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代诸王出阁制的成因与影响(618~649年)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Influence of the System of Tang Dynasty Kings Leaving the Cabinet (618~649)
摘要: 该研究主要透过关注唐初诸王实际出阁时的年龄状况透视出阁年龄与时局的联系。笔者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新出土墓志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初唐时诸王的出阁年龄普遍较早,多集中于十岁至十五岁之间,而这一现象与唐代社会的上层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该研究除了有助于我们了解初唐时期的宗室管理政策外,还探讨了唐代诸王出阁对唐代遥领制度的影响,为我们深入了解初唐时期的政局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of the kings who actually left the imperial palac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by examining their actual age at the time of leaving. Through th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the author found that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ages of kings leaving the imperial court were generally earlier, mostly concentrated between the ages of ten and fifteen. This phenomen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pper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ang society. This study not only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imperial management policies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but also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ang kings leaving the imperial court on the Tang Dynasty’s remote leadership system, providing us with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文章引用:李玉璞, 艾克拜尔·尼牙孜. 试析唐代诸王出阁制的成因与影响(618~649年)[J]. 历史学研究, 2024, 12(1): 9-14.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4.121002

1. 引言

唐代政治史和社会史中,有关宗室管理制度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但具体涉及出阁制度的专题研究却相对较少,目前主要有谢元鲁《唐代诸王和公主出阁制度考辩》 [1] ,谌璐琳《唐中前期亲王管理制度考述》 [2] ,王成龙《浅论玄宗朝皇族出阁制度之缘由》 [3] ,周鼎《从“国朝旧制”到“开元新制”》 [4] ,陈丽萍《再议唐“十王宅制”》等,都从出阁制度的形成管理与发展角度做出了相当的研究,但对于诸王出阁的年龄问题,学者们都没有去进行深入讨论。笔者认为诸王出阁年龄对出阁制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搞清楚这个细节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唐代前期宗室诸王的遥领情况及初唐时期宗室的出阁原则。

2. 唐代出阁制

诸王出阁制度是唐代皇权进行政治运行、权力分配的重要手段,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的一种,其虽然没有明文制度规定,但实为近支嫡脉宗室迁出宫廷于地方就藩,协助王朝治理,体现宗室价值的一项重要制度。至于为何命名为出阁?陈丽萍在其文《再议唐“十王宅制”》中写道:“阁”通“閤”,“门”,据《说文解字》,是“门旁户也”。又据《雍录》“西内两”条,太极宫两仪殿左右有东、西门,大明宫宣政殿左右有东、西上,“其曰者,即内殿也,非真有也”。洛阳宫乾阳殿也有东、西上门。概言之,门即侧门,外臣进宫朝参等活动因由侧门入而称为“入”,诸王从内殿迁出居于外宅,则相对而名为“出”( [5] , p. 100)。

关于诸王出阁的年龄,史料记载仅为成年即出阁。《礼记》云:“男子二十冠而字”,但皇子的成年一般来讲要早些。有《唐会要》记:“贞观三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退兵备仪注( [6] , p. 576)。”此时承乾按“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来推断,贞观三年承乾为十一岁。又有《旧唐书》载“唐中宗时,卫王重俊为太子,又与成王千里等起兵将诛韦后,故温王重茂虽年十六七,竟亦居宫中( [7] , p. 165)。”可见,诸王出阁一般应早于十六七岁。谌璐琳在其《唐中期亲王管理制度考述》中认为皇子出阁时需要皇帝正式颁布诏令,举行仪式册封 [2] ,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皇子都有明确的诏令记载。另,按唐初制度,诸皇子幼年养在宫中,成年后需迁出皇宫,另立府邸,关于此点有《新唐书》:“王府官[注]:永淳以前,王未出阁则不开府( [8] , p. 1305)。”及《玉海》:“王未出阁不开府”的说明( [9] , p. 2406)。换言之,出阁开府后另需伺奉、物料,这些人员的月俸不可能继续由宫中财政支出,转而应由诸王自己负担,故研究出阁的实际年龄时,也应要注意到食封的封赏时间,食封按理应与官职同行,若官职与食封不同步时,则为先分封后补食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诸王的出阁年龄则应按补食封的时间计算。

