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博览会始于18世纪末的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博览会的规模从局限于一国之内的国内博览会扩大到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世界博览会。晚清中国在应邀后频频现身于欧美各国的世博会会场，并于20世纪初期开始经营本国的博览会事业。其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要数1910年开办的南洋劝业会。南洋劝业会以奖劝工商业为目的，虽冠以南洋之名，实际却为全国性质的博览会。举办期间，除陈列本国物产的各馆外，还专门设置参考馆和暨南馆，以供参会各国与南洋华侨出品陈列。与会者中也多有外国宾客，为南洋劝业会增添了诸多国际色彩。
目前学界对南洋劝业会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基本理清了南洋劝业会筹办的始末及历史意义。然而，对于作为国内博览会的南洋劝业会，其会场上略显特殊的参考馆和暨南馆，以及众多国外人士的来访，暂时还未有研究进行系统考察。本文将以清末报刊、档案等资料为依据，分析南洋劝业会在举办前后与相关国家、地区的交往情况，以期对上述问题进行补充。
2. 缘起：晚清博览会的兴起及南洋劝业会之提议
中国与博览会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彼时粤商徐荣村曾将“荣记湖丝”寄送至会场并赢得奖项。总理衙门成立后，频有各国通过总理衙门向清政府发出参会邀约。但由于对博览会缺乏正确认识，起初清政府对参会一事并不积极，仅将博览会视作“赛珍会”“炫奇会”，多委托由洋人主持的海关代为办理，或仅晓谕商民自行赴会，甚至拒绝参会。而对于相对积极参与的世博会，清政府的主要顾虑则停留于外交层面，以“联交睦谊”为首要目的。直到19世纪末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博览会的经济功能，清政府参与世博会时才开始将“商利”与“邦谊”并重。
受对博览会认知的影响，清末博览会事业起步较晚，其雏形是20世纪初的劝工场。此时国内风气初开，清政府决定“先就大城巨镇设立劝工场”，陈列本省物产供人参观，以实现“商人比较参考互求进步” [1] 。1906年以后，成都、天津、武汉等地相继举办地方博览会，目的皆在于促进产业进步。其中，成都在地方官员沈秉堃的提议下“整顿青羊花会，略仿博览会之意” [2] ，将传统赛会改良为商业劝工会，成为我国最早的博览会。而天津的纵览会、劝工展览会等由各劝工场发起，会期多为数日或数十日，且每年定期举办。武汉劝业奖进会则除本省物产，还收集了来自湖南、浙江、上海、天津等地的展品，并特设参考部陈列外国制品。
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计划在南京城北江宁公园举行植物赛会，作为筹设博物院的先声。其幕僚陈琪、严其章认为，植物赛会“与劝工兴商未能普及”，而南京为“地势合宜”“交通便捷”“物产富饶”之地，正是开设博览会的最佳地点，建议将单纯的植物赛会改设为“萃本邦之物品”的国内博览会，且以官商合办的形式筹措较为适宜 [3] 。陈、严二人的提议得到了端方的首肯，同年12月，端方与江苏巡抚陈启泰联名向朝廷上书，提出拟于1910年5月举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以下简称南洋劝业会)。
关于南洋劝业会的命名，端方指出，由于事属创举，虽有各国博览会可资参考，但此时对于国内物产情况还未有统计，考虑到“事在循名责实不得稍有铺张”，需“暂避博览会之名”，于是以“劝业”二字命名该会 [4] 。劝业为目的，旨在奖劝工商业。而南洋一词则指劝业会的举办地点，并非将劝业会的范围限定于南洋大臣(即两江总督)所辖区域之内。
3. 筹备：参考馆与暨南馆之企划
3.1. 参考馆
参考馆的具体设想最早可见于1908年所拟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简章》。该简章规定，会场除教育馆、机械馆等主要馆舍，还需设立参考馆。“惟外国出产制造之品，虽工场设在中国地方，仍列入参考院”( [5] , pp. 415-416)，计划将各国在华工场所制物品陈列于参考馆。1909年6月端方向朝廷汇报南洋劝业会筹办情形时，进一步对参考馆进行了阐述。“拟设别馆，准外国人携物与会，俾得见闻略广，风气渐开于范围限制之中，仍收比例竞争之益” [6] ，即试图通过参考馆收获世博会所具备的由各国展品比较竞争带来的产业进步之益。对于参考馆的性质，南洋劝业会主办者首先指出，“虽以供各国陈列出品之用，然其主权不属于各出品国，而仍操之于开会国”，强调了南洋劝业会的内国性质。而对于设置参考馆的必要性，主办者则从“联络邦交”与“启发产业”两个角度进行阐述。前者继承了清末中国人对博览会一贯的认知，认为“博览会为一国之大典，若各国毫不参预(与)于其间，殊非所以亲善邦交之道”。后者则与19世纪末以后中国人对博览会本质的把握相符，认为参考馆能“集各国物产之精华，供吾人观摩之资料，其能尽絜长度短之思，收事半功倍之效” [7] 。
