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实学”一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张载(1020~1077),而第一位正式使用“实学”一词的是程颐(1033~1107)。明代中期的思想界,被称为“江右硕儒”的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47)在“气一元论”的理论基础上首次提倡“实学”。“实”的基本含义是“有”、“真”、“客观存在”。显然,罗钦顺倡导的“实学”与宋代朱熹等人存在差别。到明清之际,“实学”转为“经世致用”的思潮,表现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带有早期的民主主义意识。不论是从虚、空、伪、实之辨到标榜人的道德价值的实现,还是从追求片面的道德完善到突出人们的日用实际,或是从重视人伦转到重视自然等,都是后者对前者的反思和批判,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罗钦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创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教育思潮。
2. 罗钦顺实学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罗钦顺出生于官僚士大夫家庭,性喜静,为人谨慎,不愿攀附权贵。兄弟三人,同为弘治六年(1493)进士。罗钦顺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司业。在任翰林院编修的十年间,他利用阅览古籍的机会,钻研佛学。五年后,到南京任职,他又潜心儒家经典和理学的研究,开始对佛教进行批判。因触怒刘瑾,被削职为民,刘瑾伏诛后复职。由于父亲病危,抵家省亲后不耻与“以议礼骤贵”的张璁、桂萼同列,“屡诏不起”,后致仕终老。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完成了《困知记》及《整庵存稿》的写作 [1] 。通过清算佛教和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他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对程朱理学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改造,完成了从理学唯心论到唯物论的转变。
2.1. 空谈心性
时阳明心学一出,群天下之士,无不佩服跟随,但也导致弊端产生,罗钦顺在《题王改斋手翰》中指出:“近时讲学者,其说不一,只为心性二字难明”( [2] , p. 141)。不仅如此,其《万安县重修儒学记》也谈到,审时人之所学,“往往脱略章句而注心玄妙,巧立宗旨而妄议先儒”( [2] , p. 9),这样的后果导致“放荡浮游之说,因兹日炽盛”( [3] , p. 252)。对此,“整庵独以一人,排佛氏之非,致书姚江,竭尽忠告,挽回拯救”( [3] , p. 252)。罗钦顺虽和阳明是朋友,但也不惜直言相告,致良知“若但求之于心,而于事物上通不理会,厌烦而喜径,欲速而助长,则其回光反照之所得,自以为千载不传之秘者,《圆觉》固其第一义矣”( [3] , p. 198)。在罗钦顺看来,阳明的良知说偏向求心,急于求成,导致后学者以佛教大乘顿教的经典《圆觉经》为宗旨,忽略格物,缺乏扎实打好基本功的重要过程。进一步,他斥责阳明“良知即天理”的观点是诬陷孟子,如“乃诬孟子以就达磨,裂冠毁冕,拔本塞源,言之可为痛恨!其自误已矣,士之有志于学而终不免为其所误者,何可胜记!非有高明特立之君子,以身障其流而扑其焰,欲求斯道大明于世,其可得乎”( [3] , p. 199)!罗钦顺言辞激烈,对正盛行的“致良知”说造成的误己误人的空虚流弊,作了彻底的揭示,并寄希望于“高明特立”的士子,勇敢驳斥阳明学说,扭转当时空谈心性的急躁学风。作为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学者,罗钦顺的拳拳之心可窥一斑。
2.2. 士风日靡
罗钦顺生活的明代中叶,国家内忧外患,政治矛盾尖锐,学风低迷。罗钦顺对此颇有感慨,认为“今士风日靡,异说澜翻,非有卓然不惑之君子,其何能定”!希望贤者“益坚任重道远之志,笃致深潜缜密之功,以振斯文,以式来学,将不止为一世之士而已”( [3] , p. 180)。不仅如此,他明确指出,学者不仅是存在着学风衰靡的现象,还有不可忽视的精神意志的问题,“内之无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无以达经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败”( [3] , p. 60),令人忧心不已,悲愤扼腕。如果从长远来看,士风影响士气,士气影响为政,为政影响立国,其间的关系环环相扣,罗钦顺的担忧不无道理。正德六年(1511)秋,在担任南京国子司业时,罗钦顺给时任皇帝明武宗进了一篇奏疏《献纳愚忠疏》,他谈到“今士气积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举措为先。盖凡为贼瑾挟私怀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 [2] , p. 132)。正直的大臣非贬则诛,如果能赦免、重用之,无疑能振作士气,士风也将迎来新的转机。罗钦顺希望明武宗参考群言,“勿为私意之所牵制,勿以一眚弃大善,勿以微劳贳大奸。伸厄穷、斥朋比,退谗谄、进刚方,意向既明,士风立变。庶几缓急之际,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国之安危未可知也”( [2] , p. 132)。显然,国家对大臣的态度,关联着民心的向背,士风问题对国之安危影响巨大。
