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呼伦贝尔的地域范围与现今呼伦贝尔盟的地域范围不同，它仅仅包括大兴安岭以西的地区。雍正年间和光绪末年，清廷两次移民呼伦贝尔，具有极大的意义。本文主要通过论述两次移民的背景和经过，并从移民性质、产生效果等方面对两次移民进行比较，以此突显边民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以期为维护当代中国边疆安全和发展建设提供历史经验。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scope of Hulun Buir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urrent Hulun Buir League, which only included the area west of the Greater Khingan Rang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Yongzheng and the late reign of Emperor Guangxu, Hulun Buir emigrated twice in Qing Dynasty, 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two migrations, and compares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nature of the immigrants and the effects they have had,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border residents in border area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historical lessons for safeguarding th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order areas.
1. 引言
呼伦贝尔一直都是蒙古高原“幽静的后院”，很少触及中国古代王朝更替所产生的波动。直到清入关后，呼伦贝尔成为清廷防御沙皇俄国南扩，笼络蒙古喀尔喀部的前哨阵地。呼伦贝尔战略地位的骤然提升，致使清廷不得不招徕移民，编旗设佐，加强此地防御。清末，东北边疆危机不断加深，清政府又采用移民之策充实呼伦贝尔边地，缓解边疆危机。由此可知，清代呼伦贝尔两次移民政策的实施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但目前学界对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史以及经济发展史等方面，对清代以降呼伦贝尔地区人口流动的研究关注不够。因此，本文以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两次移民研究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比较，总结清代呼伦贝尔两次移民的得失。
2. 第一次移民
顺治年间，沙皇俄国东扩进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并在沿途尼布楚、雅克萨等要地设立据点，企图继续向南扩张，此举遭到了中国军民的强烈抵抗，致使沙皇俄国接受了中方所提划界谈判。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为中俄两国的边界。由此，呼伦贝尔成为防御沙皇俄国的边境重地。此外，呼伦贝尔东接布特哈，西接喀尔喀车臣汗部，南接漠南哲里木盟所属蒙旗，恰好是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西北门户，又是清廷招抚、监视蒙古的重要基地。多伦诺尔会盟后，喀尔喀蒙古归附清廷，为了进一步笼络和防范喀尔喀部，有效打击准噶尔部势力，清廷开始重视呼伦贝尔地区的边防建设。
雍正十年(1732)，清廷从布特哈八旗中选调索伦兵丁一千六百三十六名，达呼尔兵丁七百三十人，陈巴尔虎兵丁二百七十五名，鄂伦春兵丁三百五十九名，近三千名兵丁移驻呼伦贝尔，设立索伦八旗，分设两翼，编为五十佐领，驻守边界 [1] 。后因察罕叟尔战争调走两千兵丁。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调补喀尔喀车臣汗治下巴尔虎两千四百名兵丁移驻呼伦贝尔，作为此地驻防兵力的补充，驻牧于鄂尔顺河与克鲁伦河一带 [2] 。清廷将先前由布特哈移驻呼伦贝尔的巴尔虎人称为陈巴尔虎，后来由喀尔喀部调派定居呼伦贝尔的巴尔虎人称为新巴尔虎。并将新巴尔虎编为“八旗四十佐领，设总管二员，副总管八员，佐领、骁骑校各四十员” [3] 进行管辖。此外，雍正十年(1732)受察哈尔监管之蒙古额鲁特部一百名兵丁携带家眷移驻呼伦贝尔，编制一牛录，编为一旗，由总管直接管辖 [4] 。乾隆八年(1743)，清廷增设额鲁特一牛录。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有额鲁特人移入呼伦贝尔，清廷将其编入此前所设二牛录中。
雍正乾隆时期，清廷将索伦、新巴尔、额鲁特各部陆续移入呼伦贝尔，形成了清代呼伦贝尔的第一次移民浪潮。
3. 第二次移民
清末边疆危机不断，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逐渐加重，东北边疆形势急剧恶化。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划定了双方东部边界，这使中国东三省失去外兴安岭屏障，黑龙江也成为中俄界河。而俄国由此占据了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企图继续向黑龙江南岸部署兵力。沙皇俄国的东扩举动致使中国东北北部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清政府逐渐废除封禁之策，并在东北招民实边，力图抵御侵略。呼伦贝尔也紧跟时代步伐，开启了清代第二次移民潮。
