力地揭露与批判，建构全新的性别意识。
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中产生与发展。伍尔夫被视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以讽刺的手法展现出妇女在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与批评在内的各方面所处的边缘化地位，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开端。此后，波伏娃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第二性》中犀利地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 [7] 。这一极具震撼力的女性不是天生而是被定义和建构的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后期，女性主义与其他后现代思潮合流，出现了诸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众多的理论流派。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在与其余流派相互借鉴、吸收与改造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身。
而乔纳森·卡勒立足于解构主义去观照女性主义批评，为女性阅读和批评赋予了解构视野，由此论述了女性主义批评中存在的解构策略，即作为批评理论的女性主义如何解构性地阐释文本。“解构”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得它在与女性主义的交流和碰撞中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解构主义对一切既定价值、规范和权威的质疑，将矛头不可避免地伸向女性经验，使得一些女性批评家对解构主义颇有微词，将其视为“典型的男性消遣、抽象消闲，让思想千篇一律”( [3] : p. VII)。另一方面，解构主义的阐释方式也为女性主义批评揭示文本以及批评话语中的男性经验的非理性状况，以及批判男性沙文主义和阳具批评提供了有力武器。女性主义理论大多支持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结构，以此进行多元化的文学阐释。以解构见长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便对“妇女身份”进行了解构，曾认为“女性主义政治追求的是一种妇女的身份，就是说，这一身份是产物或结果，而不是行动资源”( [3] : p. VII)，因而“妇女”一词越来越指向反抗传统男性话语概念、前提和结构的激进力量。总的来说，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批评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相互成就的。卡勒也明确指出，“德里达有关行为句重复性的论点，正是它成就了巴特勒性别概念的这一重要分支。”( [3] : p. VII)
女性主义批评解构文本的核心表现为“作为女人来阅读”。长期以来，作为文学作品的接受方的读者都被假定为男性，在读者反应论中，文本的分析与意义阐释都指向对男性经验的描述，其造成的后果是阅读过程中的女性视角的缺失与文本意义建构中的女性经验的留白。这种对男性读者的预设在以往的批评传统中并不少见，如欧文·豪对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开篇的关于亨查德卖妻的情节叙述大加赞赏，认为“正是以这样暗暗吸引男性奇思异想的惊人之笔，《卡斯特桥市长》拉开了帷幕。”( [2] : p. 11)而卡勒对这一男性视角下的批评观点却不以为然，并从女性视角出发对文本情节进行了想象性地重构。“假设读者是一个女人，其结果虽大致一样是求诸经验，但不复是观看姑娘的经验，而是反过来成了被看的经验，一个被圈定、被发落到边界的‘姑娘’的经验。”( [2] : p. 12)肖沃尔特对这一文本也作如下批评：“一个女人对这出戏的经验必然大相径庭。”( [8] : pp. 102-103)这展现出女性主义批评在文本意义建构与完善中的全新活力。
4. 解构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的运用
那如何做到“作为女人来阅读”？换言之，女性主义批评的具体的解构策略为何？卡勒指出了三个契机。
第一，求诸女性读者的潜在经验，并力图使这一经验成为可能。在这一契机中，读者要致力于将日常生活包括家庭和社会中的女性经验转换为一种读者经验，建立女性的日常经验与女性作为读者的阅读经验的连续性。这样一种女性经验的沉浸使读者细致地关注与反思文本中的妇女形象与女性的地位、性格与情绪，“妇女问题”渐渐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乃至核心主题，对阳具批评进行了有力批判。执着于文本间妇女形象和妇女问题由此展开的批判，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奠基，并逐渐成为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手段。