3. 唐初诸王出阁年龄分析

笔者通过对高祖及太宗诸子的出阁及受封实例的分析,认为初唐年间诸王实际出阁的年龄为十至十五岁之间,而制度规定最普遍的出阁年龄应为十三岁及十四岁。大唐立国之后,高祖李渊自武德元年至贞观九年(635年)去世的这十八年的时间里,先后育有皇子十六人,其中从传世文献中可以明确其生平事迹及生卒年几何的共有七人,分别为荆王元景、汉王元昌、酆王元亨、虢王凤、江王元祥、密王元晓及滕王元婴。其余诸子生卒年或仅有一项,或全无提及。太宗十四子亦是如此,不过好在诸子间生年相隔不远,我们可以从已知上下相邻的兄弟诸王生年中大致推算出未知诸王的生年,例如周王元方,元方其生年虽无明确记载,但因元方兄元亨确为武德二年生,且必于两《唐书》载其武德四年受封前生,故元方生年应为武德二年至武德四年间,参考唐代诸王只有太宗长子李承乾承太宗殊荣出生便封王的事例,元方应不大可能于武德四年生,而更应为武德二年至三年间。再者,若元方与元亨同年生,则应同为武德三年受封,何以推迟至武德四年?笔者认为这必然是因为元方较元亨、元景二王推迟一年出生,使得封王之日延后。综上可得,元方为武德三年生,贞观三年薨,享年十岁。因其早夭,相关史籍也并无其出任实际官职的记载,故笔者认为元方应未出阁而薨。

再如徐王元礼,元礼的生年史籍虽无记载,但薨年确有详文。学界有部分学者认为元礼至咸亨三年(672年)薨逝时为五十四岁,按这些学者的观点来推算的话,元礼则应生于武德二年,但元礼之兄元方即出生于武德三年,故元礼必不可能出生于武德二年。以元礼初得王的时间来推算,其应为武德三年生,则武德四年封郑王时为两岁,贞观六年赐食封,授实职出阁时为十三岁。诸如此类,可大致将初唐诸王的出阁年龄大致梳理出来,鉴于武德元年(618年)时高祖六子元景以前诸子皆已成年(三子玄霸、五子智云早夭),早已出阁任实职,其便不纳入本文讨论,另太宗早夭之诸子(二子宽、十一子嚣、十二子简)及太子(承乾、李治为太子,并不以诸王出阁例同)亦不纳入本文讨论。具体见“下表1”。

Table 1. The cabinet of the early Tang Kings

表1. 初唐诸王出阁情况

通过梳理我们可知初唐诸王出阁的一些特点:第一,可知两唐书中关于唐代诸王出阁遥领的最早记录不实。两唐书中唐代遥领最早的明确记载是太宗三子吴王恪,于贞观三年遥领益州大都督,这是遥领在唐代官方文献中最早的记载。但综合上表中初唐诸皇子的出阁时间及生平事迹,我们可以发现武德贞观时期诸王实际出阁年龄在为八岁到十五岁之间,且大部分皇子集中在十三或十四岁的年纪,八岁出阁完全是个例,是由于太宗欲广为封建的需要。由此可推之诸王于十岁前所授予的官职皆是遥领,并不就封。所以可得出唐代遥领最早出现的时期应是武德时期,而非贞观,且初唐时期宗室遥领的人数也非两唐书所载之寥寥数人尔。第二,在武德年间,高祖晚生诸王似乎并不担任实职,高祖晚生诸王皆在太宗时期才陆续出任地方。且对高祖诸子出阁年龄来讲,贞观十年前后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在此节点前生的诸王,受诏出阁任地方实职受到年龄的限制越小,而贞观十年、十一年之后再得实封出阁诸王受到的年龄限制变大,具体体现在其在贞观十年、十一年前任职出阁时年龄都在十至十五岁间,而在贞观十一年后其出阁任职的年龄皆在十七岁以上。第三,贞观十年后,太宗诸子出阁年龄较同期高祖诸子年幼,这体现了太宗对自己兄弟开始防备。这些情况的出现笔者认为与大环境的变化与太宗对宗室政策的调整有关,因篇幅有限,在下节予以说明。