1909年8月30日，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照会各国领事，邀请各国参展，并规定需于两个月内告知事务所预计所需用地。其后，德国、日本、英国、奥国、比国、俄国、美国、荷兰等国领事纷纷回应。但考虑到各国的申请顺序、参考馆面积大小等因素，事务所最终决定第一参考馆陈列德、美两国展品，第二参考馆陈列英、日两国展品，两馆各提供150方丈的展示区域。
3.2. 华商出品协会与暨南馆
早在陈琪与严其章对南洋劝业会进行设想时，便已提出要设置“南洋各岛埠陈列所”，同时“遴派熟悉南洋各岛人员前往各埠招集商股” [3] 。南洋劝业会最初计划筹措经费50万元，后追加至70万元，官商务半分筹。其中，商款中由南洋群岛华侨认股金额高达7万元以上 [8] 。南洋华侨中多有对举办南洋劝业会一事颇为热心者，如巴达维亚商会会长梁祖禄曾主动照会事务所，后受事务所之邀成为南洋群岛协赞会协理，并出任南洋劝业会研究会副会长。
事务所动员南洋华侨，其目的不仅在于招集商股，同时也是为暨南馆的设立做准备。1909年8月以后，事务所派员前往各地，各省出品协会相继成立。同年11月，调查员王亦梅抵达新加坡，在当地商会的协助下仅四日便成立出品协会 [9] 。其后，王亦梅赶赴荷属各岛，泗水、三宝垄、爪哇、巴达维亚等地也相继组织成立侨荷华商出品协会。事务所之所以积极邀请华侨参与出品，则正如南洋劝业会正会长张人骏照会华商出品协会时所强调的，是为“搜集物产及仿造外国各种工艺” [10] ，即借南洋劝业会举办之机了解各地物产情况和学习外国先进工艺。
暨南馆位于会场武备馆之南，仿照南洋群岛建筑风格而建，占地60方丈，专为陈列南洋华侨出品所设。按事务所规定，参会展品需于1910年4月上旬前运至会场。考虑到南洋群岛距离颇远，待各地向事务所汇报出品情况后再行准备或有所延误，事务所便预先寄送三联票以便各商会随时分发 [11] 。事务所的变通之举既是会期紧迫的现实需要，亦体现出对参会华商的信任之情。
4. 开会：国际色彩的劝业与交谊功效
南洋劝业会参考馆和暨南馆内陈设的国外展品与中国国内各地物产共同展示于南洋劝业会会场之中，构成了绝佳的实物教育空间。而因开设参考馆和暨南馆，自筹备阶段就颇为频繁的南洋劝业会与德、美、英、日四国及南洋群岛之间的联系，也在南洋劝业会正式开幕后进一步得到加强。各国和南洋群岛的展品，以及往返于会场上的外国参观者，为南洋劝业会赋上一层国际色彩，同时也发挥出劝业、交谊功效。
4.1. 实物教育启发产业
参考馆所陈展品以机械、武备、工艺类物品为主。其中，德国展品多为电气机械、化学用具和医药品，美国展品多为机械、化妆品等物，英国展品中多机械、汽车、马车等物，日本展品多由造船、武器、机械、电气、工艺类展品构成。这些展品多获时人认可，类如“适合吾国所需，足资参考”的评论常见诸报端 [12] 。而暨南馆内则主要陈列了天产品、工艺品和机械用具。比较而言，暨南馆展品在精美程度上不及参考馆展品，但其西式帽、漆器、陶器、木器、食物等工艺品和天产品皆行销欧美，同样足以提供借鉴。
审查评奖向来为博览会奖励产业进步的重要环节。由华侨出品的暨南馆展品与国内展品一同成为审查对象，并多有获奖之物。例如侨商梁祖禄出品的全分制茶机，屡加改良后每小时能制茶一千五百磅，获得奏奖(最高奖)，成为南洋劝业会机械部门仅有的获奏奖的两件展品之一。时人呼吁“营茶业者曷不留意焉”，点明南洋华侨出品的优质展品对国内产业的示范作用。而参考馆展品虽未被纳入南洋劝业会的审查评奖范围，但其品质得到了国内外参观者的公认。审查官在对国内展品进行审查时，想必也会留意参考馆内的同类展品。比如工艺馆内陈设的闪五彩漳缎虽为佳品，但审查官认为，其样式与泰东西无异，却微嫌脱色，因此特地建议出品人赶赴日本研究色泽以期改良 [13] 。
此外，各国商人为增销售以图利益，将广告宣传手段应用至南洋劝业会会场。德国爱礼司洋行在参考馆后建有试染颜色房一间，以推广其经销的靛青颜料。参观者可前往此处观看染色工艺现场，并获赠其产品小样 [14] 。美国胜家公司陈列各种缝衣机器，设置坐具以供游人休息，向游人试验其机器及产品，并赠送胜家缝衣机器图册 [15] 。英国陈列区域内一家烟草公司备有五彩月份牌、洋铁烟盒和各种玩具，其背面均绘有公司商标，并宣传吸纸烟之益，凡遇参观者前往必以一两件相赠。如此商业行为引发时人感叹“西商推广营业之手段，至为深远，亦可惊也” [16] 。在此时的南洋劝业会会场内外，我国各地商人群体中只有湖北馆设置大型招牌、广东商人制造纪念品等，展现出广告意识的萌芽，但毕竟只是少数。参考馆内各国商人的宣传手段，必然会引发我国商人的关注和思考。而部分外国商人在展示产品的同时还向参观者介绍其工艺手法，又能为我国产业进步提供技术参考。可知这样的实物教育空间对产业发展是大有启发意义的。