第二，仅仅通过对文本中女性元素的觉察与分析，并以此为对照展开对其中反射出的男性经验或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是不够的，或者说仍处于较低层次，女性主义批评并不是也不应该成为陷入男女二元对立结构的片面化批评，而是一种更具理性化和全面性的解构。“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二个契机，即是要证明它自身比残缺不全、肆意歪曲的男性阅读更有理性，更为严肃，更为深思熟虑。”( [2] : p. 25)这是对父权制下的男性批评的第二重解构。露西·伊莉格瑞在《他者女人的窥镜》中指认了母性与子宫、男性与逻各斯的联系，以此阐明了女性如何沦为一种非理性的、处于从属地位的“他性”的过程。女性主义理论要做的便是打破男性的理性垄断、智力特权，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女性主义批评对文本进行比男性批评更为理性、更能被接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由此才能揭示出男性批评传统的谬误与歪曲。这一策略既是女性主义批评的自我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第三，女性主义批评的理性化建设并非是要与男性批评争夺理性，而是探讨理性概念如何维系为一体，严肃地、合理地揭示男性批评与这一概念发生冲突的状况，从文本内部入手使男性经验或男性批评话语自行瓦解，从而在新的女性批评面前相形见绌，这也是解构的应有之义。肖珊娜·费尔曼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再见》的研究以及对男性批评家对该文本的现实主义阐释的批判，表明了她的批评已深入到这第三个模式之中。费尔曼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上分析了以往批评所忽略的妇女形象与地位，并且还揭示出现实主义批评家痴迷于再现男主人公菲力甫与情人斯蒂芬妮的交往的背后对理性、现实以及阐释进行控制的企图，由此，使这类男性经验的肆意歪曲暴露无遗。费尔曼洞察到了这一类“现实主义”的运作机制：“在批评和文字的舞台上，同一努力被表现出来：突出能指，限制它变异迭出的副本……当其一笔勾销文本的歧义与歧义丛生的文本之时，批评家以他特有的方式杀死了那个女人。”( [9] : p. 10)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批评虽依凭于读者经验，但这一经验并非全然作为一种前见而存在，其并非是现成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生成性的，读者经验的生成不仅存在于阅读之外的日常家庭与社会结构中，还在阅读过程不断进行着动态调整，即“‘经验’总是具有两面性：总是业已发生，却有待产出”( [2] : p. 29)。由此，“作为女人来阅读”展现出一副意义延宕的图景。同样“作为女人”的不同读者主体间的女性经验与女性读者经验的碰撞与裂隙，不断构成并完善着女性阅读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网络。正如卡姆芙对这一延宕图景的描绘：“‘女人作为女人(来读)’——‘同一’概念的重复分裂了这个同一，露出些许空间容下一个小的转变，乃有总是先已运作在单一概念内部的不同意义出现。”( [10] : p. 298)
5. 结语
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中将女性主义批评评价为近年来最有意义、基础最为广泛的批评运动之一( [2] : p. 10)。解构主义作为被德里达视为颠覆传统、既定价值与规范的“正在发生的东西”，与女性主义批评虽存在尚需磨合的空间，但从现实中的理论阐述与批评实践来看，于后者而言是如虎添翼的。在女性阅读和批评的解构视野下，卡勒所阐明的女性主义批评中求诸于女性经验，从内部解构文本与批评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策略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探索和围绕“作为女人来阅读”的文本批评实践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一，强调女性日常经验和阅读经验的连续性，并设立求诸于女性经验的前提条件，会否使女性主义批评陷入到一种理论先行、观念先行的窠臼之中，从而导致强制阐释？其二，以女性视角来阅读和阐释，会否导致理论与批评视野的自我设限？其三，作为女人来阅读，如何使女性主义批评成为能被广泛接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正如卡勒所说：“女性主义所达的结论也不仅仅限于妇女，即所谓只有具备了某种妇女的经验，方能共鸣、理解和赞同。相反，这些批评以男性批评家大致能够接受的观点，来展示男性批评阐释的局限，由此，像所有雄心勃勃的批评行为一样，寻求达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使人信服的理解”( [2] : p. 24)。女性主义批评如何能使女性之外的主体(如男性)同样进入到女性视野之中，获致女性阅读经验，从而参与到女性主义理论的探讨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践之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或许能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