4. 出阁制与初唐政局

出阁为地方长官是初唐时期大部分近支宗室王的最终归宿。这一制度的出现,其一,是为了解决唐朝初年中央集权过于集中的问题。在隋代科举制出现之后,王朝政治从贵族集体政治慢慢向士大夫共治转变。初唐时期,唐政权的中枢权力基本都集中于李渊父子四人手中,庞大的国家机器仅由这四人掌握,在战时这样的体制存在还勉强有其积极意义,但在和平建设时期,这样的体制就显得有些不太适合了。其二,是为了保证近支皇室成员的权利和利益。“不欲劳天下百姓养己之亲也”这样的话太宗说过很多次,太宗也确有行动,但是这仅仅是表面,太宗其实还是非常维护宗室的权力与体面,魏征不向诸王行礼甚至都惹恼了太宗,说出“安敢轻我儿乎?”的狠话。也许正式经过此事和其他综合因素的考量,太宗让诸王出阁出镇地方,或许太宗以为只要为国家做出贡献,不做坐吃山空的闲王,似魏征这等大臣就无话可说了。其三,是由于稳定唐初政局的需要。因为唐朝建立之初,国家面临着许多内外的问题,内部方面,唐朝的立国根基还不够稳定,各地的反抗和叛乱不断,需要有更多的官员来管理和稳定局势。外部方面,唐朝还要应对来自外族的威胁(主要是北方的突厥和西南的吐蕃),就需要有更多的将领和军事人才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因此,唐朝皇帝需要通过出阁制度,让皇室成员参与到政治和军事事务中来,以增强国家的统治力和军事实力。同时,出阁制度也可以让皇室成员更好地管理自己的领地,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根据雷艳红在《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研究》里面的观点,高祖任用的官吏有三类,其中一类便是镇守地方的宗室诸王,而且高祖年间宗室诸王是普遍任官,不论贤愚。武德年间,宗室的权力的确很大,但很明显不包括高祖之晚生诸子。唐在统一之后,高祖分封了许多宗室分驻地方,是为了更好地把控地方的形势,也是为了向天下宣示李唐帝国的威严,总体来看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因为除了建成、世民、元吉等成年诸子能胜任繁杂的政务工作外,高祖晚生诸子在武德年间皆年幼,不足以处理地方的工作,唯止遥领,那么地方权力自然就落到了这些非高祖一脉的远支宗室手里。为此太宗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削弱旁支宗室的权力,加强高祖嫡脉的权威。首先,降宗室诸王无功者为县公,削弱非嫡脉宗室的社会经济地位,限制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其次,松绑出阁制。嫡脉宗室如皇子皇兄弟出阁任州郡长官的年龄不再限制,收回被旁支宗室把控的地方权力。贞观政要卷十四中有此条:“贞观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 [18] , p. 131)。至贞观十四年,得高祖一脉诸王管辖之州数量已达到80余个,占全国州数(包括羁縻州)的四分之一,真正实现了高祖嫡脉掌权的局面 [16] 。

贞观十年前后(包括贞观十一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该节点前后太宗对诸王的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贞观十一年前,太宗对宗室诸王皆极为优待,该时期太宗认为隋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在于隋没有同周一样广建诸王,致国危时而无援力,于是有贞观十一年,定制李元景等为代袭刺史的诏令( [7] , p. 2424)。诸王州郡的管辖数量虽不如太宗子嗣多,但至少都在三个以上,且对诸王出阁年龄要求并无过多限制,八岁至十五岁间均可。贞观十一年后,诸王经过出阁经营地方权力逐渐膨胀,不法行为增多,渐渐被皇权所忌惮。且此间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大臣不断上书言世袭之大弊,最终刺史世袭制被太宗所搁置,故贞观十二年至十八年这七年间出阁之诸王甚少。贞观十六年、贞观十七年又出现了太宗子嗣联合宗室王造反的事件,由此又引发了太宗一系列限制王权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推迟高祖晚生诸子出阁任职的时间,高祖所出之密王元晓、滕王元婴,皆推迟至时年十七岁以上时才出阁,并仅辖一州之政,权力大不如前王。值得一提的是,太宗对自己的子嗣并不作限制,甚至还让赵王福十三岁便出镇地方,笔者推测是太宗为了形成对兄弟诸王的制约,尽快将地方政权收归到自己血脉的控制之下。

太宗之后诸帝,出阁制便渐渐失去原有规律,不仅出阁年龄反复无常,未有定准,甚至还有出阁寻复入阁的情况( [7] , p. 138)。至玄宗时,十王宅与百孙院制成立,标志着出阁制度正式遭到弃用,诸王不出阁成为常态,并一直持续至唐亡。

5. 结语

出阁制的兴衰历程,实则是反映着唐代近支宗室诸王地位升降的过程。出阁制要求诸王一般在十岁至十五的年纪出阁开府,不仅仅是出于保障宗室的地位以及当前政局的需要,更是出于皇帝对宗室的信任,这种君权和王权互不猜忌的状态才是出阁制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随着君主对王权防范的日益增加,之前不得已而为的遥领规模也渐渐扩大,最后在玄宗时固定下来并取代了出阁制,成为唐宗室的管理制度基础,诸王至此也成为了制度改革与君主集权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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