3. 罗钦顺的实学教育思想
明代的儒家教育掌握在国家手中,如两京国子监和各府州县的官立学校“儒学”。此外,由于明初“国学网罗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于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其后国学之制渐隳,科举之弊孔炽” [4] ,直到王阳明出,复倡讲学之法,书院再度兴盛。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者所忌,至东林书院事件达到顶峰,魏忠贤尽毁书院后,书院大没落。可见明代官学与书院此消彼长的情况。鉴于此,本文探讨的对象以国学儒庙为主。
3.1. 教育内容
3.1.1. 经史子集
明初,学校教育兴起。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颁布学校禁例,加强对生员的管理。从总体上看,罗钦顺对明代的教育持肯定的态度,具体到教育的内容,《万安县重修儒学记》中他总结道:“学校之教,大抵先经而后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于诸子百家,则亦随其力之所及而博观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归,而定夫取舍之极,务明其体以适诸用,是惟圣祖建学育才之大旨也”( [2] , p. 9)。明代的教育机制是以科举制为中心,所以上至经史子集、下至程朱理学,都是其教育内容的范围。罗钦顺认为“迨我圣祖出,位隆君师,兴学育才,一以五经四书及数君子之说为教”( [3] , p. 60)。简言之,是以四书五经的格物致知说为主的。
3.1.2. 守礼行义
明代中后期,新的经济关系发展,社会思潮涌现,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不断,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代表封建纲常名教的“礼义”、“天理”被削弱,人性得到解放,儒家传统士大夫的思想信仰也受到一定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钦顺强调在学习知识之外,守礼行义、尊道明统是古代教育的基本功能和职责。其《送大司徒蒋公致仕还乡序》写道:“夫君子固汲汲于事功,亦未尝不兢兢于名节,其于进退之际,岂苟焉而已哉?盖有礼义以为之权度也。是故义可进而进精明之治,固将由之以臻;礼当退而退亷耻之风,亦必由之以长,其于世道岂不交有禆益乎哉”( [2] , p. 90)?对读书人来说,遵循礼义秩序,就能在进退上保持名节。罗钦顺还提出:“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为之经,喜怒哀乐为之纬,经纬不忒,而仁义礼智之实在其中矣,此德业之所以成也”( [3] , p. 25)。为人处世最基本的,是遵循儒家传统的人伦秩序,再辅以喜怒哀乐四情。情出于血气,发自内心,贯通物质生活和精神活动,成为儒家“仁义礼智”思想体系建立的重要基点。
3.2. 教育目的
3.2.1. 育才
明代的官学是教育人才的重要场所,罗钦顺在《韶州府重修庙学记》中指出“学校之教,所以明伦理、育人才、厚风俗、隆治化,自古帝王君临天下,必以此为先务焉”( [2] , p. 7)。自古以来,君王都以培养人才为首要目的,而人才可以分为三类,“或以道学,或以词章,或以政事,大约有此三等。其间又各有浅深高下之异,然皆所谓才也”( [3] , pp. 22-23)。罗钦顺认为,在“道学”、“词章”及“政事”的领域,不论才学的深浅高下,都谓之人才。对人才的政策,当宽松又有变通,“取士之法,宜有变通。士行修,然后民德归厚。治安之本,无切于此”( [3] , p. 115)。事关乎民德之厚,甚至乃治国之本。
3.2.2. 求德
对人才而言,最重要的是立身行事的德行,它以孔子的仁学为旨,“夫学,所以学为人也,人之所以为人,仁而已矣”( [2] , p. 7)。对君子来说,“博学而慎择之,审问而精思之,明诸心体之身,积之厚而推之善,其仁至于不可胜用,然后为学之成”( [2] , p. 7)。单是知识渊博是不够的,还需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这样才能达到诚的境界,才能养成内在的德性,诚如“为己之学,最是涵养体认工夫常要接续,记览考索皆其次尔”( [3] , p. 176)。如果掌握了知识,具备了才能,但内心没有仁德,这样的人是不可靠的。要具备仁德,需克己,“惟从事于克己,则大公之体以立,而顺应之用以行,此圣门之实学也”( [3] , p. 198)。君子的言行举止,需符合儒家忠信等道德观念。罗钦顺提出,“忠信”二字“此实人道之本也”。常人无此,“犹不可以自立于乡党,况君子之学,期于成己成物者乎!若于忠信有所不足,则终身之所成就,从可知矣”( [3] , p. 100)。