4.2. 国际交往联络商情
回到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开幕之时。除了本国政要和事务所相关人员，德、美、英、日四国领事馆及参与出品的各外商团体都派员出席了南洋劝业会开幕式。当日，梁祖禄以一万元购得一号入场券，赢得国内外各界人士赞赏。在往后近6个月的会期内，往返于会场内各展馆之间者中，不仅有国内农工商业者，也不乏有借此机会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及了解中国商情的各国政商界人士。
以日本为例，由日本各地实业家组成的“赴清实业团”于5月上旬启程，途经沈阳、北京、武汉等地，并在南洋劝业会开幕后不久抵达南京。以张人骏为代表的南洋劝业会主办者热情接待，并陪同实业团参观会场。对于此次行程，实业团团长近藤廉平称，是“奉政府命令”，“以谋日清同盟之步武。……志在联络中国政府” [17] ，并在访问结束后的报告中强调参观南洋劝业会的重要性 [5] (p. 370)。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受此前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影响较为紧张，且日本商品由于粗制滥造逐渐失去中国消费市场之信任。但在南洋劝业会后，中日两国实业界的联系得到加强，中国也受日本之邀，计划组织实业队伍于次年前往日本考察。
之后，美国也组织实业团前来参观。美国实业团的访华计划由美国商人罗伯特·大来(Robert Dollar)发起，因考虑到南洋劝业会而将访问时间定于1910年。该团8月从旧金山启程，经由日本到华。由于此时中美交好，实业团抵达横滨时中国就已派员前往迎接。9月23日至26日，实业团到访南京，期间参观了南洋劝业会会场，言及美国所需豆油向来购自英国，而其原料实则皆产自中国，因此建议中国设厂自造，中美直接交易，以除去中间利益。该建议实际是期待中国进行农副产品加工，可谓是将产业升级的思想带给了中国实业界。同时，实业团还计划与中国加强贸易往来，初步提出设立中美货品陈列所、互派中美商务调查员、设立中美联合银行、设立中美交通轮船公司四项举措 [18] 。11月11日，中美商界人士在上海开会，会议确定了此前在南京提出的四项内容，同时还补充了优待普通华商进口的章程( [5] , pp. 374-377)。
此外，10月下旬，德国殖民大臣伯恩哈德·德恩堡(Bernhard Dernburg)同德国商团抵达南京，当日即在事务所职员的陪同下参观南洋劝业会会场。此时的伯恩哈德·德恩堡并非是以德国重臣的身份前来参观，其访问虽属于个人行为，但依然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他在参观过南洋劝业会后指出，“列国之所以欲助中国者，祇以其有利益之关系耳。……(中国)当使其一切需用品咸由本国自行制造，取诸己而勿求诸人” [19] ，认为产业自强为中国之要务。外国参观者对南洋劝业会发表评论的事例并不少见，比如对于工艺馆中所陈磁器，就曾有英商数人细加批评，认为“江西磁器以品质胜，与湖南磁器专以外貌悦人者绝然不同” [20] 。可见许多外国参观者并非只以娱乐心态前来参观，其在仔细比较后做出的评价或许值得国内实业家参考。
如上事例中，美日两国实业团的访问显然都是以参观南洋劝业会及联络商情为主要目的。尽管访问期间或受行程时间限制，或忙于交际应酬，很难说两国实业团对南洋劝业会会场进行了深入考察。但是，因南洋劝业会举办一事而促成的国际访问，无疑使得中国与参与国家间的交往更加紧密，也让南洋劝业会主办者所期的“联络邦交”目的得以达成。因南洋劝业会并非世博会，这些国家主要以政府组织民间、民间自发，或政界官员以个人身份前来参观的形式展开访问活动。对此，中方也表现出足够重视，不仅配备外语人才进行接待，还对访问者在华期间的交通费用等支出进行减免 [21] 。南洋劝业会后，中国与参会各国的贸易总额都有所增长。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总额，由1910年的5708余万两快速增长至1911年的7478余万两 [22] ，这背后极可能有南洋劝业会会期内中美商界议定的五项章程发挥的推动作用。
5. 结语
清末各博览会多以“劝工”“劝业”为名，虽或含规避博览会之名之意，其奖劝工商业发展的意图却也更加得以凸显。尽管南洋劝业会为国内博览会，其主办者为收获劝业功效而邀请各国及南洋华侨参展，以设置参考馆和暨南馆的形式实现了世博会具备的各国展品比较竞争的功能。同时，南洋劝业会又促使各国参观者来华，中国与与会各国及各地区间的联系得以加强，尤其是民间商人团体的交往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经济往来的发展。南洋劝业会巧妙地将国际色彩寓于会场之中，既保持了国内博览会的性质，又实现了劝业与交谊的双重目的。