光绪三十三年(1907)，熟知边务的宋小濂出任呼伦贝尔副都统，主持新政，在呼伦贝尔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在此之前，此地一直都是索伦、巴尔虎、额鲁特八旗的游牧驻地，没有管理民人的机构。因此，要推行移民之策，要先改革管理机制。在不改变八旗旧制的基础上，在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旗署内增设文案处，专管移民事务。又设会计所，整合衙门收入款项。第二年(1908)，在旗制之外设立边垦总局，专管呼伦贝尔垦务和移民等事务。又设满洲里边垦分局和吉拉林设治委员，分别掌管当地垦务。于是，在呼伦贝尔初步形成了旗制与民制并存的行政体制( [5] , p. 340)。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裁撤了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设立了呼伦道，下辖呼伦直隶厅、胪滨府和室韦厅。道的设立，标志着旗制、民制合二为一，呼伦贝尔转入了旗民合制的轨道。其次，推行移民政策。宋小濂上任之后亲自探访呼伦贝尔沿边地带，发现根河一带土壤肥沃，水源便利，可以种植麦类植物，便于移民和戍守防兵的补给。因此，宋小濂提出了将原有戍守卡伦的蒙古兵丁一律撤换，招募农民为卡兵，实施兵农合一的治边方案 [6] 。但由于财政短缺，呼伦贝尔在一千五百里的边界线仅设二十一卡，每卡设卡弁一名，卡兵三十名，每五卡设卡官一员，每十卡设总卡官一员。各卡“以十名巡查边境，二十名开垦荒地，更番轮替，兵农兼资”( [5] , p. 344)。所得粮食不予征税，作为卡兵津贴。他日卡兵能自食其力时，留兵十名继续戍守卡伦，其余卡兵化身农民专注垦田，停饷升科，再招徕二十名卡兵戍卡伦，往复循环，以此兼顾戍边和开发的双重目的。
宋小濂的设计方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由于清末财政非常紧缺，拨给黑龙江的饷银更是杯水车薪，导致此次移民实边的效果大打折扣。加之，清政府的灭亡。呼伦贝尔第二次移民以招徕移民不足计划一半的结局而告终。
4. 两次移民的比较
比较两次移民可知，两次移民的性质相同。两次移民都是非自发性移民。雍正至乾隆年间，为拉拢蒙古喀尔喀部，防御沙俄势力南下，清廷分拨布特哈内索伦人、鄂伦春人、达呼尔人，额鲁特人以及喀尔喀车臣汗辖下的巴尔虎人移驻此地保卫边疆。而清末，东三省局势日益恶化，特别是呼伦贝尔地区紧邻俄国，又是黑龙江西部重要门户，不得不防。于是。清廷下令移民实边，招徕垦民屯田戍边，以此抵御敌人入侵。由此可知，这两次移民都是清廷主持的。清廷实力的强弱决定了移民政策实施的成败。
比较两次移民，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同。首先，两次移民发展的产业不同。第一次移民以发展畜牧业为主，移入的索伦人、新巴尔虎人、额鲁特人多为游牧部族。除额鲁特一翼外，其他四翼均食半俸，微薄的俸禄，无法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他们依靠呼伦贝尔丰富的草场资源发展游牧业，以此维持生计。因此，清代驻扎于此地的八旗为游牧八旗，长期以来此地以发展单一的游牧经济为主。而第二次移民以发展农业为主。招民开荒，发展农业，使得农业、牧业、商业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可能。其次，两次移民对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成效不同。第一次移民，效果比较显著。设立驻防八旗，巩固边防，维护了地方治安与国家的领土完整；为平息准噶尔部叛乱等各种战乱提供了武装力量，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驻防制度和封禁政策的束缚，此地一直以旗人为主，且人口较少，这制约着呼伦贝尔近代的发展。而第二次移民的成效十分有限。清末，宋小濂为招徕移民实边，在呼伦贝尔增设民事行政机构，为移民的迁入提供制度保障，同时有利于密切呼伦贝尔边地与内地的联系，巩固边防。从长远来看，第二次移民所形成的杂居，有利于密切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增进民族情感，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牢具有积极意义。但第二次移民持续时间过短，经费又不足，政府力量羸弱，致使迁入人口甚少，移民效果大打折扣。
5. 结语
清代呼伦贝尔两次移民具有非凡的意义。总体来看，两次政策性移民的利大于弊。移民问题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人口资源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宝贵的财富。有清一代，统治者通过实施政策性移民的方式控制呼伦贝尔地区人口增减，从而控制这一地区。这说明，边疆治理要重视边疆人民的作用，要激发边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使其积极参与到边疆发展与建设的洪流之中。
基金项目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清代东北地区卡伦制度研究”(S20231084Z)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