3.2.3. 治国
教育对国家的发展乃至安危都有较大的影响,罗钦顺在《万安县重修儒学记》中指出:“百六十年来,士有定志,庠序有正业,异端邪说举无所入乎其间。敦厚者徳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广,公卿百执事之选,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屡得其人而显收其效矣”( [2] , p. 9)。罗钦顺以史为鉴,认为“唐之祸乱本于李林甫,宋之祸乱本于王介甫。林甫之祸唐,本于心术不端;介甫之祸宋,本于学术不正”( [3] , p. 114),把唐宋的政治祸乱归结为学术不正。罗钦顺尝言,“世道之隆污,鲜不由于学术”( [2] , p. 9),足见教育与国家治乱关联甚大。对国家缺乏人才这种现象,他提出,如果能“各举所知”,物尽其用,那“天下之才毕见于用”( [3] , p. 21)。在事君与为学上,忠是贯穿始终的,诚如“大抵能主忠信以为学,则必有忠诚以事君。事君之忠,当素定于为学之日”( [3] , p. 50)。
3.3. 教育方法
3.3.1. 顺应自然
教育方法是教育的客观规律和原则的反映。在教育方法上,罗钦顺指出应遵循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是不可违逆的,其所谓“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当然。凡其所当然者,皆其自然之不可违者也。何以见其不可违?顺之则吉,违之凶,是之谓天人一理”( [3] , p. 30)。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如《泰和县儒学重建灵星门记》曰:“惟物循其则,事适其宜,则道即此而行,而其为圣人之徒也无愧矣”( [2] , pp. 10-11)。又如“‘因时制宜’一语最好,即所谓‘义之与比’也。动皆合义,则天理周流而无间,而仁亦在是矣。是故君子之用,不偏于刚,不偏于柔,惟其时而已矣”( [3] , p. 99)。可见,万物有其内在的规律,行事应遵循此理,做到因时制宜、刚柔兼济,则天理流行,仁德具也。他又进一步提出“凡其所当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违者,故曰真也;所不当然者,则往往出于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达诸家、国、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极之道,而内外、本末无非一贯也”( [3] , p. 70)。修养身心、治理国家,需要存真去妄,而判断真妄的标准是能否顺应自然,做到因时制宜。
3.3.2. 务修其实
明代中后期,王学末流陷入空虚高远之弊,空谈之风盛行学界,导致学风空疏。对此,罗钦顺有清醒的认知:“学而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悟者也。自悟已不可,况误人乎”( [3] , p. 48)?进而提出“为士者当务修其实,求士者必兼取其长”( [3] , p. 23),提醒学者注重生活践履,从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言行动静做起,“不为物所蔽,不以辞害意”( [3] , p. 184),做到不受外物牵制,不事形上性命之言谈。对此,他还有一个比喻,即“山之本体,则理一之譬也,种种面目,则分殊之譬也。在人所观之处,便是日用间应接之实地也”( [3] , pp. 88-89),此谓之“笃行”,如此才能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3.3.3. 循序渐进
罗钦顺生活的时代,学风浮躁是最突出的问题,他认为学校教育应遵循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对此,他阐述道:“夫培养深厚,则所见益精,言愈约而味愈长,行愈力而事愈实,升堂入室,夫何远哉”( [3] , p. 172)!又如“凡事皆有渐,其渐方萌,是即所谓几也”( [3] , p. 99)不仅是日常的积累需要循序渐进,在修心求仁上,他说“仁固不外乎心,然非可以浅近窥、急迫求也”( [3] , p. 173)。同样,在治国为政上,“规模宽大,条理精详,最为难得。为学如此,为政亦如此,斯可谓真儒矣”( [3] , p. 99);而国家的治理“图治当先定规模,乃有持循积累之地。规模大则大成,规模小则小成,未有规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 [3] , p. 114)。
4. 罗钦顺实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4.1. 讲求平实
明代社会经历前期的积累,到中后期,商贸交流更频繁,经济发展更迅捷,人们的重利意识更突出。随着识字率的提升、消费数额的增长,为了谋生,科举失意的士人转向经商,或从事游走四方的行当,关注生计成为普遍现象,士风随之衰颓。罗钦顺深为忧虑,认为“近时学子,大抵悦新奇而忽平实”( [3] , p. 209),表现在创作上也是如此,故他提出“文贵实”的观点,同时强调“《诗》、《书》之文,无非实者。《易彖》、《象》之辞特奇,然皆实理,无一字无落着,故曰‘《易》奇而法’。近世作者,往往以新奇相尚,要皆子虚乌有之类耳”( [3] , p. 139)。文体新奇,主要指当时下层文人在应试上表现出的特点,即在解释经典和论说时的依据并非依傍传注,他们广泛征引,多半取自诸子、佛经或者小说。在罗钦顺看来,这种厌常喜新、慕奇好异之举无扎实的基础,学风浮泛,和儒家传统文艺观是背道而驰的。
4.2. 强调变通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统治者控制力弱化,人们主体意识增强,上至国家政策,下至社会风尚,其变化成为可能。在法令制度上,罗钦顺认为“法有当变者,不可不变,不变即无由致治。然欲变法,须是得人”( [3] , p. 20)。法不随时代变化,国之治就无所依恃,而变法的关键是人才的启用。对选拔人才,罗钦顺肯定了国家之制,其《送通判刘君复任杭郡序》写道:“今天子励精图治,深惟变通之宜,明诏一下,有志之士无不竞劝,而权衡人物者,方将破常格、拔奇才,布列庶位以仰承德意”( [2] , p. 38)。统治者应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征奇才。至于从政者,其《赠侍御张君考绩序》指出:“官职有大小,责任有重轻,历年有久近,是固不能同也。要其道之本于身也,则无不同。士君子以其一身立于天地间,以俟事物之变于无穷,盖不容一日不正”( [2] , p. 73)。官职有变,但做人之道不变。君子以仁德立足天地间,借此直面事物的变通,故德不可不正。
4.3. 重视教育场所的兴修和历史遗迹的教化功能
从汉代一直到清末,儒学都是官学教育的基础。明代,根据朝廷部署设置的地方官学叫做儒学,也称府州县学。到万历年间,全国绝大部分的府州县都普及了儒学,这是地方儒学的主要构成。地方儒学的办学和教育宗旨与中央官学(即太学)保持一致,是实现教化的重要依托。罗钦顺在《安庆府重修儒学记》中提出:“学乃教化所从出,人才所自成,敝之宜修,而作之宜壮”( [2] , p. 7)。学校的兴修,有益于教,其《当涂县儒学重修记》载:“使为师弟子者居之而安,则其心一无所挠,而其为教也必专,为学也必固,庶几人才辈出,有以维持斯世,永抵于平康”( [2] , p. 5)。罗钦顺指出,兴修不是小事,其《韶州府重修庙学记》提出:“凡教之所以兴,必由于表率之端,诲诱之善,劝戒之明,固无待乎其外?然而庙貎之显设,堂宇之崇峙,斋舍之分列,乃学者陟降瞻依之地,藏修游息之所,式完且美,则其居之也安,而志不容于不笃。故兴修之举,诚亦有资于教事”( [2] , p. 7)。他肯定学校房屋的建构、局部的设计、氛围的塑造将有助于士人志向的笃定。
家乡泰和重建儒学,罗钦顺大力肯定,更完整清晰地表明了观点,所作《泰和县儒学重建灵星门记》曰:“惟今制,天下郡邑皆有学,所以敦教而育才也。学必有庙,以事先圣先师,所以尊道而明统也。吾圣人之道髙明广大,固有非言说所能形容者。然而精粗本末初无二致,为学者必明乎此,然后谓之知学;为政者必通乎此,然后谓之知政。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是知一门之建,一屏之设,虽则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焉”( [2] , p. 10)。可见,教育场所的兴修和士人的修德为政虽是内外的关系,却互为一体。如果安于简便,对此漫不经意,或务求奢丽而过度用心,皆非适宜之举。对待历史遗迹的重建,罗钦顺也持同样的看法,其《江藩重建滕王阁记》指出滕王阁的功能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即“当与异时异视,况于表章忠烈,庙貌显严,髙山景行,向仰斯在,其关于世教不尤重乎”( [2] , p. 12)?强调历史遗迹、文物景观的修缮事关政体清明、衣冠文物。罗钦顺对教育资源、教育设施的重视,受其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气学思想及本体论上道、器观的影响 [5] 。
5. 结语
罗钦顺的实学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要秉持崇实、务实的理念,在日常学习及生活中积累磨炼,树立合理的理欲观,积极完善自我,为构建健康心理及和谐社会提供相关指导。同时也要看到,受当时思想历史条件所限,罗钦顺的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理气论上。清儒黄宗羲曾评价说“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但在心性论上“则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 [6] 。鉴于此,不可把明清实学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完全等同起来。只有正确认识其历史地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为当下的教育事业及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一般课题“‘江右硕儒’罗钦顺实学教育思想研究”(22YB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